王怀昭

(西南大学 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文化视域:中西悼亡诗中的女性形象
——兼谈元稹与弥尔顿的悼亡诗

王怀昭

(西南大学 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中西方悼亡诗虽然由于文化语境而存在差异，但是二者都是用哀伤的调子唱出的赞美诗。中国古代悼亡诗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贤妻良母型的，而西方悼亡诗中的女性形象多纯洁貌美。这源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古代文化是道德文化，男性往往追求社会价值，家庭只能退居其次。女性作为家庭的主要牺牲者，只有当她死亡时，男性才能体会其重要性，于是悼亡诗成为彰显妻子美德的颂歌。西方文化是科学文化，这种文化的抽象性和分析性、个体本位的人本主义特性使西方人崇尚理性和自由，注重表现自我情感，女性被看成独立的个体，此外爱美的传统使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西方西方悼亡诗中，女性是爱和美的化身。

中西方悼亡诗;女性形象;元稹;弥尔顿

死亡，即个体的毁灭是人类永恒的隐痛。生命的短暂，年华的飞逝，永远在骚扰着人类的灵魂。印度哲学家乔德哈里认为人类会对死亡产生恐惧是因为:“首先，死亡是种痛苦的经验，一个垂死的人，通常要经历巨大的苦痛。其次，死去之后万事皆空，我们生前孜孜以求的享受、荣誉、名位、财富等等，一切将化为乌有。第三，我们将被周围的人忘却，因此失去我们的骨肉和亲朋挚友［1］。”其实，死亡的不可经验性更令人感到畏惧，因为死去的人不可能复活，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关于死亡的全部过程。我们对自己的死亡感到畏惧，对他人的死亡感到悲哀，由此带来的不安和焦虑使我们不断地在文本中书写这一情绪以获得补偿性的慰藉，因此死亡的根本审美价值就在于人类如何以自身的自由精神来超越对死亡这一具有必然性的现象的恐惧。

自古以来中西方诗人便不约而同地在诗歌中抒写对死者的怀念，对生命的思考，以求超脱，悼亡诗的写作历史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悼亡诗原来泛指“抚存悼亡，感今怀昔”之诗，后特指悼念亡妻的诗。而西方的悼亡诗被称作“挽歌”，是抒情诗的一种，源于奠祭亲友时所唱的表达悲痛情绪的乐曲，原指悼亡诗，泛指悲叹生命无常、悼亡等的诗歌，大多为纪念友人而作。尽管中西悼亡诗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而存在一些不同，但是就悼亡诗体裁本身的性质而言，中西悼亡诗都“是用哀伤的调子唱出的赞美诗［2］”。专门祭奠妻子的悼亡诗可以说“是爱情诗的一个支派［3］”，它把爱情主题和死亡主题相结合，抒发对亡妻的思念之情。

一、中国古代悼亡诗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古代的悼亡诗几乎是专为祭奠、悼念亡妻而作。《诗经》中的《邶风·绿衣》可说是中国最早的悼亡诗，在诗中，诗人围绕“绿衣”这一意象反复咏唱，表达对亡妻无限哀思。“绿衣”是妻子生前所缝制的衣服，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妻子的爱意，也显示出妻子的贤惠。诗人没有描写妻子的外貌特征，而是着重描写她贤惠善良、持家有道的可贵品性。自此，中国古代悼亡诗中妻子的形象大多是贤内助的女性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自觉的魏晋时期，文学家潘岳将悼亡诗推向高峰，其悼亡诗具有情爱色彩，他在三首《悼亡诗》中悼念亡妻，淋漓尽致地吐露作为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怀念和深情，打破了儒家礼教的设防。“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4］”，诗人没有歌颂妻子的贤惠美德，而是将笔墨着重放在刻画妻子的心性和修养上，突出妻子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同时也对妻子的内在心灵进行了关注。

到唐代，悼亡诗有了长足的发展，杜审言、韦应物、元稹、李商隐等诗人都写了不少悼亡诗。中唐诗人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在叙事之中融入了强烈的哀悼之情，至情至性，可以说是古代悼亡诗的绝唱。在他的笔下，其悼亡诗中的妻子形象仍是贤妻良母的类型，他把贤内助的女性形象发挥到极致。如《遣悲怀·其一》:“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5］156。”诗人极尽描摹之能事，满含深情地回忆妻子生前的几个生活细节:“搜荩箧”“拔金钗”“野蔬充膳”“落叶添薪”，这些生活细节都体现了作为一个妻子在艰苦环境中显示出的贤惠的传统美德。元稹的妻子韦丛是韦夏卿疼爱的幼女，乃大家闺秀，从小养尊处优，嫁给元稹之后，在生活陷入困顿潦倒的时候，她毫无怨言，心甘情愿为丈夫牺牲一切。这样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却红颜薄命，过早地香消玉殒，怎能不令丈夫痛心疾首?

元稹选择日常生活中的意象，如妻子的装饰、衣物及生前所用的床榻等，感物伤怀，表达自己对妻子深深的哀悼和思念之情:“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5］156。”(《遣悲怀·其二》)诗人把妻子的旧衣服施舍给别人，把她做过的女红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连看到曾经服侍过妻子的婢仆也会无端地对她平添一份哀怜之情。衣物、女红、婢仆，这些都是诗人思念妻子的情感媒介和情感依托。诗人明知道夫妻生离死别的遗恨人人都有，但是对他来说，妻子没有跟他过过一天好日子，这种悔恨和无奈的彻骨锥心的痛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在悼念亡妻的同时，诗人也不忘自伤身世，哀叹自己的凄零遭遇。“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5］156。”(《遣悲怀·其三》)诗人由“悼亡”转为“自悼”，在悼念妻子的同时，也为自己无子感到悲哀，加上仕途的不得意，生活的困顿艰难，如此种种，让诗人感到深深的无奈和绝望。中国古代女性向来被看作生育的工具，一个女性再贤良淑德，如果她没有为丈夫生下儿子，仍然是不合格的妻子，会遭到公婆的诘难和丈夫的埋怨。元稹在悼亡妻子的诗中并没有表现出埋怨、不满之意，而是对妻子的善解人意、无私奉献充满感激和愧疚之情，可见元稹对妻子韦丛的情之深，爱之切。元稹悼亡诗的表述机制是由“伤悼死亡”到“思考死亡”，由丧妻之痛兴发对生命、死亡的思考，不仅增加了诗歌的思想深度和厚度，也为诗人探询生命的本体意义提供了一个出口。

但是，元稹笔下的妻子形象没能跳脱出“贤内助”的拘囿，诗人大加赞扬的是妻子作为家庭主妇所具有的可贵品德，无法看到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真正价值。韦丛作为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在本质上仍然被看作是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中男性主体的附庸。

由于中国古代妇女必须遵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社会道德规范，也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社会结构是君臣纽带关系，家庭结构是一夫多妻制，女性处于多重威压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中的妻子形象可以说并不是丈夫在情爱意义上痴恋和爱慕的对象，而是作为婚姻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二、西方悼亡诗中的女性形象

西方最早的悼亡诗是诗人约翰·弥尔顿缅怀比他小20岁的妻子卡特琳的十四行诗《梦亡妻》。在诗中，弥尔顿这样描绘他的妻子:“我仿佛看见了我才死去的结发圣女/送还给我像阿尔克提斯由坟茔返还/是诺夫的长子强力救她出死亡/昏厥中还给她欢天喜地的丈夫/……/她披一身霜罗，纯洁如心灵/她蒙着面纱，但是我似乎看见/爱敬、妩媚和善良在她身上晶莹/闪亮，脸上的高兴劲比谁都鲜艳［6］。”

诗人当时已年过半百，加上政治理想破灭，处于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因此诗歌的调子是低沉、悲观的。诗人在梦中与亡妻浪漫相见，在妻子俯身拥抱他的时候，“她飞了，白天又带我回漆黑一片”，梦醒之后，是无尽的悲伤和失落。诗人在第二次结婚时已经双目失明，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妻子的容貌，因此诗歌中的妻子的形象其实是臆想出来的，在诗中，弥尔顿用了许多篇幅来描绘妻子的形象，包括她的神态、容貌、穿着打扮和举止，突出妻子的美丽容貌。

并且，诗人把他的妻子比作阿尔克提斯，阿尔克提斯是忠贞、为爱而自我牺牲的化身，在第二节诗歌中，死于难产的妻子洗净了分娩的血污，赎完了罪，由坟墓中净化，获得拯救并升入天堂。诗人歌颂了妻子像圣女般圣洁的品质，从而创造了一个纯洁貌美的圣女形象。诗人在感到悲伤无望的同时，又隐隐地抱有一丝希望:虽然妻子死了，但是他们会在天堂相见，他会在那里看到温柔、善良和爱。弥尔顿诗歌中的妻子形象纯洁美丽，显然是“美”的体现和化身，高洁而没有沾染任何世俗的烟火气。

英国“现代诗歌之父”哈代和爱玛结婚后，婚姻前期相处并不和睦，甚至长期分居，然而在婚姻后期他和爱玛和好，没过多久爱玛便突然病逝，这让哈代感到莫大的震惊和痛苦。哈代重新审视夫妻之间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回忆昔日共同创造的美好时光，因与妻子的不合而消磨殆尽的被遗忘的爱情被唤醒了，哈代在回忆中重新寻找到了爱情最完美无瑕的状态。哈代通过爱玛的死“体验到友谊、奉献、忠诚的可贵后，才懂得什么是真挚的爱”，而他“不免一死的意识，不仅丰富了爱，而且建构了爱［7］”。妻子的死亡激发了哈代的创作热情，因此他不断地在这些诗歌中哀悼妻子爱玛的死亡，抒发对妻子的缅怀、思念以及深深的负罪感和愧疚感，悔恨自己过去虚度生命，字里行间充满着哈代对妻子的深情。

在哈代创作的五十多首的悼亡诗中，爱玛的形象十分独特。在诗歌《旅行之后》中，爱玛是个貌美的少女，她有着“栗色的发，灰色的眼，还有时显时隐的玫瑰色的红晕［8］114”。在《呼唤声》中，她是个身穿别致的天蓝色裙衣静静等候情人的少女，是在花园中栽种花草，有着优美身姿的贤惠少妇。诗人用真实的笔调刻画妻子的美好形象，回忆他们美好的曾经，然后往往笔锋一转，叙述后期不幸的婚姻，爱玛婀娜多姿的形象也变成“幽灵”和“幻影”。诗人在悼念亡妻的同时也在反思他们的不幸婚姻，“对于我们的过去你想说些什么事情?夏天给了我们甜蜜，秋天却带来了分离［8］114?”(《旅行之后》)

由此可见，西方诗人对妻子的角色定位是美和爱，妻子的美貌是诗歌着重表现的内容，而中国古代诗人对在悼亡诗中描写妻子的外貌讳莫如深。并且，西方悼亡诗中描写的多是诗人与妻子婚前的浪漫或诗人对妻子真挚的爱慕之情，着重突出在婚姻生活中的互相吸引的两性关系，而中国古代悼亡诗则描摹妻子日常劳作的场面。此外，西方悼亡诗将笔触伸到对世俗的批判，揭示婚姻问题。这种显著的差别源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探析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是道德文化。战国时期，孔子承袭西周周公等人的思想，创立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主要是道德思想。这种道德思想继承了西周确立的关于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秩序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关系的礼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三纲五常”，自此，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政治与“天地君亲师”的一体化的社会等级秩序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与政治主干。

中国伦理型的文化对古代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的塑造有着最根本和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男人担负着很重的社会责任，因此他们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们的理想追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人生价值的实现以居庙堂，事天子为旨归，而不注重爱情理想的实现，“随着四婆裙在儒家看来是一件耻事［9］79”。并且中国人的婚姻多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包办婚姻带来的结果，第一，由于婚前男女双方并不是相识相知相爱的自由恋爱模式，因此“中国爱情诗大半是写于婚姻之后［9］79”。第二，中国夫妇的爱情建立在对家庭的修筑和维系的基础上，他们的感情在琐碎庸常的平凡生活中得以增进。中国人的爱情偏向于互相之间的敬重、关心和爱护，是一种相依。因此当妻子去世，衣食住行上无人照料带来的不便、精神上无人给予支持的痛苦，使他们感到妻子作为伴侣对自己的重要性，因而在悼亡诗中，诗人抒发的对妻子的缅怀和思念之情也就格外真挚感人。

其次，《周易》认为“阴虽有美而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10］”。《周易》从天尊地卑延伸到男尊女卑两性关系的论述，建构了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男尊女卑”的基本格局。儒家“礼义”思想则站在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给“男尊女卑”的思想披上了一层牢不可破的合法的外衣，自此，女性被规定为中国古代父权社会中男性主体的附庸，她们的职责不外乎是相夫教子和料理家庭内务，其人生价值的旨归是对丈夫的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而不是个体生命的自我实现。她们没有言说的权利，甚至，中国古代士大夫如果在诗中言说闺闱之乐会被认为是不思进取眷恋室帷，往往会遭到人们的非议甚至谩骂。“不言内”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心照不宣的共识。

相较中国，西方从总体上说是科学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两个特性。第一是分析性和抽象性，这种特性的影响有三个方面。①它决定了西方人主客二分的宇宙观念和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方式，人生的终极目的并非构筑家庭，步入婚姻殿堂，而是对外在世界的无限求索，因此他们不是以伦理道德的眼光看待妻子，他们不要求妻子贤良淑德，操持家务，为了丈夫牺牲一切。②西方文明起源于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受“乐生恶死”的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方人赋予死亡以神圣的意义，认为死亡是到达天堂的唯一道路;并且，希伯来文化认为唯有死亡才能达到原罪的解脱，精神的升华。因此西方悼亡诗不像中国古代悼亡诗那样具有深挚的悲痛之情和浓重的感伤色彩。③对世界的探询使西方人崇尚理性和自由，因此在结婚之后，夫妻双方依然是独立的个体，这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庸截然不同，所以西方诗人能把妻子当作一个个体来欣赏。

第二个特性是个体本位的人本主义特性，这种特性具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决定了西方科学文化中最基本的情感是个体性自我情感，因此西方的爱情诗(包括悼亡诗在内)注重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诗歌中的爱情以表现爱情本身为目的，而不涉及伦理道德，是较纯粹的。对西方人来说，“爱情乃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处，所以尽量发展，以致掩盖其他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西方人是在爱情中来实现人生的［9］79。”其次，科学的人本主义特性和爱美的社会传统使得自古希腊以来妇女社会地位较高，女性“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齐合，在中国得益于友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10］”。对西方诗人来说，妻子是爱的化身与对象，赞美她就是赞美伟大的爱，因此在西方悼亡诗中，妻子往往被比作纯洁美丽的圣女。

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恐惧，因此死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中西方悼亡诗因文化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文学风貌，但是不管二者差异有多大，诗歌中都展现出诗人对爱情的执着之情和对生命的眷恋，以爱情和死亡为主题的中西方悼亡诗因此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1］陆扬．死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2］张箭飞．作为悼亡诗的《伤逝》和悼亡诗里的《伤逝》［J］．外国文学研究，1999(4):132．

［3］杨周翰．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J］．北京大学学报，1984(6):4．

［4］潘岳．潘黄门集校注［M］．王增文，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284．

［5］元稹．元氏长庆集1［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6］约翰·弥尔顿．弥尔顿十四行诗集，［M］．A·W·维里蒂，注．金发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2．

［7］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川，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103－104．

［8］托马斯·哈代．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M］．白飞，吴笛，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9］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0］周易［M］．南怀瑾，徐芹庭，注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41．

Cultural Perspective:Female Imag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Elegies——Elegies of Yuan Zhen and Milton

WANG Huai-zh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Chinese and western elegies are different because of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but the two are hymns sung with a sad tune．The female images in ancient Chinese elegies are mostly regarded as an understanding wife and loving mother，and the images of women in Western elegies are purer and more beautiful．This is the resul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Chinese ancient culture is the moral culture，men tend to pursue the social value，and the family can only take the second place．As the main victims in the family，only when women died，the men can realize their importance，so the mourning poems become the ode manifesting the virtue for wives．Western culture is a culture of science，the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abstraction and analysis，humanism of individual standard make westerners advocate rationality and freedom，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self emotion，and women are regarded as individuals．In addition to the beauty of the tradition women have higher social status，so in the western elegies，women are the embodiment of love and beauty．

image of women;Chinese and Western elegies;Yuan Zhen;Mi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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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2－9617(2014)03－0380－04

(责任编辑 伯灵 校对 伊人凤)

2014－02－20

王怀昭(1989－)，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