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重述史诗，展望未来
——论阿来的《格萨尔王》

王敏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阿来的《格萨尔王》是全球性“重述神话”项目的参与作品，其故事原型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阿来的重述是对藏族最珍贵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不仅有极大的必要性，也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作家在重述史诗的过程中，既有普及性的重述，以发扬藏族的传统文化;又有创新性的重述，填注了现代性的内核。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根源于阿来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深沉情感，其重述的策略紧扣藏族的历史，着眼于其现状，并展望着未来。

阿来;《格萨尔王》;重述

从表面上看，阿来的《格萨尔王》是一部“命题作文”式的著作，它的诞生与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Canongate Books)发起的全球性“重述神话”项目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然而优秀的作家总能利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冲破“命题作文”所带来的种种桎梏，尽可能创造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世界;而文学也有其自身的生命机制，给它注入热血，它便会鲜活起来。阿来便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而其著作《格萨尔王》也正是这样一部充满活力的艺术作品。

自2009年问世至今，《格萨尔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多从其人物设置、双重叙事视角、人性主题、史诗重述的成功与否等角度阐述作品，也有学者别出心裁，用女性主义或生态美学的眼光评述作品。众所周知，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至今仍然传唱于青藏高原的活态史诗，其篇幅之长，至今尚未发现有其他史诗所能比。而史诗所表达的内容更是远离现代社会的神魔时代，这样的史诗能否重述、又当如何重述?继而在史诗的重述过程中，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格萨尔王》又与中国大陆已经出版的其他三部“重述神话”系列作品(苏童的《碧奴》、李锐和蒋韵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表现出非常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达出何种书写策略，又有何种文化意蕴?这是笔者在本篇论文中将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之所在。

一、史诗重述之可能

在传统观念看来，“历史”一旦成之为“历史”，便拥有了某种权威性、真实性、不可怀疑性。然而随着现代学术观念的推进，人们发现，“历史”也仅仅只是一种书写方式，是掌握了话语权的阶层对于已发生之事的记述，而这种记述，充满了利益考量和主观色彩。比如英国人至今无法了解“驼背国王”理查三世的真实面目，只因亨利七世继位后对史书的肆意改写;而中国明代的官修正史也曾将朱棣包装成马皇后嫡出，以粉饰其登基之合法性。退一步来说，即便“历史”所述之事为事实，而“叙述者不同，叙述侧重的历史、对人物的好恶评价也可能完全不同［1］”，如同女权主义者提出的，人类的过往历史不过是单数的、大写的“他”的故事(His－story)。因此，自新历史主义兴起后，“历史”渐渐消退了神性，转而发展出更为复杂的书写样态，“偶然性、边缘化的历史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口头历史、非官方历史，甚至个体记忆中的历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官方历史的补充、作证甚或反驳［2］。

神话、史诗与历史一样，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人类文化记忆的根本，其文化资源价值只是到了反思现代性弊端的后现代思潮的时代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所珍惜［3］91”。《格萨尔王传》作为藏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包含了藏族人民对自己祖先生活的想象、对民族文化的颂扬。对于阿来而言，史诗也是一种历史，早在受命重述此史诗之前，他就开始搜集有关格萨尔王的文献和资料，甚至亲自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寻访民间说唱艺人。而在作品的实际书写过程中，阿来更是设置了一个现代牧羊人晋美，由他渐受神启的过程，追踪了格萨尔王的足迹，将这一远古史诗重新展现给世人。《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的古代生活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精神发展史，而阿来对于本民族史诗的重述，最终为世人展现的正是一个民族独特的心性历史，或者叫做“历史心性”，即“流行于群体中的一种个人或群体记忆、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4］”，“在此文化概念或心理构图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起源(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基于此心性，并透过各种文类而作的历史文本，成为一种流动的历史记忆，塑造人们的各层次、层面的社会认同，也因此影响人们个别与集体之行为［5］”。史诗本就是民间口传文学，是为王明珂先生所说的“流动的历史记忆”，而对于这类史诗和神话传说的重述，也是保存和延续历史的一种方式。由此看来，即便是浩瀚如烟海般的《格萨尔王传》，也是可以并且理当被重新讲述的。

阿来在讲述格萨尔王传说的时候，必然要选择讲述哪些内容，以何种方式进行讲述。流传于民间的《格萨尔王传》，共分为格萨尔王的降生、征战、返回天界三大部分，由于史诗采用了开放的讲述方式，每一部分都可生发开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篇幅宏大、生生不息的故事系统。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格萨尔王》不可能将传说中的故事面面俱到讲述出来，作者虽然同样用了三个部分讲述格萨尔王的传奇，即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但在叙述的过程中又将枝枝蔓蔓的各种征战故事或简缩或删除，最终形成一个有着明确主线的英雄成长故事。除此之外，作者还设置了一条副线索，将现代牧羊人晋美追寻格萨尔故事而终于成为“仲肯”的心路历程展现出来，使这部小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重述”性作品。

由此，《格萨尔王传》借着“重述神话”项目的契机，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然而同样作为“重述神话”的作品，《格萨尔王》与《碧奴》、《人间》以及《后羿》又表现出非常大的不同，这是否有着独特的原因，包涵着特殊的文化意蕴?

二、普及性重述:格萨尔王故事的传统内核

除阿来的《格萨尔王》之外，中国目前还有其他三位作家参与了“重述神话”项目并出版了作品。苏童的《碧奴》改写了孟姜女故事，用“泪”这一意象贯穿了碧奴寻夫的血泪历程;李锐夫妇则为读者展示了白娘子故事在现代的讲述方式，并为之命名为《人间》;叶兆言选择的是更为古老的神话——“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作为自己作品《后羿》的故事内核。这四部作品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重述人类社会早已逝去的神话传说，“以作家本民族对本民族神话和传说的把握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从全新的视角对本民族神话经典进行阐述和诠释［6］”，但又由于作家各自的生活经历、民族归属、精神气质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征。

《格萨尔王》作为藏族作家为追寻文化根基所创作的小说而言，与其他三部作品相比，显得非常独特。首先在于它是对于篇幅浩瀚场面宏大的史诗的重述，而其他三部作品要么取材于民间故事，要么取材于神话，相较格萨尔王来说，篇幅较短小，包涵内容也相对简单。比如《人间》旨在探讨所谓的“人”与“妖”的错位，“妖”对于“人间”的向往，在实际意义上，“妖”比“人”更像“人”;苏童则是借《碧奴》控诉了世间的黑暗以及苛政猛于虎的现实。阿来要面对的创作原型却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不仅要合理安排繁杂的故事层面，更要学会处理史诗所包含的丰厚文化、历史、哲学、宗教等等内容，可以想见其重述之艰难。

其次是相较三位汉族作家的作品，阿来重述史诗的方法里少了颠覆、解构与戏谑，更多出维护、建设与庄重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羿》的重述被公认为丑陋、艳俗和荒谬，与“重述神话”的原意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神话里射日的英雄后羿，居然成了被阉割的君王，后羿和嫦娥的关系则是荒唐的由母子到夫妻，书中随处可见的是“性至上”的场景，这样，整部小说最终只能沦落成了迎合大众口味而随意颠覆、污名化神话传说的低俗小说。而阿来的《格萨尔王》，表现的更多是对史诗的尊重，对他来说，“小说是这样一种庄重典雅的精神建筑［7］”，“重述神话不是解构颠覆，而是自己对本民族伟大文学传统的致敬［2］”。

如前文所说，《格萨尔王》的主线索描绘了格萨尔王的人生历程，此部分内容较忠实于原史诗文本，这与阿来希冀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愿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他三部作品的原型故事本就广为流传于汉族地区，经由各朝各代不断重述和现代媒体的重新演绎，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格萨尔王》则是以口传文学的形式、以藏语为载体流传于青藏高原上的英雄史诗，其覆盖面远远不及孟姜女、白娘子和嫦娥后羿故事。尽管作为史诗的《格萨尔王传》赫赫有名，可又有多少读者能窥见其重重面纱下的娇容?因此阿来忠实于原著的重述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播文化和知识普及的行为，这正是文化传承的一种书写策略。

面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承继，不同民族采用的可能是不同的态度，有的民族希望能够保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因此尽力避免与外来文化混杂，以达到维护其纯洁单一的目的;有的民族敞开怀抱，将自己展示给世界，以期能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更为广阔的时空。阿来对史诗的重述，正是后一种文化态度。也正是借由其小说，当然不仅仅是《格萨尔王》，还有《尘埃落定》《空山》等等，阿来将自己对藏族的文化、历史、宗教的态度和体会尽可能展现出来。因此，如同有学者所说，“如果与藏族传统中的格萨尔故事加以对照则会发现，阿来实则是以大众读者易懂的方式对传统意义上的、仅在藏族民众及少数汉族研究者之间流传的藏民族史诗进行了普及化重述。在对故事的叙述方面，他更倾向于使格萨尔故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就这一点，必然会与苏童、李锐等人的‘重述’存在本质上的不同［8］”。

然而，如果仅仅是忠实于原著的重述方式，《格萨尔王》就无法称之为独立的文学作品，最多只能算作史诗的“少儿读本”或者“简缩读本”，因此阿来所设置的副线索故事，就为这部史诗填注了新鲜的血肉。

三、创新性重述:晋美故事的现代意义

史诗和神话之所以需要被重述，在于现代人缺失了精神之魂，愈来愈沦为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之附属。“神话叙事中包含了人类集体意识的符码，经过口头流传到汇集为文字记载的漫长过程，已经逐渐沉淀为民族文化的精髓部分［9］”，神话主义的复归，正是现代人“从神话中获取内心需要的精神能量，获得文化重建的价值资源和重塑形象的价值理念［10］”的尝试。因此，成功的“重述”文本，如果缺少了现代内核，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真实性’是个伪命题，也没有意义——过往的时间与活动只有通过叙述作用到了当下，才能被视作是真实的。这个时候，讲述历史的方式可能更为重要［11］27。”《格萨尔王》采取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叙事方式，以格萨尔王的故事作为主线，叙述史诗的主要内容，又以现代人晋美成为“仲肯”的故事作为辅线，注入现代社会的内容。晋美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羊人，却借由梦境得到神启，开始尝试吟唱格萨尔王的事迹，并一步步追寻其踪迹，最终成为真正的史诗吟诵大师。这种双重叙事方式，不仅仅保留了神魔时代史诗的原汁原味，更将史诗从古代拉到现代，从想象世界移诸现实社会。

作品展示了科学技术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西藏社会后人们精神的萎靡和灵魂的失落。晋美来到叔父的农耕村庄，却不愿意跟堂弟堂妹一起呆在屋里，原因是“上高中的堂妹明确地表示，讨厌他那一身腥膻的牧场味道［12］14”。充斥着现代文明的小村镇，收音机、电视机、机动车辆发出喧嚣的声音，“在他看来，这不是个能做梦的地方［12］15”，而男人们喜欢“聚集在杂货店前的草地上，往胃里灌酒，让脑袋膨胀，让身子轻飘，然后开始歌唱，唱那些广播里流行的歌［12］22”。在现代文明的冲刷下，人们越来越耽于物质的享乐，而忽视了精神深处的需求，曾经以农牧为生的人民，却开始讨厌牲口的味道。曾经有着丰富想象力的高原人，现在连梦也做不了了。晋美在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惑，也是渐渐迷失在物质森林中的现代人的困境。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如果断裂，其民族精神也必将风雨飘摇，一旦作为整体的民族意识丧失殆尽，这个民族也就消弭了自己的独特性，成为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面目模糊的虫类人。

令阿来笔下的格萨尔王困惑的是神性与人性的矛盾，更凸显的是人性的价值，晋美的困惑与格萨尔王的困惑时不时交织在一起，反思的其实是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及其对人性的磨蚀。从这个角度来说，格萨尔王就是晋美，晋美就是格萨尔王，不同之处只在于格萨尔王在神魔时代利用神力建功立业，扫除妖魔，而晋美则是在现代社会凭借神启，追踪人类精神之魂。这种双重叙事线索的交织，不仅承载了“民族认同的情感和价值的取向”，也“表达出对蕴聚其中的人性和神性等人类朴实情怀和价值的独到见识［10］”。

由此，《格萨尔王》由古代穿越到当代，充溢着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和启示，而阿来则“通过重述神话《格萨尔王》，让我们在回溯历史的轨迹中，走在‘编年体’之外的另一个空间去触摸民族民间文化的印记，并用现代性之光烛照与反思人性的复杂。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一新的话语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民族历史的可能［13］”。

四、寻根历史，展望未来

陈晓明曾经提到:“文学叙事是对时代的一种理解方式……人们讲述历史，目的是找到现实的起源［14］11。”如阿来一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极其关注自己民族的当下境遇，但又往往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重新梳理、回顾，期求获得力量去直面现实。格萨尔王的故事正是藏族人民共同具有的集体记忆，借由对其的重构，阿来试图寻回能让整个民族“团结共荣的一体感［15］106”。

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根基，正是“重述”行为在当今社会如此频繁的原因所在。但重述的行为如果只是一味重复而无丝毫创新，那么其效果和意义必然被消解殆尽。陈晓明对寻根文学所做的阐释，用来评价阿来重述史诗的行为可以算是相当恰当的:“‘寻根’当然不是简单的复古，不是单纯回到本土，它站立在现代性的高度，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价值标向。它比那单纯的现代意识显得更加高瞻远瞩，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16］235。”

因此，重述向来都不仅仅停留于回顾过往，而是更深地扎根于现在，并展望着未来。“‘历史’在这里不是顶礼膜拜的一则神话，也不是以当代意识形态强加新解的僵死的故纸，而是被触发来与当代读者对话的活的‘记忆’［17］5”。神话传说作为古代人类对于世界的想象性探索成果，呈现出纷繁瑰丽的特征。而现代人恰恰在物欲的支配下丧失了想象力和生命力，因此重述神话便成为现代人寻回精神归属的途径之一。阿来的《格萨尔王》作为“重述神话”项目的成果，一方面较为忠实地重述了神话，塑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英雄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藏族文化;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对现代社会的思考和追问，使古老的史诗直接来到现代，作用于当下，“凝聚着对当代中国的现实状态和人的精神走向的深邃思考［10］”。因此，阿来的《格萨尔王》紧扣藏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正跟个人性的回忆一般，是为了理解现在和未来，理解自我，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人的生存处境［17］111”而创作的作品。由此，现代人“渴求归属的痛苦与迷茫［15］210”，都可借由对民族文化的回看找到些许纾解的途径。

［1］周子玉．格萨尔王:历史幻象的消解与神性解构［J］．民族文学研究，2011(2):13．

［2］严卿．论“重述神话”中的多元声音——以《格萨尔王》《帕涅罗帕记》《重量》为例［J］．当代文坛，2010(1):74．

［3］叶舒宪:神话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王洪波．川西羌族:“弟兄祖先历史心性”的启示——访《羌在汉藏之间》作者王明珂教授［N］．中华读书报，2008－0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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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超．从叶兆言的《后羿》看后现代语境下的“重述神话”［J］．青年文学家，2011(15):19．

［7］梁海．“小说是这样一种庄重典雅的精神建筑”——作家阿来访谈录［J］．当代文坛，2010(2):24．

［8］王吉鹏、王姝懿．阿来小说《格萨尔王》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思考［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7):51．

［9］李娟．从“重述神话”跨国联合出版项目谈起［J］．中国比较文学，2007(3):24．

［10］黄健，叶珮琪．“重述神话”与“中国形象”的重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2):139．

［11］刘大先．如何讲述革命［M］//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12］阿来．格萨尔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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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5］(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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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Rewriting Epic and Seeking Roots from the History——on A Lai's the King Gesar

WANG Min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The King Gesar，one of the fictions of the Canongate Myth Series rewritten by A Lai，origins from the Tibetan nationality's epics．A Lai's rewording really has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tinu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Tibetan culture．Universality and innovation can be found in his work．Through the rewording of the epics，the author made a great effort to see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opened up new vistas of the future．

A Lai;the King Gesar;Epic rewriting

I206.7

A

1672－9617(2014)03－0289－04

(责任编辑 伯灵 校对 伊人凤)

2014－02－07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W134)。

王敏(1979－)，女，山东济宁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