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巧玲

（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党校 新疆 王家渠 831300）

人口变动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过程，它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因。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流动是构成人口变动的三大基本要素。其具体表现为人口总量、结构、分布的变化。关于人口变动状况的研究，早期人口学家主要集中于总量变化的研究，后来则逐渐关注结构、分布的变化。

一、研究现状及主要观点综述

（一）早期人口学家关于人口总量的思想

第一种观点是适度人口。适度人口这一概念最早是由18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坎狄伦（Cantillon）提出的，是指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恰好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本国可获得的资源时的人口，或者当某国在一定条件下达到最高生活水平时的人口[1]。它是一个弹性的概念，是人口与资源的一种理想状态，受到国家规模、技术水平、人们梦想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关于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中国古代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年）。柏拉图认为稳定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最理想的人口状态是城邦国家的人口潜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状态。为了保持这一理想的人口状态，他认为可以把多余的人口向外迁出、杀婴等。亚里斯多德则认为国家应干预人们的婚姻和生育，并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达到完美国家对人口数量的要求。同时，他还指出评价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准是一个国家是否规定了人口发展的规模，只有当中等人口阶层的人数最多时，才具有稳定和巩固国家最主要的力量，才能够产生最优良的政体。商鞅认为人口应与土地的数量保持平衡，当人多地少时应开垦土地，当人少地多时应增殖人口。韩非时，人口众多，社会财富不足，为此他提出了“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2]的观点。为了达到人口与财富的平衡，他认为一方面要增加财富，另一方面要减少人口，甚至是溺杀女婴。目前，世界上很多个国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是根源于适度人口的思想。当人满为患时，需要节制人口；当人口稀少时，需要计划性的增殖人口。

第二种观点是增殖人口。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我国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孔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割据、战争不绝。人口的死亡率迅速上升，出生率则不断下降。各国统治者急需增殖人口，以广兵源、税源、役源，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以“孝”为基础、追求多子多福男性偏好的增殖人口思想就应运而生。其增殖的措施是重视男婚女配，男子20岁应娶妻，女子15岁即可嫁人。孟子后来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增殖人口思想，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影响久远的生育性别偏好思想。墨子（公元前468-前390年）增殖人口思想的产生源于黄河流域的地广人稀。他认为“孰为难倍，唯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3]他主张早婚，反对蓄妾、战争、久丧不利于人口增殖的措施。在国外，早期的基督教人口思想不关注人口是否增长，只是反对已婚人口人为的进行避孕、中止妊娠、离婚等违背上帝意愿的做法，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增殖。到13世纪，由于战争和瘟疫使得人口大量锐减，增殖人口开始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其代表人物是阿奎那和马丁·路德。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口不应该维持在一个固定的规模，因为两性结合和生儿育女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应该受到尊重和理解，但他同时还矛盾地维护宗教的禁欲主义和独身主义。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则主张通过增加人口来达到国家经济和军事的富强。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鼓励生育，如俄罗斯，其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出现了萎缩，大量的村庄和土地开始荒芜。

第三种观点是限制人口。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阐述了人口增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口增长和专业分工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人口的增长能扩大市场规模、带动收入增加，而市场和资本积累的增长会产生社会分工。因此，人口的增长既是经济进步的结果，也是经济进步的动因。人口增长应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一致，否则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后来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尔萨斯和马克思都声称受其影响。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核心是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加，于是抑制人口增长的力量开始出现，如战争、瘟疫、饥荒、疾病等积极抑制和晚婚、避孕、流产、杀婴、节欲的预防性抑制，甚或道德的抑制，于是人口增长表现为围绕生活资料的波动性变化。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人口学史上的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人口学专著，其诞生在人口学界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它的两个级数增长前提及唯生活资料论的观点在随着社会发展也显示出其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假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过剩人口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马克思把人口视为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社会体，受社会制度的制约，即其人口阶级观。在我国唐代时期，人口逐渐增多，限制人口思想开始出现，代表人物是杜佑。在其《户口人丁论》中，杜佑认为不可盲目增加人口。到了清朝，洪亮吉在其《治平篇》和《生计篇》中认为人口增长有巨大潜能，并且快于土地的增长。如：“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以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逐生掠夺之患矣。然吾尚计其勤力有业者耳！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4]因此，洪亮吉认为应限制人口。到了近代，严复认为人口消减是国家治乱之源。“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初安，生于民满之日获安者，号为圣群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5]现代人口学家马寅初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人口与加速资金积累、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原料、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科学事业发展五个方面的矛盾。对此，马寅初提出要从思想上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五世其昌”等封建传统观念，然后实行晚婚及生育的奖罚政策以达到限制人口的目的。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他主张避孕，反对流产。我们国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继承了马寅初先生在建国初期提出的控制人口思想。而目前人口政策的调整，如：双独生二胎、单独生二胎等则是根据我国具体的人口形势作出的正确抉择。当今人口政策依然是限制人口规模，但可以作出微调。

（二）关于人口结构的研究

人口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各种人口特征的分布状况，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具体表现为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族别结构等等。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它是一个随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变动而不断变动的动态变化过程。其类型包括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年老型人口三种。把握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利于制定各种社会发展规划，有利于判定由人口结构所建构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目前，就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学龄人口、劳动力人口、老年人口的变动上。学龄人口变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教育的影响上，成果有石人炳的《我国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对策》[6]，郑真真、吴要武的《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7]，曹海的《学龄人口变化对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8]，田宝宏的《学龄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的冲击与应付》[9]，曹伏明的《学龄人口变动下初等教育的发展图式》[10]，刘小强等的《学龄人口变动对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11]，孟兆敏等的《学龄人口变动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性及原因探析——以上海为例》[12]等等。劳动力人口变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红利期的长短、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成果有：蔡昉著的《超越人口红利》[13]，李魁著的《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政策建议》[14]，蔡昉、都阳的《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15]，洪勇的《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16]，周志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内生增长模型与计量检验》[17]等等。老龄人口变动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影响、应对措施，成果有：舒尔茨著的《老龄化经济学》[18]，杨中新著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研究》[19]，李洪心著的《人口老龄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关系研究》[20]，曾毅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21]，马焱等的《照料老年父母对城镇已婚中青年女性就业的影响》[22]，茅锐等的《人口转型、消费结构差异和产业发展》[23]。王云多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人力资本与产出影响预测》[24]等等。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男女两性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人口性别结构的测量方法有性别比和出生婴儿性别比两种。性别比是指同一年龄组内每100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印度等国则用同一年龄组内每100名男性对应的女性数）。出生婴儿性别比是指某一时期内每100名出生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国际上公认其正常值范围在103~107。目前，国内关于性别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生婴儿性别过高上，因为这不仅与未来婚恋市场上男女的顺利择偶、家庭、人口再生产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及稳定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关成果主要有：刘爽著的《中国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现象、原因及后果》[25]，杨军昌等著的《西南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研究》[26]，汤兆云著的《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27]，郑真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影响》[28]，王军、郭志刚的《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29]等等。

人口的城乡结构是依据人们居住地区的不同而进行的所划分，是指一定时点城市（镇）和乡村人口在全体总人口中的比重。其测量指标是城市化水平，即常说的城市化率。城市化率越高，说明某个国家（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关于人口城乡结构的研究专文不多，但在研究中涉及人口城乡结构的成果较多，如：马伟的《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城镇失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30]，张翼的《人口结构调整与均衡型社会的建设》[31]等等。

族别结构是指人口的民族结构，即各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导致民族结构改变的原因是多样的，如：不同的自然增长率、民族的融合、不同的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合为一个国家等等。研究表明，种族的地理分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或一地区能否出现种族冲突的可能性。虽然民族的同质性并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一国内部的绝对和谐，但一般而言，拥有多样种族的国家，很可能经历各式各样的内部问题，特别是在有些国家，各民族集中居住于各自的独立地段，一旦有分离主义的要求滋生，种族群体就会寻求控制某些领土或特殊的地块[32]。对此，迈克尔·布朗在《民族主义与种族冲突》一文中进一步将种族内部冲突的动因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根本原因。它决定有些地方较其他地区更容易产生暴力，下分为结构等因素。第二类是催化因素。它决定何时有可能出现此类冲突。第三类是内部精英因素。陈义平认为，民族融合、同化和一体化所造成的民族人口结构的改变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如果民族结构变化与民族之间差异增大相联系，并且在现实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分配关系中某一民族处于次要或被动地位时，极有可能导致地区冲突，其极端形势就是国家分裂[33]。姑丽巴合尔·阿不力米提、满苏尔·沙比提在《新疆人口结构分析》一文中认为少数民族占新疆总人口的比重在下降，但各少数民族的数量在上升[34]。

总之，对当前中国的人口来说，最重要的结构均衡是：少儿人口性别比的均衡，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人口内部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的均衡，人口地区分布的结构均衡，人口城乡结构的均衡，人口的阶级阶层结构均衡[35]。就研究的成果来看，要么是关于某一结构与经济、社会的专题研究，要么是涉及多方面结构与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但无论研究涉及面的范围大小，其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于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上——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关于人口分布的研究

人口分布是指在一点时间内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结构。它是一个不间断的动态过程，通过人口的再分布来实现。影响人口分布的因素很多，诸如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综合性因素等等。其测量方法有人口密度和人均可耕地面积及人口集中系数。

在我国的历史上，人口最初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后重心迁移到长江流域，这是人口分布的南北格局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910年左右，原因在于安史之乱导致的战祸和动荡的社会条件使得人口被迫向南迁移[36]。人口分布的东西部格局，即当今所周知的“胡焕庸线”形成于公元1235-1255年间，其原因在于1230-1260年的气候突变促成了中国季风气候的格局，使得东西部表现为显著的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36]。据1933年的统计，这条线的西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这条线的东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6%。[1]人口分布表现为极度的不均衡状态，即人口高度集中于东南部地区。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爱辉-腾冲线以东地区，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6%[37]。近50年的发展，人口分布的空间变化不大，依然处于极度的不均衡状态。王震等的研究表明：2020-2030年中国在未来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东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减少，西北半壁人口比例会有所增加，但增减变化在0.1%~0.3%之间[38]。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十几年内，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现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韩光辉等通过分析近三十年来我国人口的空间结构和变动趋势，认为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总体不平衡性与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开发类型直接相关[39]。韩慧等则认为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的因素是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因素、政策导向等等。其中自然环境是其他因素的基础，但是决定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还是经济的发展[40]。倪静远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配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1]。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分布总体上还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受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较小。如：王桂新认为建国以来东、中、西三地带人口规模和密度都呈增长趋势，但人口分布的比例并未发生大的变化[42]。另外，葛美玲、封志明的研究显示人口具有向平原、三角洲、盆地等地势平坦地区集聚，及向河、向海集聚的向水性特点[43]。这是关于人口在东西部地区间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有关人口空间分布问题的最初研究只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后逐渐扩展到地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克鲁格曼在H-O定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地理学”，并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经济聚集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关系。蔡昉等认为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复杂的，但人口密度与人均收入水平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44]。范红忠等研究发现我国人口分布与生产的矛盾在于生产集中的同时并未引起人口的相应集中，从而造成了较大的生产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并导致较大的地区经济差异[45]。当人口分布与生产力的分布规模、地点及分布的方向等方面基本一致时，有利于就近组织生产和生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否则将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46]。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合理性和滞后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45]。封志明等的研究显示：1978~2010年，东部地区人口分布与经济的一致性程度基本稳定，中部保持最优，西部呈减弱态势，东北呈增强特征，全国人口经济空间一致性程度总体呈减弱态势[47]。

张志国认为要实现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口分布与经济协调发展，一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将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控制在全国平均水平左右；二要利用现有的人口集中优势推进城镇化，发展经济；三要提高人口素质以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48]。陈汝国在80年代判断，未来新疆的人口分布是南北疆人口大致相当[49]。孙建光通过分析新疆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发现，人口的集中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新疆经济发展受到人口集中的影响，不过从长远来看，需要认识到水土资源和社会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50]。目前，就水资源承载与人口的分布来看，新疆水资源承载状况较差，尤其是东疆和北疆地区，而南疆相对较好[51]。在土地的承载力方面，人口土地资源承载力属于相对富裕状态，不过有趋于临界值的趋势[52]。齐晓娟、童玉芬的研究发现，新疆的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处于初级协调状态[53]。张国玉通过对当前新疆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判断，认为新疆人口要实现合理分布，一要提升南疆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人口-经济的协调发展；二要引导南疆人口向北疆地区迁移[54]。在推动南疆人口向北疆迁移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推动民族杂居居住格局的建立，以居住格局为中心形成不同民族间交往的生活空间格局和生产格局，这样，不同民族间在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就有了共同的平台，从而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和理解，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和睦的目的[54]。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和种族如何和睦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街道，这是一个既古老而又非常现代的问题[55]。布兰德认为单一族群聚居的后果，令社区不仅仅呈现原子化的问题，而是出现了板结化，一经煽风点火，从社区动荡到城市内战，仅一步之遥[56]。马戎教授亦认为民族间居住格局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

人口变动是一个受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双重影响的复杂的多层次过程。其变动的结果可能导致贫困、战争等不和谐因素的出现[57]。甚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朝代的更迭等。亦可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有序发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人口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和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目前，国内关于人口变动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如：王桂新等的《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58]、齐明珠的《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研究》[59]、程广斌等的《兵团人口变动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60]等等。关于汉族人口变动的研究较少，且集中在历史上汉族人口变动的研究，如：苏建灵的《明、清时期汉族人口向壮族地区的迁移》[61]、贾伟等的《试论两汉时期青海汉族人口迁移》[62]、黄英湖的《福建汉族人口的变迁及其向外迁移》[63]、王跃生的《汉族人口及其生存区域的历史演变》[64]、邢剑鸿的《论清代边疆人口政策与新疆南部汉族人口分布格局》[65]。

二、综合述评和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这一变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有关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成果大量呈现。从研究内容看，它们或研究全国整体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专门研究某一地区人口变动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研究人口变动中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关于人口变动中汉族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少，尤其是关于新疆汉族人口变动状况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看，或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或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或定性定量相结合来探讨人口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但在这些定量建模的研究中较多的偏重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涉及人口变动与社会稳定的较少。因此，在未来关于人口变动的研究中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1.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依然是人口变动中的热点话题。尤其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也将是众多研究中的热点。

2.人口变动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新的研究趋势。尤其是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人口变动与社会稳定、边防安全的关系研究可能会成为未来人口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3.新疆等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变动研究在未来人口变动的研究中将会有所涉及。

4.在人口变动与社会稳定关系的研究方法上，将会逐渐出现人口变动与社会稳定的建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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