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芳

（南京政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一、在新起点上实现中国梦，地方领导者应当善于把中国梦的普遍性要求和现阶段本地实际相结合，在使国家梦想进一步具体化本地化方向上求创新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办好地方的事情，关键也在党和政府。各级地方领导者处于承上启下、落实政策、引领发展的关键岗位，在新起点上充分发挥实现中国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关键在于坚持使中国梦的普遍性要求进一步具体化本地化的基本方向。

1.使中国梦的普遍性要求和本地实际相结合，探索行之有效的实现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重视对于特殊事物的研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殊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他们强调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上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们对于西欧几个主要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科学方法论原则，为我们树立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光辉典范。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用来指导现实问题研究的行动指南，而不是拿来解决落后国家所有复杂现实问题的现成方案。关于未来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列宁还预见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2页）

2.使中国梦的普遍性要求和本地实际相结合，探索行之有效的实现机制，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内在包含国家整体和国内不同地区这两个层面。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反复阐明时代不同，国情不同，任务不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当时当地实际出发，要有比这个理论的创立者更大的“极大的灵活性”，要勇于和善于创新。这种“极大的灵活性”，既表现在探索适合时代特点和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层面上，也体现在探索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区域性发展层面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在苏俄国内也要从实际出发，应当丰富多彩，鼓励创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加索各共和国同俄罗斯相比，“更加是农民的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到俄联邦援助，暂时不会受到军事威胁，便于同西方国家搞好“共居关系”和开展贸易，便于借鉴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特殊性，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他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和俄联邦其他地区不同的策略，更加缓慢、更加谨慎、更加有步骤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告诫边疆地区的党组织，“不要照搬我们的策略，而要独立地仔细考虑我们的策略为什么具有那些特点以及它的条件和结果，不要在你们那里照抄1917—1921年的经验，而要运用它的精神实质和教训。”（《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6页）

3.使中国梦的普遍性要求和本地实际相结合，探索行之有效的实现机制，是新起点上继往开来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条件和紧迫要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各地实际相结合，创造出各具地方特色的发展经验，是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和明智选择。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需要通过下放经营管理权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其中，给予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必要的自主权，鼓励和支持他们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机制，不仅对于地方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这是由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5-146页）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充分肯定，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模式可套可用，“中国道路”的形成和“中国制度”的完善，得益于也有赖于各地区各部门创造的丰富经验。所以，中央鼓励各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怕出乱子。即使出现一些偏差，也不可怕；领导层每年总结他们的经验，坚持对的，改正错的，解决新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地方领导在应对和解决区域性特殊难题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解决一些共同难题的新鲜经验和有益借鉴。

由此可见，使中国梦的普遍性要求进一步具体化、本地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离开部分就没有整体。任何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任何个别中总是包含着一般。“中国梦”和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是总结概括各地区、各部门实践经验的结晶，对各地区、各部门创造自身特色的发展机制具有指导作用；同样，“中国梦”“中国道路”新拓展生动体现在各具地方和部门特色的众多发展经验之上，需要各地区、各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实践经验使之更加丰富和完善起来。可以说，凡是成功的地方发展经验，都是地方领导者顺应群众过上全面小康生活的新期盼，创造了具有时代特点、地方特色的发展经验；凡是成功的地方发展经验，都是中国梦的普遍性要求和本地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具体化本地化的创造性成果。

二、在新起点上实现中国梦，地方领导者需要弘扬自强不息、改革创新精神，在坚持“中国梦”精髓前提下进行具体制度的创新，突破当前制约“中国梦”实现的瓶颈

在新起点上实现中国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地方领导如果没有自强不息、改革创新精神，将难以把国家梦想变成本地民众的现实。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和创新永无止境。地方领导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中国梦必将在国家、地方、个人等不同层面谱写新篇章。

1.解放思想、鼓励创新、锐意进取，是“中国道路”形成的重要特质，也是我们在新起点上实现“中国梦”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144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激发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不断研究和解决本地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所有地方成功的发展经验形成的重要精神条件。地方领导者只要把握和运用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勇于变革、勇于创新，就能使“中国道路”在祖国各地越走越宽广，就能用地方发展的经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做贡献。

2.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机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把握“中国道路”的本质和精髓，在复杂环境中始终保持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一些地方的诸多创造和特殊举措贯穿和体现了“中国道路”的本质要求，为地方领导者始终保持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借鉴。比如，一手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想方设法把“蛋糕”做大，一手抓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一手抓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和支柱性产业，一手抓发展吸收就业、改善民生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一手抓引进外资、外技、外脑，一手抓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体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利用。一手抓经济发展、脱贫致富，一手抓文化建设，体现建设现代文明与保持优良传统的统一。一手抓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市场体系建设，一手抓政治文明建设、提高公务员依法依规行政能力，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要求。地方公务员素质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直接关系到“中国梦”能否在本地区实现。地方政府能否当好市场竞争中公正无私的“裁判员”，能否成为廉洁高效的现代化建设指挥和服务的主导力量，全面提高公务员素质是当务之急。地方政府应当而且能够在为各阶层和个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舆论氛围、诚信体系、法律制度等软环境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

3.地方领导者应当而且能够选择当前制约“中国梦”实现的瓶颈为突破口，在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具体制度创新方面取得新突破。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劳动就业、教育公平、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国梦，需要不断深化改革，进行具体制度的创新，突破这一个个瓶颈。这些改革难题，涉及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敏感神经，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农民利益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没有现成的成功范例可循。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完善的渐进过程，求全责备、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在新起点上实现中国梦，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各地坚持转变发展方式，突破妨碍发展的瓶颈，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发展经验，共同为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增添新内容。

三、在新起点上实现中国梦，地方领导者需要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有效发挥行政主导作用

地方领导者一般掌握着本地区重要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支配权，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替代的主导性角色和力量。地方领导者能否理性、规范、有效使用公共权力，关系到其在实现中国梦中发挥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的问题。

1.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类型的现代化，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主导性角色。西方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由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自发性历史过程。但是，政府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同样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的。欠发达地区的开发，更需要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等支持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

2.落后国家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自觉发挥自身政治优势，重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列宁晚年指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改变了“通常的历史顺序”，不同于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其显著特点，就是首先通过革命手段为建设现代文明创造必要的政治和社会前提，然后充分运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和优势来搞现代化建设。“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8页）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异常困难”，就特别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扬长避短，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

3.地方政府正确发挥主导作用，应当两只手并用，两手都要硬。政府正确发挥主导作用，需要正确处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主导作用的关系，防止回到排斥市场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老路。如果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排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甚至与民争利，结果只能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障碍。经历几十年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同时发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作用的新路。地方政府正确发挥主导作用，必须防止和克服两个极端：完全放任和依靠“看不见的手”，政府职能缺位或者弱化；“看得见的手”指挥一切、包办一切，撇开市场机制仅靠行政手段唱独角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否强大，不在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而在于能否自觉利用市场机制。西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就成功利用市场机制把当时已经存在的大量人手和工具结合起来，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货币财富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纺车和织机。但是，纺工和织工一旦同自己的土地相分离，他们就连同自己的纺车和织机一起落入货币财富等等的统治之下了。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资本的实在的积累；就是在各个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积累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2-503页）中国地方政府更有能力主要利用市场机制把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吸引过来、积聚起来。地方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而且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决不能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决不能包揽许多应该由市场机制解决的事务，而应在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培育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有所作为。

4.在现代化建设初期、中期阶段，地方政府应当而且能够在创造“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方面发挥建设性主导作用。马克思指出，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当私人资本投资道路、运河、港口等“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时候，资产阶级国家就承担起私人资本不愿承担或者无法承担的这项公共服务职能。“当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不是由社会收入的扣除，不是由国家赋税创造出来，而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创造出来的时候，资本就达到了最高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0页）政府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优先创造“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是本地区市场经济关系健康发育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政府在创造“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的时候，必须防止和克服无视市场经济规律盲目决策、造成滥用资源和财富浪费的现象。国家举办的这些工程，归根到底要具备过硬的品质、实际的使用价值并得到市场和民众货币投票的认可。这就需要在投资决策中充分考虑道路等“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是否真正具有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能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GDP数字工程”。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开发和经营的高速公路出现大幅度亏损现象，应当引以为戒。“价值是由客体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管劳动时间以怎样的形式客体化。但是这一价值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它借以实现的使用价值。这里的前提是，道路是社会需要的，因而是以使用价值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1页）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它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使修筑道路等工程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都得到支付。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举办公共工程同样要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适时适度投资开发，使纳税人的钱和各方资本获得应有回报。

四、在新起点上实现中国梦，地方领导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民生导向，在切实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彰显创造性和成效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为全国各族人民谋幸福；地方领导者惟有把自身的梦想追求与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统一起来，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实绩取信于民，才能在实现中国梦中真正发挥正能量。

1.地方领导者主导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秉承和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凡是成功的地方发展经验，都具有为广大群众谋利益、合理照顾各阶层需求、努力为实现个人梦想创造条件的特质。一些公共安全危机频发的案例，提醒地方领导者更加关注公平正义、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计、更加关注困难群体利益关切。

2.地方领导者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上发挥创造性，需要把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统一起来，走出一条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新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城市化，都伴随着大部分农村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而转为城市市民的历史过程。是用牺牲农民利益还是保护农民利益，是用暴力手段和方式还是用善待农民的文明手段和方式，成为考验执政党究竟为了谁、依靠谁的试金石。西方政府主导的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历史过程中，政府体现和维护的是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和要求。英国雇佣劳动的形成过程表明，被抛到劳动市场上的大量活劳动力，“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的唯一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他们力图走后一条路，但是被绞架、耻辱柱和鞭子从这一条路上赶到通往劳动市场的狭路上去；由此可见，政府，例如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等等的政府，是作为历史上解体过程的条件而出现的，并且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2页）可见，标榜信奉“平等”、“自由”、“正义”的西方国家政府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不是旁观者，不是中立者；他们站在维护资本所有者利益的立场上，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剥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来推进现代化。这种“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酒浆”式的历史进步的代价太沉重了。“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3页）现在，我们已经具备走出另一条道路的部分基本前提，但是国际环境和国内的各种干扰因素仍然存在，要使这一理想成为现实，还需要创造一系列中介环节，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驾驭现代化进程的能力，特别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处置相关具体问题的立场、导向和智慧。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化决不能重蹈西方模式的覆辙，必须探索一条代价最小、社会震荡最轻、农民收益最大的、文明的人道的方式和路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意识到，“中国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是要继续缩小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并帮助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更好地融入社会。”（亨利·基辛格：《中共不断容纳中国社会新元素》，《参考消息》2011年6月9日，第11版）这是时代实践和人民群众对执政的共产党人的一次历史性考试，关系到执政基础的稳固和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全世界拭目以待，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构建和谐社会，地方政府应当摆脱“土地财政”，杜绝与民争利不良现象，必须以城市和第二、第三产业反哺农村、农业、农民，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让农村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地方。必须确实保障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意愿，不能让农民以“无产者”身份进城；必须创造条件让被征地进城农民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平等享受市民权利，掌握在城市长远立足的谋生手段和技能。

3.地方领导者选择“民生导向”发展战略，有利于创造实现各阶层个人梦想的和谐发展环境，实现一体化推进的综合效益。社会建设无疑是需要政府巨大的财政投入，后发展地区出于“赶超战略”考虑，很容易受到“唯GDP主义”的诱惑。片面追求GDP增长而罔顾民生幸福指数，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一个利益矛盾冲突频发的环境中，很难吸引大量资本、技术和人才，很难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和发展前景。凡是成功的地方发展经验，总是秉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受”信念，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政府行政的重要目标和手段。相反，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唯GDP主义”，导致盲目建设、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地区和个人发展严重不平衡等不良后果。经济发展无疑是社会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先把蛋糕做大，然后才可能重点解决蛋糕公平分配的问题。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局上看，无疑是一个合理的构想。现在看来，由于我们在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分配不公等社会矛盾日益积累起来，迫切需要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作为系统工程从整体上予以解决，真正使共同富裕的目标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得到实现。由于人际关系和谐、生存和发展压力适度、生态保护良好、生活质量改善明显、医疗住房教育条件不断改善，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充实，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可见，只有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地位，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营造宜商宜居的良好环境，努力使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梦想通过艰苦劳动和诚实经营逐步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