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洪明

（河池学院思政部 广西 宜州 546300）

当前我国正值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正进行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左”右倾思潮的斗争。历史和逻辑昭示我们，能否正确言说和诠释“左”右、有效抵御和消解“左”右倾思潮的干扰和影响，关乎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顺利推进。

一、缘何要慎言“左”右？

所谓慎言“左”右，主要是指谈论“左”右问题时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思而后言，言的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真知灼见；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戒除不讲道理、乱贴标签、乱扣帽子、随意上“纲”、搞人人过关检查的运动。其依据主要是：

1.中国现阶段各种社会思潮纷然杂陈、错误类型多元多样、“左”右倾错误层次关系复杂多变。首先，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性和尖锐性，前所未有。中国现阶段正处在现代化的转型之中，经济成分、组织形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日益多样化，基于复杂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然杂陈、相互激荡、竞相发声。仅凭“左”右倾思潮范畴不能全面概括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其次，错误类型多种多样，不能一概归结为“左”右倾两种错误。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社会文化多元并存和主体先天素质、后天认知结构图式、思维能力、实践阅历以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所以面对同一客观实际，人们就会得出真理与错误两种不同的认识。党内错误倾向是指背离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党的正确路线的倾向，在政治倾向、思想方法、组织原则等多方面均有表现，应多维度去认识之。党的错误倾向，从政治上可分为“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倾向；从思想方法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从组织原则看，表现为个人专断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然而，“左”倾错误、右倾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个人专断、分散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而是常常交织在一起，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教条主义有时表现为“左”倾，有时表现为右倾。同样，个人专断与分散主义既可与“左”倾错误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与右倾错误结合在一起。不同类型错误倾向之间常常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复杂联系，并非轻而易举。[1]在同一问题上的同样性质的倾向性错误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全面精准地把握实属不易。再次，“左”右范畴内涵的复杂多元、界定标准不相一致、结构层次的多样以及表现形态的变动不居极易导致人们陷入认知的误区。左派、右派原意的演化衍生、左向“左”的嬗变以及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异质性，但人们往往难以准确理解“左”、左、右的政治内蕴，极易把左与“左”混为一谈。“左”倾思潮从时间上可划分为新“左”和老“左”；从程度可以划分为极“左”、中“左”和偏“左”；从真实性上可划分为真“左”和假“左”。“问题”上所讲的“左”右范畴含义与“主义”上所讲的“左”右范畴含义互混，思想认识问题、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与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常常交织糅杂，其界线和层次难于精准划清。历史上和现实中形“左”实右、假“左”真右、形右实“左”、假右真“左”的情形并不鲜见，假象背后的本质仅凭感官是认识和把握不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复杂情况容易遮蔽人们的双眼。反“左”出右、反右出“左”的矫枉过正现象的克服绝非易事。非“左”即右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沿袭常使温和、理性、中道思维方式的缺失而导致思维的极端化、认知的主观片面性和实践的偏离、错谬乃至灾难。国内的左右划分和内涵与国外左右划分依据和含义各不相同，容易造成张冠李戴、概念误移。极左、左、中左、中、中右、右、极右等政治坐标图谱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分辨。复次，“左”右的对立是相对的，两者可以勾连合流，具有贯通“左”右的蝙蝠型人格的知识分子也并不鲜见。两者的区分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极相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左”右异位的情况可能让人的思想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最后，“左”和右的概念在中国几经变换，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喜欢给自身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左”右之争只存在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倘若轻言“左”右，乱贴标签极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犯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

2.乱言妄言“左”右会带来恶果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条惨痛教训。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中期，由于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未能做到统一正确的理解，加之共产国际瞎指挥等原因，中国共产党连续犯了三次大的“左”倾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博古等“左”倾中央领导人未能准确判断“左”与右，误把正确的道路、路线和做法当成右倾去批判，自身犯了“左”的错误还浑然不知、自以为是，结果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和巨大损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建国后，民主革命时期曾与“左”右错误倾向作过坚决斗争的毛泽东，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形势的估量失误，骄傲自满情绪和主观主义滋长，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对“左”右错误倾向的辨识不准等原因，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从1966年发动“文革”，整“走资派”（其间认为刘少奇在1962年和1964年分别犯了右倾和形“左”实右的错误）到1972年批判林彪的“极右”再到1975年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一系列反右路线图中，均存在着反右时或反所谓的右时犯了“左”的错误的现象。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乱言妄言“左”右成风，无限上纲上线，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结果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认识到，“左”和右都是政治概念，是指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倾向，至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与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之间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造成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不利局面。把“左”右政治概念泛化本身就是一种“左”的错误。如果把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泛化、扩大化，信口开河、大放厥词，会造成不良后果，妨碍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左”右政治概念在党的文献中逐步淡出。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此起彼伏、延绵不断的思想大论战和“左”右之争，改革决策层采取“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表态”的相对超然和审慎的态度。慎言“左”右不是犬儒主义，而是我们党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对党和人民事业认真负责的表现。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成功开辟、形成和确立为反倾向斗争提供了科学指针、理论武器和制度屏障。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成功开辟，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同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划清了界限。江泽民曾指出：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就同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划清了界限。[2]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的基本结论。丢掉了“中国特色”，就会“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丢掉了“社会主义”，就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条道路是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成功运用和具体体现，克服了夸大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当作刻板公式和僵化模式的“左”的倾向，又克服了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右的倾向。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业已形成，其中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为反倾向斗争提供了科学理论武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内错误倾向的思想，列宁首次明确提出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命题，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左”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列主义反倾向斗争理论，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先后由党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大概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三大基本纲领、十条基本经验、八项基本要求等“五个基本”是我们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的有力思想武器。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确立，为我们抵御“左”、右错误倾向的侵袭及其发展蔓延提供了制度屏障。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其他各方面机制体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们抵御“左”、右错误倾向的侵袭、避免“左”右错误倾向滋长发展和支配改革开放全局提供了重要“防火墙”。同时，防偏纠错的科学机制体制（党的领导体制、组织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基本制度、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等）的建立健全和贯彻实施，大大降低了“左”右错误倾向的发展蔓延和在全局上产生严重影响的可能性。此外，新中国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制度创新、制度学习、制度变迁的“试错”过程，摸索出来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体制具有巨大优势和特点。就连弗兰西斯·福山也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些重要优势，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具备的；过去十年中，中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断改进，纠错机制发挥了明显作用。”[3]

4.在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的信息社会背景下乱言妄言“左”右会产生扩张放大的负面效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的新时代，凭借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兴媒体，关于“左”右之争的信息、“左”或右的激进主义思潮可以迅速传播、产生强大辐射影响力。在社会矛盾的激发下，这些信息和思潮如果与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相互叠加、相互催化，与民众非理性和极端化情绪相结合，会产生扩张放大的连锁效应，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二、缘何不要讳言“左”右？

应当指出，慎言“左”右不等于讳言“左”右。所谓不要讳言“左”右，是指对于“左”和右问题，不要因为一味地有所顾忌而隐讳不说，不敢或不愿明说，避而不谈、漠然处之。这是因为：

1.“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土壤还顽固地存在着。近年来，“左”倾或右倾思潮一直以各种方式变换着面目施展其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在某种条件下还一度甚嚣尘上。这可以通过马立诚的《防止“左”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有感》、萧功秦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钟生的《解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大论战》以及高放的《20年来“左”的暗潮述评》、吴敬琏的《极左极右都危险》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得到佐证。改革开放30多年来错误思想的干扰不绝于缕，其原因就在于“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产生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还顽固地存在着。[4]鉴于党内错误倾向产生的社会根源依然顽固存在，党处于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肃清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思潮多元并存等项事实，我们应警觉地意识到：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

2.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内在力量和成熟自信的标志。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反对错误倾向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调控政治生活的节律和方向，确保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目标的实现。中共党史表明，党的事业是在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光明磊落的党，是不怕承认错误并在改正错误中不断前进的党。为了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乐见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并自觉随时进行自我批评。科学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和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出现的“左”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典范。“左”右倾在本质上都是对平正态势的偏离，都有危害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毛泽东语），都会阻碍革命与断送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右能葬送社会主义，“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语）。只有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才能排除错误倾向的干扰，保证党的正确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马列主义建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内在力量和成熟自信的表现。

3.“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邓小平告诫后人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提醒。邓小平反倾向理论是我们批判各种“左”右错误倾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锐利武器。党的十八大慎言但不讳言“左”右，只是转换了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尽管“左”和右倾向的概念术语在党的十四大以后的文献中极为鲜见，但从十四大到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依然重申“反对一切形式的‘左’和右倾向”等观点，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再次重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强调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并非一般性提法，也不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是党中央对改革开放时期可能出现的错误政治倾向作出的总体判断和战略估计，从时间来说，既管当前、又管长远；从空间来说，既管全局、又管根本；从功能来说，既管目标、又管方向。“南方谈话的有关论述，是从战略高度，对中国共产党成立7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作了一个沉痛的总结，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实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5]

4.反思总结历史经验需要用到“左”和右的概念以及相关话语体系和解析工具。应当看到，倘若不再提及“左”右问题，摒弃“左”右概念，在分析研究中共党史问题时就会遭遇很大困难。因为我们党就是在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发展成熟起来的。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及“‘左’”125处，提及“右倾”32处。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及“‘左’”22处，提及“右倾”6处。两份决议都有丰富的反对错误倾向的经典论述。当前，我们不仅需要牢牢汲取在“左”右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需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不断深化对这些经验教训的认知和研究，尤其是要探讨“文革”极左遗风、基因和思维方式的肃清路径和方法。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两份历史决议，都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和现代化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现阶段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对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历程进行深度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卸掉历史包袱，在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上消弭分歧、达成共识，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为此，改革决策层应尽早起草第三份历史决议即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起草和出台这一决议或用到“左”和右概念以及相关话语体系和解析工具。邓小平理论蕴含的反倾向思想是不可不提的。

5.一味讳言“左”右可能带来消极后果甚至灾难性后果。由于对昔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心有余悸，因噎废食，或出于私心，为了明哲保身，怕被视为“左”，或理论素养不高，缺乏斗争锻炼，唯恐把握不了分寸，影响和谐稳定等原因，一些人有意无意将慎言“左”右等同于讳言“左”右，对“左”右问题讳莫如深，实行鸵鸟政策，秉持视若无睹、回避问题、讳病忌医、文过饰非的态度和做法。这会使相关问题的研究停留于表层，无法渗透到内核。显然，这无助于釜底抽薪式的制度革新。近年来“左”右思潮此起彼伏，竞相登场，呈现出“左”右同流、遥相呼应的新态势。隐身于薄熙来事件背后的“唱红打黑“、破坏法治、践踏人权的“左”毒尚未得到及时而彻底的清除，潜藏在周永康事件背后的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纠结利益集团、权钱勾结、阻挡改革的“左”的巨大祸害又现形于天下。“普世价值”论等右倾思潮不断变换手法攻击四项基本原则。面对错误思潮，倘若我们无动于衷、沉默失语、避退三舍，不敢站出来说话和表明态度，也没有给予有理有据的反思和回应，就可能误导舆论、蒙蔽民众，致使错误思潮大行其道，对党的事业造成干扰和冲击甚至带来政治危机。“左”倾思潮主要表现为否定改革开放，主张回到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时代。右的思潮则主要表现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指出，中国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将严重影响本国政治思想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潜在威胁。[6]可见，一味讳言“左”右，任其发酵滋长蔓延，势必养痈成患，贻害无穷。

6.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然需要深化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既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又要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排除“左”右的干扰。“事实告诉我们，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出‘左’的旗帜，把‘左’倾意识形态当作护身符，阻挡改革。”[5]对此，我们必须持有相当的洞察力、透视力，并采取相应对策，深化反倾向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探索。譬如创新新阶段言说和诠释“左”右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研究超越“左”右的内涵、标志、条件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整合“左”右倾思潮的路径，阐明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探寻“左”右两派相互牵制的实现策略和摒弃“左”右两极激进思维、以中道理性为基础重建社会共识的方法，分析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左”右错误倾向之间的适度张力的条件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促进党的肌体健康、增强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也有利于打破改革胶着锁定状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应当认识到，由于“左”具有广泛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不容低估的力量，惯于拿大帽子吓唬人，带有“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等原因，还由于“一球两制”的格局和“西强我弱”的态势将长期存在，排除“左”右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绝非易事。新时期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这是拷问执政党治国理政智慧的一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理论为解答这一课题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有了这一工具，我们能够从庞杂的社会思潮中廓清迷雾、提纲挈领、从容应对，而不至于治丝益棼、越理越乱。

三、结语

慎言而不讳言“左”右，是以论为基础、以史为支撑、史论结合、冷静观想而得出的理性结论。面对“左”右思潮，改革决策层必须以共产党人的立党为公的责任心、“人言不足恤”的胆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敢于亮剑，善于发声，敏于引领，力求言之适情，言之适时，言之适度，凝聚和扩大改革共识，激发和汇集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

［1］郝彭证.党内错误倾向的性质、类型及根源探析［J］.理论探索，2002（4）：27.

［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0.

［3］宁骚.比较中西制度，方知中国道路魅力［N］.环球时报，2014-04-11.

［4］高放.20年来“左”的暗潮述评［J］.探索与争鸣，2012（4）：21-26.

［5］马立诚.防止“左”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有感［EB/OL］.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4-08-22/100720023.html.

［6］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