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慈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在邓小平国家治理、国家发展战略思想上发展而来的。邓小平的治理思想，对当下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积极的意义。

一、邓小平国家治理目标：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善民生，实现小康社会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问题，这是邓小平治理理念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与改善民生，实现小康社会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是手段和前提，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社会是目的和归宿，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一集中体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的认识上。他说“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的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P311,312)“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便命……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1](P85,86)。在1979年他就明确提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2]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认识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又体现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所应当始终追求的奋斗目标。

为达到这样的目标，在实践层面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经济上要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上，明确地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3](P194)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他为1980年代确定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1980年代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三件大事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要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重要的条件。”[3](P240)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讲话，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日益深入人心，并开始逐渐成为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被形象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8年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实现成功转移，到正式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地位不仅被确立起来，而且被规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始终坚持的。

今天，我们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科学发展、为什么发展、依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反映了我们党最新的发展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

二、邓小平国家治理的路径选择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上指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改变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的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1](P135-137)可以看出，这些论述已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治国理政的总思路和基本考虑。

1.以“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领导力量。邓小平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光辉的党建思想。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领导进行。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1](P266)。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P267,268)“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4](P208)反复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

他十分重视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的政治路线是指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基本路线。政治路线总揽全局，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主要任务，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是党的建设的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邓小平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脱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事业，党的建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就一定会出问题。由此说明邓小平反复强调政治路线是党建工作的依据。

同时，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能否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取决于全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制定了也不可能贯彻下去。所以党的建设的核心和先决条件是思想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大力提倡实事求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批评“两个凡是”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P42)，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P67)。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126)“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P143,191)以这一讲话精神为指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于1980年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新的概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P278)正是基于这一条思想路线的确立，使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得到贯彻执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

根据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以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制度，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改革能力。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广大党员积极投身改革事业，发扬“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为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积极贡献。[5](P57,58)

2.以健全制度和完善法律来治国理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制度建设是前提和基础环节，制度治理是根本和核心环节，制度领导是关键和保障环节，我们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实施制度治理，通过制度领导来保障制度治理。为了纠正、克服人治问题弊端，邓小平提出从制度上加强党和国家的建设。“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后，痛感必须从制度上建设党，他提出了一个极有影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结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建设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制度问题上升到理论，明确指出要从制度上加强党和国家的建设，其思想内涵丰富，成了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就多次强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1980年8月21、23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建国以来的二十九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1](P243,254,255)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邓小平认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调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认为体制改革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既反映了改革的根本性质即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又反映了现阶段改革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为新阶段改革确立了航标。这个总目标也是在邓小平国家发展战略思想基础发展而来，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2014年2月1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习近平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习近平强调：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并把加强制度治理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领导干部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制度，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3.以调动各方积极性来治国理政。国家治理的过程，就在于充分动员国家各个方面的力量，以多元共治激发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组织体系与市场结构体系的活力，并且促使三方积极互动，以便实现国家治理的预期目标。在这方面邓小平也作了积极的探索。他多次强调，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受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他说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1](P336)“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1](P339)“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度讨论，作出决定”。[1](P340)重大问题这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这些继续发展的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都要认真进行整顿，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尽力减少各种浪费。”[1](P341)邓小平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他在国家治理方面主体的多元性考虑，必须由政党、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等等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4.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是最可宝贵的财富，邓小平在国家治理上十分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思想。他强调要“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1](P326)1981年7月2日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指出“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1](P384)“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还是讲几句。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1982年1月13日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1](P387)“最重要的问题是，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我建议订两个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将来地方的干部制度，比如退休制度，也应该有个年龄规定。”[1](P388)“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希望在座的同志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事情太大了。”[1](P396)“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档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1](P397)邓小平在治理方面把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到亡党亡国，决定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命运前途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具有深远的意义。

今天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坚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现象，用好各年龄段干部，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和聘任人员管理制度。完善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健全人才向基层流动、向艰苦地区和岗位流动、在一线创业的激励机制。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5](P58-59)。这些重大举措，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基础发展而来的，必将引领我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基于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和实践，今天我们要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提出的“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战略能力的现代化”总目标必须。一是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国家治理的过程，就在于充分动员国家各个方面的力量，以多元共治激发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组织体系与市场结构体系的活力，并且促使三方积极互动，以便实现国家治理的预期目标。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四是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五是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341.

［3］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8.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