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彬

（福建教育学院 校长研修部，福建 福州 350025）

清代福建贡院的修建及其经费考论

刘一彬

（福建教育学院 校长研修部，福建 福州 350025）

清代福建贡院是闽台两地举行福建乡试的抡才重地，历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等朝的重修与展拓，规模和设施逐步完善起来。福建贡院的修建历程集中了福建全省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不仅反映了福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科举考试竞争程度的加剧。福建贡院的修建经费来源除了常规的“科场银”拨款之外，历次大修经费主要是举全省之力自行筹措的结果，而且政府对贡院的修建和经费使用管理有着极其严密的规定，使得有限的科举经费利用效率最大化。

清代；福建贡院；修建；经费

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科举是隋唐至明清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贡院是科举考试专门化与制度化的产物，是科举考试的专用场所，又反过来保证了科举考试的专门化与制度化。贡院作为科举制的外在体现，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科举文明与科举文化的具体象征。[1]明清各省贡院是各省会城市中最大的建筑群，布局严谨，气势宏大，无论是内外帘的区隔、至公堂和明远楼的名称、东西文场区的布局，都有固定的规制和格式。正如福建贡院楹联所言，“场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真正体现了贡院作为抡才重地，理宜宏敞整肃的恢弘气势。

一、清代福建贡院简况

清代顺治元年 （1644年）恩诏规定各直省开科，礼部奏准乡试以顺治二年（1645年）乙酉科为始，自后俱以子、午、卯、酉年举行，顺治三年（1646年）又以天下初定再举行乡试。清初，福建由于战争的原因，政局较迟平定，浙闽总督张存仁于顺治四年（1647年）奏准闽省乡试请定于顺治五年即戊子年（1648年）为乡试之期，正式拉开了清代福建乡试的序幕，因此清代福建乡试整整比全国晚开了两科。之后因康熙十三年（1674年）福建“甲寅闽变”导致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七年（1678年）两科乡试未开，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年（1861年）福建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又停开两科，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行清代最后一科乡试为止，清代福建乡试一共在福建贡院举行了106科乡试，产生了106名解元和10 248名举人。[2]23清代福建贡院作为全闽士子的应举之地，许多清代福建名人从此走进仕途，其中有不少治国安邦的经世名臣，如李光地、陈若霖、梁章鉅、林则徐等。清代台湾成为福建辖府，许多台湾士子为了博取功名必须历尽艰辛渡海到福州参加乡试，因此福建贡院既是台湾士子来榕的应试之地，也是闽台关系的见证，成为清代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汇集地。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百余年时间里，在福建乡试中考取举人的台湾士子共有305人，其中又有33名台湾籍举人在京师会试折桂荣膺进士。[3]125

清代福建贡院曾经给一些来闽的西方学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美国来华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1896年出版的著作《花甲记忆》一书中称福建贡院是：“俯瞰全城，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建筑，但目光所及之处倒是有一座建筑反映了中国文明中最好的一面。这就是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4]20另一位长期居住在福州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卢公明 （Justus Doolittle）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也对福建贡院作了极其细致的描述，卢公明第一次全面而具体地把福建贡院和福建科举考试呈现在西方人眼前，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科举文化的了解。[5]209-210

清代福建贡院的布局，基本沿用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重建贡院之后的格局。福建贡院建筑群内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明远楼为中心的贡院主体结构。明远楼共三层，位置处于考场的南边，位于贡院甬道的正中央，是考官登监遍览考场情形的建筑。甬道两边为东西文场（号舍），是应举士子考试和住宿的地方。除了明远楼之外四隅还有瞭望楼。第二部分是贡院建筑群中心的外帘区——至公堂，位于东西文场当中甬道往北正中央。至公堂后和两侧为外帘官工作和居住场所，东列设有对读所、受卷所、弥封所、内供给所四所，西列设有誉录所、巡绰所二所。至公堂外东侧为监临公署，西侧为提调监试公署。第三部分是贡院的核心——内帘区。主要建筑为衡鉴堂（乾隆时期称抡才堂）和内收掌、内监试、内提调等部门以及刻字房和印刷房。衡鉴堂是主考、副主考及内帘官办公场所，堂后为主考官房，中间建有洗心亭，东西两侧是五经同考官房。主考、副主考在堂上抽签给同考官分卷，只在堂上阅一、二卷，后由同考官带回住处分房阅卷，最后回到堂上录取定榜。[1]清代福建贡院的外部建筑主要是大门和碑坊。大门正前方为“天开文运”坊。两边有“明经取士”坊和“为国求贤”坊。东为三司公署，西为外供给所。广场正中有“登瀛”桥。此外，贡院外还建有三座较小的碑坊，分别称为“天衢”“云路”和“龙门”坊，达于通衢。乾隆九年（1744年），赐贡院御书匾联各一，匾为“旁求俊乂”，联为“立政待英才，慎乃攸司，知人则哲；与贤共天位，勖哉多士，观国之光”。[6]卷十八

福建贡院除了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外，有时也作为其他考试的场所。如投考鳌峰书院的生童人数众多，不得不借用贡院作考场。由于贡院过于宽旷，容易滋生丛弊，所以陈寿祺在道光壬午年 （1882年）《拟定鳌峰书院事宜》中提出为“甄别正场所录生童”应再借学院考棚进行复试录取一定的人数，以免“怀挟、传递、抄袭等弊”，不至于以“一日之短长，一篇之得失”来“遽定其优劣高下”。[7]卷十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福建贡院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考试选拔人才的功能，然而作为千年科举历史见证的隔世余响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

二、清代福建贡院的修建

一般情况下，贡院三年才使用一次，平时在贡院的北区即管理试务的内外帘区，有时有常设人员看管建筑，那些房屋也偶尔还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非考试时间，号舍区则是空寂无用的。每到临近大比季节，就须重新整修贡院。每临乡试之年，照例修理贡院内外官房、墙屋、举子号舍，一切什物亦行修正置备。修理贡院时，严禁闲杂人混行出入。围墙一周遍复荆棘，窝铺、席棚不许沿墙搭盖。有关涉里外之处，悉心详勘，务令完萁坚密，不得稍留隙缝。凡梁头、屋角所有藏塞遗弃字纸、文稿，饬令搜出销毁。提调官仍于各号复加查验有无土色浮松、埋藏文字之弊。[8]238-239

贡院建筑在明代万历以前还是草席木板结构，且又实行“锁院贡试”制度，故最怕着火，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实是虚设，故贡院着火的事件很多。[9]748清代号舍一般都用砖墙，是吸取发生火灾教训后的改进产物。有的科次因考生众多，号舍不敷使用，来不及添建永久性的砖砌号舍，也临时加盖“棚号”或“席号”，其遮阳、蔽雨和安全性、舒适度都不如砖号。号舍是用最简单的设计、最少的材料，建出容纳一个考生最低需要的考试单间。它便于防止作弊，有利于举子独立静思答卷。因此，号舍是中国科举制度最有代表性的有形标志。贡院号舍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各省人文教育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

福建贡院自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大火之后进行重修至清代前期就没有进行大的修建。从康熙十一年（1672年）壬子科福建乡试之后，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好发生了著名的“甲寅闽变”。因此，原本康熙十四年（1675年）乙卯科乡试和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科乡试均无法开科，加之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好“福州大水，属县田庐多漂溺”[10]卷七十四，福建贡院在长达八年未经使用加之水淹浸泡，损毁严重，因此，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庚申补科乡试之前需要对贡院进行大面积的重修。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汪薇任福建督学道，他十分重视教育，自题文场楹帖：“尔无文字当安命，我有儿孙要读书。”[11]卷四并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增辟文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福建巡抚李斯义“念闽人文日盛”，见每科应乡试的生员有上万人，致使贡院拥挤不堪，遂筹集资金进行展拓贡院且增建号舍一千多间。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福建巡抚张伯行和另一位同样是“清正廉明”的一代清官福建巡抚陈瑸分别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先后增辟文场。[6]卷十八

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总督喀尔吉善、巡抚陈弘谋对福建贡院进行了一次系统的重修。虽然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之前，福建贡院历加扩治，但由于福建贡院“地处山隈，山水汇积，连遇飓风、大雨，多所倾圯”，而且“号舍低浅，士子持笔砚入，不能转侧。卒遇风雨，上漏下湿，濡体涂足，艰难万状，甚至有撄疾不能终场者”，加之“至公堂栋材薄弱，不称观瞻，亦将有颓废之患”，因此，对于乾隆十八年福建贡院的这次修建，福建巡抚陈弘谋特别重视。他认为贡院的修治扩充，不能单由一个人说了算。经过与藩、臬、监司（分别主管全省行政、司法、监察）三司负责人商议，一致认为应该向上级部门呈请告修，而此举也得到全省绅士的支持。陈弘谋同时认为，贡院既是官员的进身之始，也是后来子弟观光之地，应当由本省自行筹款修建，不以“重耗国帑”为前提。当时闽籍官员陈治滋、林枝春等率领省城各界人士，呈请捐修，一时士人争先踊跃捐款，不到几个月，全省十郡二州捐款总数就超过二万六千八百两。于是由福州知府徐景熹、抚标参将窦宁负责监督管理，由董天柱、王成德两人专管福建贡院修建。此次福建贡院的修建从乾隆十八年二月开始到七月完成，整个过程由于有专人负责、监督到位、工程实工实料、至公堂的修建全部换成上等材料，使得至公堂面貌完全焕然一新，其余各堂所也都进行了增建或修葺。号舍也都重新进行了改建，对其进行加高加深，以足够蔽风雨。对贡院的下水道也进行了疏通，使其保持通畅，以便贡院的污水或雨水能及时排到城区内河而不至于阻塞引起贡院内涝。此外，贡院的围墙也增高培厚，以防弊窦。同时改龙门坊于二门内，移天开文运坊于旧龙门地，天开文运坊改署“为国求贤，明经取士”坊，旧“为国求贤”坊也改为云路坊。乾隆十八年这一年恰逢癸酉科福建乡试，应举士子携筐而入，个个喜形于色，不像以前在号舍内脚无法伸展、背无法挺直而感到极不舒服。这次贡院修建的总费用是一万六千多两，余下的经费除了建造城西浮桥之外尚余六千两，留作以后贡院的修理经费。[6]卷十八从此次福建贡院的修建来看，福建绅士“乐士劝功，好善笃而趋义勇”，这在全国应为首屈一指。

福建贡院自从乾隆十八年大修之后平稳渡过了五十七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福州遭受了几次台风暴雨，福建贡院经受了风刮水冲，造成了不少贡院堂舍倒塌，因此必须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庚午正科到来之前对贡院大加修理。鉴于此，嘉庆十五年，福建巡抚张师诚上奏：“闽省上年省垣迭被大水，贡院冲圯，倒塌甚多，须大加修理，据各绅士好义急公，呈请捐修贡院，照前办成案于司库公项内先借给银四千两赶修。 ”[12]

道光年间福建贡院的修建是历次修建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耗资最多的一次。闽浙总督孙尔准在《重修福建贡院碑记》中谈到，福建贡院虽历经扩治，号舍仅八千多间，而且还有部分倒塌损坏不能使用的号舍夹杂其中。随着福建民间助学助考机构 “宾兴”的兴起，各地士子读书应考风气繁盛，愿意应考者多达几万人，但限于号额，许多士子无缘应考。加之贡院地理位置的原因，每次下暴雨，山洪汇注，容易造成下水道堵塞，也容易引发各种疾病。甚至是主考官、同考官以及其他考务人员的住所也成了危房。号舍由于建造过于浅狭，到了秋闱时节，不是秋阳便是霪雨天气，考生在这种蒸湿的号舍内住宿而且要殚精竭虑地应考，其心情可想而知。孙尔准曾经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戊寅恩科乡试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己卯科乡试中两度担任监试，就曾经见到由于下大雨导致号舍内积水太多，有个别应考士子携带考具离开号舍，到了永巷口，在那里徘徊了很久又返回号舍继续应考，此时孙尔准的那种恻悯之情油然而生。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科福建乡试时，孙尔准担任乡试监临，乡试结束后，孙尔准立即派人对贡院外的空地及民房进行勘察度量，准备予以征用作为贡院用地。然而，征用贡院用地需要大量银两，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国库空虚，难以寻求财政拨款。适逢之前与林则徐同科进士的连城人谢邦基给其父亲谢凝道进士写信要求捐金请修贡院，孙尔准意识到修建贡院之事已形成共识，遂通报全省、州、县等地方官劝士民捐款修建贡院。道光六年（1826年），福建巡抚韩克均到任，孙尔准会同韩克均及其属下带头捐款，随之福建各府州也纷纷效仿。于是推选廉正官员负责贡院修建工程。此次修建工作从道光七年（1827年）三月开始直到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才完工，包括加固地基，拓展填平低洼地，加高加厚贡院墙体，种植树木，清除下水道污泥以流其恶，加高衡鉴堂、各考官房大门地势使其干爽。即使是普通考务人员也为其建有专用的住所、厨房和浴室，修建中统一使用黑、白、红三种漆，木料和砖块选用讲究，杜绝偷工减料。考生号舍的建筑也十分平整，活动空间相对宽阔，左边可以摆上烛台，右边可以摆上茶具。由于全身可以舒展开，考生应考时神智自生，同之前体惫神瘁相去甚远。[13]卷一道光八年（1828年）的这次福建贡院拓地改造全竣之后，孙尔准还恭折具奏并将“捐输最多之绅士及督办出力人员请旨奖励”[14]807。陈寿祺也称此次修建贡院为“不朽之功”。[7]卷四下孙尔准去世后，陈寿祺在闽浙总督孙尔准的墓志铭记载：“重建贡院，号舍改五为四，巷道改三为二，增号舍千有余间，厚其墙垣，道皆砌石，縻十余万缗，复以余赀，重纂省志，亲裁定之。”[7]卷九

同治十二年（1873年），闽浙总督李鹤年与福建巡抚王凯泰以展拓福建贡院号舍等为由联名合奏：“闽省贡院，自道光八年大修之后，距今四十余年未及扩充增建。近科文运日开，每虑人多屋少，间用板号敷衍，而稽查出入，殊为不便。菲值癸酉科文闱乡试并蒙特恩加广中额，屈计观光人众，号舍益觉不敷，臣等正在筹商展拓。适前江西抚臣沈葆桢、前云南抚臣李鹤年与在省诸绅佥呈请修。官绅意见相同……惟查东西望楼下，板号堪易砖号，又受卷、对读各所堪以改作号舍，另将收掌所余屋及厨房……”[15]卷二八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龙锡庆调任福建盐法道，尤为重视兴修水利、开河凿井，一到任就亲临福建贡院，深感“闽省贡院号舍万余，惟明远楼左右二井，又深不盈数尺。每试必取水于外，既苦不洁，且易以丛弊”[16]《政绩录》三。 于是其“躬相形势，广开数十井，自是入闱者皆得饮甘泉”[16]《政绩录》三。

清代福建贡院成为闽台两地的抡才重地，历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等朝的重修与展拓，规模和设施逐步完善起来，号舍规模已经突破一万间。因此，从总体上讲，福建贡院号舍的规模已能满足乡试应举需要。即使是到了晚清咸同年间，为缓解因太平军及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造成的财政危机，清廷制定并颁布了“捐输增广科举名额”的政策，通过加广学额和乡试中额的形式对地方予以报偿。[17]学额和乡试中额的增加，应举士子的人数基本没有超过一万人。从光绪朝沈源深、王锡蕃等福建学政的奏折可以看出，福建省文闱乡试并驻防翻译乡试的士子规模基本稳定在八九千人左右，如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福建乡试，福建贡院文闱士子的规模是包括驻防及各属士子共八千六百余名；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已科福建省文闱乡试并驻防翻译乡试士子规模是八千余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文闱乡试并驻防翻译乡试包括所有驻防及各府州县士子共九千余名，视前数科人数较多。福建贡院的修建具有拔举贤能的文化意义，对福建地方教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清代福建贡院修建的经费来源及其管理

（一）贡院修建的经费来源

在清代，清政府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正常运行，专门设立用以发展科举的专项税种“科场银”，并予以强制征收，一般按契税的三分之一收取，即“每契价一两，收税契银三分、科场银一分”[18]卷十六。 雍正七年（1729年），准契税于额征外每两加征一分以为科场经费。清代科举经费的常支项目包括：乡会试士子和考官路费、科场经费（增修、刊印《科场条例》，颁发考试用书及刊刻试卷费用，贡院修缮费，科场供应费，誊录手与对读人员的雇募费用）、宴赏费用。可见，贡院修缮费被列为常支项目。清政府在《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科场条例》当中对科举经费的使用有极其严密的规定，以尽力防止舞弊和浪费，使有限的科举经费利用效率最大化。[19]

各省三年一次举办乡试的科场经费各由户部拨解银两。[20]卷一二五其经费来源是“征收课耗厘等项银”[21]卷四十五。 正常的贡院修理各费，可报户部、工部核销。从福建贡院几次大的修建经费来看，仅靠户部拨付的科场经费或是申请正常的修理各费往往杯水车薪，于是更多的经费来源往往由本省自行筹措。例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福建贡院的修建经费由本省自行筹款修建，并没有申请财政拨款。

嘉庆十五年（1810年）福建贡院的修建经费来源是除了各绅士好义急公呈请捐修之外，还“照前办成案于司库公项内先借给银四千两赶修”[12]。

道光年间福建贡院的修建经费需用巨大，因为征用贡院用地需要大量银两，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国库空虚，难以寻求财政拨款。因此修建经费是动员全省、州、县等地方官劝士民捐款。陈寿祺在孙尔准的墓志铭记载中显示道光年间福建贡院所筹集的经费是十余万缗，扣除贡院修建工程的实际耗费，还剩余二万余作为重纂福建省志的经费。[7]卷九

（二）贡院修建的经费管理

清政府在《钦定大清会典》和《钦定科场条例》当中对科举经费的使用有极其严密的规定，以尽力防止舞弊和浪费，使有限的科举经费利用效率最大化。为保证不浮冒滥用经费，对贡院修建经费的使用管理更加严格。如对贡院中的号舍号板、围墙荆茨及考试期间的科场应用器具都做出具体的规定。“添置贡院内号板，每块准用木墩六寸四分五厘，所需工料银两，造报工部核销。 ”[22]卷七十七

四、结语

清代福建贡院的修建历程集中了福建全省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由于清政府对抡才大典的高度重视，加之福建科举教育文风日盛，贡院修建经费的筹措与管理有方，使得福建贡院经过历次修建之后，在规模上不断扩大，号舍数量持续增长，同时设施与环境也得到不断完善，这不仅反映了福建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科举考试竞争程度的加剧。清代福建历朝统治者及其士绅对贡院的倡修捐建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右文爱士”的人文关怀。尽管贡院号舍的规模、修膳与扩建有时赶不上士子入场人数增长的需求，也有不少士子产生“闱屋磨人不自由”“九日场期万种愁”等诸多感叹与抱怨，但正如刘海峰教授所讲：“虽然很多人都说举子在其中坐卧辛苦，但对一种需要容纳成千上万人考试而又想兼顾每个人有独立空间的考场来说，三尺宽四尺深的号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对于号舍的形制，现代人不应有太多的嘲讽。 ”[23]292

[1]刘海峰.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 [J].社会科学战线，2009，（5）：203-205.

[2]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人事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

[3]黄新宪.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4][美]丁韪良.花甲忆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美]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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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景熹.福州府志[O].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11]郭柏苍，刘永松.乌石山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12]工部为闽省呈请捐修贡院事[B].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登录号：173892-001.

[13]孙尔准.泰云堂集[O].清道光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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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朱景星，郑祖庚.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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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清朝通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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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1]葛士浚.清经世文续编[M].清光绪石印本.

[22]钦定工部则例[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

[23]刘海峰.科举学导论 [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苏 肖）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Funding of Fujian Provincial-level Examination Building in Qing Dynasty

LIU Yi-bin
（Department of Advanced Study&Training，Fuj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Fuzhou，Fujian 350025，China）

Fujian Provincial-level Examination Building was an important place wher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held in the Qing Dynasty.By repair and extension in the reigns of Kangxi，Qianlong，Jiaqing，Daoguang and Tongzhi，the scale and facilities were consummated gradually.Its construction process was associated with Fujian Province’s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al education，which not only embodied the improvement of Fuji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evel，but als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ompetition.Besides the conventional funds，every rebuilding came from provincial efforts to raise funds.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ovisions was extremely stric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imited funds to maximiz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the Qing Dynasty；Fujian Provincial-level Examination Building；reconstruction；fund

G639.29

：A

：1673-1972（2014）02-0045-05

2013-10-05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12B033）；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A类研究项目（JA12379S）

刘一彬（1972-），男，福建云霄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史及考试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