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金才

（石家庄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浅论北宋前期的图书事业

付金才

（石家庄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在五代战乱对图书造成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北宋前期将发展图书事业作为重要的政府职能。发展图书事业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各种方式丰富国家藏书，编纂出版各类文献，重新编辑佛藏和道藏并将佛藏刻版流通。北宋前期大力发展图书事业，促进了北宋政权的迅速稳定和巩固，奠定了宋朝思想文化繁荣的文献基础，保护和传承了中国古代文献资料。

北宋；图书；开宝藏

北宋政权通过政变而建立，既无雄厚的家族威望和实力，也无辉煌的军事成就。为迅速巩固政权，实现长治久安，北宋前期①本文北宋前期指宋太祖、宋太宗和真宗时期。统治者一方面重视刚性的制度建设，例如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等；一方面推行柔性的统治政策，例如鼓励忠君，弘扬孝道，发展文教等，其中图书事业便是北宋发展文教的内容之一。苏勇强博士的专著《北宋图书刊刻与古文运动》②参见苏勇强著《北宋图书刊刻与古文运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于北宋前期图书刊刻作了详实的统计，但没有深入讨论图书事业与北宋前期政治的关系。本文就北宋前期大力发展图书事业作一讨论。

一、北宋前期大力发展图书事业的原因

（一）从历史上看，发展图书事业是历代政权的重要职能

历代统治者夺取与巩固统治的基本方法是战争和文教，中国古代在思想和实践上都十分重视以文教巩固政权。《礼记》明确阐述了文化的教化功能，“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1]1610-1611。秦国统一之后，焚诗书，行法制，二世而亡。西汉学者普遍认为秦朝速亡与不重文教有关。西汉建立后，进行文化重建，孝文帝废除书禁，汉武帝复兴儒学，在太学设五经博士，招生授学，复兴文化事业，此后大兴文教成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政策。兴文教离不开图书，发展图书事业成为历代政权的重要职能。仅以唐朝为例，唐太宗以令狐德棻、魏征担任秘书监之职，收集整理图书，从而“群书大备”[2]1962。唐玄宗于开元三年（715年）令褚无量、马怀素等人整理国家藏书。开元七年（719年）向民间征集图书。“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2]1962开元九年（721年），修成书目《群书四部录》。安史之乱使得图书亡散殆尽。肃宗、代宗屡次下诏购募，至文宗时，国家藏书恢复到“四部书至56 476卷”[2]1962。可见唐朝政府将发展图书事业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一贯的。北宋政府建立后，如同唐朝一样重视发展图书事业。

（二）从现实上看，战乱对图书所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

隋唐曾是中国古代国家藏书的盛世。隋朝时期国家藏书370 000卷。唐朝一代藏书在开元年间达到高峰，开元年间由毋煚编辑的 《古今书目》收书3 060部，51 852卷。毋煚又对国家所藏道教、佛教经典进行编目，收录文献2 500部，9 500卷。《新唐书》完成于宋朝，参考数据较多，《新唐书·艺文志》所录书籍52 094卷，唐人著作27 171卷，佛教道教书籍9 500卷，总计88 765卷。[3]9如此丰富的藏书因唐朝中期以后的战乱遭到严重破坏，至唐末国家藏书只有18 000卷，可见唐末图书毁坏之严重。五代时期，武人横行，战乱频仍，战火和掳掠对图书破坏严重，所以《宋史·艺文志》说：“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4]5032重振国家图书事业成为北宋前期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从统治者看，北宋统治者认识到图书的意义

重振图书事业与统治者对图书的认识有关。秦国以法术治国，认为图书是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的原因，商鞅变法时期开始禁诗书，秦始皇通过焚烧诗书控制人们的思想。梁元帝因为首都江陵被西魏攻下，认为图书无益于治国，在江陵城失守之际，将梁朝藏书14万卷付之一炬。可见，是否振兴图书事业取决于统治者对图书功能的认识。北宋前期的统治者对图书功能的认识是积极的。宋太祖认为文化可以节制贪欲，他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5]112-113宋太宗认为图书能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他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5]201他还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茍无书籍，何以取法。”[5]217宋真宗和其祖一样酷爱读书，“听政之暇，唯务观书”[6]39。真宗认为，“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6]28。北宋统治者肯定图书对于治国的积极作用，故下大力量发展国家的图书事业。

二、北宋前期大力发展图书事业的措施

（一）重振国家藏书

6. A形容词辨析。A.普通的，一般的；B.令人感兴趣的；C.奇妙的，极好的；D.流行的，受人欢迎的。联系下文，可知此处指的是你做一般的事情。故选A。

藏书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秦国凭借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统一了中国，却是个短命政权。西汉统治者通过秦朝的短命认识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文帝、武帝时期纷纷下诏征集抄录天下书籍，充实国家藏书。此后历朝基本如此。北宋建立后，国家藏书只有12 000卷，远低于隋唐盛世的国家藏书，因此国家藏书事业需要大力发展。北宋前期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丰富国家藏书量。

1.接收十国国家藏书

北宋建立后，用近30年的时间平灭后蜀、南唐等十国，统一了国家。十国的国家藏书成为北宋的囊中之物。十国之中国家藏书量较大的是南唐和后蜀。平定后蜀接收藏书13000卷，平定南唐接收藏书20000卷，二者合计33 000卷，比北宋建立之际的国家藏书多21 000卷。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统一北汉后，左赞善大夫雷德源进入太原负责接收北汉藏书。

2.接纳民间献书

春秋以来私学兴起，学者于民间自由讲学著述，战乱也使国家藏书流落民间，使得民间有大量藏书。宋前期同样如此。北宋建立后，为重振国家藏书事业，下诏鼓励民间向国家献书。乾德四年（966年），北宋下诏，“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5]68。此年民间献书1 228卷。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诸州搜访先贤笔迹、图画”[5]155。 到太平兴国三年 （978年），“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5]161。除去副本，国家藏书卷数最少有40 000卷，其中7 000卷主要来源于民间献书。太平兴国六年（981年）面向民间征集医书，“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愿诣阙者，令乘传，县次续食。第其卷数，优赐钱帛，及二百卷已上者与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未几，徐州民张成象以献医书，补翰林医学。自是诱致来者，所获颇众”[5]192。雍熙元年（984年）北宋第四次下诏征集图书，“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5]217。英宗咸平四年 （1001年），“诏天下购馆阁逸书，每卷给千钱，及三百卷者，当量材录用”[5]417。北宋政府提倡和奖励民间献书，使得大量图书从民间流向政府，丰富了国家的藏书种类和数量。

（二）编辑校勘出版图书

1.编辑大型类书

北宋政府重视图书编纂，从太宗起就组织人力，投入大量资金，展开规模浩大的编纂活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部类书在北宋前期编纂完成。《太平御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由李昉等人编写，历经6年（977-983年）成书。此书分为55部550门4 558类，征引古籍1 690种，多为宋朝以前的文献，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秦汉以后的古代佚书，文献价值极高。《太平广记》是一部神异志怪小说性的类书，李昉等人编写，2年成书（977-978年）。此书分为92大类，150多细目，征引古籍多达300多种，很多宋代以前的志怪小说通过此书保存下来。《文苑英华》是北宋编纂的文学作品总集。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下令李昉等人编写《文苑英华》，雍熙三年（986年）编成。宋真宗年间又重校两次。此书共1 000卷，按文体分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等39类，选录自萧梁至五代2 000多名作家的作品。所选作品多是根据当时流传不广的抄本编成，有保存文献之功。宋真宗命王钦若等人历时8年（1005-1013年）编成《册府元龟》。此书1 000卷，取材以正史为主，兼及经书、子书，类目以人物、事类为中心，专收上古至五代的君臣事迹。四部类书的编写从资料来源上遍及宋朝以前的史部、子部、集部文献，成为后世文献校勘和辑佚的重要根据。从体例上四部类书将类似的文献材料汇集在一起，便于阅读和查找，促进了文化传播。

早在后唐时就已经开始校勘出版儒家典籍。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开始校订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此书30卷，唐代陆德明撰写，主要解释儒家经典音义。入宋后这项工作继续进行。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判监崔颂等上新校《礼记释文》。开宝五年（972年），判监陈鄂与姜融等4人，校定并上呈《孝经》《论语》《尔雅》的释文，李昉、知制诰李穆、扈蒙校定《尚书释文》”[7]812。咸平二年（999年）所校书籍开刻印刷。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司业孔维等奉敇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版行之。《周易》刻版于当年十月完成，《春秋》于淳化元年（990年）刻版完成，《诗经》于淳化三年（992年）刻版完成，《礼记》于淳化五年（994年）刻版完成。《五经正义》刻版完成后，又对刻版反复校勘，咸平二年（999年）最终完成了《五经正义》重编和刻版工作而大规模印刷流通，此项工作从988年至999年，共耗时12年。[7]813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应判国子监李至的奏请，开始了《七经疏义》的编辑校勘工作，此事开始由李至负责，咸平三年（1000年）由邢昺负责。校勘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公羊疏》、杨士勋的《谷梁疏》、黄侃的《论语疏》、元行冲的《孝经疏》、孙炎的《尔雅疏》，合编为《七经疏义》165卷。校勘工作于咸平四年（1001年）九月完成，十月开始刻版模印。[8]43

宋太宗在淳化五年（994年）下诏校订《史记》《汉书》《后汉书》。宋真宗又组织力量覆校三史，陈尧佐等覆校《史记》，刁衎等覆校《汉书》《后汉书》。咸平三年（1000年）真宗下诏校勘《三国志》《晋书》和《旧唐书》。乾兴元年（1022年），上述史书开始刻版印刷。

北宋统治者对医学知识的普及十分重视。开宝六年（973年）三月，宋太祖命令“知制诰王祜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颁天下”[5]115。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贾黄中奉诏编辑《神医普救方》，雍熙四年（987年）完成刻版颁行。同年向民间征集医书。“‘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愿诣阙者，令乘传，县次续食。第其卷数，优赐钱帛，及二百卷已上者与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未几，徐州民张成象以献医书，补翰林医学。自是诱致来者，所获颇众。”[5]192宋太宗在淳化五年（994年）五月，“命医官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己亥，以印本颁天下，每州择明医术者一人补医博士，令掌之，听吏民传写”[5]282。

3.校勘出版语言工具书

语言工具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主要研究字形、字义和字音。北宋的统一是在结束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实现的，要实现文化的统一，就涉及到语言文字的统一，语言文字的统一是文化统一的基础。秦朝统一了文字。隋朝以后更重视语言的统一。宋太宗、宋真宗十分重视语言工具书的校勘和出版。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太子中舍陈鄂等五人同详定《玉篇》《切韵》”[5]154。 《玉篇》是南朝梁时顾野王编辑的一部以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典。《切韵》是隋朝陆法言编写的一部融通当时南北汉语语音的韵书。宋太宗下令校订这两部书的目的是促进语言的统一。在校订二书的基础上，命令勾中正、吴铉、杨文举等人在《切韵》的基础上，“考古今同异，究篆隶根源，补缺刊谬，为《新定雍熙广韵》一百卷。端拱二年（989年）六月丁丑上之，诏付史馆”[7]847。真宗即位后命崇文院重新编订 《切韵》一书。景德四年（1007年）崇文院“上校订《切韵》五卷，依九经例颁行，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六月，改为《大宋重修广韵》”[7]847。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组织力量校订出版《说文解字》，“上留意字学，以许慎说文差谬，学者无所依据，乃诏右散骑常侍徐铉、著作郎直史馆句中正等精加绚校。十一月乙丑朔，铉等上新定说文三十卷，凡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承诏皆附益之，上称善，遂令模印颁行”[5]240。

（三）翻译编辑刊刻宗教典籍

中国的两大宗教——佛教于公元前后开始由印度传入，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两种宗教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拥有广大的信众，宗教经典逐渐丰富完善起来。先秦诸子百家基本被消融在以儒学为主的四部之内，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儒、释、道兼容并存的格局。唐朝统治者除了重视以儒家为主的图书编辑和传播，对于佛教和道教经典也给予足够的重视，组织人力翻译佛教经典，搜集整理佛教、道教典籍，编辑佛藏和道藏。唐末和五代的动荡使佛教和道教经典毁弃和遗失严重，佛教典籍的翻译陷于停滞。北宋前期，统治者继承和发扬了唐代重视宗教典籍的政策，翻译编辑刊刻佛教和道教经典。

1.成立译经院，翻译佛教经典

由国家组织的大型佛教经典翻译工作在唐玄宗之后基本结束。而唐末至北宋前期，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一次东来进经和西行求法的热潮，宋太宗统治时期，北宋宫廷积累了大量梵文佛教典籍，确有进行翻译的必要。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开始兴办译场。太平兴国七年六月译经院建设完工，正式投入运行，由高僧天息灾、施护和法天等人主持译经工作，到1027年，共翻译佛经564卷。[9]445-446此后中国古代官方翻译佛经的活动基本结束。

2.编辑刊刻佛教大藏经

政府组织以手写的方式编辑佛教大藏经始于南北朝，唐代佛教大藏经真正形成，出现了为书写大藏经提供根据的大藏经目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开元释教录》。北宋政府用雕版印刷技术编辑出版佛教大藏经，赵匡胤在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派内廷高品张从信负责在四川成都依照《开元释教录》刻制佛教大藏经的雕版，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初刻大藏经经版完成，运回首都汴梁，经版13万块，史称“开宝藏”。当年在太平兴国寺印经院使用经版印刷大藏经。

3.编辑道藏

较早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的是南朝的陆修静，陆修静于公元471年编写了《三洞经书目录》，奠定了道教经典的基本雏形。北周武帝以官方的名义组织力量编辑整理道教经典，称为《三洞珠囊》，道士王延为道藏编写了目录《珠囊经目》。隋唐时期，统治者对编辑道藏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尤其是唐朝，将道教定为国教，位列儒学和佛教之前，居三教之首。唐玄宗时期，唐朝政府搜集道教典籍，重新整理道藏，这部道藏称为《开元道藏》，《开元道藏》的目录叫做《三洞琼纲》。北宋建立后，对道教亦十分尊崇。五代战乱，道藏毁坏流散严重。北宋十分重视道藏的整理和修订。“昔太宗尝访道经，得7 000卷，命散骑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校订，删去重复，写演送入宫观，止3 737卷。”[10]130时间大约在989-991年之间。参与这次道藏整理的还有孙诚恭和张契真等。道藏的整理只是编辑了手写本，没有制作雕版。宋真宗继续搜集道经，由王钦若总体负责道藏的整理，编辑整理之后的道藏目录称为《宝文统录》。真宗年间的道藏仍没有制作雕版。道藏的制版印刷是从宋徽宗开始的。

三、结语

北宋前期全面发展图书事业，规模之大、涉及图书的领域之广是空前绝后的，历代文化典籍的累积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是北宋发展图书事业的前提。北宋前期的图书事业既有现实意义，又具长远意义。就现实而言，促进了北宋政权的稳定和巩固，为两宋的文化思想繁荣奠定了文献基础；就长远而言，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贡献。北宋前期的三位皇帝、参与编辑校勘的文臣以及从事刻版印刷的匠者，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国文化的保留和传播作出了贡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熊笃.中国古代文献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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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8]赵仲邑.校勘学史略[M].岳阳：岳麓书社，1983.

[9]吕建福.中国密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陈国符.道藏源流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3.

（责任编辑 程铁标）

Comments on the Books Undertaking of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FU Jin-cai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Shijiazhuang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35，China）

In the Five Dynasties（907-960），war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books.Accordingly，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reated the development of books undertaking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vernment functions.Methods were taken to enrich National Library in various ways，compile and publish all kinds of literature，edit and collect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aoist Scriptures，and cut Buddhist blocks for printing.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vigorously developed the books undertaking，consolidated the regime of North Song Dynasty rapidly，laid a foundation of literatur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rosperity，thereby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Northern Song Dynasty；book；Kaibaozang

K207

：A

：1673-1972（2014）02-0041-04

2013-11-12

付金才（1965-），男，河北廊坊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心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