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瑞珍

（1.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西方翻译研究中读者角色之演变

蔡瑞珍1，2

（1.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翻译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西方翻译研究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每一个时期的论述都渗透着对读者的观照，或作为参照无意提及，或有意涉及直接论述。细观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历程，从规定走向描写，从单一走向多元，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研究也逐渐得到重视，读者角色经历了从隐身到显身，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演变过程。读者作为翻译产品价值的衡量者，作为原作“后起生命”的接受者，理应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翻译研究；读者角色；演变

纵观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历程，从古罗马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50年代后的语言学转向，70年代后的文化转向，再到当今多元建构的翻译时代，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人类一开始就有翻译活动，但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逐渐得到发展。随着翻译研究范围不断扩展，研究视角不断丰富，翻译研究中的读者地位也逐渐得到重视，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成为翻译研究中重要组成部分。细观翻译研究发展历程，每个时期都有关于读者的论述，只不过侧重点不同，或“无意提及”，或“有意涉及”，或“特意论述”，读者角色从边缘走向中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一、第一阶段：只言片语，若隐若现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在18世纪以前翻译家对翻译理论的阐述，他们主要围绕“直译”、“意译”、“可译性”、“不可译性”以及翻译原则等问题进行论述，对于翻译中的读者因素，只是只言片语间接表述。古罗马政治演说家、翻译家西塞罗强调语言的风格与力量，他认为自己“不是作为解释者而是作为演说家在翻译，翻译应保持同样的内容与形式，要保留‘人物’的思想，要与我们使用的语言相符。这样翻译，不是句当字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与力量”[1]（P19）。西塞罗虽然没有提到读者的作用，但是“语言的力量”就是针对读者而言，只有读者才能感受语言的力量，而只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才能打动读者与听众。

德国翻译家马丁·路德翻译了德语本 《圣经》，他认为“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用拉丁化的德语”[2]（P6），“他反对字对字的翻译策略，因为这种方法既无法传递原语的意义，有时又难以理解”[1]（P24），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语言进行翻译。他提出了七条翻译原则，其中包括改变词序、增补连词、词组代替单词、比喻改非比喻等[3]（P83），这些翻译技巧与方法的使用目的即为了使译文易为读者大众所理解。

英国文艺理论家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译文应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译文的风格与手法应与原作相同，译文应像原文一样通顺流畅。[4]（P9）其中第三条译文的“通顺与流畅”是针对译语读者而言的，即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是否感觉通顺流畅。其实泰特勒对于什么是好的译文也从译语读者角度进行过论述，他认为，原作的价值/优点（merit）完全渗入译文当中，译文读者就能够与原语读者获得一样的理解与感受。[1]（P27）泰特勒对读者的直接关注，把读者因素带进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之中，为读者在翻译研究中角色扮演开启了大门。

这一时期关注译文读者的翻译学者还有德莱顿以及俄国普希金和茹可夫斯基。德莱顿将翻译分为：逐字翻译、意译以及拟作。逐字译是“带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拟作可以脱离原作面貌，接近创作，意译表达了原作的思想而不被词所羁绊。[5]（P29）德莱顿注重译文读者与对象，认为方言翻译应以译文读者能否接受和理解为准绳，可适当借用外来词仔细斟酌。普希金主张活译，反对死译，容许对原著进行增删、改写，使译文在美感与价值上超过原文。茹可夫斯基认为可以修改原文的时间、地点，甚至可以将外国人名改为俄国人名以适应俄国读者的口味。[2]（P9-10）

这一阶段主要特点：第一，翻译研究者大多探讨翻译原则与翻译技巧问题，没有直接提及读者作用，即便有三言两语提及，也仅作为阐述论题的参照而已。第二，翻译学者在对翻译原则与翻译技巧的论述中，对译文的要求渗透着读者观照，读者的角色处于一种若隐若现的状态。

二、第二阶段：直接涉及，逐渐显身

随着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的提出以及对读者因素的关注，翻译理论者开始关注翻译中的读者作用，在论述中直接提及读者要素，虽意不在于阐述读者作用，但读者在翻译中的角色也开始慢慢显身。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将翻译分为顺从原文与顺从译文两种方法，认为“译者要么使作者保持不动，让读者尽量向作者靠拢，要么使读者保持不动而让作者尽量向读者靠拢”[1]（P29）。顺从原文就是采用直译法，让读者接近作者，理解原文的意义；顺从译文就是采取意译方式，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意义。虽然施莱尔马赫从作者与读者的角度论述翻译方法，其意不在阐述读者作用，但已经直接提及读者要素，读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开始出现端倪。

美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奈达把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应用到翻译科学中，提出了形式对等（form equivalence）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等效翻译原则，其中动态对等就是“读者导向的翻译理论”，强调接受者的反应。他认为，“动态对等是由目的语接受者对目的语信息的反应与源语读者对源语信息反应的一致性程度来确定”[6]（P24），为了使译文表达自然流畅，必须考虑对原文信息进行调整，对语法、词汇、文化背景进行改写，译文语言应不受原语语言干扰，尽量让原文文化背景的“异域感”降到最低，以适应接受者的语言要求与文化期待。[1]（P42）奈达的读者反应论受到文化学派理论家的批评与反驳，但他对译文读者接受的强调为读者角色在翻译研究中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反对奈达 “以接受者为导向”的翻译方法，认为“等效是一种虚幻（illusion），忠实性、语言差异性仍然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难以跨越的问题，必须予以重视”[7]（P38）。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把翻译分成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与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语义翻译主要适用于正规的文学、自传、政论性等题材的文本，而交际翻译适用于大部分文本类型，比如：非文学文本，科技类、信息类文本，宣传资料，通俗小说等。从纽马克对交际翻译的描述来看，其实与奈达的动态对等是相似的，都从读者的角度审视翻译，因为“交际翻译就是要使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贴近原语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7]（P39）。纽马克其实也关注译语读者，强调使用通顺、简明、清晰、直接、传统、合乎规范的语言形式，使原语文本信息在译语文本中得到准确传达。奈达的读者反应论主要是探讨读者反应对翻译过程和翻译技巧的重要影响，而纽马克的交际翻译观直接涉及读者要素，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探讨翻译，是对奈达读者反应论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从而也使读者在翻译研究中的角色逐渐显身。

德国翻译学者威尔斯（Wolfram Wilss）和科勒(Werner Koller)受奈达翻译科学的影响，也强调翻译的交际性与读者因素。威尔斯认为翻译是个交际过程，翻译研究必须以话语语言学为基础，为取得话语交际成功，译者要了解接受者（读者）的状况，译者是否有特定的读者群，译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否平等，读者是否有相应的语言和超语言知识，是否具有相同的话语能力等等。[8]（P10）科勒则发展细化了奈达的对等观，他认为“对应（correspondence）的知识是外语语言能力的标志，对等（equivalence）的知识与能力才是翻译能力的象征，归根结底，翻译还是落实到对等问题上”[2]（P47）。他将对等理论细分为五种不同的对等方式：外延对等、内涵对等、文本规范对等、语用对等及形式对等，其中“语用对等”也称“交际对等”，就是以文本信息接受者为导向，强调不同交际环境对不同读者产生的影响。

这一阶段主要特点：第一、翻译理论学者从语言学角度论述翻译问题，直接提出读者因素是翻译方法、翻译原则中考虑的要素之一，给予读者更直接的观照，但读者角色还是处于探讨翻译方法、翻译原则框架当中，没有独立出来，读者在这里还不是翻译研究的出发点。第二、将翻译视为交际活动，强调译者对读者对象的了解与考虑，关注读者语言能力与话语能力，虽只是从语言学角度给予读者关注，但为后来从认知、文化、社会等更广视角给予读者观照，为读者步入翻译研究中心奠定了基础。

三、第三阶段：主动呼唤，步入中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从静态的语言研究视角拓展到更广泛的跨文化交际行为，从认知、语境、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维视角研究翻译目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读者的作用也得到更多重视，获得更为全面的阐释。德国翻译行为理论，功能目的论，关联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文化学派以及接受理论等为读者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提供更为多元、更丰富的论述，使读者“名正言顺”成为翻译主体之一，渐渐步入翻译研究中心地带。

德国霍尔兹·曼塔利借用交际理论与行为理论观念，提出翻译行为理论，认为翻译“并不是简单的翻译词句或文本，而是引导潜在的合作，跨越文化障碍，促进功能性交际”[1]（P78）。她认为目的语文本接受者是交际过程的一个重要参与者，接受者的需求是译文的决定性因素，译者要为接受者提供形式和文体在目的语文化中都具有“功能性合适”（functionally suitable）的交际文本。作为翻译行为理论的一部分，维米尔与赖斯的目的论，关注译作的目的，在翻译行为所必须遵循的诸多法则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目的决定译者采取哪种翻译方法与策略。目的论要求译文必须符合接受者的处境与知识水平，同一原文可以根据不同目的译成不同的译文。以原语为中心的“对等”不再是评判翻译的标准，评判翻译的标准是译文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adequacy)，只要译文满足了委托书中规定的目标，达到了预期的功能，就是充分的。译文预期功能与目的的实现最终就是为 “目标语接受系统服务，为翻译委托人服务，为读者服务的”[9]（P924)。

格特的关联翻译理论把读者与作者及译者放在同等位置考量，认为翻译是包括原作者、译者及读者三元关系的两轮明示—推理交际过程(process of 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原作者和译者构成第一轮对话交际，原作者通过源语文本对译者提供明示信息，译者根据关联原则，结合原文的语境和原文提供交际线索（communicative clues）[10](P134）对原文作者的意图进行推理；译者再根据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以及自己对源语作者交际意图的理解和把握，形成译入语文本并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完成整个对话交际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原作者与译语读者架起沟通的桥梁，努力获取译文的最佳关联性，即：译语读者阅读译文时能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而无需付出不必要的处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s)，实现原作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伊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指各种文学体系的总称，既包括中流砥柱的典范作品，也包括处于边缘的非典范作品[2]（P64），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系统内整体上不停发生动态演变过程。[1]（P153）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如果处于主要位置，译者就不会受限于目标语文学模式，而是突破常规束缚，再现原文语篇关系，选择与原文相匹配的充分性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那么译者则倾向现有的目标文化模式，选择符合译文规范的可接受性翻译（acceptable translation）。[1]（P155-160）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读者因素决定的，如果翻译作品受到读者青睐，读者接受效果好，那么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学价值、文化观念自然就能得到广泛接受与传播，该文学作品在系统中的地位就得到提升。

伊万·佐哈尔的学生兼同事图里继承发展了多元系统论，他提出了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认为应将“文本置于目标文化系统内，分析其意义与可接受性，比较原文与译文的转换，确认原文与译文片段的‘耦合对子’（coupled pairs）的关系，对潜在的翻译概念进行概括与总结”[11]（P24-89），以发现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模式，重构翻译过程规范。图里将翻译置于目标语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目标语文化语境当然包括读者“消费”译文环境，从目标语文化语境下研究翻译意味着给予读者更多观照，译文不仅要给译语读者提供信息，还要符合译语规范，符合译语读者的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背景。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发轫于本雅明的 《译者的任务》一文，德里达及韦努蒂继承发展了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观。解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是开放的，译者的任务不是对原文意义进行复制，而是通过“意指方式”(mode of intention)的迻译释放出“纯语言”，从而使原作获得“后起的生命”(after-life)[12]（P52）。译作不再是原作的附属品，与原作的关系是平等的，原作要借助译作才能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得到继续传播，获得“来世的生命”，因而译作的地位甚至要高过原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被动地转述原作的意义，而是根据自己的认知与取舍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译者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彰显。解构主义对传统的翻译成规与翻译原则提出质疑甚至解构，认为原作本真性的不可再现性和译作阐释的不可终极性[13]（P139），强调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差异性，使翻译理论逐步从规定性走向描述性，推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是多元丰富的，主要代表理论有勒菲弗尔的“翻译即改写”，谢利·西蒙的女性翻译研究，尼南贾纳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以及姚斯的接受理论等。文化学派翻译研究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制约作用，以及语境、社会、历史和传统作用对翻译的影响。权利、意识形态、机构组织决定着文学文本的接受与拒绝，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系统外的赞助商以及主流诗学决定了翻译使用的策略及解决的方法。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女性视角研究翻译，强调女性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注重研究翻译的政治，认为“翻译造就或体现了殖民主义操纵下的不对称的关系”[1]（P133）。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体验，姚斯认为“一个作品的价值，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鉴赏和接受来完成”。翻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欣赏水平、鉴赏能力，采用多维的翻译策略，以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侧重于目标语文化因素、意识形态、接受系统对翻译的影响，研究目标语文化及意识形态是为了使译文产生更好的接受效果，更好地为译文读者服务，而影响接受系统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的恰恰是读者，读者是翻译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9]（P924）可以说，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是站在读者的立场，为读者服务而进行的翻译研究，读者在整个翻译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

这一阶段主要特点：第一、翻译研究开始从文本之内拓展到文本之外，从规定性研究转向描述性、解释性研究，从认知、文学文化系统、社会历史语境、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位、多维度对翻译过程、翻译行为及翻译目的进行描述与解释。第二、随着翻译研究进入了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系统，读者作为该系统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翻译主体之一进入翻译研究中心，翻译过程注重考虑读者的认知能力与期待视野，翻译策略的选择强调目标语文化系统中读者的接受效果，读者成为作品意义的建构者，“后起生命”的延续者。

翻译研究从语言学研究范式到文化转向过程反映了翻译研究中读者角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新世纪随着IT技术的飞速发展，翻译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出现了翻译与技术软件相结合的语料库翻译、机辅翻译以及本地化 GILT（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localization，translation）翻译服务等。特别是随着本地化翻译成为翻译活动的主流，翻译的形式、工作量、周期、译本的产出以及译者的角色、工作性质和侧重点都发生改变，尽管如此，读者在翻译中的地位没有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彰显，因为本地化更加注重“产品使用地市场，其宣传材料及操作手册要适应使用地（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14]（P77）。为不同使用地读者提供不同翻译版本，反映了现代翻译产品变得更为“人性化”，更加关注人文关怀，这与建构主义翻译观是相统一的，即翻译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读者作为现实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翻译产品的接受者，翻译产品价值的衡量者，理应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Munday，Jerem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Tytler，Alexander Fraser．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5］李文阁．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Nida，Eugen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7］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8］Wilss，Wolfram．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9］刘小林，饶萍，郑晓慧．读者登场：翻译研究的轨迹和内涵［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1，28（6）．

［10］Gutt，Ernst－August．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 Press，2004．

［11］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2］刘全福．批评视角：我国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进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

［13］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14］张莹，柴明熲．GILT本地化产业与翻译研究新动向［J］．中国翻译，2011（3）．

（责任编辑：刘建朝）

The Evolvement of Readers'Role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CAI Rui-zhen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 365004,China; 2.Translation Studies Center,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China)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a long history of more than 2,000 years,in each period of which the consideration of readers is taken into account,either mentioned unintentionally as a reference or discussed directly as a topic.With enlargement of the scopes and enrichment of the perspectives,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made a development from prescription to description and from single to multiple.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of readers is gradually emphasized and they play a role from invisibility to visibility and from edge to center.As the measure of the value of translated products and as the recipient of"after-life"of the original,readers are deserved to be the important par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the role of readers;evolvement

H059

A

1673-4343（2014）01-0058-05

2013-12-01

蔡瑞珍，女，福建尤溪人，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