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念哲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古希腊时期主要修辞学派的修辞批评视角

周念哲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在古希腊时期，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派从伦理、真理、知识、正义等角度出发，对以高尔吉亚和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诡辩派以及他们的诡辩修辞提出了批判，在批判中逐渐形成修辞批评的伦理视角。诡辩家则对哲学家提出了反批评，并指出了哲学家表面追求真理和正义，其实同时也是通过迎合受众来追求名誉，从而形成了修辞批评的或然性视角。亚里斯多德则从技术的角度对诡辩家和诡辩修辞提出了分析，并在这种分析中形成了修辞批评的技术分析视角。

古希腊；修辞学派；修辞批评；诡辩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

在西方修辞批评领域，国内近年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的方法、类别、特征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例如，王志伟从博克修辞批评、意识形态修辞批评、视觉修辞批评、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等四方面分析了当代西方修辞批评方法的多元性。[1]（P1-6）袁影在简要回顾了中西修辞批评的渊源后，着重梳理了西方当代修辞批评类型，总结了中国大陆及台湾修辞批评特征。[2]（P58-61）邓志勇近年来主要从事意识形态修辞批评、隐喻修辞批评和叙事修辞批评等类别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基于意符的意识形态修辞批评：理论与操作》《隐喻修辞批评的理论与操作方法》《叙事的修辞——Arnesen在海湾紧急峰会上演讲的叙事修辞批评》等。当代学者主要关注了当代修辞批评领域的研究方法、现状和成果，对于作为渊源的古典修辞批评则较少涉及，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对古希腊时期的主要修辞学派所从事的话语实践进行再梳理，从而总结出古希腊修辞批评领域的三个基本视角。

一、诡辩派及修辞学发源

在当代西方的修辞学研究中，科拉克斯(Corax)和提西雅斯(Tisias)被认为是古希腊修辞的创立者。据美国修辞学者何里克 (James A. Herrick)的论述，对于言说（或修辞）的系统性研究很可能发源于公元前467年左右西西里岛上的锡拉丘兹城（Syracuse,当时属于古希腊）。一个名为科拉克斯(Corax)的修辞学教师为市民们提供法庭辩护方面的培训，以便他们能够在法庭上证明自己主张的正当性。他传授修辞技艺的系统性方法很快被其他人所采用，并且这种方法还被以“诡辩家(sophists)”闻名的专业修辞学教师和修辞执业者带到了雅典和其他的古希腊城邦。诡辩家教学生们如何有效地发表公共演说，如何精明地经营个人资源，甚至还涉及某些方面的领导才能。这样一来，难怪古希腊时期的年轻人会将接受诡辩教育视为个人成功的关键了。[3]（P35）然而，诡辩家们为了寻求个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利益或优势，可能会通过花言巧语、似是而非的论辩以及其他技艺来达到对他人的操控，进而影响或改变他的立场和决定以便实现自己的欲求和其他功利目的。诡辩家们的这种能力以及他们乐意教会别人拥有这种能力的做法，让当时的很多人看到了其中的危害，于是就产生了对诡辩或对诡辩式修辞的批评。在这些批评者中，就包含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诡辩家们在西方古典修辞的创立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并进而形成了诡辩修辞学派。然而，西方的修辞批评传统则是由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开创的，并且修辞批评最早是以批评诡辩修辞的形式出现，后来则逐渐衍化成哲学修辞。柏拉图等人开创了修辞批评传统，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同，如王志伟引用Thonssen＆Baird的观点认为，“西方修辞批评至少可追溯至柏拉图时代，出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狄奥尼修、朗吉努斯、普林尼、普鲁塔克等古典修辞学理论与批评实践兼顾的两栖学者”，而“现代意义的西方修辞批评直到 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形成规模，其基本任务即分析、解释、评价‘人类为了交际而对象征的运用’”[1]（P6）。

二、哲学派的批判及其伦理视角

苏格拉底、柏拉图从伦理道德、正义、知识、真理等哲学范畴更为彻底地批评了当时的诡辩家滥用修辞。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以及其他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认为，绝对真理和关于是非对错的普世原则确实存在。他将（诡辩）修辞描述为谄媚，以及正义的赝品。[4]（P8）对于诡辩家高尔吉亚声称的 “修辞所提供的是以法官和议员感兴趣的话语来进行劝说的能力”以及“修辞所处理的劝说话语类型是法庭和其他公共集会上正义与非正义方面的话题”，苏格拉底将其批评为“修辞只是制造关于正义的信奉和意见，而不是正确的知识 （来进行教导）”、“修辞家并不是法庭和其他公共集会上教会大众认识‘是’与‘非’的教师，而仅仅是信念的制造者；因为显而易见修辞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面向大众的正确教导”以及“修辞家仅仅依赖信念而不是知识来进行教育——这就是为什么修辞在一大群无知受众中最起作用的原因”[3]（P52-55）。

柏拉图对诡辩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 “渔利”、“作出言过其实的修辞教育论断”和“自吹自擂”等几个方面。他认为，诡辩修辞没有体现出对正义的足够理解，因此对个体和城邦都是一种危险的欺骗活动。诡辩修辞仅仅以通过对“公共意见(doxa)”的操控来实现涉及正义议题的劝说为目标；而（事实上）对于正义的足够认识必须建立在正确知识的基础上，并且以个体和城邦的福祉为目标。[3]（P54）诡辩修辞还造成了一种“看似美好其实不然”的境况。诡辩家会在人们半信半疑时诱骗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从事正义的事业，在他们从事非正义事业时诱骗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践行正义，而当他们已经病入膏肓时诱骗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健康。[3]（P62）柏拉图还针对诡辩家提出了两个担忧：一是诡辩家在没有真正理解正义究竟为何物的情况下就声称自己从事关于正义的教导，二是修辞因其所具有的操纵和控制能力而吸引了修辞执业者。[3]（P56-57）

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诡辩家及其诡辩修辞提出了激烈批评，二人在从哲学立场出发批评诡辩修辞方面几乎高度一致，并且事实上都是以反对“修辞”之名而行“修辞”之实。然而，如果从修辞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则二人在批判诡辩修辞的同时也因此开创了古典修辞的另外一个领域：基于伦理、知识、真理、是非、正义等议题的哲学修辞。也就是说，二人其实是以反对“诡辩修辞”之名而行“哲学修辞”之实。古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家西塞罗就认为，“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似乎在嘲弄[诡辩]修辞的过程中看起来自己本身就像是个一流的修辞家”[3]（P62）。柏拉图在对诡辩修辞的批判中所提出的“知识与意见”“真实与表象”“教导与劝说”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还将人们对修辞实践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思辨水平。他在批判过程中并非是采用一种外在于修辞的异己视角，而是古典修辞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P49）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批判的不是修辞本身，而是诡辩修辞；诡辩修辞的问题也不在于修辞本身，而是其动机、价值取向或过度的功利目标。如果纯粹从功利角度出发，不计后果地使用似是而非的或然性论证去劝说和操控他人服从服务于自己的名利追求，就可能陷入诡辩修辞；从维护伦理、追求知识和探寻真理的立场出发，自然也需要用修辞技艺去进行明辨是非方面的交流、讨论、辩论，因而就无法回避哲学修辞。柏拉图的哲学其实就是一种“反修辞”，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通过否定、谴责修辞而成功地“自我韬晦”了的修辞。[6]（P32）这种“反修辞”是哲学修辞在当时的典型表现形式。此外，以反对修辞之名行修辞之实，事实上也是一种修辞手段或修辞策略，这种策略类似于当代美国修辞学家博克所提出的“认同理论”中的“对立认同”。博克认为，劝一个人时，只有当你用他的语言说话、使用同样的手势、具有相同的思想或观点，你才能劝服他人，也就是说修辞者使用符号或语言与读者取得 “同一”时，才能达到诱发他人行动的目的。[7]（P36－40）博克还提出了实现这种“同一”或“认同”的三种方式，即“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 (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和“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其中的“对立认同”是指“一种通过分裂(segregation)而达成凝聚(congregation)的最迫切的形式”[8]（P161）。这里的“分裂”指的就是“对立”，“凝聚”指的就是“认同”。具体地说，在批判诡辩家和诡辩修辞这个问题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借用当时人们认为诡辩家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机，顺势而为地批判和放大这种危害性，将诡辩家树立为民众的“对立面”，使民众与诡辩家产生“分裂”。也就是说，哲学派从伦理视角对诡辩派和诡辩修辞进行了批判，在通过诉诸伦理和理性而实现了对民众厌恶诡辩家的认同中，让民众产生了对哲学派的“凝聚”、“共鸣”和“认同”。

三、诡辩派的反制及其或然性视角

面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批评，诡辩家们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批评。卡利克勒斯(Callicles)称苏格拉底是“煽动者”，波勒斯(Polus)说苏格拉底乐于将他人引至前后矛盾的境地，斯拉雪麦格斯 (Thrasymachus)认为苏格拉底是出于热衷美誉而反驳他人，普罗塔哥拉则更宽宏大量地说有朝一日苏格拉底将会因为他的智慧而闻名于世 （而他的潜台词是说苏格拉底以沽名钓誉为要务）。[9]（P7）普罗塔哥拉因其在论辩领域的观点和实践被后世称为“论辩之父”。通过分析古希腊残文并结合古希腊修辞家的相关表述，修辞学家胥亚帕认为普罗塔哥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 “针对同一事物存在两种相反相成的说法”。[10]（P89-100）这个观点也就是或然性论证的基本内涵。诡辩家们在这里使用了他们一贯擅长的或然性论证。诡辩家们的这些批评似乎意在抢夺哲学家天然占领的道德高地，改变自身形象，或者起码构筑起与哲学家齐平的道德高度。具体地说，苏格拉底批评诡辩家追名逐利，令人不齿；诡辩家们反唇相讥，指责苏格拉底似是而非，貌似宣扬真理正义，其实还是沽名钓誉。其总的结果是诡辩家试图给世人造成一个印象：苏格拉底自身追求名誉，没有资格指责诡辩家追求名利。在名利追求的问题上，苏格拉底和诡辩家没有多大区别；即便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诡辩家的或然性视角在以“似是而非”的方法来反驳哲学派的批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诡辩派虽然一开始就成了修辞批评的对象，然而他们在与哲学派的话语交锋中，指出了哲学派相关批评的“或然性”，即表面上基于“维护正义寻求真理”的出发点但其实同样追求 “壮大哲学派声势”的功利目标，从而为修辞批评提供了解读“表面话语下的真实修辞意图”的或然性视角。

四、亚里斯多德修辞批评的技术分析视角

作为柏拉图的弟子和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亚里斯多德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于诡辩家和诡辩修辞的批评上，亚里斯多德的立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相似而更加谨慎。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修辞，亚里斯多德则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的学术立场，他主要从艺术(art)、技术(technique)、能力(ability)或技能(faculty)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修辞。这一点在他对诡辩家和诡辩修辞的批评分析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在《修辞学》中，亚里斯多德将诡辩家普罗塔哥拉所使用的 “或然性论证”称为“使弱变强”的论辩方法。他说：“人们表示出对普罗塔哥拉的愤怒，认为他的或然性论证其实是谎言，是错误，是虚假的或然性。”亚里斯多德在这里引用了第三方的“人们”的看法，或许是以此含蓄地表达了对诡辩家的批评，但却似乎显得更有客观依据。西方学者在解读亚里斯多德的这一看法时，也认为他持有一定的道德立场但他并不认同对诡辩家及其诡辩修辞单纯从道德上进行评价。例如麦考依(Marina McCoy)认为：“柏拉图或许会赞同亚里斯多德用 ‘道德取向而不是修辞技艺’来定义一个诡辩家的做法。”[9]（P1）乔治·肯尼迪则指出，普罗塔哥拉的这个或然性论证方法及其相关论断 “似乎没有得到亚里斯多德的强烈批评”[11]（P189）。他比较认同亚里斯多德在修辞批评方面的中立和技术立场。他认为，“使弱论变强论”当然会遭受道德上的异议，但在历史上包括公元前五世纪“或然性论证”的发现以及进而产生的乐于疑问的精神，都向我们表明了它们对于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政治变革的至关重要性。[4]（P7）

在《修辞学》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亚里斯多德以中立和技艺的视角来评价修辞的更多证据。亚里斯多德首先把修辞定义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寻找可用之劝说方式的能力”，并且认为 “修辞艺术的这种功能是任何其他艺术所不具备的”[11]（P37-38）。亚里斯多德还将修辞的这种口舌辩护的能力与身体防御能力相类比，他说，“如果人们应该被教会用身体来防御 （外来伤害）却不能用言语能力来为自己辩护，这是很荒唐的”[11]（P35-36）。这个观点表明他认为“言艺”如同“武艺”，武艺用四肢为自己健身防御，言艺动口舌为自己辩护。他将修辞视为能够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一种言说技艺，强调了修辞的工具性特征。亚里斯多德还以“它(修辞)的功能并不在于说服，而是在每个案例中寻找劝说方式”[11]（P36）的观点表明，修辞重在研究劝说的方法或技能，而非实现劝说的目标。这一观点弱化或淡化了诡辩家和诡辩修辞的功利传统，减少或避免了修辞的功利性和伦理争议性。亚里斯多德强调了技术手段和学术立场，同时也将修辞批评从单纯的道德批判引领至更为高深的技术分析导向。对于诡辩家和诡辩修辞的批评，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单纯从道德和真理角度出发来批评不同，亚里斯多德从技艺的角度出发认为，“诡辩不是一种能力，而是有意地选择似是而非的论证”[11]（P36）。

亚里斯多德避开了哲学家习惯为之的先入为主地以伦理道德和真理知识来衡量人和世界的出发点，他并没有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直接地对诡辩家进行道德批判，而是从中立的立场出发，用中性的方法和技术来衡量、评价诡辩修辞。他的这一立场和视角同样地在论述作为三种人为举证方式(logos,pathos,ethos)之一的诉诸人格(ethos)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在关于“诉诸人格”所起到的作用时，他认为：“当言说者以一种可信的方式发表言说时，劝说通过人格起作用。因为在所有的一般性主题上，尤其是在没有确切知识而存有疑问空间的问题上，相比较其他言说者而言，我们会在更大程度上更迅速地信任那些公道的人。人格带来的信任必须源自言说，而不是源于言说之前业已存在的关于言说者是某种特定类型人物的看法。一些修辞手册的作者在论及修辞艺术时认为，言说者的为人公道对劝说不起作用。事实正好相反。诉诸人格几乎是最可信赖的劝说方式。”[11]（P38-39）亚里斯多德的这段话让后世研究者产生了困惑，尤其是最后几句话，分别代表了哲学修辞学派的基本立场和诡辩修辞学派的基本立场。“人格带来的信任必须源自言说，而不是源于言说之前”似乎默认了诡辩家不问伦理道德上是非对错的立场，即通过使用修辞技艺来提升自己可能在现实中并不具备的良好人格形象，进而操控受众意志去相信诡辩家用言辞构筑起来的“修辞人格”而不去过问他们的真实人格，并最终改变受众的相关选择或决定，以便使受众服从或服务于诡辩家个人功利上的修辞意图。反观最后两句，“一些修辞手册的作者在论及修辞艺术时认为，言说者的为人公道对劝说不起作用。事实正好相反”，这个观点似乎又让人觉得他又重新回到了对于修辞者现实人格的关注，回到了哲学修辞学派的“伦理道德”基本立场。此外，亚里斯多德的这段话似乎还表明，作为修辞者，他平时的为人公道固然重要，但这种“现实公道”未必能作为“人格资源”或“人格资产”自然和直接地转移到言说中并进而发挥劝说作用。一个修辞者，即便现实人格形象再良好，也还是需要在言说中通过修辞手段继续构筑或展现出美好的人格形象，也就是构筑修辞人格，通过言说投射出“公道”的印象到受众心中。相反，那些诡辩家虽然可能在生活中的为人未必客观公正，但却也还是可能通过在言说过程中使用高超的修辞技艺去构筑并不真实存在的 “修辞人格”，从而改变受众对自己原有的看法，赢得他们的信任。亚里斯多德关于构筑“修辞人格”的观点再次表明，他认为修辞是一种中性的技艺，无论修辞者自身有怎样的品行，都需要在话语实践中用这种修辞技艺构筑起良好的人格形象以便争取受众支持。

综上所述，古典时期的修辞批评主要发生在以柏拉图、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派和以高尔吉亚、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诡辩派之间关于修辞的功利性、伦理性方面的争论。面对诡辩家和哲学家在修辞方面的争议，亚里斯多德似乎试图寻找一个解决办法。最后他指出：和辩证一样，修辞也是一门道德上中立的艺术。这种艺术可以从一个议题的正反两面进行论证，但需要建立在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修辞以确定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正义的或者什么光荣的为趣旨。修辞使用自身独有的论证方法。[4]（P8）亚里斯多德评价修辞的技术分析视角后来发展成在当代西方修辞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技术修辞。古希腊诡辩家以及他们的诡辩修辞突出地表现了修辞的功利性；他们最早开创了修辞传统，但同时因为其过度的功利倾向而最早成为哲学派从伦理视角出发进行修辞批评的对象。古希腊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哲学修辞突出地表现了修辞的伦理性，他们最早开创了修辞批评传统，但因为通过强调伦理真理正义等价值观来迎合和争取受众而被诡辩家从或然性视角出发批评为同样追求名声功利。亚里斯多德则似乎力图保持一种道德中立，他从技术分析的视角出发评价修辞，突出地表现了修辞的中立性、技术性、工具性和策略性。

［1］王志伟．当代西方修辞批评方法：多元性及其理据［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7）．

［2］袁影．中西修辞批评：渊源与特征简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3］Herrick，James A．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M］．Needham Heights：Allyn＆Bacon，2001．

［4］Kennedy，George A．A New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M］．Princeton University Perss，1994．

［5］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7］邓志勇．修辞批评的戏剧主义范式略论［J］．修辞学习，2007（2）．

［8］[美]肯尼斯·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常昌富，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Marina McCoy．Plato on the Rhetoric of Philosophers and Sophist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0］Schiappa，Edward．Protagoras and Logos：A Study in Greek Philosophy and Rhetoric［M］．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3．

［11］Kennedy，George A．Aristotle On Rhetoric：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M］．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责任编辑：刘建朝）

Perspectives of Major Ancient Greek Rhetorical Schools in the Practice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ZHOU Nian-z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 365004,China)

In ancient Greece,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philosophical school,Socrates and Plato intensively criticized Gorgias and Protagoras,who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ophists.Philosophers conducted their criticism with philosophical values and criteria like ethics,truth,justice and knowledge;and they gradually developed an ethical perspective of rhetorical criticism.As a counterstrike,sophists brought forth anti-criticism against philosophers,pointing out that philosophers seemingly alleged to pursue truth and justice while they virtually sought name and fame by catering to audience's preference.In this process,sophists gradually developed a probabl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al criticism.Finally,after a technical analysis on sophists and their sophistic rhetoric,Aristotle developed a technical-analytic perspective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ancient Greece;rhetorical schools;rhetorical criticism;sophists;Plato;Aristotle

H05

A<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1

1673-4343（2014）01-0029-05

2013-10-23

三明学院科研基金项目（A201216/Q）；福建省教育厅教育科研项目（JB13228S）

周念哲，男，福建三明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修辞学和比较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