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朗

（马里兰大学 语言学院，美国 马里兰州 20742）

一、全球化视野中的跨境语言

中国有漫长的边境线，有多语多民族的边疆。边疆省区，如新疆、云南、广西等，都存在不少跨境语言。如何处理跨境语言与主流语言的关系，如何在教育、行政、司法、商务、社会文化生活中让跨境语言保持或获得应有的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都关系到边疆的稳定、边疆的强盛以及边疆人民的民生福祉。

当前研究跨境语言不能不把跨境语言纳入全球化视野。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其次也引发了其他多方面的全球化，诸如语言的全球化。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化进程经历了四波：第一波是1 5~1 6世纪横跨大西洋的美洲殖民和贸易；第二波是1 7~1 8世纪的美非两洲之间的黑奴贸易；第三波是1 9~2 0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第四波是二战以后通过国际机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科学技术等手段把大地球变成了小地球村，导致人口、资本、物资、工作、服务、信息、思想、价值观等的自由大流动，对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①②③。

全球化对语言的影响首先表现为社会生活中的全球化“话语”④。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关的全球化话语就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越‘两廊一圈’”“云南桥头堡战略”“上合组织”“中国—中亚国家自由贸易区”“反恐”等等。这些话语直接影响着边境地区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和语言经济，从而对边境地区的语言传播、学习和使用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

其次，全球化对语言的影响表现为语言秩序和语言关系的“维度（再）划分”（r e-s c a l e）⑤。全球化构建了处置事务的新维度，即从全球角度考虑或重新考虑经济、政治、语言等的关系。因此，全球化重塑了地方与全球相互关系的维度，让全球性事件与地方相关，让地方性事件与全球相连。以前，周恩来总理说过，外事无小事。现在，全球化的维度（再）划分可以无限地放大国内小事。因此，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时代无小事。国内一件小事，随时可能成为国际互联网上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视频，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成为外交大事。

再次，全球化让传统国境的铜墙铁壁变得酥松多隙，让人们随意跨越，让信息、思想和价值观畅通渗透。跨境人员使用什么语言？信息、思想和价值观依靠什么语言传播、朝何方向流动？流动方向又是由何种因素所决定？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全球化时代国家如何重新认识主权，维护主权；社区如何有效利用全球化改善母语生存环境；个人如何认识和掌握包括母语在内的多语以便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问题说明了跨境语言在当今的重要性，说明国家、族群和跨国机构在全球化时代都不能忽略跨境语言的作用和意义。

二、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与跨境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全球化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对世界各国的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改变⑥。语言意识形态是关于一个社会实践单语还是实践多语，以及如何实践的一系列认识、思想和价值观⑦。语言意识形态既跟国家建设模式密切相关，也跟全球化的进程形影相随。国家建设模式常常包含语言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对公民的语言要求。但是即便国家建设模式不变，国家也可能根据全球化的进程对语言意识形态作相应的调整，以便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下，我们分析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意识形态演变的实例，分析两国如何认识汉语的地位、作用以及汉语与全球化的关系⑧。

2 0世纪5 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的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注重包容多语言社区，形成了苏式多语意识形态⑨。根据这个多语意识形态建立的语言秩序，普通话仅仅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每个少数民族可以发展自己本民族的共同语，同时也受到鼓励，自愿学习汉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步放弃苏式国家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 9 8 2年通过修改《宪法》让普通话成为全国通用语言，为全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了通用语言准备。2 0世纪9 0年代初，苏联分解为独联体诸国，苏联多民族国家建设模式显然已经不具有积极可鉴的价值。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国家开始注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建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多语意识形态强调普通话在一体中的通用性，同时也认可多元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一体中的辅助作用。这个语言意识形态最终体现为2 0 0 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个法律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和义务。2 0 0 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中国逐步开始汉语国际推广，力争让汉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让汉语为中国的全球利益服务。普通话从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发展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从而进一步成为国家通用语言，再进一步争取成为全球通用语言。这个发展轨迹既反映了中国国家建设的演变，也说明了全球因素对中国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在语言意识形态的这个发展轨迹中，我们很遗憾，未曾看到中国对跨境语言在其全球利益中有明确的定位。

全球化不但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意识形态，同样也改变了如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语言意识形态⑩。尽管美国从立国起，以英语为主导的单语主义与多语主义之争从未间断，但是单语主义过去一直在美国的语言意识形态中占上风。不但华语这样的小少数民族语言被边缘化，连西班牙语、德语等大少数民族语言也受到排挤。直到冷战高潮的2 0世纪6 0年代，美国为了占据道义和外交高地，才逐步改变语言意识形态，通过了《双语教育法案》（The Bilingual Education Act），让华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在教育等领域有了合法的立足之地。即便如此，少数民族仍需要通过不断维权才能保住小语种（less taught lan-guages）在学校的合法地位。2 0世纪9 0年代，美国意识到2 1世纪全球竞争会更加激烈，于是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案》，旨在加强公民的外国语言文化教育，以便增加国际合作，保障国际安全，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于2 0 0 2年启动了国家语言旗舰计划，首先把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和俄语列为国家安全关键语言，不但鼓励大、中、小学生学习关键语言，而且鼓励说这些语种的移民后裔保存自己的传承语。经过半个世纪的定位和再定位，华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从学校的小语种发展成今天的国家关键语言。美国的语言意识形态的这个发展轨迹既表达了美国国内民族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全球化对美国的广泛影响。全球化使美国增强了多语意识形态，并且认识到要充分让这些跨境的传承语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

语言意识形态落实到社会现实就是语言秩序。因此，语言秩序是多语社会的现实，是制度化的语言等级关系。这个关系表现为语用域、制度支持力度、财政资源、人力资源、公共资源等的多寡⑪。一般来说，享受这些资源越多的语言,拥有的等级越高；反之享受这些资源越少的语言，拥有的等级越低。根据这个原则，语言可以划分为跨两个以上语言秩序的超级语言（如英语）、一个语言秩序内的顶级语言（如汉语）、中等级语言、低等级语言等。同时语言秩序已可以分为全球语言秩序、大区域语言秩序、国别语言秩序、地方语言秩序等等。

跨境语言与全球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息息相关。根据这种关系，跨境语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定义。

第一，语言社区的跨境。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原来完整的语言社区被分裂为两个相关的跨境语言社区，例如外蒙古和内蒙古，最后形成跨境语言。语言意识形态在这个分裂中可能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二，边境划分或再划分也可以造成跨境语言。如中国的云南、广西某些边境段落数次被划分或重新划分，结果原有的境内语言可能被划到境外去了，而原来境外的语言被划到境内来了，形成了新的跨境语言。这种划分与再划分实质上是语言秩序的划分和重建。在1 9至2 0世纪的第三波全球化中，以英语和法语为主导的两个语言秩序曾经试图从中国西南冲击以汉语为主导的语言秩序。在2 0世纪下半叶的第四波全球化中，中国、越南、缅甸等国通过边境勘定，在边境重建了国别语言秩序。

第三，移民可以造成跨境语言。移民流动到他国可能被他国语言秩序同化而转用主流语言，同时也可能保留自己的母语并在他国形成自己的传承母语社区和跨境语言。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移民流动的方向跟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移民常常从一个单语主义占主导而且语言秩序僵化的国度迁移到一个语言意识形态相对多元和语言秩序相对宽松的国度。例如1 9世纪下半叶到2 0世纪上半叶朝鲜移民从日据朝鲜流向中国的东北，成为中国的朝鲜族，使朝鲜语成为跨境语言。

第四，语言秩序的交织可以形成跨境语言。全球超级语、全球强势语、大区域超级／强势语常常会跨越国境和语言秩序，以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言的身份成为跨境语言。例如英语作为全球超级语言，在全世界拥有十几亿英语第二语言学习和使用者，形成了英语母语国家以外无数跨境英语社区。因此，得益于全球化的四波扩张，英语发展为目前全球最大的跨境语言。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汉语已经逐渐在中国以外，在全球华人社区以外获得第二语言学习和使用，为汉语作为跨境语增加了一个维度，成为了国际汉语。所以说，第四波全球化使汉语从两个维度，即华语和国际汉语，加速发展为世界强势跨境语言。

由此可见，因为不断改变现存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全球化造就了当今大多数的跨境语言。

三、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向心力

每一个语言秩序以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语言意识形态，无论是全球的、区域的还是国别的，都会产生一种向心力。这种向心力表现为，一个语言秩序内的顶级语言对同一语言秩序中次级语言的传播与同化作用。这个传播和同化的对象可能是语言本体的，可能是语言使用者的，也可能是两者兼并。对语言本体的传播和同化主要是顶级语言向次级语言输出语法、语音、词汇等语料，从而影响次级语言演变的轨迹和方向，让次级语言在形式上不断向顶级语言靠拢。对语言使用者的传播和同化表现为，越来越多的次级语言的母语使用者学习、使用，甚至转用顶级语言。结果，他们从次级语言的单语人变成顶级语言和次级语言的双语人，然后其中部分人进一步发展为顶级语言单语人。

在国别语言秩序中，顶级语言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发挥向心力。第一，顶级语言的意识形态表现强势，单语意识强于双语和多语意识。这种强势的语言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制度，指导和规定一个以顶级语言为主导的语言秩序。第二，顶级语言借助制度优越性，在所属的语言秩序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例如，顶极语言可以通过被法律规定，成为官方语言或国家通用语言，主导语言秩序内的公共用语领域。第三，顶级语言在所属的语言秩序内拥有文化优越性，是教育、科技、知识储存用语。这个语言秩序内的任何人都需要通过顶级语言才能接受教育、阅读科技文献、写作和发表文学作品及科技文献。第四，顶级语言在所属的语言秩序内享有资源优势，是工作用语、生活通用语、区域通用语等等。在这个语言秩序内，人们就业、迁移、生活都需要使用顶级语言，才能如愿实现并顺利进行。

同时，语言秩序中的次级语言主要通过以下渠道接受向心力。第一，这个语言秩序中的次级语言在语言形式上受顶级语言影响，向顶级语言借用语法、词汇、语音等资源，用以满足交际需要，维持本身的活力。例如，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从汉语中大量借用政治词汇、经济词汇、科学技术词汇，甚至日常生活词汇⑫。这些借词对中、低级语言产生语音甚至语法影响，从而改变这些语言原有的语法、语音和词汇形态⑬。第二，语言秩序中的中、低级语言社区接受顶级语言的传播，从单语社区逐步演变成双语社区。原来说次级语言的单语人逐渐成为双语人，既使用次级语言，又使用顶级语言。其中部分双语人甚至最终放弃次级语言，变成转用顶级语言的单语人⑭。

语言秩序的向心力有自己的作用规律。一般来说，若一个语言秩序的向心力强，就会创造让次级语言使用者融入主流社会的充分机会，而且还不会遭遇这些人群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次级语言的单语人在两代人之内可以成为双语人，在三到五代人之内就可以完全转用顶级语言。例如，作者前些年曾让美国大学的一个社会语言学班的三十几个学生调查自己家庭的语言背景和转用情况。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学生的祖辈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说印欧语、非洲语言、汉藏语言等；他们当中3/4的家庭在3代人之内转用了英语，1/4的家庭在4~5代人之内转用了英语。

如果语言秩序的向心力强，但是不能创造足够的机会让次级语言使用者融入主流社会，顶级语言就会遭遇说次级语言的人群的抵制。因此，向心力是否遵循上述规律，结果要视顶级语言和次级语言双方博弈情况而定。向心力不够的地方可能会长时间保持次级语言的单语社区，尽管也会出现少数双语人。当然，若一个语言秩序的向心力弱，顶级语言与次级语言之间没有或很少有接触，其结果当然不会产生说顶级语言和次级语言的双语人。

总之，语言秩序的向心力就是语言秩序中顶级语言对次级语言、次级语言社区传播和同化的力度与广度。

四、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扩张力

每一个语言秩序及其维护这个秩序的语言意识形态都会产生扩张力，而扩张力的大小却取决于该语言秩序在区域或者全球语言秩序中的势态。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扩张力，一般表现为顶级语言跨越自己所属的语言秩序向外传播。这种扩张力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顶级语言随着语言秩序所有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和国家利益的扩张，而跨入它国语言秩序，横向寻求区域超级语言的地位。顶级语言也可能为了适应语言秩序所有国的经济和军事地位的上升，跨入它国语言秩序，追求全球强势语言的地位，甚至超级语言的地位。

顶级语言代表国别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向外扩张，一般借助两种渠道发力。第一种是文化交流渠道。文化交流活动通常由官方或半官方规划和组织，通过文化交流机构，如孔子学院、台湾书院、歌德学院、大不列颠委员会等来承办。这些机构推行文化项目，同时也推行官方或国家通用语言，开展语言教育，如中国汉办在世界各地开办的孔子课堂。文化交流渠道还包括大、中、小学的交流项目和其他文化交流项目等。例如，中国汉办邀请美国中小学师生访问中国中小学，中国文化部门派遣中国的京剧团、话剧团、歌舞团等访问美国。

顶级语言向外扩张的第二种是市场经济渠道，包括语言的市场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了该国语言秩序中的顶级语言的市场价值，也可称其为语言的物质价值⑮。高价值的语言叫好又叫座。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分会统计，2 0 1 2年全中国的高校留华学生总人数达3 2 8 3 3 0名⑯，其中4 0.6 6%的留学生在华接受学历教育，5 9.3 4%的留学生接受语言教育；1 0.4 8%的留学生来自亚洲，1 5.1 9%的留学生来自欧洲，7.8 8%的留学生来自美洲，3 0.4 1%的留学生来自非洲，其他则来自大洋洲等地。这些数据说明，汉语不但成为了区域强势语言，也成为了全球强势语言。这些数据还不包括来华留学的中小学生。据云南省教育厅统计，2 0 1 1年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跨境进入云南中小学就读的学生就达5 0 5 7人⑰。这些学生多为华裔等跨境民族，主要受中国优惠的教育政策的吸引，对中国的教育非常信赖，也觉得周边国家边境地区教育条件比中国的条件相差甚远。这几年跨境从周边国家进入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持续增加。

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无论是接受学历教育还是短期学习汉语，主要都是因中国经济发展所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开拓经济贸易活动，促进了市场对汉语的需求，以致汉语迅速升值。我们以边境贸易为例，考察近年来边境贸易用语的演变，可见汉语跨境的一斑。在中国西南和西北漫长的边境地带，边民一直互通有无，交换日常生活用品。交易中，他们过去都使用当地通行的方言土语，包括少数民族语和当地跨境语言。近年来有的边境市场主要用汉语交易。如云南的瑞丽口岸，汉族、少数民族和缅甸人都多用汉语交流⑱。又如广西凭祥的蒲寨市场和越南的清新市场，汉语的使用日益增多，地位正在上升⑲。作者本人2 0 1 3年1 1月下旬实地考察中越边境的德天边贸市场，也发现中越边境两边的小商小贩都能用汉语（当地普通话）交流。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汉语、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一起成为商务活动的交际语言。这些案例说明汉语正在通过边贸跨越边境，成为当地的跨境语言之一⑳。

从以上两个传播渠道来看，顶级语言扩张的轨迹有自己的特征，并不是逐步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借助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渠道，顶极语言可以跨空间定点传播。例如一个边贸口岸可能使用汉语交流，而口岸周边社区并不一定使用汉语。值得注意的是，顶级语言的扩张力可以跨越该语言秩序中的次级语言传播。在中国的一些边境贸易市场，周边的少数民族可能还不十分通晓汉语，而市场交易却使用汉语。形成这个局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汉语是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第二，边贸兴盛之后，大量汉族商人为商机涌入边贸市场，因此周边国家的商人也学习和使用汉语，借此抓住并扩大商机。由此可见，顶级语言的扩张力越大，所属语言秩序中的次级语言越有可能被边缘化。

五、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真空”区

在两个国别语言秩序交织处，即日常的边境一带，存在着一个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相对“真空”区或低压区。在这个区里，因为种种原因，说次级语言的社区和人群不容易接收到该秩序的向心力；同时顶级语言的扩张力也有可能越过这个区域，而直接落脚于境外对方的语言秩序中去。很显然所谓“真空”区就是国别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意识形态影响力比较薄弱的地区。

“真空”区产生的原因有很多，过去常见的是苏式多民族国家建设中语言多轨制造成的制度性“真空”区。这种多轨制允许主流语言和多民族语言拥有相对独立的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结果该主流语言秩序的向心力和扩张力都难以到达非主流语言社区，而相反境外语言秩序的向心力和扩张力则可以通过跨境语言延伸到境内。

当前导致“真空”区的最主要原因是顶级语言向自己的语言秩序内的跨境语言社区传播所遇到的障碍。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国民教育的失利，在跨境语言社区没有能够成功地展开顶极语言和次级语言双语教育，没有能够成功地培养众多的双语人。这种失利可能是政策不当造成的，也可能是教育技术性因素引起的，更可能是两者合力所致。双语教育政策如何根据跨境语言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指导和推进双语教育实践非常关键。政策冒进会引起跨境语言社区对母语的担忧，对顶级语言传播产生抵触情绪，而且教学效果也不会理想。技术因素包括合格的双语师资培养、双语教材编辑出版、教学法的研究和应用、教学技术的开发和推广等。如果不努力创造双语教育的条件，不因地制宜地开展双语教育，学校就不能培养出既通顶级语言，又保留了自己母语的双语人，就不能形成顶级语言和次级语言双赢的局面。

第二，语言秩序向心力过强会导致跨境语言社区主流文化生活的缺失。目前，在中国的跨境语言社区还有相当多的群众不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依赖跨境语言交流。同时，跨境语言地区的电视、电台和其他文化生活传媒通常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结果，这部分不通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群众不能够充分享受主流文化生活，不能接受到这种文化生活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教育。

当一个语言秩序产生以上这样的“真空”区，周边的语言秩序中的语言就会跨境填补这个“真空”，满足对方跨境语言社区的语言文化需求。所以说，跨境语言可以产生互补力，跨越语言秩序对对方的“真空”区进行填补。跨境语言越境传播具有以下特征：若在境外不是某个语言秩序中的顶级语言，跨境语言主要依靠人际直接传播。若在境外是某个语言秩序中的顶级跨境语言，跨境语言就借以该语言秩序的扩张力传播，其中包括人际传播、文化交流、市场经济推动、虚拟空间传播等。

语言秩序的“真空”区若被境外语言跨境填补，会产生一些对维护该语言秩序和国家利益不利的后果。第一，因为跨境交流增强，跨境族群认同会得到加强。第二，因为对方跨境满足了这边文化生活的需要，跨境文化认同会日益加强。第三，顶级语言因功能障碍而不能充分为跨境语言社区的群众服务，这些群众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会被淡化。第四，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意志、法律、各项功能既不能通过国家通用语言传播，又不能借助跨境语言传播，跨境语言社区群众的国家认同无疑会被弱化。

六、结 语

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必须从新角度即全球的角度，来考察跨境语言问题，因此提出跨境语言关系动力学这个理念。跨境语言关系动力学包括语言秩序的向心力、扩张力和“真空”区。从跨境语言关系动力学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发现跨境语言关系有以下四个基本规律。第一，国家通用语言若没有充分的向心力，便会在该语言秩序内的跨境语言社区留下“真空”，因为国家没有语言能力为跨境语言社区提供完满的语言服务。第二，国家通用语言的向心力越大，在该语言秩序内的跨境语言社区留下的语言文化真空越大。国家时常专注于推广通用语言，而忽略了跨境语言的功能和跨境语言社区群众的语言文化生活需要。第三，作为顶级语的国家通用语言的扩张力越大，跨境语言在所属语言秩序内的地位越容易被边缘化。国家很容易看到顶级语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定位，而不容易注意到跨境语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互补性。第四，跨境语言具有越境互补力，填补对方境内同一语言／语族社区内的语言文化真空。

从跨境语言关系动力学来看，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向心力至少需要3~5代人的时间，才能让移民放弃跨境传承语而转用主流的顶级语。这种向心力当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让当地原居民众接受顶级语言，做一个说跨境语言和顶级语言的双语人。因此，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的向心力越大，国家越需要注意语言生态环境的维护，不要在跨境语言社区造成真空，以致形成既不能有效地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又不能维护跨境语言的正常功能的两难局面。国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需要充分考虑以上因素，在跨境语言社区扎实落实双语教育，丰富双语文化生活。与此同时，国家需要从其语言秩序的扩张力出发，认真考虑如何利用这些跨境语言为国家的全球利益服务，给这些跨境语言在语言秩序中重新定位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注释：

①Coatsworth,J.Globalization,growth,welfare in history.In M.M.Suarez-Orozco and D.B.Qin-Hilliard（eds）Globalization: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38~55

②Bloom，D.E.Globalization and educa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In M.M.Suarez-Orozco and D.B.Qin-Hilliard(eds)Globalization：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2004：56~77.

③Dator，J.What is globalization.In J.Dato，D.Pratt，and Y.Seo(eds)Fairness，Globalization,and Public Institutions：East Asia and Beyon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13~18.

④Fairclough，N.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New York：Routledge，2006.

⑤Jessop，B.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

⑥Fishman，J.The new linguistic order.Foreign Policy，1998/1999，（113）:26~38.

⑦⑪周明朗：《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秩序与语言和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编：《构建多语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8页。

⑧⑩周明朗：《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全球化与美中两国的多语（教育）战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45~56页。

⑨ Zhou，M.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harmony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Education&Society，2010，（6）：3~9.

⑫Limusishiden and K.Dede..The Mongghul experience:consequences of language policy shortcoming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12，（215）:101~124.

⑬Stanford，J.N.and J.P.Evans..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Chinese on minority languages in rural southwestern China：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ones in contac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12，（215）:79~100.

⑭Zhou，M.The contact between Putonghua（Modern Standard Chinese）and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2012，（215）:1~18.

⑮Zhou，M.Language order and linguistic market:Han students'changing value orientations and language use in multilingual China.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Language vol.1:Proceedings of the Panels on Domains of Use and Linguistic Interactions.New York:Trace，2013.

⑯《2012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中国留学生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管理分会（CASFA）网，http://www.cafsa.org.cn/index.php mid=6，2014年03月04日。

⑰何青颖、刘寒雁：《云南跨境民族外籍学生教育现状分析》，《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77～82页.

⑱杜忠延：《边境口岸非汉语为母语族群汉语习得及其语言观调查——以云南瑞丽市为例》，《文学教育》，2013年第4期。

⑲张黎、杜氏秋 、高一 ：《中越边境贸易市场语言生活状况调查研究》，第八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2012年09月22~23日。

⑳张黎、马豆豆：《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民间贸易语言生活调查研究》，第七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暨首届跨境语言研究论坛，广西百色，2013年11月21~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