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厦

（1.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1；2.云南师范大学 汉藏语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双语问题，是民族进步、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问题。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双语教育建设是否顺利、是否有成效，直接关系到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因此，双语教育理论、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双语教育研究》创刊，标志着我国双语研究已进入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可喜可贺！作为一名长期关心双语问题的民族语文工作者，我有机会在这创刊之际谈谈自己如何认识双语教育建设的想法，十分高兴。

做好双语教育建设重在认识。有了正确的认识，就能够客观地认识双语的本质及其作用，就会有科学的对策和措施，也就能排除干扰，把握好科学的双语教育方向。我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历史和现状，以及语文工作的实践经验，要科学地推进双语教育建设有下面几个问题必须认识到位。

一、双语是当今多民族多语言社会语言生活的重要模式，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工具。人类掌握语言种类的多少，是单语型还是双语型，或是三语型，是由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一般来说，当一个民族处于相对封闭、不甚开放的时期，只用一种语言（自己的母语）就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其语言生活的模式是“单语型”；但当一个民族进入相对开放、进步的时期，一种语言（自己的母语）已经不够使用了，还要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其语言生活模式必然会由“单语型”变为“双语型”。由“单语型”向“双语型”变化，是质的变化，是进步的表现。当今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人群居住状态的变动，人们不同程度地都由单语向双语转变。特别是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里，少数民族要获得更好的发展，必须走双语的路子，即除了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要兼用国家的通用语或国语，这是必然趋势。世界的情况如此，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1953年，我到云南景颇族地区学习景颇语。那时的景颇族地区，大部分群众只会自己的母语，只有少数兼用傣语、缅甸语，懂汉语的极少。2010年，我又重返景颇族地区，看到经过50多年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部分人已从单语型转为双语型。如：云南盈江丁林寨，在232人中，熟练兼用汉语的已有174人，占所调查人数的75%；略懂的有55人，占23.7%；不懂的只有3人，占1.3%。又如：居住在西双版纳基诺山的基诺人，解放初期只有少数人会汉语。1986年，我到基诺山调查时，基诺人已大部分会说汉语；2006年我带了一个9人调查组到基诺山调查语言使用情况，通过微观的入户调查统计发现基诺人已是“基诺语—汉语”全民双语型。我们对1764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是1685人都能使用双语，占所调查人数的95.5%；使用单语的只有79人，仅占4.5%。2008年，我又带了一个11人的课题组到云南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克木人居住区进行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具体了解到这样一个人口只有3000余人的基诺人，竟然都还稳定地保持使用母语的习惯。我们对两个小组103位不同年龄段的克木人的母语水平进行调查统计，发现103个调查对象100%都能熟练使用自己的母语。母语在他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只有217人的小小村寨，而且还处在傣、汉、哈尼、彝等其他民族村落的包围下，克木语竟然能够保持如此旺盛的语言活力。克木人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能熟练使用汉语。在103个人中有94人熟练兼用汉语，占所调查人数的91.26%；略懂汉语的只有9位，占8.74%。他们的双语生活和谐：在家庭内、村寨内大多说自己的母语，但与外族人在一起或在大的公共场合则多用汉语。双语互补，和谐融洽。

近10年，我还到过一些跨境邻国（泰国、老挝、缅甸等）做语言调查，同样看到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由单语型向双语型加速转变的趋势。这是因为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学会所在国的国语或通用语，否则他们要与不同民族的人一起生活、学习、工作，以及要深造、求职、出国等，都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他们的语言追求必须要由单语发展为双语。例如：2009年，我们课题组到泰国万伟乡阿卡族地区做田野调查，了解到他们的双语使用情况。泰国阿卡族是泰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与中国的哈尼族同出一源，人口约有10万人左右。我们在万伟乡7个村寨——雅普寨、老鲁村、傣约寨、桑缅寨、森杰棱村、汇合麦寨和汇合高寨，调查统计了这个地区阿卡人的兼语情况。具体统计是：在1271人中，泰语熟练的有777人，占所调查人数的66.1%；水平一般的有349人，占27.5%；不会的有145人，占11.4%。在不同年龄段中，青少年的泰语水平相对较高。阿卡人不是泰国的世居民族，多由缅甸迁来，时间最长的也不过50年，初到泰国时，他们都不会泰语，只会自己的阿卡语，但经过50年，现已有60%的人能熟练使用泰语，可见双语发展之快。又如：泰国帕莱龙村的瑶族是一个全民使用“瑶—泰”双语的民族。在4个村民小组的972人中，能熟练使用泰语的有932人，占所调查人数的95.88%；略懂的40人，占4.12%，没有不懂的。

我们之所以认为双语是当今多民族多语言社会语言生活的重要模式，主要依据是人类社会现今的语言生活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由单语向双语转变，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双语在语言生活中的运用，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双语现象由来已久，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双语现象形成的特点不同，发展的速度、扩及的范围也不同。在时间上，现今的双语发展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快。

国内外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双语是推动民族进步、国家发展的重要语言生活模式。双语发展好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也会相对好些，反之亦然。这也说明，发展双语教育是一件重要的事，不容忽视。

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做好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做好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考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国情的事，就对大众有利，也能顺势做好；不符合国情的事，对大众不利，也难以开展。那么，与双语教育有关的中国国情是什么呢？

中国的国情之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55个少数民族使用80种以上的语言，这些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等五大语系。少数民族语言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而且凝聚着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积累的文化。24个少数民族还有33种文字，这些文字字母的来源有古印度字母、叙利亚字母、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以及独创字母等。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由于其使用人口多少的不同、使用范围大小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功能。少数民族要依靠自己的语言进行日常生活交际，传承文化。

中国的国情之二：我国是一个汉族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不仅人口多、分布广，而且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一般都居于其他民族的前列，因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语已成为我国各民族公认的通用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甚至少数民族不同方言之间的交流，一般都愿意选用汉语。特别是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加促进了各民族学习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热潮。在当今现代化不断加速的时代，少数民族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了解世界最新的动态，要与国外开展交流合作，除了使用本族语文外，更多的是要使用汉语文。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语言生活中，除了学习、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外，还要学习、使用汉语文。这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语言使用规律。

中国国情之三：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双语生活，主流是和谐的。近七年里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组织了“语言国情”系列项目，在全国各民族地区共调查了24个个案，调查结果都显示我国语言生活的主流是和谐的，出现过的语言不和谐现象只是少数的、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不和谐的原因有来自认识方面的，也有来自民族差异及各种政治因素方面的。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这个州居住着傣、景颇、阿昌、傈僳、德昂等民族，各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兼用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不同民族的语言。各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语言都持尊重的态度。在学校里，除了有本族文字的傣、景颇、傈僳等民族在小学阶段使用民族文字进行教学外，其他都实行汉语文教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广大群众对这样的双语生活和双语教育模式表示满意。德宏州和谐的双语生活，促进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现代生活的双语和谐都有其继承性，大都有其历史的传承。我国历史上的双语生活主流也是和谐的。2013年9月，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组织了一个“语言和谐研究”调查组，赴丽江古城区七河镇共和村调查，目睹了丽江古城区七河镇共和村这样一个由纳西、汉、白等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民族长期和谐共存，协调发展，构成了一幅民族团结、语言和谐的画卷。这里的白族，普遍使用自己的母语，并兼用汉语，有不少人还兼用纳西语。他们过着“白—汉”的双语生活，或“白—汉—纳西”的三语生活。这种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双语理念，成为白族不断进步的重要条件。

以上三个国情决定了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活中，“母语—汉语”模式是语言使用的最佳选择。少数民族能成为既懂母语又兼用汉语的双语人，对他们安居乐业、发展繁荣、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深入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具有普遍性和不平衡性两大特点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普遍性，二是不平衡性。

普遍性是指不管哪个民族（已转用母语的民族除外），如人口多的民族或人口少的民族，内地民族或边疆民族，聚居民族或杂居民族，有文字的民族或无文字的民族等，都存在双语教育问题，即都面临着既使用本族语言又能兼用国家通用语的要求和任务。

不平衡性是指不同民族的双语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有的民族（或一个民族中的某一支系或群体）已实现全民双语（如基诺族、云南蒙古族喀卓人等），有的是大部分实现双语（如彝族、哈尼族、阿昌族、景颇族等），有的只是少部分实现双语（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由于存在不平衡性，所以在解决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时，必须针对差距，分别制定不同的措施。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文教育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开展本族母语和汉语文的双语教学；另一种是从初等教育起到高等教育全部使用汉语文教学。

属于前一种类型的双语教育，是有通用民族文字的民族，如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傣、傈僳、景颇等民族。在处理母语和国家通用语的关系上，一般是有本民族语文的民族先学本民族语文，后学汉语文或者是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同时学习。这样做符合教育学原理，有利于开发儿童智力，普及初等教育，也有利于进一步学习、使用汉语文。但由于不同民族存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特点，加上民族语文的功能存在差异，因而在处理两种语言的关系上，包括课时比例、时间安排、如何衔接、教学方法等，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类型，会有不同的做法。即使是同一民族内部，由于不同地区的差异也会存在不同的类型和做法上的差异。如蒙古族中小学就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以蒙语文为主，加授汉语文；二是以汉语文为主，加授蒙语文；三是全部使用汉语文授课。

全部使用汉语文授课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无本民族文字的民族，其中有回、瑶、土家、黎、畲、高山、东乡、土、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阿昌、普米、怒、德昂、保安、裕固、独龙、基诺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已全部转用汉语（如回族），有的已大部分转用汉语（如土家族、仡佬族），有的是部分转用汉语（如阿昌族、普米族、羌族）。所以这些民族鉴于自身的语言文字使用特点，从初等教育起到高等教育全部使用汉语文开展教学。二是有的民族虽有文字，但文字不通用，也就只能是全部或部分从初等教育起就使用汉语文教学。如纳西族、水族就属于这种情况。纳西族虽有过东巴文、哥巴文，但未能广泛推行使用；水族在历史上有过水书，也只有少数人能使用。新中国建立后，新创或改革过的文字，有的也因各种原因（如方言差异、杂居等）未能在这些民族中广泛使用（如壮、侗、哈尼、苗等民族的新文字）。三是杂居地区的民族，由于不同民族共聚一个学校，没有条件按民族分班开展民族语文教学，所以也只能使用汉语文教学。大多数民族都有部分地区属于这一类型。这一类型的汉语文教学，在教学体制、课程教材上大体与汉族学校相同。所不同的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如某个民族的学生数相对较多、有懂本族语文的教师，小学初级阶段使用母语辅助汉语文教学。这类地区的汉语文教学，大多与同类汉族学校保持相同、相近的水平。但也有一些地区由于语言障碍和其他原因，教学水平一般不及同类的汉族学校，升学率和巩固率都偏低。

由于我国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存在差异，双语问题存在不平衡性，所以解决我国的双语问题必须根据不同民族语言的情况对号入座，不能要求用同一种模式对待。过去在民族语文工作中发生过的不分具体情况简单地搞“一刀切”的做法，今后必须防止。

四、做好双语教育要讲科学性和理性

应该认识到，双语教育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我国半个多世纪双语教育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做好双语教育并非易事。如果对双语教育的难度及其复杂性有了科学的、充分的估计，就能应对各种复杂的现象，顺水推舟，推进双语教育的健康发展；而如果缺乏科学的、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不可能按双语教育的规律办事，就有可能违背事理把好事办坏。

做好双语教育，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双语与语言、社会、文化、心理，以及与语言关系、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而且还要意识到双语与有关的各种现象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难以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表面现象和本质特征、暂时现象和久远现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过去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双语教育工作中要讲科学性和理性，不能感情用事。

双语，首先是个语言问题，认识双语就要科学地认识语言。人类虽然天天都在使用语言，但对语言的重要性、语言的性质、特点、功能及其演变规律并不完全了解。比如，究竟怎样评估语言的作用，过去都持“工具论”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后来又认识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出现了“文化论”的观点。再后来又看到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什么样的感情决定什么样的语言态度，这就是所谓的“语言感情论”。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言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于是出现了“语言资源论”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可开发的资源，开发得好，对社会有利。这些对语言的认识，都是一步一步地积累起来的，是人类对语言认识的进步。还有，对双语关系（母语和兼用语两种语言）究竟应当怎么看？二者相辅相成的表现是什么？除了分工互补、和谐发展的一面外，还有相互竞争、矛盾的一面，其表现内容又是什么？对待语言教育问题，往往与怎样科学地认识语言的性质、特点有关。比如，正确估量语言的作用，包括大语言、小语言的作用，国家通用语和少数民族语的作用，是正确处理双语教育中的语言关系所必须的。

其次，语言与国家、民族、文化、经济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国强则语言强”正反映了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民族的变化，是怎样影响语言的变化，怎样正确认识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功能的变化，这些都有必要予以科学认识。

在当今科学技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条件下，语言演变的趋势是什么，有什么新特点；小语种的生命力如何，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都已进入脆弱、消亡的境地；双语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双语关系能否做到“两全其美”，即既要保护少数民族母语的使用和发展，又要帮助少数民族更好地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汉语，使得母语和国家通用语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工互补，和谐发展。在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应如何估计，双语教育中应如何看待母语的作用，母语与兼用语的关系在理论上怎样认识，在实践中如何对待，遇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

双语教育还涉及一些具体的操作问题，如母语和兼用语习得的课时、顺序如何安排，教学法如何制定，双语教材如何编写，双语教师如何培养等。要认识、操作这些问题，也都要讲究科学性。

为什么提出做好双语教育“要讲理性”？因为双语教育属于语言问题，而语言又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每个民族都应该热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语言，这是宝贵的民族情感，是必要的。但人们有时会非理智地赋予本族语言文字一种偏爱的、非客观的情感，使得在处理语言关系时失去科学的准则，或只满足个人民族情感的要求而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必须防止非理智的情感在语言问题决策中起副作用，干扰我们的科学思维。我们需要有科学的“双语观”，科学的双语观就是按科学规律处理好双语关系，要使双语教育有利于民族发展，有助于各民族共同进步。

我国的双语教育任重而道远。党和国家对民族语文及双语教育的重视，是双语教育发展的保证。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第二章“目标和任务”中，也写入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十一个字，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思想，凝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对待中国语言文字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我们预计，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和文化教育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双语教育在今后将会得到迅速的发展。

[1]戴庆厦，成燕燕，傅爱兰，何俊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2]戴庆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3]戴庆厦.勐腊县克木语及其使用现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戴庆厦.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金星华.中国民族语文工作[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6]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编.民族语文政策法规汇编[G].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