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祥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辞约指博言近意远
——从田父和乌江亭长看司马迁对项羽悲剧形象塑造

柳永祥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一文的末尾塑造了田父和乌江亭长这两个看似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一般认为，田父和乌江亭长的出现及其言行是司马迁的随意之笔，或仅认为是作者给项羽的生命设计了一个合理的终结，有时也对太史公在这一人物刻画方面有曲解的倾向或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以上看法对司马迁叙述的这一细节在认识上有不足之处，因为，这样只注意到了文章表面的叙述，却忽视了作者在这两个人物背后隐含的思想与强烈的情感。正确地认识这种思想与情感，对读懂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及其创作思想是很必要的。

《史记·项羽本纪》；田父；乌江亭长；项羽悲剧命运；爱与憎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末尾部分用很少的笔墨叙述了两个几乎不被重视的小人物——田父和乌江亭长。在描写田父时，作者仅用了一个字——“左”，亭长的描写也只占了很少的篇幅，而且在整篇文章中他们都仅出现了一次。就字数篇章而言，在全文近万言中，数十个字似乎是可有可无；就人物塑造来说，他们只是两个连姓名也不曾得知的小人物。然而，作者却通过这两个着墨不多的小人物，表达了他对项羽悲剧命运的认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传主的评价以及隐含在其后的创作思想。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司马迁常利用对历史人物细节的描写，有时似是不经意的捎带的叙述，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就表达出来了。”[1]

一、人物存疑与作者情感初探

田父是项羽在“垓下之围”溃围出逃到“东城快战”之间出现的一个小人物，乌江亭长位于作者描绘田父之后的“东城快战”到“乌江自刎”之间。原文：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2]

纵观项羽两次被围，又两次溃围，同样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所遇情形却截然相反。垓下溃围后，逃至阴陵迷路，受田父欺骗，陷入大泽。致使汉军追赶，不得已间又领兵原路返回，逃往东城。百余从者仅剩二十八骑，自度不得脱，生还希望第一次动摇。

据裴骃《史记集解》，阴陵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东城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又《汉书·地理志》云：阴陵县属九江郡，东城县亦属九江郡。按此说来，阴陵和东城一在西北，一在东南，而且两地之间相距一百一十里之远。田父欺骗项羽，让其“向左拐”(依韩兆琦先生说)恰好与逃生的路径相反。项羽误听田父的欺骗，南辕北辙，“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之”。此处有疑：项羽与田父素昧平生，他们之间没有表现出任何矛盾冲突，田父为何要故意欺骗项羽，置之于死地？韩兆琦先生认为此处是“太史公极力突出项羽被追击的偶然性，以寄托其无限同情。”[3]此评合理，但是若再做思考，这种偶然的背后其实也包含了一定的必然，即项羽自身的缺点和所犯的错误导致人心向背的因素。

项羽在“东城快战”溃围后，开始想到东渡乌江，后来乌江亭长也愿意只船相送，并希望他能够率江东十万之众东山再起。项羽绝处逢生，在后有敌兵紧追不舍，前有乌江之水相隔的存亡关头，亭长与只船无疑成为挽救他生命的稻草。但在他与亭长的一番对话后，想到昔日随他出征的八千江东子弟如今无一人生还，自己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也不愿投降偷生。此处一方面体现了他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壮举；另一方面也突出了一个不可欺凌的英雄形象。他拒绝渡江，说明他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因念旧情而不忍杀爱马，并将其托付给长者，表现了他内心向善的一面，司马迁此处通过人物对话把英雄舍生取义写的一波三折、曲尽人情。项羽在两次溃围之后，田父故意欺骗，欲置项羽于死地，亭长却冒生命危险，给其指以生路，这两者之间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巧合。纵观事情的成败发展，与其说这种看似的巧合是司马迁无意叙述，还不如认为是其有意为之。“《史记》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在实录的基础上进行了形象化的塑造，不单写人物事迹，而且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灵魂，同时寄托了作者的爱憎和生活体验。”[4]太史公此处描绘的田父与乌江亭长，很可能代表了对项羽持否定和肯定两种不同态度的人。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他们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行，寄予了他对传主命运的认识，曲折隐含的反映出了他对项羽的爱憎情感。

也有一些人对亭长相救与项羽舍生取义持相反的意见，如学者刘子羿认为“项羽所以去垓下者，犹翼得脱也，乃为田父所绐，陷于大泽；亭长言甚甘，安不出田父之计耶？羽意谓丈夫途穷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故托以江东父老所言为解耳。”[5]清代姚苧田也说：“项王之意必不欲以七尺躯随他手坑斩，观其溃围奔逐，岂不欲脱？绐闻亭长言，而又不肯上其一叶之舟，既又赐以爱马而慰遣之，粗糙爽直，良可爱也”、“兵不厌诈，一田父，一亭长，为汉所遣置可知。”[6]等等。

姚氏等人将项羽不欲东渡乌江看成是因为他害怕亭长不怀好意，自己被亭长所执，“不欲以七尺之躯随他手坑斩”，此说有待讨论，亭长为汉所遣置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司马迁对项羽勇武的描写，初发起时便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杀宋义，诸将“皆慑伏莫敢枝捂”；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等等，足见他的勇猛之处。若将上述认为是项羽在方盛之际的武功，后来在他失败时也毫不示弱。东城之战，仅率领二十八骑与数千汉军反复冲击，如入无人之境，“吾为公取彼一将”如同儿戏；拒绝渡江后，令骑皆下马步行，短兵交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如此叱咤风云，骁勇善战，说项羽不去渡江是因害怕为亭长所执是没有根据的。倘若项羽真想逃生，为何不抓住这一希望？前想东渡后至而不渡，是说项羽舍生取义的缘故。司马迁虽然反复批判项羽的那句“天亡我，非战之罪”说法的荒谬，但是，他认可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更不愿屈膝偷生的做法。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乌江自刎，不是自身对现实无奈的逃避，而是英雄在末路时的人生顿悟，也是英雄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壮举。再者，见项羽被困垓下“夜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英雄末路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可见虞姬与骓马在项羽心中的地位。此时，如果项羽真如姚苧田氏所述，因惧怕被亭长所执，却赐以爱马，岂不前后矛盾？司马迁擅长于人物心理的刻画，此处通过项羽赐亭长以爱马，再现作者对英雄在末路时舍生取义行为和恻隐之心的肯定。

“亭长为汉所遣置”的说法也有些牵强，倘若亭长真为汉所派遣，为何不设重兵围攻，仅遣此一亭长？且文中“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一语也就显得多余。所以，如上文所述，太史公的本意极可能是借这两个人来代替两类人，在这两类人身上表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行，寄予了他对项羽的褒贬评价。

二、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

由于尚无其它史实或有力的证据，说明田父和乌江亭长及他们的言行与项羽命运的关系，关于田父和乌江亭长历史是否存有其人，及他们与项羽的对话真实与否的问题，可以从司马迁自身的游历、后世学者对他著史“实录”精神的肯定态度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从司马迁自身的游历来看，他在青年时期是带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目的，面向社会了解和搜集古代与近代的历史传说及各种史料。《项羽本纪》就作于二十壮游[7],大多数学者对此也基本肯定。

关于司马迁的此次游历，可参见《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从其中可以看到，司马迁途经“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以今天的地理位置来看，他跨越了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九省区。”[8]项羽所经过的阴陵和东城两地都属今安徽省，即皖，太史公既然去了此地，他带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际”的著史目的，他“好奇和爱才”[9]的本性，以及他出于对传主悲剧命运的同情和惋惜，对项羽的败亡经历极可能有较为详细的了解，要么是他在游历时的所见所闻；要么是查阅史书典籍，或是有关逸闻趣事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测，田父、亭长之事或许不尽是空穴来风。

后世学者对司马迁的游历、见闻和写入《史记》的史事基本持肯定和赞许的态度，如班固“亦其(司马迁)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典因》序)班固虽然对司马迁的《史记》多有非议，说其“甚多疏漏”，称其“时有纰缪”，但对司马迁著史时的实录精神予以肯定；再如，唐代张守节在《索隐述赞》说：“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核词简，是称实录。”对司马迁的游历和记史“事核”给予充分的肯定。

近代学者张大可也说“(司马迁)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去做实地考察。司马迁的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的名字，他都要求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除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遗事，生动地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的做了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如胸中。”[10]后世学者大都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涉猎之广和事核而实，很少有人对《史记》中所记载的人名、地名以及所发生的事件提出过多大异议。阴陵和东城发生的人事或许未必全是司马迁的凭空之笔。

项羽两次溃围后，所遇见的两个小人物都是素未相识，田父骗其身陷险境，亭长不顾自身生命安危救其脱险。项羽乌江自刎，田父和亭长连名姓都无从得知，人物言行及其情态表现为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11]的可能性很大。汉军穷追不舍，项羽的生命系于片刻之间，如何能在乌江畔与亭长谈笑风生？而恰好在这里，可以看到太史公笔法的精到之处。两个小人物的描写，一方面将人物言行故事化，以实现叙事的理想；另一方面将自己对项羽的褒贬评价与爱憎感情暗喻其中。“通过想象对历史基本事实在细节上做一些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了想象，也便没有描写的具体性，所以这种情形却反而给《史记》的人物传记增添了无限的文学光彩，可以更好的具体揭示特定人物的性格特征、面貌和心理。”[12]田父和乌江亭长一反一正，两两对照，烘托人物，熔铸鲜明的爱憎情感，司马迁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塑造历史人物，有意识的塑造典型化的历史人物以符合叙事的理想。

三、材料的取舍选择与提炼强调

《史记·项羽本纪》末尾田父和乌江亭长的出现，倘若有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那么司马迁在将其写入文章时，也进行了一番选择取舍。项羽在当时的情境下绝不可能仅仅是见到了这两个人，也更不可能只经历了这两件事情。司马迁可以写项羽兵败如山倒，也可以写汉军追击，楚军溃逃的情况等等。这些都是项羽必然经历过的，也是太史公在纂写时不可能没有想到的。然而，在项羽可能经过的众多场面、情景之中，司马迁只选取了田父和乌江亭长这两个小人物，而且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其它情事都没有涉入，只从田父骗路、项羽迷途，亭长摆渡，项羽不肯并赐以爱马入笔。文字虽然简短，但叙述情节颇为波折、复杂。于千钧一发之时，再现太史公对传主的褒贬评价，憎爱之情由田父亭长体现而出。季镇淮认为 “司马迁从根本的实录精神出发，首先他要选择和认识别的人物，从而选其可信的和重要的事件，适当地安排、剪裁……他写的许多人物不仅是实有的、互不相同的个别人物，而且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他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了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13]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要目的之一，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他以“原始察终”、“观盛衰”为创作宗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也是为了他的这种著史目的服务。所以，他在收集相关材料，或将自己既得材料进行取舍选择时也必然会受到这种创作思想的影响。按此说来，《项羽本纪》末尾收录的田父、乌江亭长就不能简单的看成是作者的随意所至，或只单纯的认为是给项羽的生命设计了一个合理的终结。其实，司马迁的这种“原始察终”的记史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证实。当项羽迷途，田父的出现及其故意欺骗，诱指歧途，看似突兀，但也并非偶然。作者对项羽身上存在的诸如残暴、嗜杀等造成的人心向背的批判，仅仅用了一个田父绐曰“左”，乃陷入大泽中，虽然寥寥数字，但因果成败兴坏溢于言表。项羽失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明显的原始动因，只不过司马迁将这种动因通过笔下的典型人物及其言行反映出来罢了。

四、人物评价中的重扬轻抑思想

司马迁对项羽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他没有单纯的以成败与否评论历史英雄，而是以一位伟大史学家的慧眼，深情的对项羽进行了褒贬评价。他指出了项羽身上存在的致命弱点，并且对其错误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指责。但他更是满含情感的肯定了项羽身上值得认可的一面。他笔下的田父骗路，激起的民心向背，使他身陷绝境，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这并不是司马迁笔下完整的项羽，他的完整形象还在于失败后不向现实和命运轻易妥协，多次抗争的斗志，以及在乌江畔上上演的那一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感人画面，后两者作者是给予肯定的。与田父相比，司马迁对乌江亭长与项羽对话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他把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将其情感表达得更加曲折、隐含。这样一来，表面看似简单的叙述，指责与褒扬便流露其中。

如果说太史公通过田父来暗含对项羽的批判，那么在乌江亭长身上则暗喻他对项羽临终前言行的认可。如此一来，表面上看似这种批判与认可(也可以说是憎与爱)是对等的，其实不然，因为在司马迁的笔下，寄予在田父和乌江亭长的否定与肯定来看，肯定无疑是大于否定的。他虽然暗含在田父身上的否定以及对项羽的那句“天亡我，非战之罪”进行反复的质疑与批判，但更多的表现出项羽为命运的抗争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对此作者表示深深的赞许。他极言项羽的勇武，反复斗争，锐不可当，终止乌江自刎生命的终结，这些都是肯定的。司马迁投入在项羽身上的不仅是猎奇，更是以带有夸张的笔调，道出了在项羽身上超凡脱俗的武功，以及表现出了对他的人格和气概的认可，同时对项羽的悲剧命运也给与极大的惋惜。纵观这两个小人物，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对末路英雄的评价主要是持肯定态度的。司马迁在田父和乌江亭长身上暗含着重扬轻抑思想，这与作者将项羽写入本纪、肯定他的历史作用与功绩的创作思想也是相通的。

五、结 语

司马迁通过田父和乌江亭长两个小人物以及他们的言与行，从侧面塑造了项羽这一悲剧形象。此处也是他的传情达意之笔，他从田父的言行表现了项羽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并借田父之口对项羽的这种错误进行揭露与批判。乌江亭长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司马迁对英雄末路舍生取义壮举的肯定与赞许。司马迁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通过笔下所描绘的人物，隐含而又完整的描绘出来了。“不能正确的评价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也就不能正确的揭示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处理情感与史实之间的关系，既做到爱憎鲜明，而又能褒贬公允，使二者得到了和谐的统一。”[14]田父和乌江亭长的叙述，在一定程度来讲，是司马迁对项羽悲剧形象的艺术概括，在他们身上既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时又表现了人生价值的完成。

[1] 白寿彝.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

[2] 司马迁.史记三家注[M].北京:中华书局(第一册),1980.

[3] 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4] 安平秋等著.史记研究集成[M].(一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5] 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6] 司马迁原著.姚苧田节评.史记菁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 安平秋等著.史记研究集成[M].(一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8]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M].见《观堂集林》卷十一.

[9] 如扬雄在《法言·君子》中就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里也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

[10] 张大可.史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1] 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12]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13] 季镇淮.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从“实录”到典型化[J].语文学习,1956(8).

[14] 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014-03-10

柳永祥(1988- )，男，在读研究生。古代文学先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