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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众化传播

2014-04-09任俊宏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盛世才大众化新疆

任俊宏

(湘潭大学历史系, 湖南 湘潭 843300)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众化传播

任俊宏

(湘潭大学历史系, 湖南 湘潭 843300)

新疆毗邻苏联,可是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后,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才形成规模。由于新疆独特的政治地理条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刚开始就与新疆各族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并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的传播和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抗战时期; 新疆;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毗邻苏联的新疆虽然受到了深刻影响,但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中共党人进入新疆后,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的传播才真正形成声势和规模。这与全国相比,滞后了二十多年。由于新疆社会历史和政治地理条件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刚开始就与各族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并表现出鲜明的特点,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但学术界对此研究的成果较少而且零散。鉴于此,笔者就掌握的资料试图系统地进行阐述,以彰显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一、大众化传播的社会条件和原因

(一)联共党员在新疆的早期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创造了历史条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新疆各民族命运非常关注。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南方建立根据地,尚不具备派人到新疆的条件。其间,新疆个别先进分子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后,旅俄华人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并于1916年派遣一些少数民族党员携带传单和活动经费回新疆,在少数民族中“宣传马列主义,鼓动革命,发展党员”。[2]可见,最初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主要是依靠俄国华侨和华侨中的先进分子进行的,但新疆军阀扬增新阻止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刚开始传播就遭到压制,未能广泛深入到群众中去。

1930年,在新疆这片沉睡的大地上,开始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足迹。不过那时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不是直接受中共中央派遣,而是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过来的。十月革命后,苏联为了本国利益和安全起见,十分重视对新疆的工作。新疆地方当局从维护自己统治的角度,也需要边界的安宁。所以,这以后苏联和新疆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通商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于1930年派在莫斯科学习的陈中、张义吾、熊效远等6人到新疆地区开展工作,为革命打基础。他们是中共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的,到新疆后受苏联驻迪化领事馆领导。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成为新疆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刚上台时,为了摆脱困境,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倒向苏联一边。他不但起用了联共党员张义吾并委以要职,还曾允诺在新疆实施共产主义,并渐及甘陕各省。盛世才与苏联结盟后,苏联又派一批联共党员到新疆工作。这些人均是在莫斯科学习过或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工作过的中国人。他们到新疆工作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启发群众觉悟,制止民族仇杀,制定进步纲领,扭转腐败落后局面,发展民族文化;二是侦察敌情,打击英、日间谍势力进入新疆。”[3]从1934年到1936年,苏联先后派到新疆工作的联共党员有: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赵实(化名王宝乾),江泽民(化名吴德铭),郑一俊(化名郑义俊),张逸凡(化名万献廷),稽直(化名栾宝廷)。此外,还有王立祥、赵唯刚、于成发、竺清旦、王一、赵云蓉等等。在这些联共党员的努力下,新疆开始公开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因当时在新疆的联共党员主要集中在迪化,这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再加上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特别是在广大群众中的传播还是非常有限的。

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来到新疆的联共党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不仅帮助盛世才制定了进步纲领——“六大政策”,并努力贯彻执行,还努力帮助新疆省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文化,向各族人民宣传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联共党员这一时期在新疆的一系列活动,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来到新疆与盛世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创造了历史条件。

(二)西路军及百余名中共党员进入新疆,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众化传播的关键

苏联与盛世才结盟后,共产国际曾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新疆工作。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进一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瓦窑堡,传达斯大林意见:不反对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并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为了执行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西渡黄河。11月,绥远抗战爆发,苏联从外蒙古援助红军的计划难以实现,因而只能改为从新疆哈密向红军提供援助。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又派陈云、腾代远等前往新疆进行各种准备工作。1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黄河以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此后,西路军根据中央的意图和当时的形势,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粉碎了马家军的围堵追截杀死敌军两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1937年4月下旬,西路军余部四百多人到达新疆星星峡。5月1日,陈云等携带援救物资到达星星峡。他代表党中央向西路军指战员表示慰问。5月7日,西路军这部分人员在陈云的率领下到达迪化。不久,改编为“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西路军进疆后,本拟在新疆休整后一段时间赴苏联学习,后因“七七事变”,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中央指示他们在新疆学习待命。作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纪律严明的军队,西路军进疆对稳定新疆局势、中共与盛世才建立统战关系,及以后中共党人进入新疆,起到了巨大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以西路军进入新疆为契机,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形成。此后,中国共产党应盛世才的请求,从“新兵营”、从去苏联或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干部中以及从延安抽调一部分干部,先后有一百多人来新疆工作。他们到新疆后,主要在行政、财政、民政、教育、新闻、文化等部门和民众团体担任领导工作,也有一些人在军队中任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千方百计地为抗日多做贡献,为各族人民多做工作。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各族人民的支持,这一时期新疆的经济、文化、教育都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出色工作,深受新疆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们以自身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周围群众,成为了在新疆各族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可见,西路军和百余名共产党人来到新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众化传播的关键。

(三)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传统,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新疆各族人民不仅勤劳、勇敢、智慧,而且富有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封建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不断插足新疆,并企图将新疆分裂出去。但是,新疆各族人民历来维护祖国统一和独立,反对民族分裂和外敌入侵。抗战时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1936年冬,绥远抗战爆发后,新疆各族人民在天山南北抗日募捐运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8月,新疆各族人民又在省城迪化成立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抗日救国后援会等民众团体,并通电全国:“新疆虽然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吾人之素志,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奋斗。”[4]新疆各族人民还遭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当时的新疆社会,封建势力占优势,个别地区还存在农奴制。封建势力对各族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清政府的压迫和剥削;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封建剥削同宗教负担纠结在一起。在农村地主和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和牲畜,广大农民和牧民终年劳动却不得温饱。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摆脱受剥削、遭奴役的状况,前赴后继地进行了无数次革命斗争,肩负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重任。辛亥革命时期,新疆先后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参加领导的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发生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又对新疆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新疆当时工业不发达,工人人数少,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基础。而且,新疆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和愚民政策,并且由反对辛亥革命党人进而反对马列主义;新疆各族人民中蕴藏的革命传统,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众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抗战时期新疆特殊的政治形势和地理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是全国抗战的远后方,又是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联系和交往的通道。当时,中国的东北、华北已经被日寇占领,而华中、华南的重要城镇、港口也陆续陷入敌手。苏联的援华物资等只有通过新疆进入,新疆又与国民党中心势力远离。因此,新疆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唯一的国际通道。当时新疆的政治形势是:盛世才取得新疆最高统治之初,新疆南北战乱并没有停止,还伴随着英、日、法、美、德等国和国民党特务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在新疆的势力,便倒向苏联且与中共取得联系。苏联为了寻求一个稳定的边界,最后也选择盛世才作为其在新疆的代理人。在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制定了进步的“六大政策”作为施政纲领。盛世才制定的“六大政策”虽然主观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并与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一致。当时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宗教势力大,民族隔阂深。少数民族上层对国民党冷淡拒绝,对共产党也有畏惧心理。新疆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基础。就全国而言,中国正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的民族危机,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政府却实行先安内、后攮外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到陕北后,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发动全国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表示抗战的盛世才,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态度。最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与盛世才在新疆建立了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阀出身的盛世才实行亲苏亲共的政策,只是为了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都认识到了。但就全国而言,新疆政治环境相对还是很宽松的。

由于新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活动舞台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之能够通过与盛世才政府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利用盛世才“允许并提倡研究马列主义、新哲学、社会科学等”条件[5]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深入到新疆这个边远、闭塞的多民族聚居地区,促进了各族民众的觉醒,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疆的发展和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精神条件。

二、大众化传播的历史特征

(一)以具有新疆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条件

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开始在新疆零星传播,但刚开始就遭到压制。直到1937年苏联和盛世才结盟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后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大力传播。中国共产党和盛世才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需要在新疆建立以“六大政策”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这是因为要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抗日,把新疆建设成为巩固的大后方;保障新疆这条重要的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建设新疆,在新疆播下革命的种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创造条件。考虑到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封建势力很强,宗教意识浓厚,而中国共产党又完全可以利用“六大政策”,完成党在新疆的历史使命。这样,战斗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六大政策”为基础,以新疆抗战文化为载体,并服从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新疆各族群众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 ,无论形式和内容、数量与质量方面不仅在新疆,即使在全国(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外)也是罕见的。1943年,盛世才秘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人,标志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险恶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的传播并没有停止,但规模和声势已不如从前。可见,党在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众化传播创造了基础条件。

(二)传播活动刚开始就与各族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内地各省份的传播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在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方面已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抗战时期党在新疆的任务,也要求“团结各族人民,团结一切进步力量”[6],将新疆各族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先后派遣陈云、腾代远、邓发和陈潭秋等重要领导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后又派毛泽民、林基路等130多名优秀党员到新疆工作。他们不仅仅在省政府的一些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还在和田、喀什、阿克苏、库车、哈密、塔什库尔干等地勤奋工作。他们在新疆各族人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爱国青年。如,在共产党人的努力和教育下,当时的新疆学院成为新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又如,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日报社后,把《新疆日报》及其副刊办成联系各界群众的工具。这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各界群众中的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出版方面,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迪化的书店公开出售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反帝会这一群众组织,也通过各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这些都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传播。1943年盛世才反共后,在偏远的乌什县城,就抄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543本。[7]可见,当时读马列的书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的新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普遍采用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疆传播一开始就与各族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展开,然后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三)传播局限于一定范围的群众

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疆后,利用盛世才允许并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各族民众中的传播。但囿于多种条件,这种传播又仅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中。其中,新疆文化的落后,是影响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传播的一个因素。在那黑暗的旧中国,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学校数量很少,学龄儿童入学率很低,文盲充斥全省。共产党人进入新疆之前,新疆“文化方面完全是一片荒地,任何书籍都感缺乏……。文化的遗产丝毫没有。”[8]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后,这些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新疆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过共产党人努力,新疆教育的师资、经费、教学设施等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都有显著增加。如,全疆的公立及会立小学从1931年的153所,发展到1942年2463所,学生数从7162人发展到271100人,小学教师达6071人;大、中学校从1931年的2所,发展到1942年的8所,学生数从200余人发展到3787人;另有民族学校846人,学生146911人;并先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300 余人。[9]中国共产党人还利用一切社会力量办好教育,并组织多种形式的扫盲运动。如,组织识字班、夜校、民校以及“冬学运动”等。尽管这样,在全疆范围内,受过教育、能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的人所占比例还是很小。

此外,盛世才对工作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种种限制,是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原因。中共同盛世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新疆的文化、宣传工作实际权力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但盛世才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不断增强。他在确定与我党合作时,便以“和缓与国民党中央关系”和“新疆封建色彩浓厚,要适应新疆的社会发展”为借口,提出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这实际上是作为与我党合作的条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从中国革命全局出发,便同意了盛世才的要求,并在“六大政策”的范围内工作。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六大政策”和“三不”协议的范围内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没能独立自主广泛地发动群众,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各族群众中的传播局限于一定范围。

(四)传播活动表现为阶段性高涨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是与我党在新疆的统一战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虽然我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盛世才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他会伪装进步,利用苏联和共产党人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其反革命本质决定了他对苏联和共产党人的敌视。正如邓发同志告诫的那样,“盛世才革命是不可靠的,他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盛世才本质是一个军阀”。[10]盛世才嘴上挂着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是使这些内容能“为我所用”。当国内外形势不利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而反动势力又暂时得势时,盛世才就露出了反革命真面目,公开反共、反苏了。

从盛世才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在1937年到1938年,双方的关系是好的,特别是1938年10月的新疆民众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双方关系达到了高潮。会议前后,一批共产党人担任了政府重要职务。因而,这一时期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各族民众的传播推到了高潮。但是,从1939年1月起,由于共产党人的出色工作,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的很快,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民众中威望显著提高。这引起了盛世才的恐惧,共产党人受到暗中排挤。而后来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认为苏联靠不住了,中共也困难重重。他认为只有投靠国民党蒋介石,才能确保他在新疆的统治。于是盛世才抛弃了亲苏拥共的旗帜,背弃了“六大政策”,投入蒋介石的怀抱,与苏联及中共彻底决裂。这样,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也进入低潮。然而,已经觉醒的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前进。1949年终于将新疆人民革命斗争,汇入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洪流,开创了新疆历史的新纪元。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表现为阶段性高涨。

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经验

(一)必须从新疆多民族的具体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作风,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本原则。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很重视从实际情况出发,向各族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在新疆所处的环境是特殊而复杂的。盛世才虽然在苏联的帮助下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并邀请中共派人来新疆工作,但又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三不原则”。盛世才还要求,应邀派到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的一切活动都要通过他本人,并暗中派特务监视在新疆的共产党人的活动。但盛世才允许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坚持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分裂的政治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内,一直在宣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对于盛世才,中共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其要求同时,对他进行各种巧妙的斗争。1939年秋,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作出指示:“一定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要团结各族人民,团结一切进步力量。”[11]在共产党人领导下,《新疆日报》在宣传“六大政策”和抗日同时,经常刊载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刊载中共党人撰写的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并专门开辟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栏目。中国共产党人来到新疆教育战线后,各个大学、中学也公开讲授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政治 经济学和新哲学。共产党人黄民孚(黄火青)负责的“反帝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分散其他在各条战线、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采取多种符合新疆实际的形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疆实情的这一系列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必须要形成一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队伍

建立一支一定数量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队伍,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众化传播的关键。抗战时期,在新疆工作和学习的一百多名中共党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同时,积极以各种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此间,抽调到《新疆日报》社工作的共产党人汪小川、李宗林、王宪唐、王谟、李何、马殊、陈清源、郭春则、白大方等人。他们利用《新疆日报》这个宣传阵地,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各族群众中传播。当时在新疆教育系统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林基路、祁天民、李云扬、郭春则、朱旦华等27人。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新疆高校和中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教程。在新疆其他战线工作的中共党人,以各种形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中许多人,如毛泽民、张子意等还为《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写稿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要提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等人主持下的“反帝会”,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做出了积极贡献。它不仅通过其机关刊物《反帝战线》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开办培训班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当时反帝会的区分会、省直属分会都举办会员训练班。总会举办的训练班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高级班训练各区干部,普通班训练基层优秀会员。每期训练一般分为三至六个月,每班学员为三十至五十人左右,每期人数百人上下。反帝训练班自反帝会成立到1942年底,共举办二十期,三十四个班,训练会员二千二百余人(不包括区分会、外区县反帝会训练人数)。再由这些理论骨干负责基层理论学习。这样,反帝会从训练班到基层组织短期训练班,就形成一个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网。[12]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主要是通过这些分布在全疆各地的中共党员以及他们教育和培养起来的人员所组成的宣传队伍传到新疆各地的。正是如此,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传播,表现出较之三十年代初期声势大,地域广,影响深的特征。

(三)必须促进传播平台和渠道的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传播,传播平台和渠道的选择至关重要。抗战时期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疆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出发,通过各种平台和渠道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这些主要平台和渠道有:报刊、出版和教育战线及各种群众和文化组织等。其中,报刊业和出版业成绩最为显著。当年,在党中央驻新疆代表的领导下,一批共产党人把《新疆日报》办成特殊形式的党报。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各族群众中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共产党人还利用多种刊物《反帝战线》、《新疆青年》、《新芒》、《新疆妇女》等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反帝会基层区、分会,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和各有关单位,也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小型刊物。如反帝分会的《政治生活》、《细胞》、《导报》、《远大》等;汉族文化促进会的《文艺月刊》;回族文化促进会的《回声》;哈、柯文化促进会的《民报》等;新疆教育厅的《抗战文摘》和《教育通讯》;民众教育馆的《民众周刊》、公安管理处的《新警察》、师范学校的《生活指导》等。这些刊物都从不同的角度,有效地交流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经验。当时在新疆的中共党人在出版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先后组建的编辑出版单位和部门有:编译委员会、新疆日报社、新疆文化协会、反帝文化部、新疆军学编译社和文化书店。1938年,新疆日报社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阶段》各八千册。1939年翻印沈志远《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一万册,许涤新的《经济学讲话》五千册。1940年印刷张仲实译的《新哲学讲话》(上下册)各一万五千册,翻印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两万册。[13]此外,反帝会所属群众团体、大中院校、军官学校及军政深造班等部门,以学习资料、辅导材料和讲义等形式自行翻印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的书籍,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论反对派》,毛泽东的《抗战言论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新哲学人生观》胡绳的《辩正唯物论入门》。1939年,迪化文化书店公开出售《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教育战线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群众文化组织方面,除了反帝会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平台之外,这一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也是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窗口。这一系列的平台和渠道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新疆各族群众紧紧联系起来。

(四)必须要以各族群众为主体对象、以通俗的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表现在广大群众层面上的普及化。没有这一层面上的普及化,大众化就缺少坚实的主体力量,而普及化离不开通俗化。因为只有通俗化才是大众化。这就是说,在新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各族群众为主体对象,必须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新疆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境内主要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等十三个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民族情感等都不相同。为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集合进而融合,用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鉴于此,新疆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书籍采用多种语言形式。如,《新疆日报》就采用汉、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四种文字出版,并在伊犁、阿山、塔城、阿克苏、喀什、和田六个行政区设分社,根据各个行政区的民族分布情况,出版二至三种文字的报纸。《反帝战线》也采用汉、维两种文字出版。不仅如此,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各族民众中的传播,在新疆的共产党人一方面不断提高学校教育水准,另一方面努力通过其他各种形式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如,反帝会利用一切社会力量,组织民校、夜校、识字班等开展扫盲运动。对参加集体学习有困难的群众,由小学分会组织“小先生队”,带着课本、打着小红旗送教上门;每年冬天还组织为期两个月的“冬学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持下,还编辑出版汉、维、哈、蒙四种文字的小学和民众学校课本,为发展各民族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作出了贡献。为了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1940年1月开始,《新疆日报》开辟“读者信箱”、“小知识”、“小常识”、“小辞典”等栏目,刊登一些名词解释。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腐化性和寄生性”,“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等。1942年1月,报纸还连载康斯坦丁诺夫的哲学著作《什么是马列哲学》。出版方面,也有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通俗读本。如《新哲学读本》、《大众哲学》、《大众资本论》等。正是这些既通俗易懂又简明扼要的形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新疆各民族群众中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

总而言之,考察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大众化传播的历史过程,展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众化传播的历史成就,总结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经验,探索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大众化传播规律,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地区的大众化传播,对于推动新时期新疆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和谐新疆乃至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以及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6):1471.

[2][3][4] 中共新疆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第一卷)[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5,20,45.

[5] 陈潭秋.新疆情形概略报告[M].1941.

[6]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4.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P276.

[8] 朱培民.新疆革命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25.

[9] 程东白.十年来新疆的文化教育事业[M].新新疆(第1卷)(1).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53.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M]. 1993:4.

[12] 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资料汇编[M].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16-17.

[13]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三册)[M].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281.

2014-03-20

任俊宏(1974-),男,博士,讲师。 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与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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