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晶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孤岛”出版史的幽深叙述
——读《“孤岛”文学期刊研究》

郭 晶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出版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湮没不彰的出版机构、人物、期刊、事件得以凸显，譬如在通俗文学出版用力甚深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积极介入出版实践的邵洵美、沈知方、包天笑等出版人，由张爱玲热引起的沦陷时期文学出版等，近年来都有较大的学术突破。但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孤岛”出版，却相对显得比较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具体来说，目前的“孤岛”出版史研究，有三个薄弱区域。一是“孤岛”出版的独立性未能彰显。独立的政治元素、独立的文学场域、独立的出版景观，使“孤岛”出版业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并列，成为抗战时期一个独立区域。但在此前的出版史和文学史论述中，“孤岛”往往被放在国统区或者沦陷区之内进行论述，无法彰示“孤岛”出版的独立性及其内涵。二是对“孤岛”出版历史的丰富性认识不足。现有研究往往依据政治形态或思想史的视角，对“孤岛”文学期刊进行二分法、三分法的划分。此类划分简洁明快，却仅止于简单的政治评判，未能聚焦于不同的办刊方针和各异的编辑理念，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孤岛”文学出版丰富面貌。三是忽视了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近年来，选取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布迪厄的文学场概念等理论阐释出版媒介蔚然成风，但是西方诸理论皆来源于“彼情彼景”，以西方现成理论为先导预设结论的论证逻辑，究竟能否用于解释具体的历史情境，尚存疑问。三个方面的问题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制约了“孤岛”出版史研究走向深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鹏飞博士的专著《“孤岛”文学期刊研究》(以下简称王著)，在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王著丰富详实的史料爬梳。出版史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专门史，史料的搜集与考证是求信的基石。王著在“孤岛”文学出版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上可谓不遗余力，一本本具体而微的期刊，一篇篇风格迥异的文章，大都进行了钩沉查阅。王著附录部分编制的“孤岛文学报刊目录”，详细梳理了200余种“孤岛”时期的期刊目录和办刊简况，“孤岛文学与出版大事记”以编年形式爬梳了“孤岛”的文学出版事业，若没有扎实的史料功夫，是很难编制出来的。此外，对于最生动的原始文献——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王著发掘也用力甚深。作者访问了“孤岛”文人丁景唐、沈寂等人，对于已经过世的“孤岛”出版人，也走访其后代，尽可能多角度地还原历史面貌。

王著重视原初史料，但并未止于史料。在原初史料爬梳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史料还原历史语境，推导未知的信息，对“孤岛”文学出版史中的很多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比如对于“孤岛”文学期刊概念的严格厘定，即是一例。“孤岛”文学期刊究竟具体何指？对这一似乎并不存疑的问题，王著从“孤岛”“文学”“期刊”三方面进行了详细梳理。对“孤岛”这一称谓，以往的研究基本做到了时间段的明晰，但空间范围的准确性如何实现？“孤岛”时期上海的文学刊物中哪些出版于租界，哪些产生于“沪西歹土”？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王著对之进行了史料考辨，依托租界当局的出版业核准制度，比对众多期刊版权页中的出版信息，并通过参照“孤岛”老人柯灵的回忆，厘定出“孤岛”文学期刊明确的空间，也回答了“孤岛”文学期刊与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之间的差异。

二是王著对湮没出版现象的发掘。一部出版史，是由出版机构、出版人、出版物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背后的互动和历史事件组成的。很长时间以来，对孤岛文学出版进行梳理时，用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标准进行取舍，造成了本应进入研究视野的众多出版人物和出版事件成为出版史中的“失踪者”，遮蔽了“孤岛”文学出版的多重面相。对此，王著以文学期刊作为具体切入点，抛却既有的意识形态成见，对出版背后的力量纠葛和诸多被忽视的出版人、出版物给予了足够的关照。譬如“孤岛”时期影响甚大的陶亢德、金性尧、徐訏、周黎庵等出版人，《西风》《宇宙风乙刊》《小说月报》等影响了沦陷时期海上文坛风貌的刊物，都以丰富的资料论证了它们在“孤岛”文学生产中的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除了再现被遮蔽的出版人和出版物，王著也还原了“孤岛”文学期刊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多样性。作者通过对“期刊”的概念梳理，结合孤岛出版界的现实，将不能获得登记证而偃旗息鼓的文学期刊的替代品“丛刊”，一些报纸附属创办的“周报”等一体考察，揭示了“孤岛”特殊出版环境下的特殊出版载体。“丛刊”“周报”等虽然在内容和形态上有着特殊的姿态，与传统的期刊概念有所差别，却承载了“孤岛”文学出版的基本因子，能够放宽历史的视界，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审视不同环境下的特殊情况，对于一部试图尽可能还原出版史景象的作品来说，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

三是王著平实的论证逻辑。对于出版史研究著作来说，以何种态度和视角来进行阐释，是另一个关键问题。王著秉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史学态度，并没有以时下流行的文学场、公共空间、文化霸权理论等作为分析工具，进行先入为主式的简单观照。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对于周瘦鹃《乐观》、胡山源《红茶》等的创办，我宁愿认同创办者本人自陈的一种自我心灵解脱之道的解释，而不能苟同所有的办刊都是去争夺文学场域的支配权。”[1]出于这样的考虑，王著放弃以理论为先导的研究思路，坚持从原始资料展现的历史情境中发现线索。作者审视期刊、文本等每一个出版因子，参详隐藏其中的每一个历史细节，对于二者的互动纠葛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同时，王著对“孤岛”文学期刊分类，没有采用流行政治视角和思想史视角，而是选择了价值取向为标准。对于政治视角来说，“孤岛”文学期刊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譬如作家的文学理念、期刊的出版方针等，在政治标准的划分下基本消失。对于思想史视角来说，正如柯灵老人所言，虽“便于考察，是可以的，符合实际的；但具体到个别的人，恐怕仍然会遇到不易归类的困难”[2]，同时，这两种视角均会把孤岛文学出版史置入一种宏大叙事的框架中，虽使“孤岛”出版史变得清晰明快，却忽视了其中的偶然性和细节。作者以价值取向为标准，将“孤岛”文学期刊放在“救亡”“启蒙”“消闲”的视野下，对不同的出版理念，各异的办刊方针，不同的文学思维等，都有平等的对待和审视，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反映了当时出版人的心境和处境，也彰显了“孤岛”出版业的时代特征。对“孤岛”文学出版的历史场景来说，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思路。

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对于“孤岛”文学出版史的梳理和审视，《“孤岛”文学期刊研究》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突破之作。这种突破一方面体现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孤岛”原始出版场景的还原；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新的出版史研究思路和论证逻辑的尝试。对于当前的出版史研究来说，这种尝试可能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大量原初史料的发掘以及新的学术探索，是那些仅在理论话语之间进行转换的出版史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1] 王鹏飞.孤岛文学期刊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8.

[2] 柯灵.煮字人语[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67.

责任编辑：刘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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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0

郭晶(1986-)，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出版理论与出版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