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旭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北京10009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明确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

一、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时代的发展打破了旧有的国际安全格局、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也凸显了文化安全的地位。

第一，国家安全内涵由传统安全领域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张。在传统国家安全领域，受民族国家产生和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基础的影响，国家安全一直被理解为军事安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传统国家安全观已经没法解释当下的安全问题，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逐渐由军事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生态、信息、人口、资源、食品等非传统安全领域。1992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中的一些非军事性的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①Provisional Verbatim 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31 January 1992，S/Pv.3046，1992，p.143.这标志着“非传统安全”这一新的安全范式的形成。1994年，克林顿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一是维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以求霸权永续;二是在全球拓展美国式民主，强行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三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制定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在这里，美国已经把发展经济、推广民主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非传统安全观的提出，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对国家安全认识的视野。2002年9月13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在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已经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新国家安全观。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随后，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全会上，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涉及文化安全问题。这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把维护文化安全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重点。

第二，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由物质冲突向文化冲突拓展。在农业社会，土地、人口构成了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可以不惜发动战争;在工业社会，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原材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原料产地、销售产地，也可以发生冲突乃至战争。而在当今世界，西方文化普遍主义的依然盛行和文化经济化效应的日益凸显，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也逐渐反映到国际竞争中，文化利益冲突成为引发国家冲突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此基础上，“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强调，在后冷战时期，“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2］。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也指明，文化“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3］。可以说，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军事冷战、政治冷战、经济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文化冷战并没有结束，反而逐渐变成了文化热战。

第三，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由硬实力向软实力延伸。在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理论中，评估一个国家安全能力的指标总是经济和军事。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都极为关注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的增长。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文化虽然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默默地发挥着作用(如18世纪法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包含文化因素)，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文化力量的不断凸显，特别是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人们对文化在综合国家竞争中作用的认识逐渐由自发状态上升到自觉状态。软实力理论，不仅揭示了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制定国家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1992年9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书中就明确强调，美国文化应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软力量，在全球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应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并在这个安全部下面又专门成立了国土安全文化局。对于为什么要成立国土安全文化局，美国国土安全部首任部长汤姆·瑞奇的话给出了答案:“在文化领域，安全问题十分重要。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安全问题。恐怖分子不仅是怀揣炸弹的人。思想和文字同样会我们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4］在此背景下，文化本身已不再是战略手段，而是变成了一种战略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安全，从关注的重点到影响的因素，从维护的力量到维护的要求，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软化和泛化的特征，并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文化因素。可以说，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正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维护文化安全，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必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我国文化安全面临诸多威胁和挑战

对于当前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斗争尖锐复杂的新形势，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抵御国际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紧迫。”［5］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挑战。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大量西方文化涌入我国。西方文化的涌入，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提升了文化发展的质量。但与此同时，也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同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战略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曾说过，在大国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战争无法严密保持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应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政治领域，通过收买、“西化”一些信仰不坚定的党员干部试图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在学术领域，通过为一些研究结构和学者提供赞助，以争取更多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辐射作用，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念，试图最终达到影响国家决策的目的;在日常生活领域，通过电影电视、音乐制品等文化娱乐产品大力宣传西方的价值观，企图以此影响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情感，并从根本上消解社会主义主导文化的影响力。可以说，无处不在的西方文化是我国文化安全的主要威胁。

第二，国内多元文化思潮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成分多样化，以及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相伴随，文化思潮也日益多样并相互激荡。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思潮、民粹主义、新“左”派、新儒家等思潮，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当代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关系、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文化思潮多样化给我国的文化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们的多样化存在与发展、碰撞与交锋，为文化的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它们中的一些思潮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基本观点及一些政策主张，又给主导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如经济上倡导私有化、政治上主张议会制、文化上倡导西方自由民主的新自由主义，就具有明显的“西化”色彩。再如常常以“学术研究”“历史探索”的面目示人，通过重新解读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实，借机批判、否定我们党已有历史结论，继而否定党和国家领袖、中国革命性质和意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党才不断强调要科学引领社会思潮，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力。

第三，党内消极腐败行为的挑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一大批消极腐败分子被查出。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但同时也反映了党内腐败的严峻形势。在当代中国，腐败是最严重的信仰雾霾，没有一种比党员干部消极腐败对文化安全造成更大威胁的事情了。因为，普通公民对执政党的了解和判断，以及心理上的认同、进而理想上和信仰上的追随，主要是通过对党员干部的接触实现的。过去，我们和群众“一起苦”。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要求自己“三不”:不吃肉、不吃蛋、粮食标准不超过定量。坚定的理想信仰、崇高的政治品格，让人民群众信任我们、支持我们，即便最困难时也从未离弃。现在，一些党员干部的消极腐败行为激起的社会的情绪反应和对信仰的挑战，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分化”的力量。社科院2011年组织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成就与问题》调查报告中，在回答“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是什么”时，有76.03%的认为是由于干部腐败问题造成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排在第二位。有56.81%的人选择了“西方主流思想理论的影响”。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积极面对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问题。

第四，互联网的挑战。同传统媒介相比，互联网具有鲜明的全时空开放性特征，借助网络，不论是积极思想观念还是消极思想观念，都能直接“登堂入室”。正是看到了互联网的这一特点，各种力量无不把互联网作为传播自己思想、理念的重要平台。作为互联网的发明国，美国从互联网走出美国之日起，就赋予了其一项特殊使命——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早在1993年，美国政府就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宣称，高速发展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促进民主的原则，限制极权主义政权形式的蔓延;世界上的人民，通过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有机会获得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准则，从而使世界具有更大意义上的共同性。2010年1月21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名为“网络自由”的演讲中，更是露骨地宣称，新技术本身不会在自由和进步的过程中选择方向，但是美国会。希拉里说，美国政府要用最新的互联网技术推动西方“自由”“进步”价值观在世界各地的“落地开花”。2011年5月16日和7月14日，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这标志着美国的“互联网渗透战略”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可以说，对互联网的控制早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播西方文化的高端平台，成为推销其价值观的“制高点”。

三、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坚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面对时代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面对形势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我们必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第一，明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目标任务。维护文化安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含众多的目标任务，如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主权安全、民族文化安全、文化产业安全、文化遗产资源安全、文化市场安全、语言文字安全，等等。在这众多目标任务当中，我们要着重把握三大目标任务:一是国家文化主权安全。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实现文化独立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首先就是要保障国家文化主权不受侵犯，即保证国家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权、文化的立法权、文化的管理权、文化传播和交流的独立自主权，以及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的权力不受侵犯和干扰。二是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其任何形式的丧失，都将威胁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既要积极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又要切实保护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不断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中的主体地位。三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6］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只是手段发生了改变、形式更加隐蔽罢了。对于我们党来说，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最核心的就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确保在多元化多样性的条件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二，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最可靠的保障。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无疑要靠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但就有效性和针对性而言，国家文化软实力无疑更具有根本意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首要任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7］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得到普遍认同和积极实施。二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诉求，反映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状况。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不能没有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和在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中的崛起。为此，我们必须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积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创新力、竞争力，尽快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三是要积极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全球化时代，封闭的文化不仅是无声的，也是无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但就文化贸易而言，我国却又是个“逆差”国。为了更好地维护文化安全，我们必须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由“逆差”向“平衡”直至“顺差”的转变。在内容上，要敢于突破仅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局限，树立文化自信，敢于和善于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传播到世界;在渠道上，既要充分利用孔子学院、中外文化年等传统平台，主动介绍、展示中华文化，也要充分利用快速发展的现代传媒技术和我国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更加主动地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第三，坚持在包容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批判和斗争。所谓包容，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元文化思潮的客观存在。在当代中国，外来文化思潮、内生文化思潮的交融交流交锋，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从功能上讲，无论是外来文化思潮，还是内生文化思潮都既有消极影响，有时甚至危害巨大，但也有其积极意义，如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分析和追求、“左派”思潮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坚守、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和热爱、民族主义对民族生存发展的极大关注以及所蕴含的巨大爱国热情，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启发与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旗帜鲜明，对这些文化思潮中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积极斗争”。如内生文化思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推崇的“王道政治”，“左派”思潮倡导的“平均主义、阶级斗争”，民族主义思潮主张的“唯我独尊、强权暴力”，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相对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相背离。对此，必须大胆批判。对于外来文化思潮，我们则更应该提高警惕。如新自由主义张扬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普世价值论”所推销的西方“民主政治”“自由人权观”，这些思想观念因为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相结合，从而具有更为明显的政治目的——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必须坚决抵制、积极斗争。当然，大胆批判、积极斗争不等于政治批判或行政裁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深刻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8］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科学而深刻，对开展新时期精神和思想领域的“积极斗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四，积极推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在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众多因素中，国际文化秩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对国际安全因素的考察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随着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加剧，国际文化秩序理应纳入国家安全的考察范围。国际文化秩序是世界各国基于某种共同利益和目标，依据一定的原则、规范、规则和保障机制而形成的相对稳定、有序的世界文化关系状态。历史地看，传统国际文化秩序是由西方文化主导并为其牟利的，它把占世界多数的弱势文化排斥在规则制定者和受惠者行列之外，破坏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在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原则以及在社会价值选择上的自主原则，导致强弱差别扩大化和文化冲突的普遍化，因而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建设国际文化新秩序就是要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国际社会不断强化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加快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运行机制，以保证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相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为我们今天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提供了重要的遵循原则，那就是要坚持“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坚持“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坚持“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9］。可以说，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核心就是构建有利于不同文化共存、交流、借鉴、发展的国际关系原则，使各种文化都能获得合理的地位和发展空间。

［1］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1).

［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5.

［3］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

［4］ 涂成林.扩张和渗透:美国文化安全战略的本质［N］.光明日报，2013-11-20(13).

［5］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

［7］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9.

［9］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