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权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统一战线”政策与胡风的错位理解
——重读“胡风三十万言书”

袁洪权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三十万言书”作为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曾三次以不同的方式公开发表，但涉及复杂人事关系的第三部分，迟至1999年才正式公布。其背后，涉及的仍旧是复杂的人事关系。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文艺战线上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但胡风并不觉得自己是中共的统战对象，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对中共文艺领域的现象进行消极抵抗，并为自己不公平的遭遇提出异议。50年代文艺界的复杂性，这种举动恰好给反胡风提供了契机。论文以重读“三十万言书”为目的，主要清理胡风对“统一战线”的错位理解问题。

胡风；“三十万言书”；“统一战线”；错位理解

作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体现，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由于历史原因，曾经三次以不同的形式公开发表。但这三次公开发表，因涉及到历史上人事关系的复杂性，使“三十万言书”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里，我们作简单交代。第一次是1955年第1、2号合刊的《文艺报》，以“附发专册”的形式，公布胡风“三十万言书”的部分内容，被冠名为《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以单册形式公开附发了《报告》的第二、四部分，并在后面附印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作为系统地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两篇文章。①显然，此时编辑出版是为了对胡风展开“批判”运动。而内部一定范围内仍旧把胡风给党中央的报告的第一、三部分，铅印成册供批判使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小引》，《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第二次是在胡风去世后两年，②胡风去世的时间是1985年6月8日，得到真正平反是1988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彻底复查后，给予平反。考虑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1988年11月《新文学史料》第4期，公开发表了“三十万言书”的第一、二、四部分，被冠名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但因第三部分涉及到复杂的人事关系，仍旧没有公开发表。③《新文学史料》能够发表，显然是为漓江出版社出版《三十万言及其他》而先做的宣传效应。见梅志的“小引”交代。第三次是《胡风全集》编撰中，把“三十万言书”全部收录，并单独出版《胡风三十万言书》，④《胡风全集》的出版社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为了进一步保存文学史料，“使《报告》有一个完整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起到方便保存的作用”。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策略，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对读者购买力的思考，买一套全集阅读“三十万言书”和买一本书阅读“三十万言书”，显然后者更有助于胡风思想的普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以方便文学研究者和阅读者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胡风事件。显然，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成为研究新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的重要原始文献。但正是这本厚厚的“三十万言书”书稿，让胡风及胡风派走向了彻底的毁灭。当我们静下心来仔细阅读作为整体的胡风“三十万言书”时，我们发现问题并不是胡风和多数研究者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实，在仔细梳理20世纪前后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及当代文学运动的过程中，人事关系的复杂性，往往在某些事件上起着重要影响，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文学批判运动的性质和进程。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在文学进程、文学运动中的很多纠葛，当我们梳理到实质性问题时，最终关切到的，或起决定作用的，往往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事关系，不管它是宗派主义，还是个人恩怨。而重新阅读“三十万言书”，特别是对于第三部分的仔细阅读，笔者发现，原先对胡风事件的研究，研究界确实是进入了一个误区。至少在我看来，这是文艺界公布此长文设置的“圈套”。为什么涉及到复杂人事关系的第三部分，从50年代到80年代，都不予以公布，而使人无法更加清楚地了解胡风集团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集团呢？这背后有什么制约性的因素？为了真正弄清楚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与政治纠葛，以及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之后的人生遭际，我们还不得不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战线上的“统一战线”政策说起。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特别强调其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尽管阶级属性不一样，但他们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使他们能够组成统一的革命联盟，积极推进革命目标的实现。从20年代国共合作，到30年代中期国共第二次合作，都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策略思考。1939年，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的政治意义：“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不仅在政治派别的联合与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运用这一政治策略，而且在文艺战线上，她亦有长期的经验可以借鉴：从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并开展文艺运动，到抗战时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并组织作家到前线，到农村，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2]的口号。30年代末，毛泽东在积极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时，运用的理论正是政治上的“统一战线”理论思维。1942年，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党员作家和党的关系、党员作家与非党员作家之间的关系，非党员作家和党员作家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具体化，正是文艺战线的“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要求文艺界作家面对复杂的抗战环境，必须实现有效的统一和团结。但文艺战线的“统一战线”，是有斗争策略的：团结是目的，斗争是手段，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团结。处于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活动的展开中，正是依靠“统一战线”理论，积极推进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这就为我们理解文艺战线上经常展开的论争，提供了理解的钥匙。

其实，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之一的胡风，他知道“统一战线”的意义和价值的。他对艰苦的30年代文化环境和40年代文化环境深有体会。即使到了1948年，胡风亦强调文艺上的“统一战线”，“当然是民族统一战线所表现的爱国主义这个历史要求的具体反映”：“它要尽最大的可能高扬全民性的爱国主义，动员并团结一切作家……统一战线是为了动员并团结各种倾向的作家，但更是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性的文艺活动，通过它使文艺和人民大众结合，动员并团结各种倾向的作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任务的。”[3]胡风强调在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上，“从人民的生活现实来把握民族解放的要求，阐明创作态度上非现实主义方法的软弱无力，指出文艺应该‘为大众服务’，应该有‘教育的思想的意义’，就并非不是必要的了。”这从侧面看出：胡风对“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是深得其精髓的。但为什么到1948—1949年文代会召开前夕，胡风却对文艺上的“统一战线”的理解，产生了深刻的错位呢？

1948年11月初，身居国统区上海的左翼文艺理论家*这里称胡风为“左翼”文艺理论家，沿用的是他对“五四”精神的态度和坚持。胡风，接到了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安排，要他前往香港。*胡风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是蒋天佐到家里跟梅志说，“香港方面决定要”胡风“立即动身离开上海去香港”。处于内乱的重要时刻，胡风前往香港，他当然“完全同意”。见胡风《回忆录——重返上海》，《胡风全集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9页。这时候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明显地包含着中共对他的政治信任，这至少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的“统一战线”思考策略中，胡风是“统战”的主要对象。*否则，中共就不会为他的安全“着想”，要他转入安全地带，等候新的转移。后来的思想史告诉我们，香港只是一个“中转站”，真正的目的地是前往新解放区。但从国统区直接到新解放区，会面临更大的生命危险。至少从这方面来看，胡风享受的这种政治“待遇”亦不差。12月9日，胡风告别上海的国统区生活，前往香港。12月14日早晨6点，胡风到达香港。虽然香港有对胡风批判的声音，但从胡风到达香港后与离开香港之前，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并没有完全展开，四次谈话*梅志在传记中透露，胡风到香港后，乔冠华2次、潘汉年1次、冯乃超1次找胡风，谈到《大众文艺丛刊》批判的文章。见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版，第550页。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从这四次谈话可看出，“上面是想他(指胡风)在进入解放区前把这次论争做一解决，例如写个表态文章，都承认有错误，要用党的文艺路线来改正错误。”[4]550但到此时，胡风仍旧没有理解“统一战线”已经在思维观念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先是强调团结下的斗争，实现最终的团结，但现在由于时局的变化，着重于强调斗争下的团结，斗争处于第一要义。

1949年1月6日，由周而复*1946年周而复到香港后，主要从事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并编辑《北方文丛》，翻印与出版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同时任《小说》月刊编辑。安排，胡风与其他9人同行，乘坐小汽艇大利华轮，前往解放区，1月中旬到达东北解放区。到东北解放区后，胡风受到与其他文化人同等的优待，并积极会见老朋友，如丁玲、舒群、刘白羽、、草明、萧军、雷加等。他也拜访文坛领袖郭沫若。在与朋友们的接触中，胡风努力地了解着解放区文艺的基本情况，并尽量阅读解放区重要的文学作品。*从胡风1949年1月至3月的日记记录来看，这期间他阅读的文学作品很多，包括丁玲、周立波、草明、赵树理、刘白羽、雷加、欧阳山、荒煤、马烽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很大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组成部分。见胡风《胡风全集10》，第3-47页。3月1日，在和丁玲交谈中，胡风知道“四月间将开全国文艺大会”。[5]3月10日，到达天津的胡风从荒煤的口中得知“北平筹备文协大会的消息”。3月12日，胡风从天津出发，3月17日，到达李家庄统战部所在地建屏县，之后由统战部统一安排前往北平。按照原定的日期，胡风应该是3月23日启程前往北平，这样他就会在24日或25日到达北平。*按照时间推算，胡风正常出行的话，到达北平的时间应该是在3月24日或3月25日。但23日这天“车子未到”，故延搁到24日，他才启程前往北平，但启程后不久，车子又“发生故障”。到达北平天安门的时间是3月26日下午4点左右。之后，胡风“到中南海办事处，见到罗迈、齐燕铭”等人，再乘车到北京饭店安顿下来。安顿下来后参加应酬，先后见了艾青、周建人太太、周扬、沙可夫、茅盾、叶圣陶、郭沫若、胡愈之、侯外庐等人。在这之前的3月22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平的总会理监事及华北文协理事在北京饭店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胡风尽管没有参加这次文代会的发起会议，但发起人名单，以及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中，仍能够看到胡风的名字。[6]

然而，胡风1954年在“三十万言书”中，却做了这样的记载：

在李家庄，周总理嘱我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同志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但旧文协由上海移北平的决定恰恰是我到北平的前一天公布的，到北平后没有任何同志和我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我是十年来在旧文协里面以左翼作家身份负责实际工作责任的人，又是刚刚从上海来，但却不但不告诉我这个决定的意义，而且也不向我了解一下情况，甚至连运用我是旧文协负责人之一的名义去结束旧文协的便利都不要。这使我不能不注意这做法可能是说明了文艺上负责同志们对我没有信任。[7]

旧文协系中华文艺协会的简称。*它的前身是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仍旧简称为文协。1949年筹备“新文协”会议的时候，把以前的文协称之为旧文协。胡风的这段话，成为很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他们感觉到，胡风没有能够及时赶上文代会筹备会的发起会议，显然有背后的政治运作。旧文协，“这样一个曾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竟然没有举行一个稍微过得去的结束仪式。”*吴永平先生在《胡风与第一次文代会》一文中指出：“胡风于中华文协迁址的后一天，3月26日，奉命兼程从华北赶到北平，踌躇满志地准备参与‘新文协’的筹建工作，不料，却事与愿违。”这与事实是不符合的。查胡风日记，正如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胡风是在路上和车子上被“耽搁”，按照预定的时间，胡风应该于3月25日到达北平的。按常理，胡风作为旧文协的实际负责人之一，提出这样的质疑，是合理的。但旧文协的负责人，并不是胡风一个人，还有老舍、叶圣陶、梅林等人，*老舍系文协总负责人，叶圣陶在老舍前往美国后，担任了实际的负责人，梅林系主持文协日常事务的秘书。他们都可以充当这样的质疑角色。从胡风行程的路线来看，这里有值得怀疑的地方：胡风于3月10日到达天津，为什么还风尘仆仆地赶往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建屏县？天津离北平近在咫尺，他为什么不直接前往北平？北平于1月31日和平解放，已经有很多文化人都前往北平，难道安全还存在问题？显然，胡风从天津赶往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是政治上的安排，他首先应该报到的地方，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胡风从天津到建屏县，花费的时间是五天多，从建屏县到北平花费的时间，不到三天。表面上可推测出：胡风是在风尘仆仆地“赶往”北平。

但更重要的是，胡风跟随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是它急于转移到北平，迎接新的任务，而不是胡风本人要风尘仆仆地赶往北平。同时，阅读1949年3月17—23日日记，我们发现，周恩来接待他的日子是3月21日。这次胡风与周恩来谈话的时间很长，以会餐的时间算起，至少谈了6个小时。*日记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六时过，会餐，周来，谈到十二时过。”见胡风《胡风全集10》，第44页。3月22日，他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周恩来和胡风谈话的细节，涉及到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无法推断得知。即使是如胡风后来所说的嘱咐，但周恩来的这种嘱咐，是要他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问题，而不是以文艺领导的身份，组织新文协的具体工作的指示。以周恩来如此高的政治觉悟，*这里仅仅以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作为例证。1954年12月10日，当时缅甸总理吴努打算回缅甸时演说中引用周恩来的谈话句子，周恩来觉得此事要慎重，及时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见周恩来《拟供引用的我的一段话——致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1954年12月10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10页。他不可能不知道胡风不是党员。党员和非党员，毕竟是政治身份的决定因素，周恩来亦不会说出要胡风“组织新文协”的话。其实，3月2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是中共中央全线转移、进驻北平的日子。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有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周恩来的年谱整理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北平的时间是25日上午。也就是说，即使胡风是3月23日出发，到达北平的时间依然不会比周恩来和毛泽东“提前”多少。阅读3月26日胡风到达北平后的日记，我们发现这段时间里，他忙于各方面的应酬，根本没有时间来仔细思考旧文协的问题，即使碰见文协筹委会负责人，胡风与他们的交谈中亦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4月5日，胡风“收到‘全国文协’筹委会‘常委会’会议记录”。*这个常委会的会议记录，显然是3月全国文协筹备会的会议记录。见胡风《胡风全集10》，第50页。这显然是为第二天召开文协筹委会作的准备。4月6日下午1点后，“文协筹委会开会，略略知道了一些情况”，3点半，华北文协茶会招待外来的文化人，包括叶圣陶、阳翰笙、胡风、冯乃超、于伶、史东山、臧克家、卞之琳、丁聪、特伟等，[8]胡风“被提名讲了几句话”，5点钟会餐。这是胡风到达北平后，筹委会以华北文协的名义召集胡风等文化名人的会餐。

胡风参加了文代会第二次筹备会后，陆续被委任了几项重要的任务：《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委员共3人，另两人为茅盾、厂民)，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委员共11人)，小说组委员(召集人是叶圣陶)，诗歌组委员兼召集人(另一召集人是艾青)。但胡风与茅盾的微妙关系，*胡风因在文学评论中对茅盾的文学创作进行过“贬低性”评价，使两人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后来两人都写回忆录谈到此事，胡风却在回忆录中指责茅盾回忆的“失误”。使胡风在对待筹备会的任务上，始终采取了与茅盾“不合作”的态度。4月8日，茅盾邀请胡风参加“商提蒋管区参加‘文协’的代表名单，到后谈了几句就溜出来”，胡风对茅盾的邀请，用的语言却是“绑架”。显然，茅盾很重视关于国统区文艺代表的提名，他也重视胡风的提议，*从新中国后的历史经验来看，代表名单的推举，这其实关系到国统区文艺总结以及国统区文艺权力分配的问题，关系到建国后国统区文艺家的政治地位等多方面的问题。但胡风却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他极不情愿参加这样的工作。4月17日，厂民和茅盾到胡风寓所“谈《文艺报》事”，胡风“坚辞主编责任”。作为文艺战线上的“统战”对象，胡风的重要性并不一定比得上茅盾。与茅盾的心平气和的态度相比，胡风确实显得有点过火。作为朋友，艾青对胡风提出批评，“说我情绪‘消极’”，这显然是针对胡风进入解放区后的表现，以及对筹委会委任的任务的消极抵抗而言的。但胡风仍旧没有听朋友的劝告，5月19日继续“躲避下午的文件起草委员会，到《解放报》去，被袁勃和李亚群招待谈天”。在胡风看来，找朋友“聊天”，比躲避与茅盾的纠缠性应酬，显得更重要，也更有意义。所以，胡风对文代会的筹备与举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采取的是消极的抵抗主义。这从此时他给朋友的信件*这里摘录的三封信件，时间主要集中于1949年4月至5月间，这段时间正是文代大会筹备期间。中也能窥见到他的态度：

没有做任何事。现在在等开文协代表大会，没有法子不参加，所以只好在这里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见，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1949年4月26日，致路翎夫妇信)

我到此四个多月，身心愉快之至。目前，有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非得参加一下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只想到实际里面去接触。(1949年5月7日，致方然、性忠、谷怀、罗洛信)

两个月了，总觉得是在大潮边晃来晃去。所以下了决心辞去了负责编辑《文艺报》这一类的不能摸底的工作。我多少懂得革命，更懂得自己的处境，所以只好不怕误会，慢慢找出一条对人对己无愧的工作道路。(1949年5月24日，致田间信)

胡风在信中所说的会议，正是当时在北平积极筹备的全国文代会。显然，胡风不仅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文代会的“不感兴趣”，同时，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亦表达了对文代会的厌恶情绪。胡风认为负责《文艺报》的工作，是“不能摸底的工作”，那什么工作才是摸底的工作呢？他口口声声地称自己“懂得自己的处境”，但这处境他到底懂得多少呢？他觉得自己能够“慢慢找出一条对人对己无愧的工作道路”，这条工作道路难道就是1954年写作的“三十万言书”？写“三十万言书”时他的处境，他到底又知道多少呢？

胡风个人对周恩来的期望值是很大的，这从“三十万言书”的文字中间流露了出来。*中间有这样一段话：“虽然一些同志甚至把我从抗战初起周总理对于我的领导关心和思想影响都否定了，但我没有一次怀疑过党中央对我是基本上信任的。”特别是前面引用的李庄周恩来谈话，胡风更是放在心上。《文艺报》主编一职，胡风在书中透露，是周总理的安排，他得出结论：“从抗战期间到解放后看，周总理总是希望我工作并鼓励我工作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我们知道，胡风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1938年。周恩来负责南方局的工作，同时“代表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4]377。后来在政治部下面筹备成立第三厅，胡风是提名人员之一，“但被王明用我没有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作理由否决了”。[9]92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胡风积极地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后在旧文协担任研究部副主任，积极协助总务部主任老舍先生推进旧文协的日常工作。之后，胡风从事的文艺活动，都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如胡风邀请聂绀弩主编《七月》大众版，曾亲自向周恩来“请示”。他也经常到曾家岩汇报最近的“文协工作”。胡风经常与徐冰交流，而徐冰正是周恩来了解文艺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1944年随着“文艺讲话”的宣传扩大到国统区，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组织过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谈论过“文艺讲话”的话题。周恩来曾要求“文艺讲话”的学习，只能在文委和新华日报社两部门展开，“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10]周恩来的这种构想，和胡风有内在的一致性。*胡风认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致反动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见胡风《胡风回忆录》，第309页。这其实正是从当时国内政治环境的实际出发，而不是采取像刘白羽、何其芳、林默涵等人那种粗暴的方式。*1947年后，中国革命文艺界中开始把胡风当作“潜在的反对派”来对待，就与这次整风中胡风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50年代，对胡风的指责也是从他对《讲话》的抗拒和抵制说起的。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宣讲“文艺讲话”，虽然旧文协出面组织了一个欢迎会，由他们报告延安整风、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等问题，但他们的报告却“引起了反感”。1945年1月25日，文工会召开会议进行座谈，围绕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展开论争。胡风认为茅盾、以群带头把矛头指向舒芜的《论主观》，“实际上是不满意有的文章批评了他所赏识的姚雪垠，并且以为我批评客观主义是针对他的。”[9]336后来问题被“提到了周副主席那里”，周恩来亲自召集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胡风等人开会讨论，会中谈到了“客观主义”，显然，周恩来站在了胡风这边，认为茅盾的《子夜》，“那里面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虽然周恩来支持胡风在文艺上的论争，但也对他提出了警告。*周恩来说：“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要改变对党的态度。”但胡风并没有理解这谈话的内容，反而认为周恩来进一步肯定了他的工作。见胡风《胡风回忆录》，第337页。然而，胡风并没有把周恩来的警告放在心上。

进入新中国语境后，虽然周恩来担任了政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部长职务，成为新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但他在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制衡中，显然处于弱势的地位。高岗的政治地位上升，说明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周恩来还积极地把自己作为改造的“标本”，在北京、天津高等教育界和知识界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对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做示范性说明，带有现身说法的意思。这从侧面表现了周恩来在中共高层的地位。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建国后的身份与处境是很尴尬的。但胡风仍旧一味地强调周恩来个人的魅力，以及对他内心的影响，而不是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对他的影响力。这在一个形塑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时代里，显然是犯忌的举动。虽然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胡风很多劝告，*1951年12月间，周总理约见胡风，主要是想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谈得很好，很深很透，还留他吃晚饭”。见梅志《谆谆教诲，铭刻在心——周恩来与胡风》，张颖主编《周恩来与文化名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但胡风并没有听进去。胡风对来自何其芳、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批评意见，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更不理智地去做理解，这些人批判意见的背后，是来自中宣部的意见，而中宣部的顶头上司、最终的操作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统区文艺家纷纷到达北平，准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文化界很快由郭沫若发起，筹备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这顺应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构上的需要。但召开全国文代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大型文艺会议。由于面向的是来自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队伍，其构成的复杂性，*正是因为代表的“复杂性”，所以要制订出代表资格的选举办法，同时筹委会还有专门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每一个代表的政治及历史等诸方面进行详细“审查”。使会议筹备与举办过程中，作家的团结成为考虑的首要问题。但文代会筹备期间有关代表的推选，却显示出某种政治价值的取向于其中。我们先仔细看看代表的推举办法。筹备委员会发布大会代表的资格与产生办法如下：

一、当然代表，五大解放区(华北、西北、东北，华东、中原)文协的理事及候补理事，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及各地分会理监事及候补理监事为当然代表。二、聘请代表，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得被聘为大会代表：(甲)解放区内省、市、或行署一级以上，部队兵团一级以上的文艺团体或文艺机关的主要负责干部。(乙)从事文艺工作者有十年以上历史，对革命有一定劳绩者。(丙)思想前进，文艺上有显著成绩者(包括民间艺人)。三、聘请代表产生办法：(甲)由上述文协及各文艺团体或机关推荐，并经筹委会作最后决定。(乙)筹委会提名聘请。[11]

其实，从代表的推选方式中，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解放区代表将表现出强大的阵势。这不仅仅体现在人数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实绩上。如果按照“聘请代表”的资格来看，真正组成解放区和部队的文艺代表，恰恰不是用笔创作的文学艺术家，而是文艺的管理干部。这从侧面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筹备的文代大会，并不是真正要使文学艺术家形成团结的统一性社团，而是文学艺术家在文艺管理队伍中逐渐被规训。*“新文协”将与“旧文协”形成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告别“同业公会”的性质，形成新的组织化管理。“同业公会”是利益集团，组织管理则属于隶属关系。同时，对来自国统区的文艺代表，资格的审查亦是相当明显和严厉的。文代会的胜利闭幕，最终确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总的指导思想，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对作家思想的指导意义，以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家代表大会向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文字变化，其实已经包含了文艺界地位的下降，文艺工作者地位的上升趋势。能参加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是否是作家，关键的是，他是不是文艺工作者。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宣传部的统一安排下，在文代会筹委会的精心组织下，文代大会确实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完全符合中共的预期目的。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与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暂时性地被遮蔽了。但来自国统区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矛盾却在文代会筹备期间及文代会上被暴露无遗。这就是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报告。茅盾在《在反动拍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

关于文艺上的“主观”问题的讨论，继续展开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

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那么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文艺上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作家主观的强与弱，健康与不健康也一定解决不了。[12]

思想上的问题被公开出来，倒可以通过论争的方式得以解决，但茅盾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暴露上，更重要的是，在报告的结尾还有“附言”三则。其中第二则“附言”，有这样的话语：“胡风先生坚辞，皆未参加。”在这里，茅盾把胡风最终推向了文艺界团结的对立面。起草国统区文艺10年来的情况，胡风亦是重要的见证人，他应该积极参加到对国统区文艺总结的过程中，但从茅盾的附言看来，胡风却“坚辞”。这种“坚辞”，更大程度上表现出了胡风的不合作。在政治可以决定一切的时代环境下，胡风的这种不合作，很大程度上会被认为是对文代会的抵制。这样的揣测，在新中国文艺界的人事关系上，显然对胡风是不利的。从胡风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报告确实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当报告被大会宣读后，胡风内心的慌张却表现了出来。*从日记中透露出，他对代表们对国统区文学报告的不满表达了很大程度的认同，很注意这方面的信息搜集，他也倾听着国统区代表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风是作为文艺战线上“统一战线”的具体统战对象，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进入东北。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共决定把未来的首都定在北平，胡风并没有随大量的民主人士前往北平，而是前往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建屏县。这种行程的安排，已经明显地体现出中共在对胡风的态度上有他们自己的保留。但胡风在政治的敏感上，显然无法和其他文艺家相比。这就涉及到胡风的党员身份问题。

胡风在回忆录中交代，1932年他在日本参加了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并与日本反战同盟发生联系，成立了一个中国人小组。后来这个中国人小组被日共领导通知，“这个小组被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但1933年胡风被日本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参加“左联”的实际工作。在“左联”时，他曾向“阳翰笙或周扬”提过接上党组织的关系，但“他们要我写申请书，我迟疑着没有写”。当时，胡风有自己的考虑，当时“左联”内部有着矛盾，“如果恢复关系”，“在冯雪峰(包括鲁迅)和周扬等的矛盾中很难出。”[13]他天真地以为，冯雪峰和楼适夷是知道他的情况，可以对加入日本共产党小组的事不予以提及。这样，胡风始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同盟者的作用，而不是革命政党内部的同志。其实，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党员身份关系着他的政治命运，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建国初期亦是这样。革命取得胜利后在革命工作的分配上，党员仍然是执政党信任的对象，同盟者却往往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甚至是怀疑。宋云彬先生是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进步作家，但建国初期对他的鉴定却是这样的：“我们对云彬先生在政治上百分之百地信任，在思想方面望能提高一步，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4]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胡风与何其芳、林默涵之间的私人纠葛，虽然没有把胡风当作文艺敌人来看，但逐渐形成的文艺宗派情绪却已经潜藏在其中。1949年文代会后，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成为经典性的文献，作家在写作前引用最多的是来自这一经典文献中的语句。但在胡风看来，“我甚至觉得，开口闭口只记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若干观点的指导者和作者，有很多是把毛泽东思想狭隘化了或教条化了，并没有真正体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精神实质的。”[15]672在1949年写作的文字中，胡风对“文艺讲话”的经典性并没有体现在他的引用中。在毛泽东思想逐渐经典化的过程中，胡风有这样的想法并做出这样的表述显然是不明智的。

胡风的文艺思想，逐渐成为建国后文艺界思想清理的主要障碍。但由于胡风有强烈的进步追求，不可否认地对他的文艺思想提出一些看法，算是比较正常的思想纷争。但胡风毕竟不是党员，党内文艺界同志对胡风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算是正常的现象。即使胡风作为政治的统战对象，虽然胡风本人与周恩来私人关系很不错，但这不能完全等同于党的高层及中共党内对胡风政治上的信任态度。虽然胡风看到郭沫若、茅盾对“文艺讲话”的表态性文字，但他认为这种“没有创意的恭维话”仅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它“只有在统战关系的政治活动上才有必要”。[15]686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或许，当时文艺界领导人仅仅把胡风当作同路人来看待。但作为好友，聂绀弩却建议胡风“要入党”*聂绀弩建议胡风：“在外面谈不好，就申请入党，到党内谈好了。”但胡风却有自己的考虑，他觉得他不是党员都如此要求，如果成为党员的话，那就只有盲目的服从。见胡风《胡风全集6》，第680页。。聂绀弩认为，胡风思想问题成为复杂问题，与他不是党员有很大的关系。胡风先后写作了《学习，为了实践》《一个时代，两个中国》等文章，虽然表达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但胡乔木和周扬需要的却是“检讨”文字，而不仅仅停留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上。

但“在三十万言书”的写作过程中，胡风却把这当作是周扬等人对他的阻挠。甚至，胡风把路翎、阿垅等人的遭遇，说成是由于胡风的影响而导致的。路翎虽然在国统区时期是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但路翎在文学创作上与解放区文艺作比较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轻易地发现问题。阿垅在文艺理论上的理解，也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距离。更何况，路翎、阿垅并不是党员作家，他们仍旧跟胡风的命运一样，只是文艺界的统战对象而已。这正如楼适夷说的：“全国快解放了，今后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胡风还搞自己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这回掀起对他文艺思想论争，目的就是要团结他和我们共同斗争。”[16]

显然，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所指出的这些事实，与实际情形是不相符合的。周扬从“两个口号之争”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到了延安，用周扬的话说，对于“左联”时期上海文艺界的内部纷争，他与毛泽东做过亲自交谈，毛泽东原谅了他在上海与鲁迅的隙罅。周扬的党员身份一直保持着，他是党内的同志，是革命政党中的文艺界战士。而胡风呢，他不是党员，他只是革命进程中的同盟者。在“统一战线”策略下，同盟者只是革命需要依靠的对象，但根本不是革命的真正基础。同盟者对于革命而言，当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时，他们会因为各自的利益而背叛革命。而在胡风看来，“统一战线的最大目的是要在共同目标之下各各发挥自己的特点或优点，争取新生事物取得地位，得到发展，不应使新生事物做装饰，反而使老朽事物缠在新生事物身上，得到传播。”[15]627这样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传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三十万言书”成为一个事件后，胡风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70年代后期，监狱中的胡风对自己建国初期的处境和地位，有他自己的明确的反省。他说：“解放后，我歌颂党、毛主席和英雄烈士先进人民的诗受到了《文艺报》专辑其中有何其芳、沙鸥等人的蔑视和歪曲，受到了黄药眠的酷评，但我是一声不响，忍受下来的。我知道我是被统治者，他们是言出法随的统治者，虽然黄药眠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民盟，是周扬们的战友，当然也是统治者。”[15]622同时，胡风认为，“我的要害之一是，我总是把自己当做跟着党走的，又素性对形式主义格格不入。”[15]688跟着党走和参加共产党成为中共党员进而参加革命活动，两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前者的身份仅仅是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后者的身份却是革命干部或者革命文艺战士。这是胡风在反省过程中最直白的“表述”，虽然它们写于70年代末，距离“三十万言书”部分被公布长达二十多年时间，但字字珠玑，读后令人深思。

[1]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569.

[2] 何容.怎样使文章下乡[J].抗到底，1938(10)；老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J].中苏文化，1941(1).

[3]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M]//胡风全集3.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475～476.

[4] 梅志.胡风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5] 胡风.胡风全集10.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35.

[6] 金凤.重建全国文艺组织——将召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推选郭沫若等为筹备委员[N].人民日报，1949-03-25(1).

[7] 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48.

[8] 本报讯.评奖全国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决定[N].人民日报，1949-04-07(1).

[9] 胡风.胡风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 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C]//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5.

[11] 新华社.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6月5日在平召开 筹委会发布代表产生办法[N].人民日报，1949-05-03(1).

[12] 茅盾.在反动拍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C]//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北京：新华书店，1950：63.

[13] 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一)[J].新文学史料，1984(1).

[14] 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256.

[15] 胡风.胡风全集6[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6] 楼适夷.记胡风[C]//晓风.我与胡风.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7～8.

(责任编辑：毕光明)

“HuFeng’s300-Thousand-WordLetter”Reinterpreted

YUAN Hong-quan

(SchoolofLiteratureandArt,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Mianyang621010)

A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Hu Feng’s literary thought, “the 300-thousand-word letter” has been published three times in diverse manners but its third part which involves intricate human relations has not been officially released until 1999, whose cause still lies in the complex human relation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and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was implemented in the domain of literature and art; however, Hu Feng did not feel like an object of the front work of the CPC but resisted as a critic passively against some phenomena in the literary and art field administered by CPC and objected to his unfair treatment. Given the complexity in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of the 1950s, Hu Feng’s act has just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ampaign launched against hi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Hu Feng’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ed front” by reinterpreting his “300-thousand-word letter”.

Hu Feng; “the 300-thousand-word letter”; “the united front”; misunderstanding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上海报业治理整顿的历史经验研究”(编号：13CDJ004)、2011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人民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内部清理’”(编号：11YJC751112)、西南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新中国初期文艺界研究”(编号：10ZX7150)、西南科技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五十年代中国的文化、传媒与社会”(编号：13XT016)

2014-09-24

袁洪权(1978- )，男，土家族，重庆石柱人，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料与现代思想史研究。

I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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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5310(2014)-11-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