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舌尖上的世俗与革命
——陆文夫《美食家》中的大众形象分析

翟永明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陆文夫的《美食家》通过描写各具形态的市井民众，反映了1980年代社会转型中世俗化观念建立的曲折，折射了上世纪80年初社会转型历史的丰富性与驳杂性：革命与世俗相互纠缠，最终却沉落于世俗的泥沼，以“平等”“高尚”为名的对多元趣味的统一合并与尊重差异允许各阶层有自由选择空间构成了革命与味觉的奇妙辩证，嗜好美味的天性遭到革命、政治、文化观念的收编与规训，其实质是对身体本身的贬抑，而对于身体自然感觉的强调，正是社会走向“世俗化”的前奏。

陆文夫；《美食家》；世俗；革命；身体

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大行其道的文坛上，陆文夫的《美食家》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单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朱自冶，就让刚从革命时代走出来的读者尴尬莫名，看惯了高大全的英雄与深沉忏悔的时代代言者，人们的眼睛还不能够适应这种矮小的人格高度，轻佻油滑的低俗性情。对此，陆文夫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又不是写这个人(指朱自冶)的，写这个人没意思。”[1]之所以“没意思”，是因为朱自冶不论按照什么样的政治标准，都没法“上纲上线”，他不过“好吃”，但“好吃又怎么样”很难猜测，这是陆文夫当年的困惑，还是不好明说其中真意，怕与时代精神抵牾。总之他留下了一个“悬念”，就是如何看待这个“吃”？

这一悬念让后来的评论家大费周章，但绕来绕去，对《美食家》的阐释主要着眼于两点：第一是通过两个主人公的命运变迁，折射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生活的转变；第二是展示苏州精彩纷呈的美食文化。这两种阐释基本规约了《美食家》经典化的方式，但事实上，这两种解读都没有充分考虑到作品产生年代的特殊性，没有动态地理解作品所展示的整个社会风貌，只是按照一个狭窄而静态的方式去观察主人公命运的社会学意义和文化象征涵义。陆文夫的《美食家》完稿于1982年，这是一个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时期刚刚开启，但革命的意识形态还未彻底退隐的年代。在这样一个过渡的历史时期，必然包含着过去的“革命性”和未来的“世俗性”不断相互争论甚至对抗的过程，这些富有“冲突”性的细节不仅出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现在各种新旧混合的价值观念斗争中。如果将《美食家》创作的年代置于这种动态理解的视域中，我们也许就可以历史性地理解小说围绕着“吃”展开的时代全貌，可以清晰地看到“吃”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可以看到1980年代社会转型中世俗化观念建立的曲折和这一观念根深蒂固的民间伦理基础。由于朱自冶是一个标本化的没有发展的人物形象，而高小庭又灌注了作者过于明确的意识形态企图，所以两个主人公都无法支撑这种宽阔动态阐释视野。相反，如果我们把眼光从他们身上移开，就会发现文本用大量轻松而戏谑的笔墨描写了各具形态的市井民众，这些本为“副歌”的段落却恰恰撑开了一个广阔的视域，正是这个富有意味的视域折射了上世纪80年初社会转型历史的丰富性与驳杂性。

一、沉沦于世俗的革命

由于陆文夫的妙笔点染，再加上不遗余力的夸张，朱自冶的饕餮形象已经和苏州美食一样深入人心。然而当大家对《美食家》的全部兴趣都落在了朱自冶及精致美味的苏州美食的时候，却理所当然地忽略了小说里还有几个“好吃的人”，虽然他们对于食品只是“家常”趣味，远远不及朱自冶那种嗜好美食的极致豪华与铺排，但正因为这些人的家常面孔及中庸趣味，倒更容易让我们深入到“吃”这个问题中去。

小说在讲到“我”的革命前史的时候，不经意给我们托出了一个“好吃”的老祖母形象：

那时已经七十六岁，满嘴没牙，半身不遂；头脑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是她的胃口很好，天天闹着要吃肉，特别是要陆稿荐的乳腐酱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腻。她弄不清楚物价与货币的情况，在她的头脑中一切都是以铜板和银元计算的，她只知我的哥哥每月要寄回来几千块钱，为什么不肯花二十六个铜板给她称一斤肉回来呢？三百个铜板才合一块钱！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我的妈妈，骂她忤逆不孝，克扣老人，而且牵牵连连地诉述着陈年八代的婆媳关系，一面骂一面流眼泪。

这个速写式的家常情境是一个插入性的片段，本来是表现在朱自冶这个不劳而获的资本家面前，高小庭“苦大仇深”的生活，用朱自冶无不尽其味与临终前老祖母只好一口都无法满足来作对比，为“我”渴求“平等与解放”的革命寻找苦难动力。但由于作者对这个头脑糊涂、胃口旺盛的老祖母关于“吃”的刻画过于形象，使读者忍俊不禁，这个本来具有苦难色彩的“吃”的悲剧，竟变幻出了漫画般的喜剧效果。这是作者的用笔不当导致的效果错乱吗？可能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这个片段的“笑感”来自我们中国人最为真切的日常生活。在中国的家庭里，“好吃”的老人并不少，他们年事已高，无力介入社会生活、甚至儿孙的日常生活，惟一的生命乐趣就在于“吃”，这个“吃”让他们轻易地回归到“老小孩”的阶段。“味觉”不仅影响他们生活的幸福感，还影响着他们对于亲情伦理关系的想象，就像这个片段中的外祖母把“吃不好”轻易地与儿媳的“忤逆不孝”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想象也有中国式的婆媳之间不愉快的相处经验做铺垫。舌头上的感觉支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庄严而神圣的“孝悌”真意，这也许是圣贤书中无法名言，但在日常生活“孝与不孝”的肥皂剧中经常上演的真实曲目。由于“吃”轻易冤枉儿媳的老祖母，同样因为“吃”的欲望得到满足，嘉许小孙子的“孝顺”：“当我用朱自冶的钱买回几块肉来，端到奶奶的床前时，她一面吃，一面哭，一面用颤巍巍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好孙子，还是你孝顺，奶奶没有白带你……’”这出围绕“吃”的悲喜剧，实际上嵌合在高小庭“泪流成河”的个人生活史中(这一部分描写中，多次直白地写“泪”)，但在这个悲剧性的框架中，读者意外地读出了喜感十足的弦外之音。究其原因，也许在于神圣的孝悌文化与世俗的百姓日常竟然靠舌头连接起来，这种味觉的意识形态早已经绕过革命的宏大叙事扎根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最深处。也许，刚从革命时代走出来的陆文夫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毫无疑问，陆文夫一定是出于文化无意识才妙手牵连出这个令人难忘的桥段。

小说另外一个表现普通人“好吃”的场景是高小庭动员阿二革命的片段。当高小庭带着革命的一腔热情去做革命的动员时，阿二一家正在吃晚饭，“白米饭，两只菜，盆子里还有糟鹅和臭豆腐干，他的老父亲端着半斤黄酒在吱吱咂咂地。”这个细节传神地描画了一个“好吃”的老伯伯，这种“吃”与朱自冶的“吃”看似大相径庭，实际精神上更胜一筹。比起朱自冶那种穷奢极欲的追逐食品的色味表象，阿二父亲的“吃”却在食品的品尝中，获得一种丰衣足食、闲适安然的生活情味。一份难得的卤菜、一块风味独具的臭豆腐干再加上一杯味道醇厚的黄酒，就让一位好吃的老伯“吱吱咂咂地”满足于平淡庸常的世俗生活。因此，不管高小庭怎样形象地讲解“架起二郎腿高坐在车子上”与“像牛马似的奔跑”的区别，来动员作为工人阶级的阿二要翻身做主人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与人道，阿二爸爸也只是叹了口气，很现实地指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抽象的阶级压迫道理，而是“钱”的问题。阿二拉车的确很辛苦，但那“架起二郎腿高坐在车子上”的客人是阿二的衣食父母，他们给阿二的钱，可以保证阿二的“饭碗”还有阿二父亲碗中的糟鹅与黄酒，那微不足道但足以颐养天年的生活享受。有趣的是，高小庭在劝说的过程中还充分利用了阿二父亲舌头上的敏感神经，把苏联的伏特加作为革命的美好前景来添油加醋，尽管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那老头儿还咂咂嘴，他以为伏特加总是和茅台差不多的。”那一刻，阿二爸爸与遥远的革命距离被舌头迅速拉近。但老人家游移的思想很快还是被眼前的饭碗拉了回来：“阿二的爸爸把酒杯向上一竖：‘唏……快吃饭吧，吃完了早点睡，明天一早要去拉朱自冶上面店。’”

阿二参加革命工作后，由于收入少了，这位老人家，为了吃饭，只好摆一个卖葱姜的小摊头，但碗中的“一碟糟鹅和半斤黄酒”从此绝迹，并因此对于高小庭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也不再有好脸色。联想到“十七年”小说中那些带领落后群众奔上幸福康庄大道的历史自信，《美食家》却在一个老人家糟鹅与黄酒的朴素口感中体会到了“革命”本身的凌空蹈虚。老人在小说中最后一次出场是在“大跃进”国家困难时期，当阿二为高小庭弄了一小车南瓜以解燃眉之急的时候，老爷子幽默地插话道：“南瓜有什么稀奇，大农场，拖拉机，我还等着喝你的伏特加哩!”这一神来之笔让人感受到民间对于“革命”的揶揄，那种绮丽的愿景并没有随着空洞的革命热情奇迹般地降临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日常生活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南瓜是不是比革命来得更真实更有力呢？满足普通老百姓基本的口腹之欲永远应当是各种名目的革命的最终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好吃”的日常生活片段在小说中都与革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奶奶的胃口不能获得满足的辛酸故事构成“我”革命的动力，而阿二父亲的“好胃口”也不“和谐”地出现在一个革命动员的场景中。从这里我们窥视到了世俗与革命的有趣瓜葛：对于社会中的具体个体而言，其走向革命的动力大多起因于一些庸常的世俗动机，或者深陷于世俗的苦境，或者诱惑于世俗的愿景，而任何革命最终也是以沉落于世俗的泥沼为结局。在《美食家》中原本格格不入的此岸世俗与彼岸革命，就这样通过舌头的欲望巧妙地牵连统一了起来。

二、革命与味觉的奇妙辩证

《美食家》这部小说的魅力远远不在于为苏州冠绝天下的美食张目，它最引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创造了一个多种价值观念碰撞的“特别法庭”。聚焦于“味觉”的每一种观念和每一种生活姿态，在相互映照中都将特定的文化样貌放大、变形，在荒诞的戏谑中引发人的深沉思考。《美食家》有一个背景性的时代情境就是革命，文本中除了主人公高小庭之外，有两个人与革命有直接关联，在他们针对美食各有特色的言论中，我们看到了革命与味觉的奇妙辩证。

小说中有个小丑似的人物包坤年，这个人物最初出现的场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时代，这个时代对于社会的整体想象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鬼”的极端阶级分化。在这种前提下，高小庭为了避免出现“店门酒肉臭”的“反革命”场景，提议对苏州名菜馆进行“大众化”改革。当涉及到菜单改革时，却招致了店内许多店员的反对。这个时候年轻的小跑堂包坤年说话了，虽然出身低微，但是语惊四座：

面向工农兵绝不是一句空话，要拿出菜单来作证明，烧什么菜，就是为什么人，蟹粉菜心不仅工农兵吃不起，而且还要跟老爷们受罪！为什么，菜心都给他们吃了，寀帮子都到了工农兵的碗里！生炒鸡丁要用鸡脯，鸡头鸡脚卖给了拉黄包车的。这分明是对工农兵的瞧不起。农民进店来点只豆腐汤，有人竟然回生意：嘿，吃豆腐汤到玄妙观去吧，那里的豆腐汤又好又便宜。玄妙观只卖豆腐脑，分明是捉弄乡下人的。要是朱自冶他们来了就不得了，从堂口到厨房，都是忙得飞飞地。鱼要活的，虾要大的，一棵青菜剥得剩了手拇指那么一点点……

不得不承认，包坤年在理解“改革”这件事上，远远超过店里的名厨师和管账先生，他一眼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既不是简单的“盈利”问题，也不是“保不保名店牌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为谁服务”和“怎么为”的政治立场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从旧时代过来的小跑堂有着一切“投机主义者”对政治的敏感和对于时机的审时度势，他把社会变革中革命的根本问题巧妙地嫁接在名菜馆的改革上，充分说明小小菜单实际上是一个关系着革命立场的大问题。包坤年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空泛谈论革命大道理，而是就地取材，根据饭店的自身特点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支撑。他盯住老爷们和工农兵的饭碗做文章，在菜心与菜帮、鸡脯与鸡头鸡脚的区别中论证了饭店怎样助长了阶级对立，并捕捉到饭店日常待客的细节，将饭店捉弄农民和奉承有钱人的不同态度与饭店瞧不起新社会主人工农兵的严重错误挂起钩来，将一个“小菜单”、“小态度”弄得火药味十足。事实上，包坤年这一番高论自有他的思想逻辑：他的前提无疑是承认不论资本家、工农兵都有相同的味觉，但由于工农兵没有足够的金钱而获得与资本家相同的购买力，所以在美味面前就无法获得相同的满足，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阶级差异。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完全可以通过赋予工农兵“正当性特权”，来人为地抹平这种万恶的阶级鸿沟，具体的做法就是让创造味觉盛宴的饭店，放弃高档菜品，放弃不必要的讲究与豪华，去彻底适应工农兵的口味标准，这种消除差异追求平等的“一刀切”做法，典型地反映着革命时代的思考逻辑。为了一种所谓“平等”“高尚”的社会公义或道德，可以强制性地把社会的多元趣味(包括舌头的趣味)彻底统一、合并，而且这种做法因为要以大多数为基数进行统一，因此大都执行“就低不就高”的标准，在因陋就简的刻意“平等”中让人体会到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专制”。正如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的幽默抱怨，在那个被消除了所有差异、限制了不同趣味的年代，他不觉得自己比一头猪的生活更丰富些。有意思的是，《美食家》中的小跑堂居然如此深谙时代的思想逻辑，并能巧妙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创造性地拿出了属于自己时代的“革命菜单”，这应当算是《美食家》为读者留下的精彩的时代记录。

无独有偶，《美食家》中还有一个人物，也发表了味觉和革命的宏论，这个人是高小庭的革命战友丁大头。当他出差路过苏州，看到高小庭的“大众菜”改革很不以为然，语重心长地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奇怪的生理现象，那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竟然毫无区别！资本家说清炒虾仁比白菜炒肉丝好吃，无产阶级尝了一口之后也跟着点头。”这个比包坤年有着更为正统革命身份和更高社会地位的丁大头，其立论点居然和包坤年如出一辙，但丁大头在面对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不同购买力的难题方面，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当“动态”看待问题，无产阶级也不会永远“无产”，等他们有钱有条件了，也和资本家一样会想吃“清炒虾仁”，这是人性的必然。因此，如果谁还要以革命的名义，无视这种人性要求，坚持把“白菜炒肉丝塞进人家的嘴里”，那么“没有请你吃榔头总算是客气的”！当高小庭以穷苦大众没有足够多的工资天天享用美味为自己辩护时，丁大头却指出高小庭的盲点在于把“大众低估了，大众是个无穷大”，并用心良苦地为他算了笔小账：“一百个人中如果有一个来炒虾仁，就会挤破你那饭店的大门！”真正让人对丁大头刮目相看的是他对于高小庭大众思想的清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老是念叨着要解放劳苦大众，可又觉得这解放出来的大众不如你的心意。人家偶尔向你要一盆炒虾仁，不白吃，还乐意让你赚点，可你却像砂子丢在眼睛里。”这段话里两次出现“大众”，乍一看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前一个“大众”指涉的是观念层面的抽象大众，后一个是社会生活中由个体组成的具体大众。丁大头的意思是说高小庭与许多有志于革命事业的人一样，革命理想是在对抽象的大众想象中建构完成的，大众的苦难、大众的力量、大众的抗争、大众的翻身等等构成一个完整的革命图式，其核心就是消弭了个体与个性差别的“大众之神”。然而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从神话象征意义中释放出来的劳苦大众，重新分化成一个个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消费层次充满差异的具体个体。与革命神话中的大众相比，他们的舌头感觉千差万别、性情偏好大异其趣，他们身上的人性弱点、世俗品格，让习惯了抽象感受大众的革命者无所适从。也许，这不仅是高小庭的问题，可能是革命中所有遵守教条主义的“天真”革命者的思想症结。丁大头最后也给出了一幅没有差异的饭店未来图景，只不过不是专断的以工农兵的口味立法来取消一切差异，而是断言对于饭店经营者而言，所有吃客的身份差异都应当被共同的美食追求抹平。事实上，这个丁大头拥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注重现实理性、不为观念摆布的品质，他尊重差异、允许劳苦大众和资本家有各自自由的选择空间，这在当时的革命时代看来是如此的不同寻常，而这也注定了丁大头的结局是死在“什么都懂”上了。

同样的美食、同样的革命，在包坤年和丁大头眼中变幻出了不同的色彩。也许，现在的我们能够轻易辨识出左倾的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巨大区别，并且能顺利给出价值评判。但小说本身也许并不在于“审判”对错，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而是提供一个可以展示各种观点与价值的场域。《美食家》就是在以美食创造的味觉盛宴中，让不同的视域与观念交叉碰撞，最后让时代与历史的真相在这些交错的叠影中慢慢显露出身形。

三、大众与“大众菜”

《美食家》在开始的时候，就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美食家”的涵义：“一个十分好吃的人”，并且开宗明义说“不妙了”，为什么不妙，是因为我们民族勤劳朴实、生活节俭的道德传统。为了证明这个“反好吃”的传统深入人心，小说让各色人等众口一词地加入“反好吃”的行列：“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痨痞，馋痨痞，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可见这种“反好吃”的传统已然渗透到民间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启蒙教育、仪态规范、甚至艺术表演的基本程式。事实上，这一道德传统背后是一种对于人的真实味觉的否定，而与此相关，通过对身体感觉的贬抑达到对身体本身的贬抑，进而达到对于“此在”的否定，也就是说，“反好吃”的道德真正建构于身体的缺席。《美食家》中的大众是在一个贬抑身体快感的道德处境中集体登场，而大众本身又内化了这种贬抑身体感觉的道德律令。

如果说上一个场景含混地指向解放前的过去，那么大众再次粉墨登场是在解放后高小庭对名菜馆进行“大众化”的革命改革之后。小说以一种昂扬的革命乐观语调描绘了革命成果：“那些拉车的、挑担的、出差的，突然之间集中到店门口。”这种车水马龙的场景不是普通的聚集，而是带有解放色彩的集结。新社会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在今昔对比中呈现出来：以前是“老爷太太美酒高楼，拉车的人却瑟缩在寒风里，如今瑟缩的人们都站起来了，昂首阔步地进入店堂”，从“瑟缩”到“昂首阔步”的转变成为革命时代劳苦大众“翻身”的另外一种修辞。大众“把楼上楼下两个像会场似的堂口都挤得满满的，一时间板凳桌子乒乓响，人声鼎沸如潮水，看起来有点混乱，可那气氛实在热烈！”如果简单地把这一段抽出来，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群众被革命发动后群情激扬的集会场景，实在想不出与美食与吃饭有何关联。因此，劳苦大众走进“名菜馆”更像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象征。换句话说，为了满足味觉而来的大众并不知道菜馆改革的初衷根本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身体感觉，而是为了他们所象征的政治含义。这一次为了崇高的革命公义，他们的身体又被置于一种被漠视被贬抑的道德处境中。小说不无戏谑地描绘了大众吃“大众菜”的流水线，“汤装在木桶里，菜装在大锅里，一勺一大碗，川流不息地送出去。”在这样一个以高效快速为宗旨的流水线中，大众形态各异的身体消失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味觉差异泯灭了，只剩下与美食无关的革命自豪感：“今天可算见世面了。”

有意思是，小说专门腾出笔墨描绘了上世纪60年代经济好转之后，高小庭的大众化改革引发了大众的不满。这场在意“平等”、“正义”、“高尚”而根本不管胃口与舌头的改革，最终导致了饭店“饭菜质量差，花色品种少”，而先前那些得到过政治自豪感、以“见过世面”的满足感冲淡味觉期待的大众们有了新的要求：“世面已经见过了，现在要吃好东西了。”面对政治方向正确的“大众菜”，本来是带着增加营养改善生活初衷的老太太，也很难压抑住自己的不满：“改善个屁！还不如我自己烧的！”就连革命觉悟高的“干部模样”的外地人，也因为没有尝到名扬四海的苏州名菜而怨声载道：“早知如此应该背一袋窝头上苏州，你们这家饭店嘛，存在也是多余的！”这些漫画式的场景很容易让人在一笑之后过目即忘，但如果跳出文本预设的主观意图，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是大众身体在被意识形态遮蔽后的第一次庄严登场。这些没有具体姓名的普通群众，严正要求饭馆回归自己的专职本位，其根据就是率先承认自己身体感觉(味觉)的合法性。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借美食的名义进行的一场思想造反，其实质体现了大众“身体之在及其感性冲动摆脱了精神情愫对生存品质的参与，表达了自然感性的生命诉求——反抗伦理性的生命法则，即反抗对身体之在的任何形式的归罪。一切归罪都来自于理念的律令”[2]。最有意味的是，当大众的身体从革命意识形态的阴影中显露出来，开始用自然的身体感觉而不是用头脑中的政策去衡量事物的品质的时候，“大众”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带有修饰性的形容词逐渐裸露出苍白、低劣的质量品质，当“许多人都阔绰起来了，看到大众菜便摇头，认为凡属‘大众’都没有好东西，‘劳动牌’也不是好香烟”时，小说在这里对于缠绕在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大众”进行了笔无藏锋的“祛魅”。

“新时期”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在“大众”的意识形态内涵被彻底耗尽之后，“大众菜”也与时俱进改成了“快餐”，不仅效率提高了，而且各类菜肴的味道也好了。此时的名菜馆不仅重视了大众们的味觉，还特意营造了吃饭有“动感”、坐着有“靠背”、看着有“铁树”、摸着有“红木”的就餐环境，身体方方面面的感觉都被周到考虑，身体感觉的舒服适宜成为饭店组织空间、安排布局的惟一法则。事实上，当人心秩序和社会文化制度的正当性是通过身体之在的自然性和优先性来进行确认时，我们便感受到世俗化的社会正一步步到来。

《美食家》的结尾颇意味深长，如果说小说的许多片段在都在“历史感”地处理大众的“舌头”问题，那么小说最后以一个“孩子”来指向未来的社会。当高小庭参加完美不胜收的孔家宴会之后，回到阿二充满情谊的家宴上，在这个高朋满座、邻里和谐的欢乐聚会中，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有人把硬糖塞到我那小外孙的嘴里，他立刻吐了出来。

“怎么，他不吃糖吗？”

“他呀，要吃好吃的！”

“试试，给他巧克力。”

有人拿了一条巧克力来，剥去半段金纸，塞到孩子手里。果然，这孩子拿了就往嘴里送，吃得嗞嗞咂咂地流口水。

人们哄笑起来了：“啊呀，这孩子真聪明，懂得吃好的！”

孩子没有经过社会污染的天然味觉，决定了他舍弃硬糖而选择巧克力，这种一派天籁的自然味觉本没有什么稀奇，可是看看文本中那些被欲望、革命、政治观念牵扯得扭曲变形的味觉，这种味觉本身呈现出了复杂的意味。人天性中对于美味的嗜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被赋予许多抽象的文化意味，不论是孝悌文化，生存理想，还是政治革命对它的改造和利用，都让我们感受到人性中原本自然的部分随时都会被社会文化权力收编与规训。然而孩子的出场，也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的强大，天然的味觉注定会与人如影随形，不论时代怎样变化，嗜好美味会一直成为人性中恒久的历史喜剧。小说用这样一个“好吃”的孩子做结尾，实际上涉及到对此岸生活意义的辩护，即涉及对个体幸福的理解，而这种对于身体自然感觉的强调，正是社会走向“世俗化”的前奏。

《美食家》中所塑造的大众形象，作为一种积淀了多种社会象征信息的文学想象，其追求美食的曲折历程，承载了中国社会从“革命”到“世俗”全面转型的所有艰难而复杂的意味。围绕着舌尖上的趣味与取舍，这些填塞在文本空隙处或支持或反对各种历史力量的大众形象，完美地成就了作者企图展现并解决时代历史困境的创作意图。在小说《美食家》完稿30年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世俗化的社会，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成功将人们对美食的热衷、美食文化的热爱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时代语境下重读陆文夫的《美食家》，让我们可以重温那个美食成为问题、并给人们带来困境的过渡时代。

[1] 陆文夫. 陆文夫由《小贩世家》等谈创作体会——1984年3月2日在苏州大学作的报告[J].苏州大学学报,1984(3).

[2]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48.

(责任编辑：毕光明)

AnAnalysisofthePublicImageinLuWenfu’sTheGourmet

ZHAI Yong-ming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1,China)

The various images of the populace in Lu Wenfus’TheGourmetreflect the tortuous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ular concepts amid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the 1980s, and embody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1980s. As is shown in the novel, revolution is intertwined with worldliness, and eventually lapses into the mire of the secular. The unity and merge of diverse interests in the name of “equality” and “refinement” as well as the respect for diversity and the permission to free choices for various social strata have constituted a wonderful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 and the sense of taste. The redress and discipline of the instinct of hobbies and delicacies by revolution, and concept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s in essence a depreciation of the body itself; while an emphasis on the natural feeling of the body is a prelude to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society.

Lu Wenfu;TheGourmet; worldliness; revolution; body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众形象’与1980年代社会转型——1985年前后的中国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751074)

2014-09-27

翟永明(1976-)，男，山西大同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

I207.4

A

1674-5310(2014)-11-00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