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

2014-04-09费冬梅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11期

费冬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关于沈从文早年生平的述说已经很多，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为新文化运动感知的边地青年“走异路，逃异地”的奋斗旅程。①在沈从文本人后来的追溯里，这个旅程的“冒险性”和“曲折性”被有意识地夸大了，事实上，成了一种类似于小说笔法的回忆，一种炫奇的展览。这个旅途的起点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前门外的“酉西会馆”。和新文学史上著名的“S 会馆”一样，“酉西会馆”给初来北京的文学青年沈从文提供了暂时的立足之地。因为和会馆管事有远房表亲关系，沈从文的免费入住很顺利。然而此时的会馆，早已经失去了历史上兴盛时期的文化功能，科举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兴起，使得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各所大学周边。这时期会馆里的沈从文，虽说已走进了文化名城北京，却仍然徘徊于文化空间之外。在回忆中，沈从文对会馆时期的生活没有多少描述。不久，沈从文迁入沙滩附近的公寓居住。正如学者姜涛指出的，从宣南酉西“会馆”迁居到“沙滩公寓”，沈从文的迁居一方面吻合了北京城市格局的转变，一方面也使得他接近了正在生成中的文化秩序。［1］这个文化秩序是由一批游离于大学周围居住在各式公寓中的文学青年营造的。公寓时期的沈从文，有了新的文学交往圈子。正是在这个阶段，沈从文结识了胡也频、刘梦苇、冯至、陈翔鹤等人。然而这批文学青年虽然自足地生成了一个文学小团体，但离象征文化资本和知识权力的北平文化圈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处于边缘的位置。

这时期的沈从文，也曾试图走一条通过求学以改变命运之路。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并参加了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入学考试，结果“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报考大学的失败，让沈从文失去了通过求学来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这时候，他理想中的自我——由学生进而成为学者、教授——成了梦幻泡影，这一理想反过来成为他心中的伤疤。

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一切，无有不是。至于像在大讲堂上那位穿洋服梳着光溜溜的分发的学者，站立在窗子外边呲着两片嘴唇嬉笑的未来学者……他们却不是你们的敌人;只是在你们敌人手下豢养而活的可怜两脚兽罢了!［2］

“大讲堂上那位穿洋服梳着光溜溜的分发的学者，站立在窗子外边呲着两片嘴唇嬉笑的未来学者”正是象征着知识和学问、身份和地位的人们。身处公寓之中，对这些人的“可望而不可即”，字里行间难免充斥着一种“羡慕嫉妒恨”的酸劲儿。日后在《焕乎先生》这篇自传体小说中，沈从文再度感慨北京城“充满了习惯势利学问权力”，至于自己，则是“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①与此同时，表弟黄村生给了沈从文最早的指引，就是他建议沈从文由最初居住的酉西会馆搬到了沙滩公寓，“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沈从文《忆翔鹤——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沈从文全集》第12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 页。既无显赫的家境，也无耀目的文凭，来自湖南“蛮夷”之乡，却又执拗地想在都市出人头地，此时的沈从文正是罗志田先生所说的“边缘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罗先生认为:“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粗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3］——这正是沈从文们的尴尬处境。

沈从文的这种边缘处境一直延伸到其离开北平，奔赴商业化气息更为浓郁的上海。20年代末，当曾朴、邵洵美文学沙龙圈子风头正盛之际，敏感的沈从文也感知到了这一文化现象。在《十年以后》这篇杂文中他愤愤不平地感叹:“好像法国的沙龙客厅也有了，(并不是新雅也不是上海咖啡!)成天就是这一群上海作家来往，这些作家每天从主人方面挹注一点灵感，一年做一篇小说，或写一句诗，其作品全可以发誓说并非压榨而来，照抄则间或有之，然而也不缺灵感!”②沈从文《十年以后》，《沈从文全集》第14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 页。原文发表于1929年2月20日《人间》第2 期。这篇文章看得到日后沈从文发起京海论争的影子。很明显，此时，沈从文对那些流连于“法国的沙龙客厅”里的一群上海作家是不满的，认为他们缺乏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这时期的沈从文，和曾朴、曾虚白父子一样，也租住在法租界——善钟路善钟里一间亭子间里。然而与曾朴热衷在法租界的马路上散步常能感受到别样的异国情调不同，沈从文对法租界居所的关注更多地停留在房租、生活费用等话题上，根本无暇顾及“文艺的谈天”。“文学”此时对于这个尚未成名的新文学青年作家而言，只是一桩用以换取面包供生存之需的“生意”③沈从文在法租界的住所，虽然前后有变迁，一度由亭子间搬到洋房的前楼及至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的新民邨，后又与丁玲、胡也频同租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一幢老洋房。然而，经济的困窘却一路相随，并没有随居所的改善而有太大的改变。这种经济状况十分鲜明地反映在此时期沈从文的书信中，“哭穷”“牢骚”和“告贷”是沈从文此阶段书信的三大主题。不独沈从文，文坛老将鲁迅此时在给友人的信中也不时地将自己投稿的行为称为“卖钱”。。即便在文坛声名和经济状况都有了改善之后，沈从文对文化人的沙龙闲谈风气依然不认可。1931年6月29日，他给王际真写信:“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4］“北京一般朋友”，指的便是同一封信中提到的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梁思成、林徽因、陈雪屏等人，这些人正是北京方兴未艾的茶会的主要成员。沈从文此时已经和这些人熟络起来，然而性情以及生活态度上显然不能相得。

1931年5月，沈从文回到北平，短期逗留后于同年8月赴青岛大学任职。两年后，1933年8月沈从文第三次回到北平。在这两年之内，经由徐志摩及胡适等人的提携，沈从文分别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不仅文学事业得到了发展，人生事业也开始迈上了新的台阶。在经历了这两次返平之旅后，青年作家沈从文开始一步步走进北平高级知识分子的交往圈，在新的文化空间中努力找寻新的身份认同。这个新空间，便是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和朱光潜的读诗会。这一次的空间转移，与之前沈从文从“会馆”到“公寓”的迁居，有相似之处，比如结交了新的人际网络，开辟了新的文化空间，却也有更大的不同。沈从文在之前的变迁中，得到的是如鱼得水的愉悦，因为那是一群相似处境的文学青年的聚合。这一次却不同。这次由公寓走进客厅，沈从文经受了许多挣扎的苦涩。在一篇随笔中，沈从文曾写到自己初次走进一个“阔大华贵”的客厅时的感受是“愣住了”，继而他“选定靠近屋角一张沙发坐下来”，并且觉得客厅里的事事物物竟像是“特意为压迫客人而准备”的。［5］走进林徽因太太客厅的沈从文，选择的座位是否也是“屋角一张沙发”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类似的心理感受是可以想见的。而“屋角”这一客厅里的位置，也正是沈从文对自己沙龙处境及身份的自我设定。

身处北平高级知识分子交游圈的这个乡下人，在行事与心态上充满了悖论，其对沙龙的热衷向往与讥讽拒斥同样鲜明，对沙龙中高级知识分子的企慕与憎厌也难舍难分。林徽因和朱光潜两大沙龙的客人，是以北平清华—北大—燕京等高校教授为主要成员的，这些人同时也在文坛上声名遐迩，可以说握着学术和文化的双重资本，以这些人为常客的沙龙，便不仅是一个物理性的空间，而是一个具备一定权力关系也再生产权力关系的“第三空间”①在此，我借用了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的概念。“第三空间”概念来自列斐伏尔的著作《空间的生产》。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社会进程的空洞载体、社会关系的容器，也具有它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属性。它既是社会权力关系的表征/再见，也生产/再生产着社会的权力关系。在此基础上，索亚提出了他的“第三空间”理论。所谓“第三空间”是建立在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这一二元论的重新估价的基础上的。按索亚的说法，“第一空间”主要是列斐伏尔所说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可以由观察实验等手段来直接把握。“第二空间”则从构想的或想象的地理学中获取概念，用精神对抗物质，简单来说，就是想象的空间，主要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空间，如卡夫卡的“城堡”、萨特《禁闭》中的房间等。而“第三空间”既是感知空间又是想象空间，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它在把空间的物质纬度和精神纬度同时包括在内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打开了大门。参见Edward W．Soja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4～104 页。。这样的一个空间，沈从文既想接近又想疏离，既获得利益，也感受到了压力。处处显示出了不协调。

这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与都市的对立。由湘西的“蛮夷”之地来到大都市北京之初，沈从文处处显示出了隔膜和不适应。他看电影抢前排，对路上的电车铃声也感到不习惯，处处显示出一个“乡下人”见识的孤陋寡闻，每每成为他人笑柄。沈从文的这个经历其实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习惯了传统乡土生活的人们在面临现代都市文明之际必然要遭遇的过程。②郑逸梅的《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记载了类似的囧事。1921年，《时报》经理狄楚青邀请李涵秋任《时报》副刊《小时报》主编，李在跨入电梯间时，对狄楚青说“这屋太小，不能起居”，成为一时笑谈。然而，沈从文在这城乡冲突面前所受的刺激却显得更为强烈。多年以后，沈从文这种态度依然不改。在《丈夫》一文里，沈从文题识:“我应当和这些人生命在一处，移植入人事复杂之大都市，当然毁碎于一种病的发展中。”［6］《柏子》题识更为极端，直接否定了城市生活:“这才是我最熟的人事，《习作选集》系改动过字句。我应当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城市所见除骗子，什么都没有。”［7］464

第二便是文凭的压力。在近代中国，自从科举制度取消之后，新式学校逐渐取代科举的功名，成为培养文化人的主要机构。据学者研究，1920－1930年间，一个以现代学统为中心的等级性精英网络基本形成。在等级性的文凭社会中，处于第一核心地位的，便是留洋归来的留学生，留日学生其次，再次便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国内名牌高校的毕业生。③详细论述参见许纪霖《“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 页。沈从文所处的圈子，正是处于第一核心地位的欧美留学生集中群体。而沈从文本人，却只是小学毕业。巨大的教育背景的差异对沈从文的刺激是明显的。他不断地在文本中讥讽“博士”“学者”，过度的关注其实正是一种受压抑的焦虑的折射。

此外，便是性情上的不合。借用布迪厄的术语，在“惯习”上，沈从文和身边的沙龙成员们的交往好似沙子遇到了丝帛。性情风度、品味爱好及为人处事的态度种种，沈从文都与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能相合。他处处显示出自身的不能合群和有意疏离，在这有意的自我疏远之中，却又显示了某种傲慢。这种复杂的态度明显让身边人感到了不快。与之共过事的梁实秋回忆说:“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8］陈西滢也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沈从文，即在此。我与志摩说话时，一个人开了门，又不走进来，脸上含笑，但是很害羞，这就是从文，他只是站在房门口与我们说话，不走进来。”［9］梁实秋在回忆中对沈从文的描述和陈西滢类似。①梁实秋和沈从文关系很淡。多年以后回忆起时，仍有一种轻视之意。在《忆沈从文》一文中，梁实秋讲了这样一件事，可见沈从文当年心境:

后来我们办《新月》月刊，沈从文写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在月刊上发表，每期写一万五千字。当时他很穷，来要稿费，书店的人说要梁先生盖章才行。沈从文就找到我家来了，他人很奇怪，不走前门按铃，走后门，家里的佣人把收据给我，我看是“沈从文”，盖了章。后来我想下来看看他，但是他已经走远了。②“站在房门口”到“后门”及至“客厅的屋角”，这种种空间的位移，其实也正是沈从文对自身身份地位的一种折射。见梁实秋《忆沈从文》，《梁实秋怀人从录》，第326 页。

对于个人风度及性情上的不讨喜，沈从文有很清醒的意识，也正是这种过分清醒的自我认知，让沈从文陷入了焦虑之中。他说自己像一只狐。在自剖中，称自己这种性格为“小丑人格”，是一种狐狸兽类性格。这种性格使得他“只想躲避生人，同时也就使我同一些熟人永远不能相熟”［10］。这种个性使得沈从文惯于独处，不适合在沙龙中高谈阔论。走进了象征文化资本和权力中心的沙龙，沈从文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这些“绅士们”维持着频繁的交往，并且自己也努力在风度、性情上模仿接近;③张兆和曾在家信中对沈从文强迫自己穿高跟鞋、烫头发表示不满，同时她也不认同沈从文故做绅士气的做派。另一方面，他却又对他向往的这些人们表示了明确的讥讽和质疑。这鲜明地反映在他众多的都市小说中。④在早年小说《蜜柑》中，沈从文其实已经对知识分子题材作出了尝试，他在这篇小说中叙写了一个教授举办周末茶会的故事，但讽刺意味明显没有后来的都市小说浓厚。

在沈从文笔下，这些绅士们显示出了与其光鲜的外表极不相称的猥琐气质。小说《薄寒》中，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形象:“面前男子一群，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离远的东西。”在女主角眼中，这是一群孱弱的“假绅士”:“她故意坐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去，为假绅士溜转的眼睛见到了，独自或两个，走过来，馋馋如狗的卑鄙的神气，从不知打什么地方学来的孱头行止，心儿紧紧，眼睛微斜，停了一停，看看不是路，仍然又悠悠走去了。其中自然就有不少上等人，不少教授，硕士同学士。他们除了平时很有礼貌以外，就是做这些事。他们就是做恋诗的诗人。他们就是智识阶级。智识把这些人变成如此可怜，如此虚伪。”⑤沈从文写知识分子，多是局外人立场，先存了偏见，故每一写到知识分子，便脱了客观，失了真相。这样的充满主观情绪的文字还有很多。与沈从文笔下活灵活现的湘西人物不同，他所书写的都市知识分子或曰绅士大多是一群理念化的角色，是他早年人生际遇所产生的偏见的一种图解。换句话说，沈从文的知识分子小说，写得很“隔”。我们可与钱钟书的作品作一个对比。钱钟书善于写知识分子，也常写知识分子，钱氏笔下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不论哪种类型，钱氏都写出了他们身上的“小”和“大”，笔下的人物是鲜活的，我们读来丝毫“不隔”。这和钱氏本身即是一个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有着莫大的关联。相较而言，沈从文写的知识分子，则呈现出了隔靴搔痒的样貌，他远远地站在边缘之地，以自卑而又自傲的“局外人”视角去观察，去批判，写出的小说人物，便缺失了感同身受的“艺术真实”。

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大多有现实的模本，《有学问的人》题识:“这里也应感谢一个人，因为想起那么一个人，这文章才写好的。”［11］《自杀》［12］中的主人公刘习舜也是一名大学教授，小说中描写了教授在公园开会的场景，可以说是沈从文现实生活的反映。⑥此外，沈从文讥讽知识分子的小说还有:《绅士的太太》《焕乎先生》(沈从文的自叙传)《如蕤》《八骏图》(1935年8月1日，《文学》5 卷2 号)、《有学问的人》(1928年9月12日，《中央日报·红与黑》24 期)、《薄寒》(1930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 卷第9 号)、《知识》(刊载于1934年12月10日《水星》第1 卷第3 期)。在其后的《八骏图》自存本的题识中，沈从文再度提到这篇小说影射的手法:“像是一部长写影。神气像。事实自然更像。”［7］463《八骏图》发表后，立即被人认定为影射之作。⑦1931年8月，沈从文应聘到青岛大学任教，同事中有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方令孺等人，课余闲暇，教授们常聚餐共饮，自称“酒中八仙”。而沈从文不在此列。正是基于青岛时期的教学生活，沈从文此时期写出了著名的《八骏图》。据沈从文本人的自述，小说尚在《文学》上刊载之际，文坛上便有人附会，认为可做索隐。作品写成后，青岛大学的同事也反响强烈，大不高兴。虽然沈从文曾一再辩解自己是为学生示范而作，目的在于讨论“一个短篇宜于如何来设计，将眼下事真真假假综合，即可以保留一印象动人而又真且美，重要点在设计”。［7］462然而将眼下事“真真假假综合”，仍然为人看出影射的意思来。后来，沈从文终于承认，这篇小说“事实上倒是把几位绅士画出来了。完全正确而生动的画出到纸上了”［7］463。

在这些都市小说中，沈从文对笔下的“绅士”极尽嘲讽挖苦，这些小说中所影射的现实生活中的“绅士”和他所处沙龙里的绅士未必有重合，然而对“绅士”这类人的批评却是一以贯之的。他本人也多次自省，自责自己“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说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懦的大毒”，而“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心中不屑，行为上却又趋同。这种心态似乎可以说在“羡慕嫉妒恨”之外，还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和心酸。而在一些乡土小说乃至杂文随笔的写作中，沈从文这种“在而不处于”的处境也时有显露。

对沈从文这种尴尬处境看得十分透彻的是另一位小说家——钱钟书，钱氏显然看透了沈从文小说中折射出的隐晦心理:

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因为地位关系，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的客人往来，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他的“小朋友们”。这时大家讲的话，他接谈不来，憋着一肚子的忌妒、愤怒、鄙薄，细心观察这些“绅士”们的丑态，有机会向小朋友们淋漓尽致地刻划。［13］

钱钟书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在拥有名牌大学文凭的文友面前，自学成才的沈从文明显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叶中强先生指出:“沈从文在文本中极力针砭的，正是一个他在现实生活中最想进入的生命场域;而其深情讴歌的，又恰是一个弃之离之的社会、人文环境——当年由边地走向都市，先是期于通过考大学跻身‘知识阶级’，后则试图经由写作争取社会、文化权力并以此收获‘新时代女子’的爱情，其人生取径，并未脱离一种‘现代性’的设计。”［14］而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和朱光潜的“读诗会”正是最具文化权力的知识阶级的集合地，也即沈从文最想进入的生命场域。

1933年9月，在沈从文讨厌的“绅士们”的支持下，其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声名渐起。借助副刊每月的约稿会，沈从文自身也开始做起了东道主。

1934年11月17日，沈从文给胡适写信，邀请参与座谈:

适之先生:

闻从上海归来，想来极累。今天下午六点，《文艺》编辑部在锡拉胡同东“雨花台”请客，大约有十二个人，商量一下“若这刊物还拟办下去将怎么办”的事情，并且十八为志摩先生三周年纪念，《文艺》出了个特刊，希望从先生处得到点文章，得到点意见。若下午并无其他约会，我同今甫先生很希望您到时能来坐坐。在座的为佩弦、平伯、一多、西谛、岂明、上沅、健吾、大雨等。若怕吃酒，戴戒子来就不至于喝醉了。

从文敬启十七日［15］

诸位文坛“大佬”，沈从文径直点名呼之。身份的今非昔比，不可谓不悬殊。在名流面前，昔日自卑的沈从文似乎已经找回了信心。而在青年学生面前，沈从文更可以借助“文坛前辈”的身份扭转自己“文凭”的劣势，获得一种身份上的尊严。相比对前述“绅士们”犹自抱有一份暧昧不明的复杂心态不同，在后者面前，沈从文显然更为真诚，也更加自信。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沈从文热心地为年轻作家看稿、改稿，为之绍介，并常常设宴聚谈。参加过聚会的王西彦回忆:

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所约的人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沈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大家先后到了，就那么随便地坐了下来，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从文先生为中心的局面。时间也没有规定，每次总是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16］

在文学青年群中，沈从文既是刊物主编，又是名满文坛的大作家。此时，这位“乡下人”的身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已然成为了聚会的中心人物，完成了一个由“边缘”向“中心”的身份位移。——这时候的沈从文，仿佛回到了20年代居住沙滩公寓的时候，和更年轻的文学青年的聚会，让他有了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这类聚会和他所在的绅士云集的太太客厅明显不同，离精英气息浓厚的沙龙派头已经远甚，却也正是沙龙由精英走向平民、走向社会的一个体现。

［1］姜涛．从会馆到公寓:空间转移中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3)．

［2］沈从文．狂人书简——给到X 大学第一教室绞脑汁的可怜朋友［M］//沈从文文集:第10 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4:17．

［3］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C］//许纪霖．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43．

［4］沈从文．致王际真［M］//沈从文全集:第18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44．

［5］沈从文．水云［M］//沈从文全集:第12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05．

［6］沈从文．题《沈从文子集》书内［M］//沈从文全集:第14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57．

［7］沈从文．题《八骏图》自存本［M］//沈从文全集:第14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梁实秋．忆沈从文［M］//梁实秋怀人丛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209．

［9］陈西滢．关于“新月社”［C］//陈子善，范玉吉．西滢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62．

［10］沈从文．甲辰闲话二［M］//沈从文全集:第14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1～52．

［11］沈从文．题《雨后及其他》［M］//沈从文全集:第14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36．

［12］沈从文．自杀［N］．大公报·文艺，1935－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