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远，唐温秀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七子派为何复古、如何复古等问题，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有关七子派复古所产生的效果，虽然钱基博等人曾给予较高评价，然而学界的负面评价较为常见，研究者多以“复古而陷伪”而作结。“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从杨慎、袁宏道、钱谦益、四库馆臣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乃至今天的一些研究者都在若有思若无思使用或支持这一观点。这一观点虽起到了对后世模拟的警戒作用，却因不实的过度化概括而导致后人对七子派复古在认识上的偏误，为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澄清。

李梦阳等人倡导的复古运动所产生的模拟之弊是一个被长期言说的问题，在历时性的言说过程中难免会走样。人们对七子派复古主要是从文学层面进行解读，对其所产生的效果也更多是从与前人作品“像”与“不像”的层面进行阐释。杨慎《升庵诗话》说：“至李、何二子一出，变而学杜，壮乎伟矣。然正变云扰而剽窃雷同”。[1]（P.774）杨慎将李、何复古与“剽窃雷同”视为因果关系，却未点明“剽窃雷同”者为谁，不过后人多理解为七子派。至公安派兴起时，袁宏道把批判的利刃直指七子派，“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2]。袁宏道从与前人作品太“像”的层面对七子派予以批评，为七子派贴上了“句比字拟”的标签。杨慎、袁宏道主要反对的是七子派的复古方式，然而，他们并未将七子派末流与主流区分开来，以至于后人将他们对七子派末流的批评视为对七子派整体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