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一璞，张 文

在宋代西南边疆认知中，“极边”成为引用颇为高频的词汇，它代表了帝国“势力的扩张达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宋代西南“极边”作为帝国疆域的最边缘地带，不仅与帝国边疆层级体系的划分密不可分，而且成为帝国在周边族群(或政权)树立形象、凝聚认同的最前沿。鉴于此，宋廷对西南“极边”地区实行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并努力在此边缘强化帝国的自我意象。宋代西南“极边”的研究，成为洞悉宋代边疆政策的重要窗口，以及体现“华夏”与周边族群互动的重要舞台。[注]关于宋代“极边”地理的研究，学界虽已展开，但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如程 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李 晓《宋代政府购买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杜芝明，黎小龙《“极边”、“次边”与宋代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杜芝明《宋代边疆地理思想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郑 涛，张 文《极边、次边、近里：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等。然而对西南“极边”地理的研究则尚未充分展开，虽然杜芝明、郑涛等人在文章中有所论及，然远未充分，需继续予以研究。另外，关于宋代西南地区的界定，学界也有不同的见解，本文认为应当包括川峡四路(益、梓、利、夔)、广南西路的全部，以及荆湖南、北路的西部地区，其范围以今日川、渝、黔、桂为核心，外延包含陕、甘南部，湘、鄂西部以及滇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