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东

在对“人权”概念的当下研析中，回溯“人权”发展的历史常常成为一种不可绕避的思索途径。这便涉及到“该将哪个历史时段确定为人权理念萌发点”这一基础性问题。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人权的发展从理念设计到制度构建分别经历了“发轫于17世纪初的自然权利时代”、“18世纪晚期的政治现实时代”以及“二战后的国际法制化时代”三个历史时期。[注]甘绍平：《人权伦理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2页。这即是说人权理念的真正设计开始于17世纪初。但这并不意味着17世纪之前的历史与人权理念的生成毫无关系。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末)恰恰是“人权胚胎”的正式孕育期。在该时期，因其现实条件的初步成熟，人权观念虽尚未经过人为讨论，但已经自我萌发。文艺复兴与现实人权理念的关系较为复杂，但从主要层面来看，文艺复兴是以一种积极与消极同时临在的方式正向与反向推动着人权理念的最终生成，是一种表面的消极限制，同时又在限制中解除限制，推动人类向着后续的人权时代自由前进。

一、“过渡人权”时代：一种积极意义的临入

文艺复兴的第一个历史特征恰在于向“人之权利”的初始转向。在此之前的中世纪，神权、神之位格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人被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在神圣气氛的笼罩下，虔诚的信徒们如奴仆一样向上帝贡献着自身的一切，他们的头脑中只单纯装有“义务”这一词汇，因为在其观念与现实世界中，只有他们的“主”才有拥享“权利”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