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晓峰 梁玉笑

宁波商帮与近代外滩文化

文_黄文杰

宁波商帮的历史渊源

明清时期，商人利用乡里、宗族关系相互支持，形成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组织，称为商帮。宁波商帮形成于明朝后期至清朝初期，其标志是明朝万历至天启年间宁波药业商人在北京创立“鄞县会馆”，清初慈溪成衣行业商人，也在北京创立了“浙慈会馆”。

宁波有漫长的商业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在狭小的宁波平原上就形成了外贸商埠。在唐代，三江口一带，因瓷、茶叶等贸易频繁，于开元25年（738年），建立州治，即明州，与扬州、广州、泉州并称为四大对外贸易港口。宋元时期，为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明朝时期，是中日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清代，四大海关之一的“浙海关”便设在宁波。宁波商人在中国海洋贸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实行海禁，宁波地少人多，迫使人们竞相外出谋生，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民）十分之七在外谋生。这是早期宁波帮形成的历史背景。

宁波商帮，与垄断盐业的徽商、承办官银汇兑的晋商等不同，主要从事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如药业、南北货、钱庄业等。

清朝“康乾嘉”时期，擅长海上航运的宁波海商重获发展，除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外，还经营颇有规模的对日贸易。由于南北贸易进出款项巨大、金融调度增多，使宁波钱庄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同治年间达到鼎盛，宁波城厢奉化江畔，短短几百米的江厦街集聚起六十多家钱庄，成为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之一，故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说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宁波商帮成为可以与晋帮、粤帮、闽帮四强争雄的商帮。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是宁波商帮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商帮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的新式身份，主动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买办即外资洋行中的中方经理，宁波籍第一个买办是穆炳元。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宁波商帮新式商人以上海为基地，转而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涌现出一批产业“大王”，积累了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确立了在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谱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辉煌。外滩文化即指宁波商帮在这一时期主动参与时代变革的文明成果。

中国最早的外滩之一

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开埠；与广州、福州等地抗拒洋人入城经商不同，宁波在江北岸的外马路一带建立起“外国人居留地”。这一区域紧连宁波最繁华的三江口，又无城墙限制，商船和军舰自由进出甬江，对外贸易极为便利。这片江滩之所以称为外滩，是因为此处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合，英国人称为“Y-town”，音译为外滩，翻译音义兼顾，在中文可以理解为“外国人居住的江滩之地”。从此，这一新词汇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代名词，是西风东渐时代的中国城市新符号。

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外滩开辟沪甬航线，其后有13家轮船公司先后建立船码头。此后，这一段1公里左右的港岸，取代了宁波从唐宋开始的三江口南岸和义路、江厦街一带石码头。1874年，招商局建造了靠泊能力约1000吨级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后又扩建停靠3000吨级的码头，近代宁波港海运码头的规模发展到顶峰。

现在，宁波外滩保护区范围东临甬江，南至新江桥，西界人民路，北到轮船码头，实际所涉及的区域面积远远超过保护区。目前保存下来较完整的近代建筑约有180多幢，主要为银行、金融、里宅等。有英国领事馆旧址（建于1842年），巡捕房旧址（建于1864年），浙海关旧址（建于1865年），天主教堂（建于1872年），江北耶稣圣教堂（建于1898年），侵华日军水上司令部（建于1903至1908年），宁波邮政局（建于1927年），通商银行旧址（建于1930年）等。民宅如严氏山庄、朱宅，老商铺“宏昌源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等共15处。这些建筑呈现中西合璧的风格，与中国传统民居迥然有异，标示着宁波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变迁。

这些建筑在历史上形成了三个功能区域，大致第一层是靠甬江的外马路生产作业区，集中了报关行、洋行、仓库、银行等服务港口运输的各种机构；第二层是中马路消费区，集中了旅馆、酒楼、娱乐场所、百货、照相馆、诊所、牙科等生活配套设施，为船商和从事海运的流动人员服务；第三层后马路居住区，有领事馆、天主教堂、西式学校、里宅，以及小菜场、咸货店等。

宁波外滩文化的特点

外滩是历史上的水陆交通枢纽，从地域特征看，靠河靠海；从外部形态看，领事馆、洋行、银行等建筑林立，呈现中西合璧的特征。宁波外滩是全国最早一批外滩，在一般外滩的特征之外，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又具有自身特点。

首先，宁波外滩是带有殖民性质的外贸港口。

开埠以前，宁波港便是南北航运停泊和商品集散的重要地区，宁波的钱庄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开埠之后，各国商人，以及在广州形成的买办、通事、报关行业人员纷纷来到宁波外滩，从事国际商贸活动。据《宁波近代史纲》载，宁波港开埠第一年贸易额就达到了50万元。进出口船只、吨位每年增长，到1880年代，进出口船只每年保持在千只左右，港口吞吐能力当在30万至40万吨左右。旗昌、太古、三井等许多著名的洋行都在外滩设有分支机构。据统计，1890年，在江北外滩的外国公司和洋行达到28家。

在江北外滩，没有设立租界，但殖民者获得了治外法权，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警、法律机构，成为实际的国中之国，控制宁波港，实施经济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宁波海关被洋人控制，港口一切管理事务均由浙海关下理船厅洋人港务长控制。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值中基本上进口大于出口。以1900年至1933年这34年为例，洋货进口与土货出口总值相差悬殊，最多的年份入超达到二千万两以上。宁波港成了倾销西方工业产品的市场，宁波的民族工业、农业和手工业遭受沉重打击。

其次，外滩是宁波近代新事物、新观念的实验场。

西方工业化时代的科技、政治、生活等文明不断接驳上滩。西式糕饼、西洋电影、夜总会、舞厅等新式生活进入宁波百姓视野，吃穿住行玩乐等都渗入西洋色彩，形成了住洋楼、吃洋菜、点洋灯的时尚。基督教、天主教也进入宁波，他们盖教堂、办医院、办学校、办印刷厂，发展教民，扩大影响。如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嘉缔博士等创办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1847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柯夫人设立女校；英国基督教派在白沙路办了一所“体生医院”。外滩还成为教育中心，如斐迪（现在的宁波四中）、斐德、正始、毓才中学等都是当时宁波最好的学校。外滩还出现了近代的报刊，《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5月11日，其它如《宁波日报》、《甬报》等。这里新旧观念不断碰撞，新思想、新事物不断萌生，“西学”、“新学”剧烈冲击着传统的大陆思维，外滩成为了人们学习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桥头堡。

再次，宁波商帮是创造宁波外滩文化的主体。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等人是晚清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那么宁波商帮是从经济与文化意义上接驳西方，撬起近代变革最重要的民间团体之一。外滩开埠后，宁波人看到了这一变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利用身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与对外贸易的历史优势，纷纷创办轮船公司，在外滩修建码头，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促进了宁波商帮的近代化进程。1854年，宁波舶商费纶鋕、盛植琯等集资7万两白银，购入广东外商轮船，命名为“宝顺号”，这是中国第一艘民营轮船，标志着宁波港从帆船时代进入到轮船时代。

沿着甬江形成了宁波早期的工业带。1887年3月，由著名实业家严信厚集银5万两在湾头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企业。1894年，严信厚又与周晋镳等沪甬巨商富贾创办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其他如通利源榨油厂、正大火柴厂、和丰纱厂，这些工厂的创办者均为宁波商人。

从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情况来看，与宁波商帮相关的建筑占建筑遗存的绝大部分。这些建筑因为主人对待传统与西方态度的不同，在建造上表现出丰富的中西融合手法。其中“中国式”建筑所占比重较大，即使西方宗教建筑也融入了宁波元素，如江北岸天主教堂，外观为西洋建筑，但内部结构却是中国传统式的木架构，说明宁波近代建筑活动在中外文化影响下仍以中国传统文化占优势。

宁波商帮与外滩文化

近代中国是被迫对外开放，但开放毕竟冲击僵死的社会体制，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也为宁波商帮作用于中国近代化提供了可能。1860年以后，上海超过广州、宁波等其他口岸，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宁波商帮便以上海为基地，经商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将外滩文化推向全国。

宁波外滩的衰落

宁波港的经济腹地较小，随着铁路运输和长江航运的发展，内地省份的货物转由上海转运，不再绕道宁波。以1890年为例，宁波直接对外贸易中，洋货进口货值仅有372，951关平两，土货出口货值仅有3， 651关平两；而当年宁波洋货进口总值为6，141，537关平两，土货出口总值为4，874，590关平两。直接进口的洋货与出口的土货仅占进出口总值的6.07%和0.074%。可见，绝大多数货物进出口是通过其他口岸，主要是上海港转运的。宁波港逐渐下降为转运国内各港口之间货物的贸易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在1901年占全国各埠贸易额的2.5%，1921年又降为1.46%。作为西方国家想象中的一个通商口岸在事实上并未形成。外滩在更多意义上是宁波商帮的培训基地，为中国近代化源源不断提供现代商业人才。

宁波商帮开拓上海外滩

上海一直是宁波商帮经商重地；1803年，宁波旅沪同乡即在上海建立宁波同乡会。五口通商后，许多从事老传统行业的在沪宁波商业家族，迅速投身于新兴进出口贸易，实现转型。上海崛起后，宁波地区的商人也逐渐从宁波移向上海。在清末，前后大约有40万宁波人涌入上海滩，几乎所有宁波家庭都与上海滩有关。

从19世纪80年代起，宁波人开始投资现代工业经济领域，从机器工业到棉纺织工业、火柴工业、日用化学品工业、造纸工业等，开拓了近代的保险业、娱乐业等，创造了百余个中国第一。许许多多人物成就了白手起家的传奇，如叶澄衷，被认为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开拓者；严信厚，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和第一个商会；王才运，被称为上海西服业鼻祖；鲍咸昌、鲍咸恩兄弟，创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虞洽卿，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等。

清政府所主导的洋务运动，因为权力经济本身弊病，最终失败；而来自民间的宁波商人融合西方文明，谱写了辉煌的中国近代化。辛亥革命以后，虽然这一时期政治混乱、内战频繁，外寇入侵，但中国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趋向，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较快成长，宁波商帮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后，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使宁波商帮的发展空间变小，转向依附官僚资产阶级。

宁波商帮与沿海、沿江城市外滩文化的发展

沿着海岸线与长江、运河，宁波商帮不断扩大活动地域，扩大业务。在汉口，宁波商人早在乾隆、嘉庆年间就建立了“浙宁会馆”。1858年汉口开埠后，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航运、建筑、洋油、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长江夹板船航运业几乎皆为宁波商人经营。在宁波商帮的推动下，汉口城市形态以至城市文化处处显现出上海滩文化的影响；建筑是最直观的，武汉江滩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几乎都出自宁波帮营造商。武汉大学即由宁波营造商沈祝三承建。在天津，从清中叶起，宁波著名商业家族如鄞县秦氏、慈溪孙氏、镇海小港李氏等，就开始经营航运业。1861年天津开埠后，宁波商帮除航运业外，还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金银业、颜料进口业等，并把经营区域扩展到东北、河北、山东等地。在川渝地区，宁波商帮经营活跃，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一批著名宁波商帮企业内迁，如余名钰的大鑫钢铁厂，胡西园的电器厂、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等。长三角城市如杭州、南京、苏州，沿海城市如温州、营口、青岛、广州、厦门、福州，以及沿江城市如芜湖、沙市、宜昌，甚至太原、西安、桂林等，都遍及宁波商帮足迹；有一些远涉重洋，至日本、南洋，欧美国家，著名如旅日侨商张尊三、吴锦堂等。宁波商帮所至，具有现代气息的工商业繁荣，故有“无宁不成市”之说。孙中山先生曾如此评价：“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外滩文化中的宁波帮精神

在外滩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宁波人仿佛是爆发了压制二三百年的海洋性生民爱冒险、能创新、喜探索的天性，并最终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成就了长盛不衰的奇迹。

首先，宁泊这些城市勇于开放开明，开拓创新。“滩”与中国传统城市“城”不同，“城”的特点是保守，“滩”的特点是开放。“滩”是一个移民城市，冒险者的淘宝乐园，对国人和洋人都充满吸引力，是一种多种文化交融的新的城市文化生态。外滩文化内蕴的思维是海洋性思维，大气、强悍、机智、充满想像力与创造性，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在缔造外滩文化的过程中，宁波商帮开放开明、海纳百川，力求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愈趋成熟。因为在洋行、外商银行充任买办，积累了资金，也掌握了经营知识，在新式企业兴起的过程中，自然成为有生力量。宁波商帮进口金属材料、机械、运输设备、燃料、染料等，创办与经营近代企业，生产出大量名牌国货产品，如方液仙的“三星牙膏”、“剪刀牌肥皂”，黄楚九的“龙虎人丹”，余芝卿的“双钱牌套鞋”等，及至在中国的工商金融界创下了许多第一。宁波商帮的创新还表现在具有超凡的驾驭西化、因地制宜的能力；这在宁波营造商建造的大量中西合璧的建筑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管理上，宁波商帮往往采取两条腿走路，新旧业兼营，新旧行业共融，表现出开明的健康心态。如叶澄衷，一方面经营如进口五金的老顺记号、火柴厂等新兴事业，另一方面又是上海九家大钱庄的开创者。

其次，宁泊也立足传统，自强自立。宁波商帮立足传统在抓住航运业与钱庄业等优势产业方面体现得特别明显。在清代中叶后，以南北号船商和沙船船商为代表的宁波海商，是北洋航线上的重要海运势力。鸦片战争后，这些船商面对西方火轮夹板船的竞争，处于劣势，但不久便在夹板船与轮船航运业中崛起，特别是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航运集团，是抗战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宁波商帮钱庄在19世纪60年代起就接受外商银行的拆票，扩大资金来源与经营规模，并在经营方式上逐渐银行化，使钱庄业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现代银行竞争，整体趋于衰落时，实现了重生。扎根传统，始终抓住近代海洋经济的两大核心产业，使宁波商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独张前军，在与西方殖民者竞争中显现优势。

勇于竞争的宁波商帮中，有众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英雄，这些弄潮人体现了外滩文化中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面对西方殖民者，宁波商帮学习但不依附，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如宁波买办常常同时自营进出口贸易，有些洋行商品的成交，首先要征得买办的同意；他们甚至与洋人激烈抗争，比如上海法租界发生的二次“四明公所事件”，让宁波帮的民族气节天下闻名。

当然，宁波人也同心同德，心怀家国。宁波商帮带有鲜明的儒商色彩，始于宋代的浙东学术，尤其是地域主张“致良知”的阳明心学与主张“经世致用”的浙东史学，为商帮的发展提供了正能量。宁波商帮的“义”与一般商帮的江湖“义气”不同，表现在经商上，恪守诚信，讲究商业道德，表现在服务家乡人上，举办各种善举，特别表现在在家乡创建规模庞大的义庄，使宁波本土在商帮跨越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能源源不断提供商业人才；在经商所在地创办同乡公益事业，诸如上海四明公所等乡帮色彩浓厚的会馆、公所等，在面对时代复杂的变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义举”促成了宁波商帮的发展，也使宁波商帮有博大的家国梦想与情怀，成为近代企业家精神的深层伦理基础。宁波帮企业家竺梅先说，他创办企业一不谋名位，二不图享福，只是要为生产救国竭尽全力。实业救国思想推动着宁波商帮创办企业。一战以后，形成了以上海、天津、港穗为中心的江浙、华北、华南三大银行家、企业家财团，江浙财团实力最为雄厚，宁波帮则是凝聚与领导这一集团的核心；旗下还团聚着江苏帮、安徽帮、江西帮、山东帮等，汇成了磅礴的大宁波帮气象。抗战爆发后，宁波帮企业家和经营的企业内适到后方地区，在艰苦的战时环境和缺乏工业基础的经济环境中奋斗发展，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后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著名宁波帮企业家项松茂、方液仙面对强敌威武不屈，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

观澜：岭南文化之乡 综合创意新区

文_谢庆华

观澜之名的由来，一说源自200多年前，一位名震岭南的风水先生经过羊台山下，看见清澈的河流经过此处时波澜壮阔，盛赞其风水之好，于是人们就把这方宝地称为“观澜”……

打造岭南文化产业之乡

如今的观澜作为岭南地区有名的文化之乡，具有雄厚的文化产业基础。为全面落实深圳文化强市的战略任务，观澜依托版画基地、永丰源陶瓷、观澜高尔夫、闲云艺术等已有的文化产业优势，按照《观澜办事处2013-2015年产业发展实施方案》中的四大产业功能片区的规划，重点发展集文化创意、工艺礼品、生态旅游于一体的文化创意片区。

2009年至2012年，观澜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50.45亿、79.56亿、87.97亿、104.2亿元，年均增速为27.15%，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

据近期统计，观澜现有第三产业企业共有1918家，现代服务业167家，文化产业6家，旅游体育休闲3家，大型物流产业园3家。其中，格兰云天五星级大酒店2012年10月份正式投入运营；观澜湖高尔夫球会成功挂牌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深圳市第二个5A级景区；民都商务酒店创建4星级酒店项目建设正在稳步进行；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0亿元的观澜湖新城项目顺利展开；招商、金地、和黄、城建四大房地产联合在观澜打造的占地100万平方米的湖滨大盘“鹭湖国际住区”项目相继竣工，并陆续发售；红木家私城将依托现成的红木家居文化艺术街，于周边4.4平方公里打造一个红木文化集聚区。

商贸物流和旅游产业

未来3年，观澜办事处将以观澜湖新城、格兰云天大酒店、锦绣文化科技园的建设为契机，形成观澜高端商务服务区和现代商业购物休闲区；以铭可达观澜国际物流园、和记黄埔仓储中心，长安汽车物流中心建设为契机，形成观澜物流产业集群区。

在商贸业发展方面，将发展大型购物中心、高档商务酒店、时尚品牌专卖、高端餐饮娱乐等现代商业业态，建设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社区商业等于一体的商业街区，吸引周边区域中高端消费群体向观澜聚集；支持社区股份公司利用厂房、土地等物业资源参与工业园区第三产业的开发建设，通过股份合作、承包经营等方式发展第三产业；力争在“十二五”期间争取引入三四家大型零售公司；利用大唐宝昌发展用地，建设上市公司总部大厦及国际会议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文化交流中心、信息共享中心、展示中心、商务酒店等配套设施的低碳总部经济区，引进工商、税务、海关、物流等各类机构，打造可持续性发展的城市产业集群。

在物流业发展方面，利用先进物流技术规划和实施运输、仓储、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包装等物流活动，打造为深圳市乃至全国典型的“绿色新城”；依托铭可达、和记仓储、凯通物流等大型物流企业的雄厚基础，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引进深圳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等新型商业模式，推动现有物流园区转型升级。

在物流园区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明确为规划者、引导者、政策制定者和秩序调控者，积极落实龙华新区关于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政策措施，推动物流企业转型发展；整合资源，建设物流信息平台，进一步探索与龙华新区、深圳市物流信息技术中心平台联网，结合深圳现有的电子口岸、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协调观澜各相关职能部门和物流企业，整合区内信息资源，积极融入深圳市EDI系统，形成跨办事处、跨方式、跨部门的综合性公共物流信息平台。

同时，加快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打造以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为代表的体育产业集群区；以观澜山水田园、九龙山休闲区为代表的山水休闲体育区；以观澜河漂流等未来的旅游景点配套资源、人居环境和社区体育健康资源为代表的娱乐文化集群区；以古墟、贵湖塘老围和114座碉楼为代表的客家民俗观光区；以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游乐园为代表的现代娱乐区。

君子布礼品城的美好蓝图

深圳市工艺礼品行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制造工艺技术和内地大批优秀人才汇聚深圳，使得深圳的工艺礼品制造迅速发展。截止2012年深圳市工艺礼品企业超过3000家，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行业年度总产值达519亿（不含珠宝、玩具），出口38.6亿美元，预计2014年行业年度总产值将超过600亿。特别是在国内市场，深圳的金属工艺礼品、圣诞礼品、家居工艺品、礼品表，电子促销礼品等产品的销量均居国内首位。

即将落户观澜的深圳文化艺术礼品交易中心暨文化艺术礼品行业总部大厦（君子布礼品城），将打造一批在国内、国际叫得响的文化产业企业，使观澜成为深圳市文化建设特色街区、领先街区。项目总投资5.6亿元，建成后预计每年将创造百亿以上的产值。其中，行业总部大厦经济年度结算预计可达50至100亿人民币，年展示销售收入可达10亿人民币，珍品年交易额可达10亿人民币，创造5000个工作岗位及过亿元年财政收入。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亦文亦商玉博城

文_岳晓峰 梁玉笑

2013年11月18日上午，广州荔湾区老西关玉器市场异常热闹，南方玉博城广场人头攒动、锣鼓喧天，此时入席于主人座位的江功尧内心一阵激动。南方玉博城，这个曾在他脑海中千回百转魂牵梦萦的模型，今天终于成型落地！织梦四会 走进玉石新时代

广东四会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雕制之乡，生于斯长于斯，四会浓厚的玉雕艺术氛围为江功尧与玉石结缘埋下了伏笔。

“从我记事以来，玉石就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过视线，我家族人从事玉石生意的就有不少，在四会这种情况很普遍，有的甚至一个村子都是以雕玉为生。”江功尧回忆自己与玉石结缘时，却说不出一个明确的分界线，玉石是那么自然而然就出现生命里而不曾离开。

“要真说哪一件事让我正式入行，应该是四会第一条玉器街建成，让我这辈子注定与玉石行业难解难分。”江功尧回忆说。

1978年年轻的江功尧入伍到北京。当时正值国家恢复高考，凭着自己的努力，江功尧成为了高考恢复后最早一批大学生，先后修读航空机械专业、档案秘书专业、中文专业。1981年还发表了第一本小说。上大学的经历和在北京部队的经历，让江功尧比同乡同龄人多出一份远见。

当江功尧回到四会老家时，所看到的散乱的玉石行当，有如乡间的野花，生命力旺盛但缺乏一个有利于长远发展的集中平台。江功尧说：“那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经济进入腾飞阶段，收入的增加使当地消费者对玉器首饰品的需求猛增。但当时大部分还是路边摊的形式，比较杂乱。”于是他向政府提议，要不搞一条玉器街吧，方便经营和管理。刚好，当时地方政府也有发展玉器产业的意思，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四会第一条玉器街。这也是全国最早的唯一一条集中加工、卖玉的街道。

“当时的玉器街很简陋，展示玉器的‘桌就是一块长板用砖头垒成的。头上是用帆布搭起棚，雨天会漏水，要撑着雨伞做买卖，天未光就开市，需要自己拿着应急手电筒照明。但是那样，玉器街铺位从来都是稀缺品。不管风雨，来玉器街赶集的人总是那么多。那时候来四会买玉的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一波接一波。”回忆起四会玉器发迹的年代，江功尧还记忆犹新。

江功尧说：“四会玉器30年的发展，我是这段历史亲历者。”也正因为见证四会玉器的兴衰发展，江功尧对玉石行业、对家乡四会，生出一份使命感。“上世纪80年代，因管理体制跟不上市场步伐，很多四会玉雕工艺厂被迫关闭，原企业的玉雕工艺技术人员、工艺师傅和管理人员凭一技之长，纷纷开厂设店，成为玉器加工个体工商户。当时很多租不起铺位的玉器工匠，就到四会马田公园摆摊卖毛货、珠链类的挂件，后来慢慢四会的马田市场发展成为全国第一个玉器加工市场。直到1995年，四会玉器专业市场逐渐形成，除了玉器街、玉器城，四会天光墟这一独具特色的玉器市场才逐步形成。”

玉器产业为生活在四会的人群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四会虽不产玉，但造玉的工艺誉满天下。在四会有一句话叫“他山之玉，四会成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作为四会人，传承和发扬四会玉雕工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再者，这么好的工艺也需要更多人来认识，四会玉雕工艺才会走得更远，这也是南方玉博城成立的初衷。

追梦玉博城 领航玉文化

说起刚刚成立不久的南方玉博城，董事长江功尧思虑甚远，从选址到建设规划、再到经营运作，每一步都是几经敲夺，深谋远虑的结果。

“选址荔湾，是因为广州荔湾西关自清朝以来就是有名的玉器散集地，玉石商圈十分成熟，南方玉博城选址在这里，可以说先占商机；同时，广州的繁荣既可以为四会的玉雕工艺师及来自各国的玉雕艺人提供一个更高的整合营销平台，也可以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到南方玉博城，促进行业交流，提高工艺水平。”在商言商，责任之上，江功尧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发展的大事。

“既然身处荔湾这个世界最大的金银珠宝玉器交易中心，我们就得用高端发展理念来定位自己的发展。从规划体量上来讲，南方玉博城是珠宝翡翠商圈内单体规模最大，设计最先进、配套最完善，装修最豪华、硬件最高档的专业玉器商城。”江功尧介绍到，南方玉博城总共五层，共两万余平方米，每一层都有精准的布局：负一层主打批发翡翠、玉器交易批发市场；首层为珠宝艺术品展览展销区；二层专做翡翠精品展示，三层引入多家贵金首饰品牌旗舰店，定位为全球翡翠贵金首饰品牌总部基地；四层是中国玉文化南方博览馆，是集拍卖、古玩、博物展览、互联网平台讲学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如果仅仅是一个集展销、展览、购物的商城，那南方玉博城也只能算是一个“综合素质高”的优秀选手，真正让其成为“特长突出”又能“全面发展”的头号种子，是南方玉博城与时俱进的发展策略。

“我们第一个三年计划是打造成软硬件服务最到位、中国艺术品业态最完善的玉博产业平台。目前硬件是做到了，软件的发展是下一步重要发力点。”江功尧认为，要站在行业的制高点，就必须把艺术品发展与互联网发展高度结合起来，只有联动线上线下一起来经营和推广，艺术品发展才有与国际接轨的可能。为此，南方玉博城还在网络上建立了门户网店 “万玉网”，帮助入场的用户走向电子商务时代。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念头，就是未来打造属于我们的‘艺术资产包。”江功尧饶有兴致告诉笔者。进军金融界，是未来助力玉石艺术品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他很愿意去尝试。

所谓艺术品资产包，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艺术品权益产权拆分为若干份进行买卖，使门槛高、价格昂贵的艺术品投资成为社会化、大众化的理财方式。艺术品资产权益份额拆分后，通过艺术品的流通过程，产生的“转让升值”，从而带来更高的价值，带来丰厚投资收益。

自从2010年深圳文化交易所通过“权益拆分”模式，推出中国首个艺术品资产包——《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1号艺术品资产包--杨培江美术作品》并发售完成之后，以艺术品为载体的国内文化产权交易所竞相成立。短短一年时间，继深圳、上海之后，出现了天津、郑州、成都、湖南、山东、福建等文化交易所。身处艺术圈的江功尧也开始关注这股艺术金融潮流。

以文带商树新标杆

完整的大学教育背景，对江功尧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江功尧深谙文化知识底蕴对艺术事业长远发展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南方玉博城在成立之初便划出一层楼的空间来搞文化展示。江功尧表示要引领玉器产业朝“高档精品、收藏品、艺术品”的发展，就必须要从“根本”做起。

据了解，南方玉博城四楼的划分为中国玉文化南方博览馆、百花奖/天工奖大师苑、雕塑大师珍品苑、砚雕大师珍品苑、书画名家珍宝馆、古玩艺术珍品馆、私家藏品寄售商城和宝玉石艺术品拍卖场，此外，还设有专门文化功能区用作举办玉文化讲堂、艺术品鉴赏沙龙、艺术品大讲堂等文化活动。

南方玉博城能够成为一个传播艺术品文化的基地。首先在普及层面上，对外免费开放，让消费者了解更多艺术品鉴赏和辨别的知识和技巧；其次，对场内的商户传授相关行业知识和经营理念，南方玉博城不愿做仅仅收租不管事的‘地主，而要做‘场主，致力于为全场租客打造层次更高的珠宝艺术展销平台。最后，玉不琢不成器，玉的魅力离不开人的智慧。玉器产业的要往精细化发展，玉雕师水平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件玉制品由一件商品变为艺术品，再由艺术品变为藏品，最后得以传承下去，与玉雕师的设计理念和工艺水平是分不开的。而文化艺术水平的高低往往是影响设计理念关键的东西。江功尧十分注重在文化层面上提高玉雕师、珠宝工艺师的设计水平。为此，玉博城将会邀请行业专家、高等学院学者、著名玉雕大师等行业精英，为本土玉雕行业注入活力。

此外，为了更好发挥以文化带动商业的理念，南方玉博城已成为北京大学商业领袖EMBA高级研修班南方玉博城案例教学点、北京大学管理智慧课题组人才教育实践基地。中国红色管理学院集团南方玉博城学院、东方商学院集团南方玉博城学院、中国北京书画院岭南分院和中国大海艺术馆岭南分馆也纷纷落地于此。接下来，江功尧还有更多的规划，目前龙津路正在启动“岭南文化街”，在商业繁荣的玉器市场上，加点文艺范，将岭南各地精粹文化引进来，实现文化大整合。

2014年，是江功尧踏入收藏界的第31个年头。在今年1月2日皇玛2013冬季拍卖会上，他以1500万元高价竞得一块由老坑砚石制作的大型端砚《清明上河图》，作为南方玉博城的镇场之宝。还将花两年时间把一座三百吨的端砚打造为世界巨砚。

这砚石就如同亦商亦儒江功尧，质刚而柔，锋芒不退，挑起玉石界传承大梁，勇往直前。

对江功尧来说，南方玉博城只是梦想的起点，通过玉博城发展经营，传播行业新理念，把其打造成为珠宝玉石界行业标杆，弘扬中国艺术文化，才是江功尧最终的玉魂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