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杰

宁波商帮的历史渊源

明清时期，商人利用乡里、宗族关系相互支持，形成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组织，称为商帮。宁波商帮形成于明朝后期至清朝初期，其标志是明朝万历至天启年间宁波药业商人在北京创立“鄞县会馆”，清初慈溪成衣行业商人，也在北京创立了“浙慈会馆”。

宁波有漫长的商业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在狭小的宁波平原上就形成了外贸商埠。在唐代，三江口一带，因瓷、茶叶等贸易频繁，于开元25年（738年），建立州治，即明州，与扬州、广州、泉州并称为四大对外贸易港口。宋元时期，为三大国际贸易港之一；明朝时期，是中日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清代，四大海关之一的“浙海关”便设在宁波。宁波商人在中国海洋贸易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实行海禁，宁波地少人多，迫使人们竞相外出谋生，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民）十分之七在外谋生。这是早期宁波帮形成的历史背景。

宁波商帮，与垄断盐业的徽商、承办官银汇兑的晋商等不同，主要从事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如药业、南北货、钱庄业等。

清朝“康乾嘉”时期，擅长海上航运的宁波海商重获发展，除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外，还经营颇有规模的对日贸易。由于南北贸易进出款项巨大、金融调度增多，使宁波钱庄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同治年间达到鼎盛，宁波城厢奉化江畔，短短几百米的江厦街集聚起六十多家钱庄，成为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之一，故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说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宁波商帮成为可以与晋帮、粤帮、闽帮四强争雄的商帮。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是宁波商帮第二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宁波商帮以买办商人和进出口商人的新式身份，主动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买办即外资洋行中的中方经理，宁波籍第一个买办是穆炳元。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宁波商帮新式商人以上海为基地，转而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涌现出一批产业“大王”，积累了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确立了在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谱写了中国工商业史上的辉煌。外滩文化即指宁波商帮在这一时期主动参与时代变革的文明成果。

中国最早的外滩之一

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4年1月1日，宁波正式开埠；与广州、福州等地抗拒洋人入城经商不同，宁波在江北岸的外马路一带建立起“外国人居留地”。这一区域紧连宁波最繁华的三江口，又无城墙限制，商船和军舰自由进出甬江，对外贸易极为便利。这片江滩之所以称为外滩，是因为此处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汇合，英国人称为“Y-town”，音译为外滩，翻译音义兼顾，在中文可以理解为“外国人居住的江滩之地”。从此，这一新词汇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代名词，是西风东渐时代的中国城市新符号。

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外滩开辟沪甬航线，其后有13家轮船公司先后建立船码头。此后，这一段1公里左右的港岸，取代了宁波从唐宋开始的三江口南岸和义路、江厦街一带石码头。1874年，招商局建造了靠泊能力约1000吨级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后又扩建停靠3000吨级的码头，近代宁波港海运码头的规模发展到顶峰。

现在，宁波外滩保护区范围东临甬江，南至新江桥，西界人民路，北到轮船码头，实际所涉及的区域面积远远超过保护区。目前保存下来较完整的近代建筑约有180多幢，主要为银行、金融、里宅等。有英国领事馆旧址（建于1842年），巡捕房旧址（建于1864年），浙海关旧址（建于1865年），天主教堂（建于1872年），江北耶稣圣教堂（建于1898年），侵华日军水上司令部（建于1903至1908年），宁波邮政局（建于1927年），通商银行旧址（建于1930年）等。民宅如严氏山庄、朱宅，老商铺“宏昌源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等共15处。这些建筑呈现中西合璧的风格，与中国传统民居迥然有异，标示着宁波文化在近代历史上的重大变迁。

这些建筑在历史上形成了三个功能区域，大致第一层是靠甬江的外马路生产作业区，集中了报关行、洋行、仓库、银行等服务港口运输的各种机构；第二层是中马路消费区，集中了旅馆、酒楼、娱乐场所、百货、照相馆、诊所、牙科等生活配套设施，为船商和从事海运的流动人员服务；第三层后马路居住区，有领事馆、天主教堂、西式学校、里宅，以及小菜场、咸货店等。

宁波外滩文化的特点

外滩是历史上的水陆交通枢纽，从地域特征看，靠河靠海；从外部形态看，领事馆、洋行、银行等建筑林立，呈现中西合璧的特征。宁波外滩是全国最早一批外滩，在一般外滩的特征之外，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又具有自身特点。

首先，宁波外滩是带有殖民性质的外贸港口。

开埠以前，宁波港便是南北航运停泊和商品集散的重要地区，宁波的钱庄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开埠之后，各国商人，以及在广州形成的买办、通事、报关行业人员纷纷来到宁波外滩，从事国际商贸活动。据《宁波近代史纲》载，宁波港开埠第一年贸易额就达到了50万元。进出口船只、吨位每年增长，到1880年代，进出口船只每年保持在千只左右，港口吞吐能力当在30万至40万吨左右。旗昌、太古、三井等许多著名的洋行都在外滩设有分支机构。据统计，1890年，在江北外滩的外国公司和洋行达到28家。

在江北外滩，没有设立租界，但殖民者获得了治外法权，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警、法律机构，成为实际的国中之国，控制宁波港，实施经济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宁波海关被洋人控制，港口一切管理事务均由浙海关下理船厅洋人港务长控制。宁波港的进出口贸易值中基本上进口大于出口。以1900年至1933年这34年为例，洋货进口与土货出口总值相差悬殊，最多的年份入超达到二千万两以上。宁波港成了倾销西方工业产品的市场，宁波的民族工业、农业和手工业遭受沉重打击。

其次，外滩是宁波近代新事物、新观念的实验场。

西方工业化时代的科技、政治、生活等文明不断接驳上滩。西式糕饼、西洋电影、夜总会、舞厅等新式生活进入宁波百姓视野，吃穿住行玩乐等都渗入西洋色彩，形成了住洋楼、吃洋菜、点洋灯的时尚。基督教、天主教也进入宁波，他们盖教堂、办医院、办学校、办印刷厂，发展教民，扩大影响。如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嘉缔博士等创办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1847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柯夫人设立女校；英国基督教派在白沙路办了一所“体生医院”。外滩还成为教育中心，如斐迪（现在的宁波四中）、斐德、正始、毓才中学等都是当时宁波最好的学校。外滩还出现了近代的报刊，《中外新报》创刊于1854年5月11日，其它如《宁波日报》、《甬报》等。这里新旧观念不断碰撞，新思想、新事物不断萌生，“西学”、“新学”剧烈冲击着传统的大陆思维，外滩成为了人们学习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的桥头堡。

再次，宁波商帮是创造宁波外滩文化的主体。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等人是晚清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那么宁波商帮是从经济与文化意义上接驳西方，撬起近代变革最重要的民间团体之一。外滩开埠后，宁波人看到了这一变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利用身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与对外贸易的历史优势，纷纷创办轮船公司，在外滩修建码头，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促进了宁波商帮的近代化进程。1854年，宁波舶商费纶鋕、盛植琯等集资7万两白银，购入广东外商轮船，命名为“宝顺号”，这是中国第一艘民营轮船，标志着宁波港从帆船时代进入到轮船时代。

沿着甬江形成了宁波早期的工业带。1887年3月，由著名实业家严信厚集银5万两在湾头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企业。1894年，严信厚又与周晋镳等沪甬巨商富贾创办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其他如通利源榨油厂、正大火柴厂、和丰纱厂，这些工厂的创办者均为宁波商人。

从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情况来看，与宁波商帮相关的建筑占建筑遗存的绝大部分。这些建筑因为主人对待传统与西方态度的不同，在建造上表现出丰富的中西融合手法。其中“中国式”建筑所占比重较大，即使西方宗教建筑也融入了宁波元素，如江北岸天主教堂，外观为西洋建筑，但内部结构却是中国传统式的木架构，说明宁波近代建筑活动在中外文化影响下仍以中国传统文化占优势。

宁波商帮与外滩文化

近代中国是被迫对外开放，但开放毕竟冲击僵死的社会体制，推动着历史的进步，也为宁波商帮作用于中国近代化提供了可能。1860年以后，上海超过广州、宁波等其他口岸，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宁波商帮便以上海为基地，经商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将外滩文化推向全国。

宁波外滩的衰落

宁波港的经济腹地较小，随着铁路运输和长江航运的发展，内地省份的货物转由上海转运，不再绕道宁波。以1890年为例，宁波直接对外贸易中，洋货进口货值仅有372，951关平两，土货出口货值仅有3， 651关平两；而当年宁波洋货进口总值为6，141，537关平两，土货出口总值为4，874，590关平两。直接进口的洋货与出口的土货仅占进出口总值的6.07%和0.074%。可见，绝大多数货物进出口是通过其他口岸，主要是上海港转运的。宁波港逐渐下降为转运国内各港口之间货物的贸易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在1901年占全国各埠贸易额的2.5%，1921年又降为1.46%。作为西方国家想象中的一个通商口岸在事实上并未形成。外滩在更多意义上是宁波商帮的培训基地，为中国近代化源源不断提供现代商业人才。

宁波商帮开拓上海外滩

上海一直是宁波商帮经商重地；1803年，宁波旅沪同乡即在上海建立宁波同乡会。五口通商后，许多从事老传统行业的在沪宁波商业家族，迅速投身于新兴进出口贸易，实现转型。上海崛起后，宁波地区的商人也逐渐从宁波移向上海。在清末，前后大约有40万宁波人涌入上海滩，几乎所有宁波家庭都与上海滩有关。

从19世纪80年代起，宁波人开始投资现代工业经济领域，从机器工业到棉纺织工业、火柴工业、日用化学品工业、造纸工业等，开拓了近代的保险业、娱乐业等，创造了百余个中国第一。许许多多人物成就了白手起家的传奇，如叶澄衷，被认为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开拓者；严信厚，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和第一个商会；王才运，被称为上海西服业鼻祖；鲍咸昌、鲍咸恩兄弟，创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商务印书馆；虞洽卿，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等。

清政府所主导的洋务运动，因为权力经济本身弊病，最终失败；而来自民间的宁波商人融合西方文明，谱写了辉煌的中国近代化。辛亥革命以后，虽然这一时期政治混乱、内战频繁，外寇入侵，但中国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趋向，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较快成长，宁波商帮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后，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使宁波商帮的发展空间变小，转向依附官僚资产阶级。

宁波商帮与沿海、沿江城市外滩文化的发展

沿着海岸线与长江、运河，宁波商帮不断扩大活动地域，扩大业务。在汉口，宁波商人早在乾隆、嘉庆年间就建立了“浙宁会馆”。1858年汉口开埠后，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航运、建筑、洋油、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长江夹板船航运业几乎皆为宁波商人经营。在宁波商帮的推动下，汉口城市形态以至城市文化处处显现出上海滩文化的影响；建筑是最直观的，武汉江滩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几乎都出自宁波帮营造商。武汉大学即由宁波营造商沈祝三承建。在天津，从清中叶起，宁波著名商业家族如鄞县秦氏、慈溪孙氏、镇海小港李氏等，就开始经营航运业。1861年天津开埠后，宁波商帮除航运业外，还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金银业、颜料进口业等，并把经营区域扩展到东北、河北、山东等地。在川渝地区，宁波商帮经营活跃，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一批著名宁波商帮企业内迁，如余名钰的大鑫钢铁厂，胡西园的电器厂、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等。长三角城市如杭州、南京、苏州，沿海城市如温州、营口、青岛、广州、厦门、福州，以及沿江城市如芜湖、沙市、宜昌，甚至太原、西安、桂林等，都遍及宁波商帮足迹；有一些远涉重洋，至日本、南洋，欧美国家，著名如旅日侨商张尊三、吴锦堂等。宁波商帮所至，具有现代气息的工商业繁荣，故有“无宁不成市”之说。孙中山先生曾如此评价：“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外滩文化中的宁波帮精神

在外滩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宁波人仿佛是爆发了压制二三百年的海洋性生民爱冒险、能创新、喜探索的天性，并最终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成就了长盛不衰的奇迹。

首先，宁泊这些城市勇于开放开明，开拓创新。“滩”与中国传统城市“城”不同，“城”的特点是保守，“滩”的特点是开放。“滩”是一个移民城市，冒险者的淘宝乐园，对国人和洋人都充满吸引力，是一种多种文化交融的新的城市文化生态。外滩文化内蕴的思维是海洋性思维，大气、强悍、机智、充满想像力与创造性，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在缔造外滩文化的过程中，宁波商帮开放开明、海纳百川，力求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愈趋成熟。因为在洋行、外商银行充任买办，积累了资金，也掌握了经营知识，在新式企业兴起的过程中，自然成为有生力量。宁波商帮进口金属材料、机械、运输设备、燃料、染料等，创办与经营近代企业，生产出大量名牌国货产品，如方液仙的“三星牙膏”、“剪刀牌肥皂”，黄楚九的“龙虎人丹”，余芝卿的“双钱牌套鞋”等，及至在中国的工商金融界创下了许多第一。宁波商帮的创新还表现在具有超凡的驾驭西化、因地制宜的能力；这在宁波营造商建造的大量中西合璧的建筑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管理上，宁波商帮往往采取两条腿走路，新旧业兼营，新旧行业共融，表现出开明的健康心态。如叶澄衷，一方面经营如进口五金的老顺记号、火柴厂等新兴事业，另一方面又是上海九家大钱庄的开创者。

其次，宁泊也立足传统，自强自立。宁波商帮立足传统在抓住航运业与钱庄业等优势产业方面体现得特别明显。在清代中叶后，以南北号船商和沙船船商为代表的宁波海商，是北洋航线上的重要海运势力。鸦片战争后，这些船商面对西方火轮夹板船的竞争，处于劣势，但不久便在夹板船与轮船航运业中崛起，特别是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航运集团，是抗战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宁波商帮钱庄在19世纪60年代起就接受外商银行的拆票，扩大资金来源与经营规模，并在经营方式上逐渐银行化，使钱庄业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现代银行竞争，整体趋于衰落时，实现了重生。扎根传统，始终抓住近代海洋经济的两大核心产业，使宁波商帮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独张前军，在与西方殖民者竞争中显现优势。

勇于竞争的宁波商帮中，有众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英雄，这些弄潮人体现了外滩文化中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面对西方殖民者，宁波商帮学习但不依附，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如宁波买办常常同时自营进出口贸易，有些洋行商品的成交，首先要征得买办的同意；他们甚至与洋人激烈抗争，比如上海法租界发生的二次“四明公所事件”，让宁波帮的民族气节天下闻名。

当然，宁波人也同心同德，心怀家国。宁波商帮带有鲜明的儒商色彩，始于宋代的浙东学术，尤其是地域主张“致良知”的阳明心学与主张“经世致用”的浙东史学，为商帮的发展提供了正能量。宁波商帮的“义”与一般商帮的江湖“义气”不同，表现在经商上，恪守诚信，讲究商业道德，表现在服务家乡人上，举办各种善举，特别表现在在家乡创建规模庞大的义庄，使宁波本土在商帮跨越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能源源不断提供商业人才；在经商所在地创办同乡公益事业，诸如上海四明公所等乡帮色彩浓厚的会馆、公所等，在面对时代复杂的变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义举”促成了宁波商帮的发展，也使宁波商帮有博大的家国梦想与情怀，成为近代企业家精神的深层伦理基础。宁波帮企业家竺梅先说，他创办企业一不谋名位，二不图享福，只是要为生产救国竭尽全力。实业救国思想推动着宁波商帮创办企业。一战以后，形成了以上海、天津、港穗为中心的江浙、华北、华南三大银行家、企业家财团，江浙财团实力最为雄厚，宁波帮则是凝聚与领导这一集团的核心；旗下还团聚着江苏帮、安徽帮、江西帮、山东帮等，汇成了磅礴的大宁波帮气象。抗战爆发后，宁波帮企业家和经营的企业内适到后方地区，在艰苦的战时环境和缺乏工业基础的经济环境中奋斗发展，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后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著名宁波帮企业家项松茂、方液仙面对强敌威武不屈，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