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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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是人口因素，即中国妇女的早婚和普遍结婚所导致的人口迅速增长阻碍了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发生。但是，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不论是在女性生育率上，还是在人口增长率上，中国与有着妇女晚婚和女子独身这一鲜明特点的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是相似的甚至更低。这就意味着传统观念，即以人口因素质疑中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是难以成立的。

工业革命；人口因素；妇女；人口增长率；生育率

工业革命亦称产业革命，从其发生迄今200多年已经过去，但是学者们对工业革命的研究兴趣依旧未减，尤其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对工业革命的研究热情再度高涨起来。本文拟就工业革命发生之人口因素的女性视角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就正于识者。

一、工业革命促成原因的两大视角

对于导致工业革命的原因，特别是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这一问题是众多讨论中的焦点[1]。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形成了两大主要视角：

一方面，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学界存有这样的疑问，主要是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绝大部分人口以农业为主。不仅如此，英国当时的经济在许多方面也并未占有优势，其商船吨位远不及尼德兰；冶金业、采矿业比不上法国甚至落后于俄国；丝织业比不上意大利；最兴旺的呢绒业也只能生产粗呢绒；其棉织业的原料主要依靠进口，生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及印度。然而，诸方面的落后却并没有阻挡工业革命在这个国度率先发生。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与其同时期的中国。存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时，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当时的中国，人口超过两亿，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此外，中国在14世纪时就发明出并使用与18世纪欧洲设计发明相仿的生产技术设备。所以，从技术到市场，从原料到廉价劳动力等，中国当时具备了各种工业革命所需的基本条件，但是工业革命终究没有在中国首先发生，即使在随后的发展中，较西方甚至邻国日本也是缓慢得多。

就此问题，学者们从经济结构、人口、贸易、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等不同角度[2]-[5]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人口视角的解释，虽然不少学者研究了人口因素，却忽略了人口中女性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这方面，国内的研究更是薄弱。纵观国内学者的工业革命与女性研究，更多是强调工业革命过程中妇女所经受的苦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有一些学者开始转而探究工业革命对妇女产生的其他影响[6-7]，而不是相反——妇女对工业革命的影响。

二、影响中国工业革命之人口因素的女性分析——一种传统观念的做法

中国和欧洲学术界先后有一种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中国之所以没能实现本土的工业化，而且在接受西方的工厂化组织生产中表现得异常缓慢，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的人口；而导致人口增长迅速的根源在于中国妇女早婚和普遍结婚。这与同时期的欧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欧洲，妇女普遍晚婚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在其能生育的年龄里仍旧保持未婚。

早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在清代尤为突出。在清人的很多论述中，虽然把男子“加冠而婚”，女子“及笄始嫁”的说法，视为婚嫁应当遵循的经典。不过，由于古代立法中的婚嫁年龄，与清代士民中实际成婚年龄，常常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男子要到 20岁才能加冠而婚，很多人都觉得偏高了，有违于民间习惯。于是，清代的学者借诠释为名，对古代礼法作出种种修正，并在《钦定大清通礼》中，对男女的结婚年龄作如下说法：“男年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身及主婚者，无期以上服，皆可行[8]207。”即，凡青年男女，只要不在服丧期间，到此年龄(传统虚岁)，便可成婚。清人把女子虚岁14岁，男子虚岁16岁，作为成人的年龄线，也就是允许结婚的年龄线，在此以上，女子勿得过20，在人们心目中，女子过20(实际年龄19岁)还未找到婆家，那已算是老姑娘了。男子在21－22岁之间，最高二十四五，到30岁为极限。这便是当时人们对男女初婚年龄所能容忍的范围。刘翠溶通过史料数据分析，清代女子的实际初婚年龄为16.1岁[9]。这与徐泓先生估测的明代女子初婚年龄 17岁为最多[10]，相比较明显偏早。不但如此，按照郭松义先生的统计估测，虽然大清通礼规定的婚龄是男子 16，女子 14，但实际上，婚龄还要早，甚至“有十三四岁、十一二岁便洞房花烛的，而且以北方地区最盛”[8]276。

除了这种在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地位时就得完成婚姻过程的一般性早婚外，另一种特殊性早婚——童养婚[11]，在清代亦非常普遍。在这种高度包办而无奈的婚姻中，通常是女孩刚刚出生或出生不久，在年少时期就被未来的公婆家领养，待年岁稍长，达到习惯成婚年龄，再略具仪式，正式结成夫妻。作为童养媳的女子初婚年龄较之同时期普通婚姻的女子初婚年龄[8]139-141，可能会低出1岁左右。

在这些婚姻形式中，由于初婚年龄偏早，于是家长要负担子女婚姻的所有开支。而家长的投入是需要得到回报的[12]：促使子女尽快生育，实现家庭人口繁衍和传承目标；另外还可以增加家庭劳动人手。

在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当时的人口在1亿上下，这属于历朝人口波动的正常范围。然而，随着清政府平定战乱，人口在传统婚嫁风俗的影响下很快恢复并且远远超出正常的人口变化曲线。有统计表明[13]，在乾隆后期人口超过 3亿，在 19世纪中叶达到 4亿。这一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 %。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分别高达2.40 %和2.68 %。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100年间维持1.0 %的年均增长率。

而当我们回顾英国历史时，可以发现英国妇女在婚姻状况上与同时期的中国有着明显的差异——妇女晚婚及女子独身。

虽然，中世纪的英国合法婚龄是男14岁、女12岁，但是从15世纪开始直到17世纪，英国早婚的情况却有所变化。尽管某些地区、某些时段仍然沿袭了中世纪早婚习俗，但通过对人口清册和财产档案的研究，历史学家现已证实：15－17世纪，英国人的初婚年龄与中世纪相比，呈现出明显的晚婚变化趋势，而与现代初婚年龄基本持平。1580－1650年间，对伦敦两个富裕教区与贫穷教区家庭构成的统计显示，平均的初婚年龄为21.3 ~ 24.7岁[14]。学者戴维·黑尔对12个教区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1600－1649年间，男子平均初婚年龄为28岁，女子为26岁[15]。而瑞格雷和斯考菲尔德的研究结论是：17世纪时有25 %的人在40多岁时仍然未婚[16]，大约有10 %的妇女到成年时还未结婚。即便在维多利亚时代，婚姻也不如20世纪那么普遍，有关统计表明，那时有30 %的成年单身妇女，10 %的寡妇[17]。1857年，巴巴拉·利·史密斯发表了《妇女与工作》一文，她引用人口普查的证据，指出有43 %的20岁以上的婚龄妇女未婚，必须养活自己。

英国妇女晚婚的原因，除了习惯习俗方面的，除了战争原因，更主要的是来自青年人需要积存足够钱财以建立独立家庭的压力。所以，英国妇女晚婚，使得女性的生育期缩短为大约只有12 ~ 15年，并最终导致英国人口的增长率一直比较低。有资料表明，处于工业化时期，即 1700－1850年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 0.8 %。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

有些学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如Hajnal认为，女性在婚姻年龄上与欧洲的迥然不同使中国无法平衡自身的人口和资源[18]。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人口的迅速增长，耗尽了任何可有的剩余土地和剩余资本，而剩余土地和剩余资本的消耗反过来又会削减劳动力。这就产生了低收入和低劳动效率的陷阱，整个社会对于采用可以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缺乏鼓励措施，并逐渐削弱自身能量直至最终衰落。

所以，中国未能出现工业革命，或者工厂组织生产落后，并不是因为工厂(以纺织为主)的出现导致的剩余劳动力所致，而是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使得家庭生产将工厂生产的相同产品排挤在外的结果。也就是说，因为家庭有剩余的劳动力，所以家庭会扩大产出，甚至忽略利润而把商品价格下降到没有工厂愿意生产的程度。这样，充斥着低成本劳动力的农村家庭生产便阻碍城市发展棉线和布匹的工厂生产。也就是说，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市场的发育，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徘徊在低水平层次，当然也就不会也不能够发生工业革命。

总之，清代中叶人口的高度增长“对整个社会经济所起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显和非常巨大的。具体说，它使整个国民经济长期陷于发展迟滞的状态中，而不能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不仅在当时阻碍了中国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的转型，造成中国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滞后的处境；而且还影响到近代，使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举步维艰。正如罗兹曼所指出：“1750－1850年的 100年间，中国人口按前现代标准急剧增长，从而无可逆转地决定了它在嗣后一个时期内起而应付现代势力的最终命运[20]。”

三、对人口因素在解读中国工业革命未发生的原因的质疑

传统研究从其理论推演来看似乎非常完美。人口危机，或者人口过剩作为对工业革命未能在中国出现这样一种所谓“合理解读”也曾经流行了很久。但是，通过多方面的长期研究，我们发现了这种流传已久的传统研究的前提中还是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首先，通过人口学的相关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口在清代急速增长，但由此就认定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拥有着庞大人口压力的拥挤不堪的国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时代谬误。因为，要是从更大范围的数据分析来看，虽然不同地区、不同朝代的变化很大。但是，根据世界人口史专家麦克伊维迪和琼斯的研究表明，从一个长时间的跨度来看，欧洲的人口增长同中国的一样快，或者还稍快些。如从1500年到1700年[21]，中国人口增长了45 %；欧洲人口增长了48 %。从1500年到1900年，中国人口增长了330 %；欧洲人口增长了380 %。这样，不论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还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我们都无法找到中国人口较欧洲人口过量增长的讯息。或者说，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时的人口增长情况视为“人口过剩”，那么，同时期的欧洲也应该是“人口过剩”的，所以不可能以一个“人口过剩”而推得两个相反的结论，即，中国的“人口过剩”导致工业革命未能发生在中国，而欧洲的“人口过剩”却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这种“人口过剩”的结论不是基于人口增长在历史上的一贯不同而得出的，而是针对 20世纪初期以来亚洲人口呈加速增长而欧洲人口锐减这一相对现象的推论。但是，这种被当代人称为时代错误的观点，却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工业革命相关问题的认识。

其次，不单单是认定清朝人口过剩导致工业革命未能在中国发生这种观点有误，而那种把中国清朝时期的早婚，尤其是妇女早婚和普遍结婚作为当时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进而用它来解释中国工业革命的未发生，这种解读也是有待商榷的。从表面上看，虽然，清朝时期中国的早婚和普遍结婚与同时期欧洲的晚婚和婚姻受限差别明显，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得出中国对人口增长没有限制而欧洲限制了人口增长。因为，实际上是，后者——欧洲对人口的限制——并没有表现出来。

从理论上讲，欧洲的妇女晚婚，使得她们从青春期到初婚期的受孕机会大为降低，由此限制了欧洲的人口增长。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对于欧洲人口控制的效果有限，因为，妇女一旦结婚，生育实际上是不可控的，而且会相当高(直到19世纪都是这样)。刘翠溶等对欧洲国家和中国女性婚后生育率的模式依照年龄进行比较后发现，生育率最大差别出现在妇女的年轻时期[22]，欧洲 20来岁已婚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是同年龄组中国妇女所生孩子数量的两倍。即使在将届40岁的欧洲已婚妇女生育数也与20岁出头的中国已婚女子的生育数量相同。虽然这些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23]，但中国40来岁已婚妇女的生育数量仅仅是同龄欧洲已婚妇女的2/3。根据更大范围的调查研究，李中清等发现[24]，同欧洲相比，清代中国人口的生育率相当低，那一时期 20岁成婚，在一夫一妻制下生活的中国妇女，于45岁以前平均仅生育5个孩子；而相同处境中的欧洲妇女则平均生育10个孩子。

最后，我们还注意到，史学家雷伟力和王国斌认为，当时的中国，受传统意识的影响，生育是在男性有意识地调节自身性行为过程中，通过限制有潜在生育力的女性来实现的[25]。此外，通过禁止寡妇再婚，也从人口中除掉“小部分”，但是这种做法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力。还有一种比较特殊，但在当时比较普遍的方式——溺婴，尤其是选择性溺婴。有些夫妇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后代的数量和性别，借此来决定家庭的规模和构成[26]。虽然难以确知溺婴的具体数目，但是李中清和康文林发现有些地域约 1/4的女婴都成为选择性溺婴下的牺牲品[27]。这样，反倒是早婚的中国妇女在她们青春期前和初婚期后的怀孕几率被降低了，而且远低于欧洲女性在青春期到结婚初期的生育率。

四、结 语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更倾向于把中国缺乏工业化归咎于无限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这可能是在其他解读失败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但是，上述分析使我们看到，中国和英国在当时有着相近的人口生育率，相近的人口增长率，然而，这种相近性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而同时期的中国却没有。所以，通过这条途径——基于中国的妇女早婚和普遍结婚而导致的人口迅速增长——来解释工业革命未能在中国发生显然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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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耿春红英文校对：杨 敏)

从女性婚育角度看近代中国的工业革命
——对中国工业革命未能发生之人口因素的质疑

李 昳 聪

A Question on Whether Population Factors Influenc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Marriage and Bearing

LI Yi-c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 China)

It is traditionally accepted that the population factors, namely, the phenomena of Chinese women’s early marriage and common marriage which led to the rapid population increase prev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China. But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irth rate and the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we found that China had the same or even lower population than Britain in the population rate or birth rate although British female marriage occurred later, and a fair proportion of women remained unmarried through their live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to set up the concept that it is the population factors that prev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pulation factors; women;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birth rate

K14

A

1673-2065(2014)05-0100-04

10.3969/j.issn.1673-2065.2014.05.022

2014-03-20

李昳聪(1977-),女,辽宁大连人,嘉应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