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耕森，沈素珍

(安徽大学 a.哲学系，b.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一

我国的经济建没，经过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日益强盛。令世人瞩目，赞赏者有，担心者也有。后者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要“称霸”，成为“威胁”。其实，这是误解、偏见，戴着“有色眼镜”。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欧，特别是3月28日，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重要演讲中，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早就向世界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习近平主席并说明了两点原因与三方面的根据：“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关于“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习近平主席回顾历史说道：“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管子很早就提出了“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的和平发展理念，今天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弘扬管子的和谐、和平、“和生”思想，必将有助于促进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所郑重宣示的“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伟业之实现。

二

诚然，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文化的传统历史悠久。起始的标志是尧所实现的“协和万邦”。古文献《尚书·尧典》记载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意思是说，“考查古时传说，帝尧的名字叫放勋。他恭敬地处理政务并注意节约，明察是非，态度温和，诚实恭谨，能够推让贤能，因此他的光辉照耀四海，以至于上天下地。他能够举用同族中德才兼备的人，使族人都亲密地团结起来；族人和睦团结了，便又考察百官中有善行者，加以表彰，以资鼓励；百官中的事务处理得妥善了，又努力使各个邦族之间都能做到团结无间，亲如一家。天下臣民在尧的教育下，也都和睦相处起来。”可见，尧是一位具有崇高的道德的伟人。他善于以德理国治天下，实现了“国泰民安”的梦，又实现了“天下太平”的梦。各邦国之间，本来因利益不同而分歧对立，甚至对抗冲突。但是，尧却能使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共享“天下太平”。他的这个丰功伟业被誉为“协和万邦”，影响深远。后人奉为和平处理国际关系的圭臬。现在一般人都公认尧的“协和万邦”为我国和、和谐文化最早的代表。

但是，我却发现还有更早的，即尧的五氏祖轩辕黄帝。黄帝之时就实现了“万国和”的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说，黄帝的时候，炎帝神农氏的势力已经衰微，诸侯互相侵犯，以蚩尤最为残暴。炎帝准备侵犯诸侯，诸侯就都来归顺黄帝。于是，黄帝一方面“修德”，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一方面“整兵”，终于战胜了炎帝与蚩尤，统一了天下，开创了“万国和”的局面。“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由于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所以可以说我们的“和”“和谐”“天下太平”等理念的伊始，实际上与我们民族的形成是完全同步的，同样的悠久，长达5 000 多年了。

到了西周末年，天子周幽王是一位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在位很短，只有11年，从公元前781年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用人很不当，只用与他沆瀣一气的奸佞小人，排斥打击正人君子。他有位大臣太史史伯，生卒年不详。他还是位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反对周幽王的“去和取同”的错误的原则和办法，提出了“去同取和”的正确的原则和办法。并把这“和同之辨”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明确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是说，“和”，确实可以生物，不断产生出新事物，产生出万物；而“同”，只能是简单的重复，决不能产生新事物，用完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和”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平衡，从而就可以产生出新事物。如“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实指代‘和’与‘平’——引者注)，以成百物”。所以，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 郑语》)这就给什么是“和”下了定义。而史伯正是以这个“和”的定义去给“和实生物”的命题从理论上作了合乎逻辑的有力的论证。定义中的“他、他”指代不同的事物。“和”经过定义中表示“平衡”意义的“平”，就能把“不同的他”，即“他、他”结合在一起产生新事物，用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和”通过“平”“平衡”，可以把“对立面”(“不同的他”“他、他”)形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新事物)。笔者认为，史伯关于“和”的界定，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和”“和谐”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定义。并且，实践证明它还是个很经典的定义。因此，史伯的“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定义与他的“夫和实生物”的判断，非常著名，影响深远。我国传统文化史上两位世界级的巨人孔子和老子都深受其影响，直接传承并作出巨大发展。

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此句源于史伯的“和同之辨”；孔子伟大的“仁爱”思想与“大同”社会都充分体现了史伯的“和生”理念。老子的名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笔者认为不仅是对他自己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的命题的补充与深化，而且还是把“道生万物”与史伯的“和生万物”贯通了，融合为一。所以，笔者特地将他俩共同构建的新学说命名为：“大道和生学”；并称史伯为“大道和生学”的开创者，老子为“大道和生学”的建成者。笔者拟以此为基础，结合孔子的“大同”理念，进一步去探索“大道和同学”[1]。

有人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只是说出了道至万物的派生现象，却没有说出派生的原因和原理，这不能不说是老子留下的遗憾[2]145。”这种说法很有代表性。但是，这只是前半句说对了，而后半句则说得不准确，为什么把老子的后半句更重要的话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名言丟掉了呢？！

三

管子虽然早于孔子和老子，但是还是晚于史伯。史伯是孔子与老子的先驱，也是管子的前贤。管子也是既传承又发展了史伯的“和生”思想。但是，有人却说：“《管子》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世界万物乃至于人无不产生于‘和谐’的论断[2]146。”这种说法，无论与事实还是史实，都是不相符合的。

《管子·内业》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这表示，管子在回答我们“人”是怎么产生的这一重大问题时，明确采用了史伯的“和生”理念。他认为，“人”就是“天出其精”与“地出其形”二者“和生而成”。反之，如果二者“不和”，那就“产生不出人”。

《管子·内业》还提出了人心的和谐状态，也形成于“和生”。“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这意思是说，心的特性，最需要安定和宁静，保持不烦不乱，心的和谐就可以自然形成。常言道，生成。所以，“和乃自成”，即“和乃自生”，即“和生”。

《管子·内业》还认为人的长寿之道，也由于“和生”。“平正擅匈(案：匈，即“胸”)，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节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必以平正。”这意思是说，如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来源。忿怒过度了，应该设法消除。节制那五种情欲(耳、目、口、鼻、心)，除去那两种凶事(喜、怒)，不喜不怒，平和中正就可以占据胸怀了。人的生命，一定要依靠平和中正。管子此说与民间的关于“心平气和”乃是身体健康长寿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不谋而合。

管子关于“和生”的言说，并非只限于人，而是涵盖了天地之间所有的美好的东西。《管子·五行》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天地之间，真是有说不完、数不清的美事美物美人啊！他们来自哪里？生于哪里？都来自于“人与天调”。“调者”，即“协调”“和谐”“和”；“人与天调”，即“人与天和”。所以，来自于“人与天调”，也就是来自于“人与天和”“人与天和生”。一言以蔽之，就来自于“和生”。这充分表明了管子也认同“和生”的普适性。

《管子·禁藏》说：“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案：忠，通“中”，符合)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蓄息，国富兵强，民材(案：材，通“财”)而令行，内无烦拢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只要能顺应天时，约束地利，再合乎人和，就会出现大好的形势。

《管子·势》说：“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慕和其众，以备天地之从。”“慕和其众，以备天地之从”，是说先求人和以待天时地利。这是讨论打仗如何取胜的事，敌方没有天灾，不可轻易进攻；敌方没有人祸，也不可轻率宣战，先团结自己的军队，把军内的人和搞好，以等待天时地利的到来。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可见，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中突显“人和”，乃是管子与孟子的共识。

管子明确提出“不和不生”的观点。《管子·形势》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立政》说：“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 《管子·正世》说：“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这些都表明了管子是以“不和不生”说来补充史伯的“同则不继”说，这也就是发展了史伯。民间的经验谈，诸如：“家人不和，外人欺！”“夫妻不和，奴婢欺！”云云，都在在证实了管子的“不和不生”之说的不可或缺性，值得我们加以警惕。

《管子·内业》接着说：“察和之道，其情不见，其征不丑。”这是说考察“和”的规律，它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管子在这里强调虽然和在生物中起着有与无的关键作用，但是人们对和本身的真情实况及其征象，往住是不易察觉的。因为相对而言，天之精与地之形，乃是人们易于感知的，而贯穿其中的原则与方法以及规律，则是不易被感知，特别是更不容易掌握运用，因而被忽略掉了。不是有的人就只知要“金子”，而不知要更重要的“点金术”吗？由此可证管子又丰富、发展了史伯的“和实生物”说。

《管子·白心》说：“建常立首(案：首与“道”古同音而通用)，以靖(案：靖，通“静”)为宗，以时为宝，以政(案：政，通“正”)为仪，和则能久。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常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这意思是说，建立常规常道，应当以虛静为本，以合于时宜为贵，以正确不偏为准则。这三者协调、和谐一致，即三者“和生”，就能够持久不败。不合我的准则，虽有利也不去做；不合我的常规，虽有利也不推行；不合我的常道，虽有利也不采用。

《管子·度地》说：“天地和调，日有长久。”好日子长久，乃由天地和生。

管子在这里明确指出，“和”不仅可以“生”，而且还可以“久生”。所谓“久生”，即当今所力倡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而“和”，则是“可持续性的发展”的基础。尽管史伯所说“和实生物”的题中应有之义包括了“久生”之义，但是管子所说的“和则能久”，则彰显了“和”所具有的“久生”的潜在价值。这正如我们当前所进行的深化改革，正是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能够“可持续发展”，能够发展得更好。又正如我们不但要去努力争取世界和平，我们还要去努力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管子·幼官》与《管子·幼官图》围绕养兵要合于道德，提出了“和合”理念。“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管子·兵法》则将“习”，换为“辑”。(案：习，乃“辑”之假借，“辑”，解为“合”。)这意思是说，因为，养兵以道则人民和睦，养兵以德则人民团结。和睦团结就能使力量聚合，聚合就能协调。普遍地协调相聚，那就谁也不能伤害了。

有时，“辑”解为“和”。《管子·五辅》讨论治国的五种措施中的“义”的“和协辑睦”说：“和协辑睦，以备寇戎。”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又讨论五种措施中的“权”说：“故民必知权，然后举错得；举错得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矣。故曰：权不可不度也。”所以，人民必须懂得权衡轻重，然后才举措得当；举措得当，则人民和睦；人民和睦，则功业建立起来了。因此说：权衡轻重这一点，不可不善加考度。

“和生”与“和合”虽同时被使用，但二者含义却并非等同。显然，“和生”明确表示万物由和而生；和可以生万物。因此，和并不是目的，生物才是目的；和的价值就在于能生物，能生生不已，能生万物。所以，我们更认同“和生”。

综上所述，我们大力弘扬管子的“和生”思想，必将有助于促进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所郑重宣示的“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伟业之实现。

[1]钱耕森.“大道和生学”运思轨迹略述[ J].衡水学院学报,2014(2):53-56.

[2]宣兆琦.图说管子[ 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