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林

(湖北省江北监狱，湖北 荆州434110)

监管安全控制活动，是监狱为实现监管安全目标，对有关人力、法律、信息、技术等资源进行科学整合，通过有效监督与控制，使管理计划的运行保持动态适宜与持续稳定状态的过程。监狱要提高监管安全控制力，应建立理性的安全控制思维模式。而孙子兵法的“力与谋、知与行、常与变、静与动”对立统一的军事哲学思想能给予监狱诸多启示，笔者试图将这些军事谋略移植到监管安全控制领域中来，分析、归纳并揭示相关监管安全控制策略。

一、力与谋——强制控制与权变控制

孙子非常注重军事领域“力与谋”的辩证统一，主张作战取胜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应知“五事之计”、“迂直之计”、“虚实之计”。在用“力”方面，他认为应“以强胜弱，以众击寡，以镒称铢”等。在对敌作战中要讲求“并兵专力”，从而形成“以众击寡”的有利形势。在用谋方面，他从战略层次提出了“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在战术层面提出了诸多用谋之道:如“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如“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等，他明确地告诉将帅要根据自己军队的实力与战场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攻守战术。

(一)监管安全控制是“力与谋”的统一

控制监管安全的用“力”之道，主要表现在通过公开的、强大的整体势力、行政权力与抗衡实力为外部条件去实施警囚管理。它一般不以管理对象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强调最大限度地通过纵向服从力与执行力来实现安全目标。因此，它具有强制性、排他性与机械性。而用“谋”之道，是各级监狱管理者为实现安全目标，根据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制定或采取的有效方法、相应对策与计谋手段。《吴子兵法》指出“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因此它具有斗争性、灵活性与权变性。权变控制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采取相应的组织结构、领导方式、管理机制;主张安全组织活动要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因此，基于孙子“力与谋”的军事思想，监管安全控制应是“强制控制”与“权变控制”的对立统一。

(二)警力资源控制的“强制”与“权变”

监狱历来倡导“从严治警”与“素质强警”，因为这是维护监管稳定的组织与思想保障。但一些领导在选人用人时，乐于断章取义地奉行孙武的“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种“官本位”思想是十分有害的。事实上，孙武此言过于强调将帅对国君的言听计从，过高估计了指挥员的军事才能。因此，监狱在用人考察机制上，还应注重以“智、信、仁、勇、严”五个要素来衡量基层领导的个人素质，注重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方面来考察基层领导班子是否称职。另外，孙武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原则，即用道义来

①《孙子军事思想与监管安全控制(上)》刊发于本刊今年第1 期第5—9 页。教育士兵，用法纪来统帅军队，这样对敌作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监狱在考核基层工作时，多注重以禁止性规范、惩戒性规范、强制性规范的思维模式去考量民警，却相对忽略了警察乃至囚犯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格性规范、平等性规范、自由性规范及其权重。所以，监狱要提高民警队伍驾驭风险与执行制度的能力，必须把握文化建警与政治建警的关系。不仅要用严格的纪律、严明的制度来管束民警，还应遵循孙武“利与义”的辩证法引导民警执法心态的平衡，依托“物与我”的统一观来充分调动民警的主观能动性。总之，警力资源的控制，需要正确把握“急与缓”、“宽与严”、“恩与威”等权变关系，灵活运用建警方略。

(三)处置重大对抗性矛盾要“并兵专力”

考证军事领域“力与谋”的统一，法国近代军事家拿破仑曾说过:“进攻战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尔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同样，监狱在处理一些重大紧急的对抗性矛盾时，孙武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或“以众击寡”告诫我们:一是在特定的时段必须集中资源优势;二是必须将这些资源用在对方最虚弱的点上;三是打击的目的应能破坏对方的结构稳定性。2009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公安部迅速从各省刑侦部门调集侦查技术人员赴疆，集中开展现场勘查取证的做法，就是孙子“并兵专力”与“以众击寡”策略的司法诠释。监狱处置各类突发性事件也是如此，有时仅靠现场民警势单力薄的正面交锋难以奏效，还需要采取“擒贼擒王”、“围歼擒敌”、“釜底抽薪”等策略来分化并孤立对手，以维护现场秩序。再如对狱内案件的调查取证，若涉案成员众多，就应该打破常规，集中警力联手限期取证，并对嫌疑人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但反思目前监狱的侦查体制机制建设、特警专业建设的现状，与实行“并兵专力”的战术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四)监狱民警野外作战的“权变”之道

其实，监狱民警的“权变”之道，覆盖了“阴与阳、正与奇、虚与实、知与行、常与变、静与动”等各个领域。以野外作战为例，民警不仅会采取押解、防暴、清查等安全措施，也会使用缉捕、守候、监视等侦查战术。孙武所言的“重地、圮地、围地、死地”沿用到司法领域，既可能是押解囚犯经过的丘陵、沼泽、山林等地带，也可能是在通信中断、道路狭窄、“敌众我寡”的偏僻村落抓捕逃犯，甚至是在囚犯劫持人质、抢夺武器、杀害民警的危难之境。因此，指挥员与参战民警施策谋攻时一定要因地制宜与因案制宜。既要远离孙武所言的“六害之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又要牢记“不知军之不可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退而谓之退”的“縻军”之训。在野外作战之际，指挥员要通盘考虑控制手段是否周全、物资装备是否充足、通信联络是否畅通、应变措施是否具体等，所有这些战术应用，都涉及如何视情权变用谋的问题。过去监狱一般较注重“处突预案”的通常性，而很少谋划案情的突变性与民警的应变性。这些因素应纳入警察教育培训的实战计划，尤其应重视利用凶险多变的地理环境来训练民警的野外作战能力。

二、知与行——信息控制与行动控制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是认识与实践的过程统一与循环发展。监管安全的信息控制，是监狱利用人机管理系统，对各类异常信息通过搜集、整理、录入、检索、研判等程序，进行信息过滤、干预与反馈，以实现安全目标的控制过程，该过程是“知”的过程;而行动控制是根据管理者获取的具体信息，有针对性地实施各项安全控制措施与战术手段的处置过程，该过程是“行”的过程。监狱了解与把握囚犯的犯罪信息是“知”，侦查破案与控制嫌疑人是“行”;犯罪信息与侦查控制的关系就是“知与行”的辩证统一，信息与行动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

(一)孙子“知与行”的军事情报思想

孙武《用间篇》提出了“先知者，必取于人”的情报思维。在军事情报的来源与地位上，他认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就情报力量的布局与调遣而言，他强调只有“将五种间谍(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都调动起来使用，才能使敌人摸不清我军行动规律”。在秘密情报奖励政策上，孙武认为，“公家之奉，日费千金;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将帅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重用间谍与奖励支付其情报费用，以致不知敌情而战败是何等不仁慈。在判断与识别敌情方面，他在《行军篇》中提醒将士，“许多树木摇曳摆动，这是敌人前来袭击;草丛中有许多遮障物，是敌人布下的疑阵”。“处军”与“相敌”时，孙子强调要充分观察和了解、正确地分析判断敌情，为实施有效打击与夺取胜利创造“先知”的条件。在军事行动控制阶段，孙武强调要“践墨随敌”与“悬权而动”。纵览兵法十三篇，孙武从实战经验中概括出30 余种侦察和判断敌情的重要方法。

(二)监狱隐蔽情报工作的困惑与滞后

以往监狱对隐蔽狱情与犯罪信息“先知”不够，秘密情报源头不畅，除了因未完整建立“情报导侦警务平台”之外，还源于耳目制度设计、我国刑事立法与监狱警务模式的固有缺陷。〔1〕如在秘密力量布局上，没有按孙武“用间有五”的情报思想建立“分类调遣与分级使用”的特情侦查原则;另外，监狱仍沿用计划经济思维来管理“耳目”，忽略了市场条件下“经济人”的利益需求，违背了孙武“三军之事，赏莫厚于间”的军事思想。而国安、公安、海关等部门对情报员的酬金制度由来已久。监狱如不重视对秘密力量的经济奖励，那么我们对案件或安全事故的后期处置所花经费，将是区区情报奖励金额的很多倍;而且造成的政治影响将无法用金钱估量。法国著名刑警罗歇·博尼谢在总结自己40年刑警生涯时曾感言:“我的情报网就是一些难登大雅之堂不起眼的小卒子所组成，正是他们提供的情报，才使那些江洋大盗就擒;没有刑事特情，一个刑警则无足轻重，他将一事无成。”〔2〕同时，监狱还应认识到，特情侦查手段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对有效揭露、证实与打击犯罪，会起到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作用;应用管理得不好，又会对我们反戈一击，有的甚至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三)监管安全的行动控制应“践墨随敌”

北宋《十一家注孙子·梅尧臣》说:“举动必践法度而随敌屈伸，因利以决战。”这是他对孙武“践墨随敌”的注解。那么，我们在行动战术的控制阶段，该如何应用孙武“知与行”的辩证思想呢?第一，我们应正视当前监狱警务机制建设的主要问题:情报信息工作的应有地位不突出;行动战术与方法的科学化程度不高;防暴警察专业化素质不精;“先知”情形的分类表述不细;复合型危机事件的临场措施不力等。第二，预测与控防紧急性突发事件，应充分把握情报信息的主导作用，善用现场态势的变化来因案施策，注重以即时性信息从空间控制、时间控制、行为控制、机构控制等方面进行统筹指挥，做到“料事要准、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3〕第三，应当警惕民警实施盘查等战术的错误与失败:如麻痹大意而不作防范;忙于盘问而疏于监视;重视场内但忽视场外;人物相伴但缺乏控制;检查草率而留下隐患等。〔4〕2008年河北某监狱“9·25”袭警凶杀案就是血的教训。因此，在查缉战术上，无论我们采取诸如清查、监控、堵截、缉捕、解救等哪种战术，均应高度重视孙武“悬权而动”与“践墨随敌”的军事思想对行动控制的重要影响，应根据对方的具体情势谋求战术应用的有效性。

三、常与变——程序控制与随机控制

监管安全控制的“常”，是对过去该领域的知识经验进行总结，上升为规律性的常规制度、程序、规则等，再通过相对稳定的体制与机制来实现具体安全目标;而监管安全控制的“变”，是根据安全控制的主体、对象、环境等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认识与行动上的相应调整或变更。“常与变”的思辨统一符合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监管场所的程序控制或系统控制，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常态思维模式，而当危机冲突真正来临，随机性控制更能考验决策者的指挥素质与化险能力。因此，我们不能将主要精力与视线只盯在常规制度的点、线、面上，而更应高度关注随机性控制策略的应用。

(一)孙武“常与变”的军事思想概要

孙武既强调军事领域的一般原则与相对稳定的战法，也十分注重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变之策。其一，在常规战思维领域，他不仅提出将帅要“未战先算”，即从战略全局对“道、天、地、将、法”要作出准确筹划，而且认为用兵的基本前提是要把握“度、量、数、称、胜”，这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决策思维一脉相传;他还阐明了军事指挥员应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其二，在机动战思维领域，他认为“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根据军事地形的特殊性，他主张“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根据火攻的不同条件，他提出“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根据战场的不同态势，提醒指挥员要“通于九变”，“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等。孙武利用大量的数理逻辑法与对比分析法阐述了善战思想，实则为古代辩证思维的实践总结与提炼，也是对朴素军事决策程序化的经典体现。

(二)常规安全决策的程序化与技术化

监狱要实现各类安全目标，应将上述孙武的“道、天、地、将、法”等要素与具体目标相结合。监管安全决策的常规程序是，通过调查研究与预测技术来发现问题与确定目标;通过环境分析与智囊技术来确定安全准则与实施方案;通过决策技术与可行性分析来筛选最佳方案;通过实施方案与信息控制来实现安全目标等。该过程既是对孙武“五环相生”的条件对比，也是体现“知己知彼”的过程。然而，目前监管安全决策的程序常态化与技术化应用还存在诸多差距。如监管安全信息的控制程序，对事前控制、现场控制、反馈控制三个阶段的信息估算还不够，处置还不力，渠道还不畅;又如对应急处置预案的制定与实施，除了预案的目标任务、指挥机构、警力部署、原则程序、纪律要求等常规要点外，在应用层面的控制体制与机制还难以满足实战需要，且技术策略的应用研究也显相对不足。如监狱在处置囚犯脱逃时，指挥员除了应把握预案的五个基本要求，即处置战术的客观性、层次性、针对性、模拟性与实战性外，还应提高缉捕行动的指挥水平，即善于把握案情发展的随机性、方法手段的多变性、调兵谴将的科学性、战术应用的创造性、指挥活动的适度性等，这便对常规决策的程序化与技术化提出了宏观与微观如何统一的课题。

(三)随机风险决策的关联性与变通性

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在《霍去病论》中说:“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合法。”此话告诫我们，应根据监狱实情合理变通治狱之道，而不要固守成规。在随机性战术领域，其一，孙武提出了“未战而庙算者胜”、“五声之变，不可胜听;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等系统性与关联性思维。而监狱的侦查控制，不是单一去采用某种方法手段，或孤立地去看待异常狱情，而是基于具体事物的结构与层次，深入调查与系统分析各要素间的关联性，找到狱情或案情的矛盾归因与主次关系。这对民警权衡利弊、随机决断、统筹兼顾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二，孙武认为，“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那么我们在转化危险囚犯、瓦解帮派团伙、查处违禁品案件时，如何把握斗争时机尤其重要。有些情形侦查员如果机械实行“露头就打”的常规思维，往往欲速则不达。而应根据案情具体特点，准确把握侦查取证与打击对手的最佳时机。其三，孙武认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那么，监狱如何把握该“时机、道路、戒备”的应用内涵?应是围绕安全控制的特定时间、地理位置、控制方向、重点目标等要素，冷静谋求安全控制“常”与“变”的有机结合与相互转换，懂得变通战法与控制手段来随机取胜。

四、静与动——静态控制与动态控制

从系统论原理出发，监管安全控制的静态性，是指监管活动中以时间、空间为事物存在与运动的形式，对人力、事件、信息、环境、经济等资源整合的管理系统，经过调节与控制，使系统的运行模式与内部结构之间保持相对稳定或性质不变的状态。而动态控制原理则认为，监管安全控制活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系统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变化，监狱管理者应从目标、主体、对象、方法上随机应变，以此调整管理思维与控制模式。可见监管安全控制过程是静态控制与动态控制的辩证统一。

(一)孙武“静与动”的军事思想概要

孙武认为调动军队要处理好“动与静”的关系，这一命题有两层含义:首先，他认为应准确把握敌情与战机，要将军队的静与动、进与退的选择同有利与不利、形势和时机的变化结合起来。如他在《火攻篇》指出，“没有好处就不要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要开战”，这就是对“慎战”思想的阐述，也是如何把握军事领域“静”与“动”的基本原则。他在《虚实篇》提出，“作战要通过策划筹算，分析敌人作战计划的得失优劣，通过挑动对手来了解敌人的活动规律”。其次他认为，军事领域的“静”与“动”紧密相连而相辅相成，应根据不同阶段的战情有效促进动与静的相互转化。如孙武认为，不动是为了养精蓄锐，为今后的“合利而动”做充分的军事准备;而一旦动起来就要使敌人猝不及防。做到军队“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

(二)安全控制的“以静制动”与“隔岸观火”

孙武说:“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首先，宏观层面监管安全控制的“以静制动”，它主要依靠常态化的硬件设施、规章制度与法律手段从整体上对罪犯实施安全控制。这些方式均体现了控制系统的相对稳定性与恒常性。尤其是对一些具有普适性的基础模式我们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因管理者个人意志的左右而改变，或因布局调整与人事更迭而改变。只要系统内部各因素的抗争还没有危及到系统的稳定性，或未达到非建立新的平衡系统不可时，我们就应遵循事物发展“静与动”相统一的客观规律，这样才能保持监管秩序的相对稳定。其次，微观层面的安全控制，如何根据具体狱情、案情来灵活应用“隔岸观火”等策略?孙武的“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原指根据不同的火势与敌情来选择“等待”或“进攻”的时机，这同“隔岸观火”或“趁火打劫”之计相吻合:即当敌人内部矛盾趋于激化、秩序混乱时，我方定要静待敌人发生内乱，待其反目成仇后再顺机而动。如当狱内预谋案件组织分工不明、实施计划不祥时;当犯罪证据尚未获取且易打草惊蛇时等，均需侦查员以“隔岸观火”来等待时机。而当主要证据已被获取或从犯已经归案;或当主犯准备随时逃匿或销毁相关证据时等，就应由静至动，考虑“趁火打劫”与“兵情主速”的攻击策略。这些侦查策略均体现了孙子“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静制动”的军事思想。

(三)安全控制的“以动制静”与“以动制动”

我们在监管领域“动与静”的行为博弈中，必须解决:(1)如何实现“以动制静”?从宏观控制而言，监狱静态的基础业务应在网络平台与数据系统中规范化运行;数字监视与门禁控制系统应与网络情报预警、指挥调度、通信处置等系统相对接;监狱指挥中心应与基层重点人、重点部位、重要时段的警力资源配置信息实现一体化联动。监狱只有善动与常动，才能识变与应变。从微观战术而言，如果囚犯已实施犯罪，而侦查初期的情报线索尚不足以迅速查明对象，这时我们就要考虑“以动制静”，如侦查阶段的现场勘验、走访摸排、串并案件、网络查询、警犬追踪等手段，均属“以动制静”的具体策略方法，目的在于迫使嫌疑人从“静伏”状态最终显露端倪。(2)如何实现“以动制动”?孙武认为要以“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的战法，探察敌人的活动规律与生死命脉;同时还主张“兵贵胜，不贵久”。但值得重视的是，当前基层一些民警面临安全危机信息采取“不作为”的执法方式，或面临一些隐性危机不知道如何去识别与处置，这是很危险的。在狱侦情报工作领域，因监狱传统安全理念的保守与体制机制的僵化，多年形成了“为资料而资料”或“为考核而资料”的静态信息管理机制，这种“反应型”的处警模式没有真正体现“以动制动”的理念，不能适应安全防范的动态需要。侦查控防只有坚持“动态搜集、动态查询、动态研判”的情报工作机制，才能积极适应狱情的发展变化;网络控制模式下的监管安全工作，应是静态资料标准化与动态控制程序化的有机统一模式。

研究孙子兵法，除了有助于对监管安全控制思维的拓展，还有益于我们提高狱情观察与研判能力、信息预测与应变能力、安全组织与创新能力等。然而，解读孙子的军事谋略，终归受制于历史岁月掩埋的史料，这不仅需要我们有一种超越时空的领悟;还需要获得一种对民族文化如何传承的勇气。

〔1〕徐克林．狱侦特情:监狱秘密侦查制度的理性回归〔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3)．

〔2〕徐翔．刑侦设计方法〔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87，95．

〔3〕黄朴民．孙子兵法的人生智慧与竞争艺术〔EB/OL〕．2006 －11 －23．http://dajiangtang．usx．edu．cn/display2．asp?id=37．

〔4〕郝宏奎．警察查缉战术〔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