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声武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中国新闻团体发端于20世纪初叶，此后，随着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起来，在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新闻团体在维护从业人员利益，反对舆论钳制，为民族独立解放鼓与呼，促进新闻业的发展等诸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新闻团体发展及类型

随着清政府报禁的放开，报业逐步发展。新闻团体也在这一传媒生态下开始酝酿产生。1905年3月13日，上海《时报》发表《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这是我国首倡组建新闻团体的标志，“报界之知有团体，似自此始”。[1](p257)

不久，各种新闻团体陆续出现。新闻团体的产生与发展，是紧随着时代的脚步的：新闻业的发展，使得行业协会产生；记者群体的扩大，催生了职业团体；新闻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学术研究团体的出现。在清末民季，中国主要新闻团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和类型如下：

（一）行业和职业团体。

中国新闻团体首先出现的是行业团体，随着行业的扩大，从业人员的增多，从业人员自我意识的增强，开始出现职业团体。行业和职业团体有全国性团体和地方性团体，还有少数国际性团体。

1.地方性团体。

1906年7月1日，天津报馆俱乐部成立，其后上海日报公会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团体。

随后两年间，武汉、北京、广州等报业相对发达的城市开始筹建同业组织：1906年10月，汉口报界总发行所成立，1907年3月，北京报界也开始组建新闻团体，“北京报界日渐发达，然每不免有互相攻击之处，开北报馆主人廷部郎拟发公启，遍约北京报界诸志士，互商联合之法”。[2]1907年底，广州报界公会正式成立；1908年，北京报界公会成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报业摆脱禁锢，蓬勃发展，新闻团体也迎来大发展的契机。1912年，四川成都成立了四川报界公会，同年成立的有贵州报界同盟会、天津报界联合会、武汉报界联合会、武汉报界联合会汉口事务所、湖南报界联合会。11月，北京的同盟会系统的报馆组建国民党新闻团，以统一步调，进行宣传。为与之针锋相对，1913年3月十几家非国民党系统的报馆成立了北京报界同志会。

1914年12月，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记者为主体和基本单位的团体。1916年8月，武昌各报馆记者联合组织新闻记者俱乐部。1917年2月13日，江西日报公会成立，1917年5月，上海报界俱乐部成立。1918年12月北京报界联合会成立。1919年8月6日，四川新闻团成立。

1921年11月，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成立。1922年10月，北京言论自由期成会成立。1923年12月，哈尔滨中国记者联欢会成立，1926年6月，哈尔滨报界公会成立，取前者而代之。同年，成都新闻记者联合会（1927年5月更名为成都新闻记者协会）、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1927年，上海日报记者公会、上海通讯社记者公会、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湖南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1929年2月广东新闻记者总会成立，这年秋天，青岛新闻记者公会成立。1930年，辽宁记者联合会、济南报界联合会、抚顺记者联合会成立，1931年，开封记者联合会、绥远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

2.全国性团体。

1910年9月，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个地区42家报馆参加成立大会。[2]

这是第一个全国性报界团体组织。

1919年初，广州报界公会致电上海日报公会倡议协同组建全国报界联合会，上海报界对此极为赞同，于是，两会联手开始筹建，4月15日，全国报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入会的有来自全国的83家报馆。

1932年3月20日，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基础上，中国左翼记者联盟（简称“记联”）成立。1938年3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成立。

3.国际新闻团体。

1912年11月，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开始筹建，1913年2月23日，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40多人，另有多名中日政要出席。[3](p212)这是我国有代表性的国际性新闻团体。此前，1913年1月19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在长春成立。

1918年6月，《巴黎时报》驻北京记者蒂博斯发起中国报界与旅欧美记者的第一个报界团体——中法新闻记者联合会；时隔不久，中外记者联合会成立。1919年2月，万国俱乐部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60余位中外新闻记者出席。[3](p286)

（二）学术团体。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团体。

1922年2月，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成立新闻学会。1925年11月，由戈公振发起，上海地区高校报学系联合创办的上海报学社成立。1926年6月，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学会上海分会成立，这是留学回国人员组成的新闻学术团体。1927年1月1日，北京新闻学会成立。1927年3月，天津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1929年9月，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倡议组织的复旦大学新闻学会成立。这是中国高校中第一个全校性的新闻学术研究团体。1929年，杭州新闻界成立中国报学社杭州社。1930年，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新闻学会成立。1931年10月，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为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1933年5月，北平民国学院成立新闻学会，“专以研究新闻学术为目的”。1933年至1934年间，上海记者座谈会建立，出版有《记者座谈》。1935年6月，南京新闻界成立南京新闻学会，出席大会的有36人。1936年元旦，平津新闻学会在北平成立。1937年7月，浙江战时新闻学会在绍兴成立，后迁至金华。

1941年3月，中国新闻学会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指导下在重庆成立。

二、新闻团体的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作用

（一）团结同仁，互帮互助。

中国新闻团体的产生是受到其他行业公会的成立的影响的。进入20世纪后，中国各地商业会社、工业会社相继建立，这些行业团体在促进商业发展、提高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对报界有较大的启发。[3](p48-49)于是新闻界开始酝酿成立行业公会。通过团体成员之间互通声气、互帮互助，“可得互相长益之助，可得互相互助之力，可得互相交通之乐”，[1](p277)以保护同业利益。如1906年10月成立的湖北第一家新闻团体“汉口报界总发行所”将自己的宗旨确定为“以‘互助’为主旨”，这一团体每三、五日聚会一次，负责联合发行，统一告白价码，催缴报费等事务。[4](p106-107)1908年成立的北京报界公会也是“以固团体，通消息为宗旨。”[3](p60)

新闻团体十分重视对新闻工作者个人正当权益的保护。1930年6月，上海国民新闻社记者张似旭被公安局拘捕，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召开执委会紧急会议，戈公振向会议报告，张似旭被公安局拘捕后，已转押到警备司令部。张似旭不是新闻记者联合会的会员，但本着同业之谊，该会决定设法救援，会议决定派出两名会员代表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前去警备司令部拜会熊式辉，调查真相。

1931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无端解雇编辑记者十余人，遭到报社同仁反对，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得到消息，立刻召开会员大会予以声援，在各方压力下，报纸被迫撤消了作出的决定。

（二）抗争当局的言论禁锢。

新闻团体一开始就注意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适当区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上海日报公会在自己的章程总纲中宣称：“本会为独立机关”。公会拒绝接受津贴，经费由与会报馆分摊，力保经济独立，为自由言论提供保障。[3](p58)事实上，新闻团体在抗争当局禁锢言论，争取新闻自由方面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1.对制度的抗争。

为维护没落的统治，约束日益失控的社会舆论，清朝政府1906年7月颁发《大清印刷物专律》，不久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规定报章“不得诋毁宫廷、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妨碍治安……”这些严酷报律颁行后随即引起报界大哗。1907年清廷颁行《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又颁布《大清报律》，规定“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不得揭载。这为压制报界言论自由提供了借口。

新闻团体在抵制报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北京报界公会表现尤为突出。报界公会以陈情书、写信和发表新闻等多种形式，造势施压清廷，指责报律及修正案“制限太严、非斟酌剔除，碍难遵守”。正因为新闻团体的持续反对，声势浩大，联合起来的力量远远大于个别报馆，使得《大清报律》难以实施，清廷不得不一再修订。

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出台《暂行报律》，与报界约法三章。报律以电文形式发至在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并令其转饬全国报馆遵照执行。《暂行报律》立即遭到新闻界的普遍反对。中国报界俱进会联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等报刊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表示抵制。3月9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复电中国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宣布《暂行报律》无效，该报律颁布一周后旋即夭折。受此影响，湖南、四川两地也将擅自颁发的类似律令悄悄撤销了。[5](p1012-1013)

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新闻业受到空前的打压。为巩固统治地位，加强对报业的全面管理，1914年4月2日，袁世凯颁布了《报纸条例》。条例一出，北京报界同志会就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报纸条例》颁布的当天，北京报界同志会就召开报界会议，商议对策。此后几个月里，报界同志会采取递交呈请书、请愿书、派代表游说、报馆联名上书的形式，为争取新闻言论自由与袁世凯当局抗争。

袁世凯死后，新闻业积极争取新闻出版自由。1916年6月20日，上海日报公会电请交通部将袁世凯政府停止邮递的各报纸解禁，同年9月，重庆报界俱进会向当地主管机关呈请，要求批准因反对帝制而被关闭的重庆三家报纸《新中华》《国民报》《正论日报》复刊。1921年6月，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召开第三届大会，大会致函国务院并通告全国同业，宣布1914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和1919年颁行的两项法律和两个条例无效。[6](p359-360)

五四运动前后，新闻团体自由意识大为提高，新闻团体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维护报界言论自由。如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1921）、北京的北京言论自由期成会（1922）、全国报界联合会（1919）、万国报界俱乐部（1919）等，这些专业团体勇于跟钳制言论自由行为作斗争，努力拓展言论自由空间。北京言论自由期成会直接用“言论自由”为会名，团体态度鲜明确定。1925年11月由戈公振发起几所大学联合创办的上海报学社，该团体出版的会刊《言论自由》，直截了当地为当时新闻界的言论自由鼓与呼。

新闻团体的言论自由意识开始走向自觉还有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一些专业性团体以宗旨、章程或决议案的形式来自觉维护言论自由，抵制言论压制。全国报界联合会于1919年4月召开成立大会，讨论了会章，通过了六项重要议案，其中就有“维护言论自由案”；1920年5月召开第二次常会，通过了十四项重要决议案，其中第三项决议：“请愿国会以绝对自由保障言论出版条文加入宪法案”，该会还通过了共计二十条的会议章程，在第三条提到该会的宗旨和目的时，显赫地写着“保持言论自由，联合人类情谊”，充分说明该会一贯重视言论自由的自觉意识。[5](p261-263)1922年10月成立的北京言论自由期成会，大会确定其宗旨为“，向国会请援，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6](p364)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东方杂志》出版《五卅临时增刊》，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有碍租界治安为由，拘捕了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发行人郭梅生，判处罚款。事件发生后，上海日报公会、上海书报联合会、上海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公所举行联席会议，上书北京政府，一致要求废除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法》，指出“：共和国家，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止”。这次上海报界团体的抵制行为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最终北京政府不得不于1926年1月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决议，废止了《出版法》，[5](p216)这是全国新闻界和新闻团体争取言论自由的胜利。

2.为支持和援助媒体与记者，直接与当局对抗。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被当局查封，经理詹大悲被捕，汉口各报急起援助《大江报》，国内报纸大量报道这一事件。汉口报界公会在文艺俱乐部召开会议，请主编何海鸣报告情况，商讨对策。各报馆认为“：今忽加之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之罪名，似此情形，将来官场得以任便挟制报馆。”如当局“不秉公办理，将来一律托挂洋旗以期抵制。”[4](p238-239)抗争尽管没有成功，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1918年6月24日，广东省《民主报》主笔陈耿夫被该省督军枪杀，25日，广东报业全体同业在广州报界公会举行集会，抗议当局摧残舆论，妄杀无辜。会议作出决议：报界全体26日停报一天，以致悼念；请援国会和省会，要求伸冤；嗣后关于督军署文件，概不刊登；通电中外报界全体，讨论维持办法。[6](p359)

1919年5月23日，北京《益世报》因为转载一份山东第五师官兵反对出卖山东的通电被当局封闭，总编辑潘智远等人被逮捕，并以妨害治安罪、侮辱官吏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针对这一事件，1919年2月成立的万国报界俱乐部积极维护报纸的言论自由权，上呈总统和国务院，对政府袭用前清旧法摧残报纸提出严厉批评：“中国既为共和政体，应实行自由法律，如此钳制报纸，实与进步思想不符。”并提出四项建议，以保护报纸言论自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江苏镇江《江声日报》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发表一些抗战小说和描写农民极端贫困状况的文章，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看后大为光火，指责报纸“宣传共产”、“鼓吹阶级斗争”，下令于1932年7月26人查封报纸、逮捕该报经理刘煜生。

江声日报被查封、刘煜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社会震惊。南京新闻记者公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代表到镇江了解事件真相，并向顾祝同提出抗议。镇江新闻记者公会也配合行动。顾祝同不顾民意，以莫须有罪名将刘煜生处以死刑。

顾祝同非法残杀刘煜生消息传出后，镇江、无锡、常州等地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员大会，声讨顾祝同，2月1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临时会议，做出决议，要求南京政府查办顾祝同，公会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起草了《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呈请中央撤惩顾祝同》的通电。要求将其撤职归案，“以维法纪，以重人权”。[7]18日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又召开新闻记者大会，声讨顾祝同的罪行，并通过《上海市全体新闻记者为刘煜生案联合宣言》，在宣言上签字的记者达200多人。南京新闻记者公会也连续召开会议，商讨声讨顾祝同罪行的办法。北京新闻记者公会举行追悼刘煜生大会，声讨顾祝同罪行。天津、武汉、广州、太原、杭州、汕头等地新闻界都举行集会，强烈要求严惩顾祝同，保障记者人身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这一事件最终促成了中国记者节的诞生。

三、推动新闻教育，促进新闻学术研究开展[8]

（一）新闻团体首倡开设新闻教育。

在中国，最早倡议开设新闻教育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等机构，而是新闻团体，即1910年成立的中国报界俱进会。中国报界俱进会在1912年6月4日上海召开特别大会，会议通过了七条重要决议案，其中第四条决议案是“设立新闻学校案”。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倡导兴办新闻教育的第一声。

此后成立的一些报业团体都有开设新闻教育的倡议。1919年4月15日成立的全国报界联合会，是民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新闻团体，次年，该团体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常会通过的重要决议案共达十四项，其中第十项为“筹建新闻大学案”，并通过了“新闻大学组织大纲”。虽然该新闻团体在一年后即告解散，通过的决议案也未来得及实施，但这一倡议对中国后来新闻教育的发展却是大有裨益的。1941年在国民党中宣部指导下成立的中国新闻学会在其成立大会上的提案中也将“建议教育部于国立大学添设新闻学系，确立新闻学系课程”作为重要提案的第一条。

（二）新闻团体开启新闻教育端绪。

1918年成立的新闻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我国第一个系统讲授新闻学课程的团体，也是我国将新闻作为大学的一门学科进行研究的肇始者，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在早期新闻教育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作为新闻团体，它的教学不像正规大学那样在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和实践操作诸方面有板有眼，但它应新闻界之需培养了大量应时人才，为我国日后新闻教育方针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自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授新闻学之后，上海、北京、厦门等城市许多大学相继开设新闻系或报学系，这些大学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成就甚大。而依托大学成立的新闻团体、学会、协会等组织，它们充分利用大学的新闻教育资源，在培养人才方面，其贡献也可圈可点。

（三）新闻团体促进了新闻学术研究的开展。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造就了我国第一批新闻学专家。徐宝璜、邵飘萍两位导师在讲课之余，从事新闻学研究。徐宝璜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学专著，被奉为我国新闻界的“破天荒”之作，对我国新闻学研究影响深远；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注重新闻实践层面的思考，是我国早期难得的指导新闻实践的专著。

1931年10月，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新闻学术社团，由瞿秋白领导，初期会员40余人。该会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构想:“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的整体，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的社会群众。所以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

该会在新闻学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它的新闻学观点主要有：新闻的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新闻价值应以最大多数读者的喜爱与否而确定，新闻工作者也必须以最大多数人的利弊为依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新闻事业已成为某些阶级压迫、麻醉、欺骗另一阶级的工具，所以必须予以无情的揭发，从而建立依于大众利益的新闻事业；主张新闻大众化。[9]

抗战时期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在战火中仍坚持学术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出版的新闻学著作近70种，[10]这其中就有新闻团体出版的著作，如“青记”编的《战时新闻工作入门》（生活书店出版）就很有影响，是战时新闻学的代表作，该书由邵力子、张继鸾、范长江、成舍我、邹韬奋等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集体创作而成，内容包括“战时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战时新闻记者的修养与学习”等内容，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

一些新闻团体除了出版新闻学著作外，还创办了新闻学刊物，繁荣了我国新闻学术研究。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新闻周刊》，是我国最早传播新闻学知识的业务刊物；上海报学社出版会刊《言论自由》，探讨新闻自由学理和争取新闻自由的实践问题；“青记”出版了学会的机关刊物《新闻记者》月刊，设法充实刊物内容，探讨新闻学术，使其担负起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的双重作用。

四、团结记者为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共同奋斗

一些新闻团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团体，在中华民族的重要时刻，总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为社会进步和民族利益而努力奋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7年3月20日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成立，它是由《汉口民国日报》的董必武、宛希俨等联合十八家国民党党政军及私营报社、通讯社的编辑记者发起成立的。成立之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詹大悲、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刘少奇等到会祝贺。大会“宣言”指出“新闻纸一方面是社会的喉舌，同时也是社会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工具，新闻记者的责任便是要能很好的活泼泼的运用这个工具，使它真正能够成为大多数贫苦民众的喉舌，而形成一种左右政治、左右社会的舆论权威。新闻记者要实现他的使命，第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团结。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在蒋介石背板革命后，投入反蒋斗争、揭露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中起到了积极作用。[7]

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记联”）1932年3月20日成立于上海，瞿秋白、邓中夏、潘梓年参与指导了该组织的成立。“记联”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二是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建立无产阶级新闻学；三是保障新闻记者合法权益；四是提高其待遇。记联的成员都是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利用公开身份，积极采写稿件，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宣传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5](p534)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于抗日硝烟之中。保卫大武汉期间，“青记”工作非常紧张，一方面要加强业已建立分会的成都、长沙和广州等地的联系，推动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又要接待各地来往武汉的记者及华侨报纸的记者，定期和不定期举行各种座谈会、讨论会，交流战时新闻工作的经验。作为当时全国性的群众团体，“青记”还参加了在武汉招待国际友人、慰问伤兵和难民以及各种庆祝、纪念和示威游行活动。[10](p39)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外国记者来到中国实地采访报道中国的抗战。美国、法国、苏联、澳大利亚等国均有多名记者来到武汉，有的外国通讯社如塔斯社还在武汉设有分社。“青记”千方百计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会员们也常同他们一起出入战地，亲临前线，结下友谊。

武汉会战后期，战事节节失利，从前线回到汉口的战地记者越来越多，为了安置从前线回来的各报战地记者，“青记”临时在长春里租了几间房子，开办了“记者之家”。在这里，大家互相帮助，共同合作翻译电讯码，提高了工作效率，因而“记者之家”颇受记者们的欢迎。[11](p51-56)

“青记”创立时，会员仅几十人，到1940年11月10日，会员则猛增至1156人，各地分会达到32个。“青记”在战火纷飞中，为我国培养出了许多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对抗战宣传发挥了巨大作用。以“青记”香港分会为例，该分会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前后6年，培养学员300多人。“青记”的努力，为抗日战争及之后的解放战争培养出了大批的新闻工作者和其他各条战线的人才。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三联书店，2011.

[2]报界团体[N]．大公报，1907-3-29.

[3]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M]:北京：三联书店，2008.

[4]刘望.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6]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马光仁.刘煜生事件与记者节[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1，（02）.

[8]廖声武,余玉.民国时期新闻团体的新闻教育实践及成就[J].湖北大学学报，2014，（05）.

[9]段勃.民国时期新闻学术社团探析[J].编辑之友，2011，（09）.

[10]陆诒.“青记”的创立和它在武汉会战前后[J].新闻研究资料,总第7辑.

[11]冯英子.在武汉的日子[J].新闻研究资料，总第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