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波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一、《维莱特》的宗教道德背景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认为，家庭稳定和温馨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标志。历史学家和批评家指出，中产阶级对于理想家庭和理想女性的渴望和重视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巅峰。根据维多利亚的道德准则，女性要在社会生活和男女关系中保持被动，谦卑、缄默，保持心灵和身体贞洁。19世纪40年代初，单身女性被鼓励从事一些如照顾贫民的工作。除去婚姻之外，单身女性可以从事教书或慈善工作，老处女们可以进入修道院。结婚后，女性被教育不可离开家庭，独立养家糊口；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来源，财产全部归属丈夫。因此，大多数的中产和上层女性都要从男性那里获得经济支撑和精神启迪。现实的家庭生活中，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不过就是家庭中的花瓶而已，排挤于社会主流和经济生活之外，处于边缘化的位置。[1](p219-236）

玛塔·威茨努斯（Martha Vicinus）总结了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女性的形象，“理想女性应该身体贞洁，崇尚家庭生活，留守于家庭之中，负责家庭支出”。[2](p208）在维多利亚时期，诸多作品问世，强调女性在家庭和社交活动中的得体举止和贞洁品性，为即将结婚的女性提供了“房中天使”行为指南。事实上，维多利亚社会对于女性的地位界定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赋予上帝之旨意，认为婚姻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像勃朗特姐妹这样的中产阶级女性不可避免地面对这样的残酷事实：英国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的“过剩”或“多余”女性。在19世纪中叶，女性人口超过男性五十万余人，大约四分之一的女性要独立谋生。因此，如果一位女性过了结婚的黄金年龄，家庭和社会背景一般、外貌普通，那么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只能另寻途径养活自己。[2](p178-189)

夏绿蒂·勃朗特意识到社会对待女性的不公，感叹社会提供给女性的职业机会稀少。或许感同身受，所以在小说中，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刻画孤独无助女性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并且赋予她们一种社会位置，使她们能够和拥有婚姻家庭、经济来源的女性相提并论。

《维莱特》是夏绿蒂思想最为复杂的作品。小说描述了她于1842年至1844年在布鲁塞尔的留学经历和体验。在某种意义上说，《维莱特》是对维多利亚男性冠冕于女性“房中天使”男权思想的质疑和挑战。爱德华·维根奈特（Edward Wagenknecht）认为《维莱特》是夏绿蒂的“巨著”，并且“远远比《简爱》更加耀眼夺目”。[3](p310）就主题思想而言，《维莱特》难以解读，并不像《简爱》那样，情节简洁、情感炽烈。小说刻画了一位文雅、有教养但是贫穷的未婚女性露西·斯诺的艰难历程。露西在国内流离颠沛、愁苦难遣，最后选择前往欧洲异国他乡——维莱特城，试图寻找和确定女性的自我身份、独立价值和个人信仰。进入维莱特城后，异域的疏离感、经济独立的压力，以及对男性伴侣的渴盼，使得信仰基督教的露西在这个天主教城市中倍感孤独无助。

小说存在两个主题，其一是宗教道德的变化。在维莱特，她面对的不再是英国国教背景，而是罗马天主教。另一方面，《维莱特》的主题依然是女性的个人生活，夏绿蒂以第一人称直接地表达了露西的自我情感，探讨女性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中确立身份的问题。在《维莱特》中，“异域”有两层含义，首先，露西在自己的国家英国，是个“局外人”——她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再者，身在异国维莱特，她是个“外来者”，没有亲戚和朋友，难以交流个人的焦虑情感。另外，由于维莱特的宗教为天主教，由于信仰不同，使得露西和周围人群隔离一道厚厚的墙壁，甚至阻碍了她和法语老师保罗的爱情交往。

《维莱特》的写作时间正值英国的宗教动荡时期。当时，英国国内对于天主教持有强烈的抵制情绪，因此，小说中处处可见露西（夏绿蒂）反对天主教的情绪。但笔者认为，露西并不想在天主教和英国新教问题上一争高低，她对天主教的叱呵是长期被压抑在传统“房中天使”冠冕下，其愤怒和焦虑情绪的宣泄，“夏绿蒂在小说中并不是简单的批判罗马天主教，而是刻画了女主角的疏离，压迫和内心渴望社会身份的潜在心理历程”。[4](p9)只是天主教的专权，加剧了女性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确定的艰难。

二、维莱特——“房中天使”的地狱或天堂？

在《维莱特》中，露西是一个缺乏身份的女性，众所周知，个人的社会身份是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和家庭中才能够彰显。在英国，露西是一位漂泊游荡、无家可归的女性。在小说的前四章中，露西频繁地从一所宅子搬到另一所宅子中，无人关注她的存在，她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5](p49)露西时刻梦想着获得一份能够自食其力的职业，在社会上赢得尊重。起初，在布雷顿家中，她是被监护人，只是暂住；后来，她担任富有的老处女马奇蒙特小姐的陪护工作。在评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看来，这是一份“修女”的工作，“和一位活在回忆之中、天天哀悼去世爱人的老处女居住在封闭的房间内，倾听她对过去的追忆”。[6](p209)马奇蒙特小姐去世后，无助的露西在英国没有亲人、财产和收入得以维持生计，于是孤身乘船驶往维莱特城，到达一片“酷似修道院和忏悔室的土地”。[5](p121)

露西执教于贝克夫人监管的女子寄宿学校，在此，露西穿上一袭黑衣，如同一位世俗修女，囚禁在高墙之内，照顾孩子和教书。这所学校原先是一个古旧的修道院，两位修女在此去世，她们的魂灵似乎一直徘徊在修道院内，处处弥漫阴郁幽暗的鬼魅之气。在维多利亚的哥特式小说中，修道院都有一抹神秘的色彩，高耸的建筑、阴森的气息和尘土积垢的阁楼，修女们过着禁欲的压抑生活，隐藏她们的个人情感。

在这所学校，露西更多承受的是心灵上的孤独，由于宗教信仰不同，她没有能够分享心灵秘密的挚友。这所学校的日常生活如修道院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工作、学习和祷告，只留有很短的时间休息和放松。作为女修道院寄宿学校院长的贝克夫人，苛刻严厉地管理女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严格地遵守刻板的规章制度。贝克夫人以各种方式监视着学校，实施独断的天主教专权统治，她在学校内几乎无处不在，“像一个影子一样悄然无声”。[5](p83)她以一种绝不容质疑的强权掌控一切，将“不信任地把女孩子们关起来，不闻不问，使她们时时处处置身于严密的监视之下”。[5](p87)

隐居在修道院的高墙内，露西忍受着因为语言和宗教文化不同而造成的陌生和疏离感，压制个人激情，这是维多利亚社会宗教道德的规范要求。评论家艾琳·泰勒（Irene Tayler）注意到，修道院代表着父权制对女性情感的压制，尤其扼杀了女性的天性和幻想。[7](p78)露西明白维多利亚的宗教道德观念：女性想要赢得个人体面和社会尊重，最好的办法就是压制个人的自然情感和内心激情，不受束缚的情感无疑等于女性的自我毁灭。这无疑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控制女性的宗教道德之本旨，如果女性展示真实情感和欲望，就是虚荣和卑劣，而这种本旨成为维多利亚社会控制女性“雄心”的手段。所以露西才绝望地认为，在不失去尊严的前提下，树立独立人格和身份的方法就是从社会中隐退，而“我（露西）这种人的将来——将是死气沉沉的”。[5](p133)

在小说中，露西同情地描述了两位已故的修女。正是维多利亚对女性的苛刻制度，致使两位修女抑郁、忧伤而死。同时露西敏锐却又无奈地意识到，这种压抑的生活，不只是麻醉和浪费她的生命，同样会使她窒息死亡，这是露西精神焦虑的真正原因。在小说中，尽管露西抵御男权思想的“房中天使”道德准则，但是不可避免，露西的为人处世和思想道德也受限于这种男权思想。《维莱特》中的两位男性：代表维多利亚理想男性的典范——含蓄、优雅的约翰大夫和直白、热烈的教师保罗。[8](p158)露西对于约翰大夫和教师保罗的感情，并不符合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的教育。首先约翰的社会阶层地位高于露西，而保罗是天主教徒。这两段情感对露西的个人信仰和处事准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露西小心翼翼地遏制内心的激情，在天主教的修道院中，过着修女般的死寂生活。但内心中难以克制的非理性激情，不断与社会要求的克制、冷静和理性的女性规范相冲突。

三、两位修女对露西的启示

在《维莱特》中，两位修女在修道院中离世：其一是出没在寄宿学校的鬼魅般的修女；另一个则是教师保罗过去的爱人——已故修女朱斯蒂娜·玛丽，她代表着去世的老处女马奇蒙特小姐的形象。两位女性都是女性激情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她们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化身为鬼魂。而露西在社会上无足轻重的存在，正是她们的现实反映，她们基本上处于被遗忘的位置。第一位修女生前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激情）被活埋了；而朱斯蒂娜·玛丽因为长辈和社会规范不允许其下嫁身无分文的保罗，下决心誓死不嫁，当了修女，终老而死。两位修女代表了露西内心中两种纠结情怀，第一位修女是女性内心情感放纵和不受束缚的代表；修女玛丽则代表了放弃世俗激情、退出凡尘的形象。两位修女的前车之鉴引起了露西思想情感的激烈震荡。

露西在不同场合中，共五次遇到两位修女的鬼魂。当露西深深压抑对于约翰大夫的爱恋时，第一位修女曾三次出没于她的身旁；而在保罗老师向露西表达爱意之时，朱斯蒂娜·玛丽的鬼魂徘徊在露西的周围。第一次是露西在阅读约翰大夫的来信后，寻找合适服装准备看戏时，第一位修女的鬼魂突然飘然而至。当天夜晚，露西看完激情戏剧《瓦实提》后，鬼魂再次出现。后来露西意识到对约翰大夫的爱恋无终后，她把约翰的来信埋在了那棵如“森林女神的骨骼”的梨树下，据说是那位修女埋葬的地方，梨树弯曲和沙漏般的身形恰如一位女性的体态。露西第三次与修女的鬼魂相遇，露西鼓起勇气问她：“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以便确定她是真实还是虚幻，但是这位黑衣女子始终保持沉默。黑暗中，露西对问她，“如果你对人类有什么差事，回来说一说吧”，[5](p371-374)但修女没有回应。

尽管露西并未解释修女鬼魂出现的原因，但这位鬼魅般的幽灵在小说中有其特殊含义。作者夏绿蒂此时并未让露西领悟，因为露西尚未彻底明白她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随后，露西在看完《瓦实提》的演出后，思想上经历了洗礼和升华，明白了她对约翰大夫的迷恋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痴人说梦。

戏剧表演的是《旧约》中的“罪恶”女性瓦实提的故事。瓦实提作为王后，由于公然违抗丈夫的命令，拒绝在众大臣面前展示其美貌，触犯了男性的威严而遭到废黜。显然，瓦实提是一位抵制男性父权的忤逆者，她拒绝成为男性的“观赏物”。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准则，瓦实提并不是驯良的“房中天使”。同时，扮演瓦实提的女演员也突破了“房中天使”的禁锢，她并没有呆在家中，而是获得了一份“演员”的职业。因此，此章呈现出颠覆维多利亚“房中天使”的一幕，戏剧中瓦实提愤怒地呐喊着实让露西感到震撼。玛丽·雅各布斯（Mary Jacobus）认为，瓦实提的怒喊代表“她革命性的力量，这使得整个剧场明亮起来”。[9](p46)《旧约》中的瓦实提和女演员体现着维多利亚女性长期被社会宗教道德遏制的内心激情。

时时克己的露西看到舞台上激情四溢的瓦实提后，刹那间被这种情感击中，舞台上的瓦实提似乎演绎着第一位修女的激情人生。此时的露西意识到，女性还可以选择非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露西在震惊和迷乱之中询问约翰大夫的看法，“他很简单地说了几句，向我表达了他对那位女演员的看法和感觉：他断言她是个女人，而不是艺术家。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判断”。[5](p326)显然，约翰大夫对于女性的内心思想和社会地位漠不关心。从小到大，他认识的女性都是传统的“房中天使”，很难接受职业女性。约翰对女性的评价，都是以女性的美貌和道德品质为基准，而在舞台上展示强烈情感的瓦实提，实在令他难以预料和评判，甚至感到恐惧，这位攻击性的女性实在令他不悦。露西认为约翰：

他内心没有热情这根弦……对于暴风雨一类的事物，对于粗野的、紧张的、危险的、突如其来的、然烧着的一切，他没有同情心，不能与之共鸣……他并没有怀着惊异、羡艳或沮丧的心情观看那位高傲的瓦实提，而只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她的痛苦没有使他难过，她那疯狂的呻吟——比尖叫还凄厉——几乎没有感动他，她的狂怒使他反感。[5](p326）

在那夜的戏剧表演后，露西开始顿悟：约翰大夫爱恋的是“房中天使”般的女性，是有着居家才能的女性——波莉·霍姆，而不是思想和学识卓越的女性，这是露西在感情历程中自我认识的第一步。基于此原因，露西放弃了对约翰大夫的幻想和憧憬之情。

此后露西默默地拒绝了约翰大夫，开始了与保罗老师的情感交流，露西对保罗心生爱恋之情。但是，此后露西在公园邂逅保罗和一位美丽女性亲密交流的一幕，深深刺痛了露西，她认为保罗和那位姑娘已订婚。在痛苦中，自尊的露西嘲笑自己对保罗的浪漫激情和奢望，震惊和自责使得她几近崩溃。

经历第二次绝望后，露西终于觉醒，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爱情桎梏是：女性的唯一成就只是寻找男人。回到宿舍后,修女鬼魂又一次不期而至，此时的露西并不知道是哪位修女。一方面，这位修女可能是第二位消极被动的修女朱斯蒂娜·玛丽，她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缄默不语、墨守成规的女性形象，这正是之前露西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她可能是出没在修道院内，由于激情而被埋葬的修女。这两位修女的形象中还掺杂着露西自己的身形，三者展示出维多利亚女性在社会中苦苦挣扎的窘迫状况。露西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女性，有着自己的热情天性和自然情感。两位修女代表着露西内心激情和理性的对抗，但是露西的内心争斗使得内心充满罪恶感——因为她难以成为完美女性而感到心力交瘁。露西在这两种矛盾力量的冲撞下，几乎崩溃地冲进一所罗马天主教堂，渴盼和上帝交流，获得信心和勇气。然而傲慢的天主教牧师打断了露西的忏悔，喋喋不休地说三道四，规劝她皈依天主教，漠然无视她的精神焦虑。正如罗伯特·基夫（Robert Keefe）所言：“其实露西在忏悔前，就已经把自己埋葬”。[10](p165)维多利亚时代苛刻的道德规范使得露西不能自由呼吸，完全淹没在宗教道德的罪恶感和深深的自我否定之中。

回到修道院后，露西发现修女鬼魂又一次躺在她的床上。但是她很快明白，原来“那位高大的修女原来是一个长长的枕头，外面套了一件长长的黑色的修女服”，[5](p594)露西错把黑纱当成了鬼魂。通过和黑纱枕头的搏斗，夏绿蒂在此巧妙暗示：露西内心的渴望与当时社会规范的矛盾，导致她精神长期焦虑，产生严重幻觉，把枕头误认修女的鬼魂。此后鬼魂事件真相大白，那位徘徊在修道院内的修女，是花花公子德·哈默尔为追求另一位女性假扮的。而鬼魅修女身份的揭示，揭示了露西精神焦虑的本质问题：她长期被囚禁在传统的女性观念的桎梏中，苦苦挣扎，难以解脱。从露西和“枕头”奋力搏击的那一刻，就已经意识到，她的精神焦虑是自我造成的，使她几乎重蹈两位修女的覆辙，成为“房中天使”冠冕的牺牲品。

正是两位修女的命运启示了露西。《维莱特》的结尾展示出，露西在思想上已经走出家庭和修道院的狭小范围，走入了更加广阔的世界，露西开始以独立、自强的姿态展示给世人。纵观小说《维莱特》，露西无论在语言还是文化上都是外来者，但是这种异域环境，反而促使露西克服了英国本土父权制的影响，露西远离故土的人生历程，成为她发现自我的催化剂。在异国他乡中，露西对于社会规范的反叛和对天主教的抗争让她找到了解放自我的力量。如果在英国，露西很可能还是墨守成规。最为重要的是：露西在保罗的帮助下，打开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创办了自己的女子寄宿学校，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不再期盼在婚姻中获得男性的认可，恐惧在修道院内渡过余生，她的历程印证了卡尔（Frederick R.Karl）观点“露西对于独立的渴望”。[8](p159)保罗对露西的帮助在另一个层面上说明，即使女性在思想上开始挣脱枷锁，但是女性的成功依然需要男性的认可和支持。然而保罗只是露西暂时的“拯救者”，后来保罗在航海旅行中遭遇暴风雨后失踪，而露西在失去保罗的消息后，并未像老处女马奇蒙特小姐一样，把自己锁在宅子中，毫无生气、面容枯槁地等待死亡。露西也没有如朱斯蒂娜·玛丽那般，在爱情受挫后，完全丧失未来的生活目标，行尸走肉地在修道院苟且存活，拒绝生活中的期盼和欢乐，在修道院“活埋”自己。其实，并不是保罗一人解放了露西，马奇蒙特小姐的事件，使得露西远走他乡，最终在经济上得到了独立，精神上获得了自由，心灵上获得了男性的认可。小说结尾处，应该是保罗离开三年后，露西依然是一个人独立生活，但是她成功快乐。在《维莱特》中，夏绿蒂·勃朗特重新界定了女性的社会领域，女性在男性社会中同样可以获得事业和爱情的成功。但是前提背景是女性作家幻想的异域。或许夏绿蒂·勃朗特内心中这样认为：离开英国，流放到异域，作为独立个体和坚持自我情感的英国女性，才能够在保持自我良好声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潜能，找寻到爱情和事业中的自我身份。

[1]Cott,Nancy.Passionlessness:An Interpretation of Victorian Sexual Ideology,1790-1850[J].Signs 4.2,1978.

[2]Vicinus,Martha.Independent Women,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1850-1920[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3]Wagenknecht,Edward.Cavalcade of the English Novel[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ion,1943.

[4]Peschier,Diana.Nineteenth-Century Anti-Catholic Discourses:The Case of Charlotte Bronte[M].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

[5]夏绿蒂·勃朗特.勃朗特两姐妹全集：维莱特[M].陈才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6]Gilbert,Sandra and Susan Gilbar.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7]Tayler.Irene.Holy Ghosts:The Muses of Emily and Charlotte Bronte[M].New York:Columbia UP,1989.

[8]Karl,Frederick R.The Brontes:The Self Defined,Redefined,and Refined[J].The Victorian Experience:The Novelists.Ed.Richard A.Levine.Athens,Ohio:Ohio University Press,1976.

[9]Jacobus,Mary.The Buried Letter:Villette[J].Reading Woman;Essay in Feminist Criticism.London:Methuen,1986.

[10]Keefe,Robert.Charlotte Bronte’s World of Death[M].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