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永

（1.天津市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天津 300191；2.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学衡派是受美国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新人文主义影响而产生的一个学派，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衡》发刊词中规定凡为该刊写稿者即是《学衡》社员。虽然《学衡》的100多位作者学术性格各异，但他们的思想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可将之合称为学衡派。以往学界对学衡派存在较多误解，过于强调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立。实际上，《学衡》的重点不只是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不足，更根本的是其在新人文主义指引下的学术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后者都不亚于前者。近年学界对陈寅恪、柳诒徵等《学衡》社员学术思想研究的发掘，就体现了对于学衡派的学术成就开始引起重视。然而对于学衡派成员中进行学术思想研究的典型代表汤用彤的发掘依然十分不够，以致学界对汤用彤与新人文主义和学衡派关系出现不少质疑。本文根据新旧史料对汤用彤与新人文主义及学衡派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并将之放在现代文化思想史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期拓展和深化学衡派的研究，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和当前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一、学界对学衡派的反思——《学衡》重估中的汤用彤

学衡派自诞生起的60多年里，一直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敌人。1922年《学衡》创刊伊始，鲁迅即撰《估〈学衡〉》批判道：“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①文末总结说：“诸公抨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其实，学衡派主将们大多是学贯中西的学术文化大师，并非反对新文化。这表明鲁迅对于学衡派融合新旧的基本理念没有全面的认识和同情的理解。鲁迅在写此文时，只看到《学衡》第1期，他主要是对这期中某些文章的文字进行了一些就事论事的批评。单凭一期杂志来评估整个学衡派，难免失之偏颇。但由于鲁迅的地位，他的评价成为否定学衡派的经典话语，长期以来有着重大影响。随后，学衡派被茅盾、周作人、郑振铎、邓中夏等人定性为“复古派”“反动运动”，遭到激进派和西化派的共同围攻，原因是其提出了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建构理想，且对新文化派持批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的评价承其余绪，将学衡派彻底否定，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衡派被视为“顽固保守”“反动复古”的守旧势力而备受批判和冷落。汤用彤在1959年还被迫检讨了自己“过去参加《学衡》是走反动路线”[1]的错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激进主义受挫，“国学热”等形式的保守主义勃兴，学界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学衡派也开始受到重视。乐黛云教授是国内为学衡派平反的先行者，早在1980年，她去哈佛大学进修，寻觅“哈佛三杰”的足迹，收集了不少《学衡》的材料，重点研究了汤用彤的思想，发现他那时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会，提出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身的问题在哪里；要了解各自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这种既未造成断裂，也未形成封闭的文化理念之魅力，促使她将《学衡》全部79期杂志通览了一遍，研究《学衡》也成为她做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1989年，乐黛云率先发表了《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为国内的《学衡》研究启封。随后，汤一介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纪念汤用彤先生诞生100周年》一文，认为从汤用彤一生之为学都是在探索和实践《学衡》杂志“昌明国故，融会新知”的宗旨，并阐释了其深刻内涵。在此基础上，乐黛云又发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和《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两文，认为在学衡派众多成员里，足可称为灵魂和核心的是吴宓、汤用彤、梅光迪、柳诒徵、陈寅恪等人。在“昌明国粹”方面，学衡派不同意自由派的“弃旧图新”，更不同意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而认同于以“存旧立新”“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的新人文主义；在“融化新知”方面，学衡派反对“窥时俯仰”“惟新是骛”，强调摒除西洋文明根据其特殊之历史、民情等为解决一时一地问题而发的部分，而寻求其具有普遍永久性的、真正属于世界的西方文化。在古今中西的坐标上，学衡派一方面不同意革命论和直线进化论，与激进派和自由派相抗衡；另一方面强调变化和发展，因而超越了当时的旧保守主义。学衡派在引介西学方面则以全面考察，深及根底，取我所需，抛弃长期纠缠的“体用”框架而独树一帜，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潮流，与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文化启蒙。

乐黛云与汤一介的上述文章，被多次转载，影响广泛。研究者多沿用其观点，将学衡派放在世界文化对话的语境下来看待，把学衡派当作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对激进派的制衡和有益补充。在此之前，研究者视野中的学衡派基本上只是梅光迪、吴宓等少数最活跃的人物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而此后，学衡派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逐渐引起学界重视并得到承认。学衡派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汤用彤、陈寅恪、王国维等其他《学衡》作者也开始被纳入学衡派范围内，学衡派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对学衡派的评价也日趋公正。现在至少在学界，正处于向学衡理念回归的阶段。有学者提出“守成主义”“折中派”“会通派”“改良派”等与“保守主义”不同的说法，以回避“保守”一词的贬义色彩。徐葆耕认为学衡派是从文化意义上对“中西会通”展开全面研究之最早者，因此名之为“会通派”[2]。笔者认为“会通派”这一提法最为准确，更为符合《学衡》杂志论衡百家、自成一家的包容品格。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的国际视野和由此而具备的当时最新且最全面的知识结构，是把他们和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甲寅派、孔教会乃至新儒家区别开来的标志。

虽然近年学衡派引起学术界较多关注，出现了一个《学衡》研究热潮，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作为一个蕴含丰厚的文化资源，学衡派研究的潜力依然巨大。其中较为突出的不足是汤用彤与学衡派及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关系少有人注意。由于难度较大和缺乏材料，学衡派研究中往往对汤用彤只是一带而过，点到即止。如：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是大陆第一本整体性研究学衡派的专著，对梅光迪、胡先骕、吴宓作了个案分析，而对汤用彤仅略陈数语；郑师渠的《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是他主持的1991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该书从文学、史学、教育多方面论述学衡派的文化思想，将学衡派研究推向了一个新水准，但其中关于汤用彤的内容不过数页。

国内研究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关系的专著、文章也日渐增多，而直接有关汤用彤的论述却极少。一些学者还对汤用彤与白璧德的思想渊源提出质疑。由于材料发掘不足，以致有些学者认为汤用彤不算是学衡派重要成员，与白璧德关系不密切，也不刻意宣传白璧德，更谈不上是其弟子。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既与汤用彤作为学衡派“灵魂和核心”的地位极不相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对学衡派认识的拓展，因而有必要对此做一番全面的考察。上述持反对意见者，往往忽视了汤用彤与白璧德在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以及汤用彤未刊稿中与白璧德直接相关的材料。实际上，汤用彤与吴宓一样都全面继承了其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并身体力行，投身教育，以图通过经典文化的传承和道德人格的提升来实现民族复兴。近来在新编《汤用彤全集》的过程中，笔者对汤用彤留学文稿及归国后的讲义等未刊稿进行了梳理，新发现的史料为细致而深入地考察汤用彤新人文主义思想及实践提供了可能，它表明了汤用彤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深厚渊源，以及汤用彤在学衡派中的核心地位。

二、汤用彤与新人文主义的学脉渊源——新史料的发掘与印证

新人文主义是20世纪初形成于美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因其源于古典人文主义而又赋予新阐释而得名，一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相抗衡。其代表人物美国新人文主义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6—1933）针对近代西方功利主义和泛情主义带来的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现实，系统提出解决方案：以品德修养为中心，重倡古典文明，融会东西文化规范，通过人文教育重建“人事之律”，强调在同情和选择之间保持一种适度平衡的训练（discipline），以挽回西方文化道德意识的衰退。他倡导为学必须从涵养人格始，以东西古今圣贤为榜样，并对儒道释三家的学说有多方面的认同。他培养了汤用彤、吴宓、梅光迪、梁实秋等一代中国学人，被学衡派奉为精神导师，开启了新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化沟通交会的广阔空间，经过学衡派与新月派的传播，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

汤用彤在拜会白璧德之前，已在研读他的著作。汤用彤的《1918—1919年写于汉姆林大学的论文集》特意征引了白璧德的名著《新拉奥孔》，汤用彤把它排在各类参考文献之首，而此时他尚未转去哈佛大学。《新拉奥孔》一书承接《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里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另辟角度，以莱辛（Lessing）的名作《拉奥孔》对伪古典主义艺术形式混乱的批判为引，批评了自卢梭以来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忽视艺术类型（genre）之间的界限，缺乏约束（restraint）所造成的不同艺术形式间的浪漫主义混乱（the Romantic confusion of the arts）。而这种艺术领域的混乱与社会生活领域缺乏道德约束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对此，他倡导内在制约以克制人的本能冲动，实现自律，从而调治混乱。白璧德抨击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影响甚巨的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人道主义（scientific humanitarianism）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泛情人道主义（sentimental humanitarianism），呼吁人文学术的复兴。汤用彤文化观的形成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关系，确如乐黛云所论，是他受白璧德学说的吸引而后转入哈佛大学的，“并不是白璧德塑造了《学衡》诸人的思想，而是某些已初步形成的想法使他们主动选择了白璧德”[3]。此类初步碰撞迸发的思想火花，在这册论文集的字里行间已有不少展现。新人文主义不但强化了汤用彤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从而能够提出世界性的文化理想。

汤用彤1919年初入哈佛，没等到开学，即于7月14日由吴宓、梅光迪引见，与陈寅恪一起拜会了白璧德教授，当晚谈至11时半始归。白氏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应“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采撷中西文化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一开学就选修了白璧德开设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一课。汤用彤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基本上与白氏相契合。汤用彤主要从事的印度哲学与佛教研究是他于哈佛大学时期在白璧德的鼓励启发下开展的。白氏于留美中国学生年会上讲：“吾少时，以欲研究佛教而苦攻巴利文与梵文时，吾每觉本来之佛教，比之中国通行之大乘佛教，实较合于近日精确之批评精神。中国学生亟宜学习巴利文（今留美学生中，习之者已有二三人），以求知中国佛教之往史，且可望发明佛教中尚有何精义，可为今日社会之纲维。”②这番话可谓昭示了汤用彤发掘整理和研究印度哲学与佛教的初衷。汤用彤与陈寅恪即演讲中所提及留学生中习巴利文之人。在白氏新人文主义的指引下，中国这批青年学子对于通过佛教振兴中国思想和社会抱有共同的期望。汤用彤在哈佛期间逐渐由西方哲学史转向以印度语言学为核心的印度哲学与佛教，师从梵学大师兰曼深造梵文、巴利文。1920年8月，汤用彤在哈佛大学曾单独为吴宓讲授“印度哲学与佛教”③。《吴宓日记》中多处记载他与汤用彤、陈寅恪等人一起探讨佛学的情形。这一方面说明汤用彤已能把所学知识消化并系统表述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白璧德师训的重视与落实。1921年2月，吴宓记述：“巴师（白璧德）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鑫海）、汤（锡予）、楼（光来）、陈（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4]在哈佛期间，在汤用彤、吴宓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融合新旧文化为志向的留学生群体，他们时常聚会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汤用彤还时常研读新人文主义的另一位领袖穆尔（Paul Elmer More，1864-1937，白璧德的终生挚友）的论著。现存汤用彤的外文藏书尽管已散失近半，但其中仍保存下来他留学哈佛前后所获穆尔的《柏拉图主义》（Platon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17）和《新约中的基督》（The Christ of the New Testamen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24）两本著作。他们以上种种学术活动都为学衡派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林伟博士近年远赴美国查阅有关学衡派的原始文献，成绩斐然，发现了许多新材料[5]。然而，他以哈佛大学所藏白璧德档案中未曾见到多少与汤用彤直接相关的材料为由，来质疑汤用彤之于白璧德的师承渊源，并以哈佛的兰曼档案中汤用彤的材料最丰富为据来推测，在哈佛诸师中，兰曼对汤用彤的影响最大，且远甚于白璧德。笔者认为仅凭档案材料尚不能做此论断，尤其是在思想方面。理由有三：其一是哈佛现藏白璧德档案的材料构成，在年份和种类上并不完全，由于有些材料可能已佚失，因此不能判定汤用彤与白璧德的关系疏远。这正如我们在汤用彤留学文稿及归国后的讲义中，没有发现与兰曼直接相关的材料，但这并不能否认汤用彤曾受到兰曼的巨大影响。其二是兰曼、白璧德与汤用彤交往的记录方式不同。由于兰曼是个非常细心的人，他不仅保持写日记的习惯，还将学生的上课记录和信件悉数保存妥当，而白璧德却没有这一习惯，因而，兰曼保存与汤用彤交往的材料最多。其三是相关材料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材料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影响的深度。这可以通过兰曼、白璧德的学术思想同汤用彤学术思想的交集来参证。对照汤用彤与哈佛诸师各类著述的比较，才能理清汤用彤对他们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白璧德和兰曼是对汤用彤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位美国导师，兰曼的影响主要为语言学等具体的学术知识，而白璧德的影响则不仅包括学术知识，而且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文化理念和学术方向的指引上。

白璧德档案中虽没有保存下来他与汤用彤直接往来的信函，但通过吴宓与白璧德的函件，依然可以折射出汤用彤与白璧德的师生情谊。吴宓在《学衡》创刊之际，致函白璧德抱怨该刊稿源匮乏，白璧德1922年9月17日复函为之出谋划策，并推荐汤用彤所撰叔本华哲学及佛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关汤用彤的评论如下：

听闻哈佛的中国学人对你新办的《学衡》杂志评价甚高，我感觉这正是当下所需。以后不知道你能否召集到充足的作者群。去年冬天，你来信提及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和挫折。在这种情形之下，明智的办法似应是，只要总体观点一致者，就可以与之合作。汤用彤先生难道不是证明对《学衡》杂志大有辅佐之功吗？在他离开坎布里奇回国之前，我与他就中国哲学进行了一次的谈话。我感觉他比我遇到的任何其他中国人都更通晓这一领域。他在《中国留学生月刊》上发表的关于叔本华与佛教的论文（或者相应的文章）对于你们《学衡》不是很好的稿源吗？楼光来先生关于笑的理论的大作打动了我，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或许适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汤先生和楼先生也许没有目前中国似乎需要的那种激进性，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皆是非常有用的人才。……顺便说一下，我希望你们能对约翰·杜威新出的两卷本发表评论，以揭露其肤浅性。他在美国影响殊恶，我怀疑在中国亦复如是。但愿汤先生能对你有所帮助。④

白璧德常与汤用彤讨论东西方哲学，而汤用彤的勤勉与聪慧给白璧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白璧德称汤用彤是他所遇“最通达中国哲学之人”，并寄予厚望。信中所推荐的汤文是指：“Schopenhauer’s Philosophy of Genius”（《叔本华天才哲学述评》）⑤、“Oriental Elements in Schopenhauer”（《叔本华哲学中东方思想成分考原》）⑥。前者作于1921年1月17日，原文收于汤用彤哈佛时期文集《哲学专辑》第1册之第2篇。该文提要以《叔本华之天才主义》为题，发表于《文哲学报》（1923年3月，第3期）⑦。文中认为，当时学界有过分强调叔本华思想中柏拉图和东方思想因素的倾向。此时他已发现宗教性的奥义书、佛教与属于浪漫主义的叔本华哲学之间的根本差异。随后他继续研究这一问题，并写成专文《叔本华哲学中东方思想成分考原》，于1921年12月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与前文专门分析叔本华思想的西方思想因素正相呼应，合而观之正得其全。白璧德在函中还期望汤用彤等《学衡》成员全面评介杜威，肃清其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流弊。可见，汤用彤归国后讲义中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性引介，深受白璧德的影响。

尽管白璧德档案直接提到汤用彤的材料不多，但是该档案的发掘还是大有可为。白璧德档案中如下文稿都是汤用彤相关西方哲学讲义的主题：《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柏格森与卢梭》（Bergson and Rousseau）、《浪漫主义运动》（Romantic Movement）、《中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等等。汤用彤归国后即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付诸学术实践，他的各种讲义多次讲到白氏的思想。汤用彤在白璧德讲授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课程基础上加以扩展，开设了《19世纪哲学》课程，把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放在当时哲学文化变迁的整体大背景下加以深化。其中涉及的浪漫主义作家很多，且相关文学批评家也几乎是最新的一些人物，反映出汤用彤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谙熟。对照现存白璧德档案的相关讲稿，可以看出汤用彤的讲义是在白璧德的讲稿和自己的读书笔记基础上写成的。将白璧德档案材料与汤用彤的讲义进行比对，还需要考虑汤用彤对所学新知的自我理解和创造性，他并不是完全照搬美国诸师的学说。白璧德“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这门课主要讲的是各时期的文学流派和代表人物，汤用彤则将其中的阿诺德、施莱格尔等文学家着重与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讲述。该讲义一大特色是文史哲的会通，这方面很像白璧德的渊博贯通的风格。汤用彤在《反理智主义》（Activism）讲义中认为“浪漫主义是反理智主义的先导”，因此，汤用彤哈佛手稿和讲义中关于反理智主义的内容可以看作是对白璧德浪漫主义研究的一种拓展。其中直接引述白璧德所著《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即为一个例证。

白璧德在汤用彤回国后并未与他失去联系，仍保持书信往来并寄赠自己于1924年首版的新书《民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白璧德该书将他的道德和美学思想与政治学的基本主张联系成一体而完备起来，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时代文化批评大师。汤用彤的《唯心论》讲义也讲到该书的思想。从汤用彤现存讲义，以及白璧德与吴宓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们为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为维持《学衡》杂志所作的种种努力。1933年，吴宓在《悼白璧德先生》一文中列出白璧德的八位中国“及门弟子”⑧，其中就有汤用彤，可谓实至名归。

总之，汤用彤把白璧德师训和《学衡》座右铭“论究学术，阐求真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贯穿于毕生的学术探索和实践，成为学衡派的中坚力量。汤用彤既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也看到了其长处，避免了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偏颇，臻于平和而又公允的圆融境界。在当时各类学说的纷争中，表现出更为健全、开放、成熟的文化心态。他会通东西的努力，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他的各项学术研究都是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落实和体现。其结论宏通平正，对今人学术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

注释：

①彼时鲁迅署名“风声”发表于《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后收入《热风》，《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

②白璧德撰，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③吴宓将汤用彤手写此课概略及应读书目连同其他听讲笔记、论文，“编订成一甚厚且重之巨册。题曰 Harvard Lecture Series,Vol.V（1920-1921）。今存”。吴宓：《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8页。

④Xuezhao Wu,The Birth of a Chinese Cultural Movement：Letters Between Babbitt and Wu Mi,Humanitas 17.1—2（Spring—Fall 2004）.

⑤由赵建永汉译，刊于《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

⑥由钱文忠汉译，刊于《跨文化对话》第7辑，2001年9月。

⑦后收进《汤用彤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547页。

⑧吴宓：《悼白璧德先生》，《大公报·文艺副刊》（132），1933年12月25日。

[1]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徐葆耕.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前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3]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现代保守主义[A].跨文化之桥[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J].世界哲学，2012，（1）：137—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