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彩琴，石 磊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引言

二、休闲文化之当代批判

休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一种以追求娱乐、向往放松的生活情调为特征的精神享受过程。其以多样化的形式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呈现生活的多彩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而反思种种休闲文化现象，我们时常感到休闲与其本质之间存在较大的反差，因此对此进行批判性审视对休闲文化建设十分必要。

（一）传统休闲文化批判

休闲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亚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传统文化的休闲蕴含与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无论是从诗经、楚辞到汉赋、魏晋风骨，还是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辑录了丰富的含有休闲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折射出独特的具有中国智慧的传统休闲文化。例如，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具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一种悠然心境与天地自然和谐交融的休闲境界。古人充满智慧的休闲思想表达出一种乐天旷达、美好恬静的生活情趣，也深刻影响着个人的气质与追求。第二， 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艺术创造形式与休闲浑然一体。这种高尚典雅的休闲方式不仅是上流士大夫阶层的专属，也直接影响着普通百姓的休闲方式。譬如，写诗填词作为中国士大夫的看家本领，是一种有较高文字功底要求的雅兴，这种雅兴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固然难以染指，但是由此演化而来的歇后语、对联、灯谜等却在民间广为流传。第三，在以农历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里，各种层次、多种形式的休闲活动得到了多面呈现与广泛交融。在传统节日丰富的休闲活动中，人们的身心得到休整，单调生活得到调节，以传统节日为代表的节日文化也成为传统休闲文化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传统休闲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并以其特有的方式为传统文化的创造、交流、传播提供时间与空间，并在历史的延绵传承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休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但是，在百余年来中国的几次大的社会变迁中，传统文化遭遇了大震荡、大破坏，特别是受20世纪初叶西方解构风潮的影响，传统休闲文化也成为解构的对象，传统休闲文化在其形态、价值认同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西方的休闲活动相比，我们的休闲活动有着明显的文化特征，我们有美食、有茶道、有书法、有曲艺、有围棋、有武术……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破旧立新”中，原有的价值观被颠覆，一些传统休闲方式虽然被保留了下来，但其文化内涵却被简单化、世俗化，即只是存“形”而去“义”。在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当代社会，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例如，在当今的传统节日中虽然仍保留着看花灯、猜灯谜等传统休闲活动，但过度的商业化运作和娱乐化追求，破坏了活动内在的文化蕴含，其审美性、创造性大打折扣。传统休闲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一些不合时宜的、不健康的休闲方式在当今时代势必被摒弃，但是传统休闲文化在当代的解构中，古人所推崇的“静”“雅”的休闲观，淡泊平和的休闲心态，与天地自然交融的健康休闲习惯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行为层面上也中断了，这是令人惋惜与值得反思的。

（二）当下中国休闲实践的异化

1930年凯恩斯发出了先知般的预言：“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1]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以及五天工作制的实行，“春节”“十一”两个长假及多个小假的实施，人们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休闲”已成为人们生活实践中的重要内容，我们正在步入普遍有闲的社会。但是，面对日益增多的闲暇时间，也有人提出了质疑：我们有时间休闲吗？一方面，我们拥有了闲暇时间，但另一方面又感到生活的忙碌，似乎没有时间去休闲。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什么让我们拥有闲暇却无暇休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休闲的实践环节出了问题。对休闲内涵的片面认识、闲暇时间的不合理分配与利用，以及消费经济的染指与冲击，致使休闲偏离自己的本质和规律，呈现出鲜明的异化特征。

何为休闲？有人说工作之外、八小时之外就是休闲，这种说法固然不是毫无道理，但仅仅从时间上进行分界，并不能从本质上阐释休闲。休闲离不开闲暇时间，但我们拥有闲暇，却不等于我们拥有了休闲，闲暇时间只是实现休闲的重要前提条件。提到休闲，相当一部分人的直觉反应就是劳动之余的休息、放松、消遣、玩乐、打发时间，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休闲的休息和娱乐功能。这种片面追求感官享受，缺少文化内涵，淡化休闲深层价值和功能，使休闲娱乐化的认识，严重偏离了休闲的本质规定，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休闲时间不仅是用于休息和娱乐的余暇时间，还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然的时间”[2]。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是在自由时间里毫无强迫的主动休闲，对休闲的单质化理解阻碍了人们去探寻休闲的多重意义，去挖掘休闲的深层价值，去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其导致的消极后果是，休闲者在休闲的过程中没有获得自身充分的发展，没有发挥其在休闲过程中应有的主体性。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强势的大众传媒正以模式化的方式“挟持”着大众休闲的方式，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也在一步步染指着休闲领域，而主体性的弱化让休闲者越来越被动地“休闲”着。模式化、被动的休闲，不仅没有让休闲者获得应有的身体上的轻松，反而多了几分轻浮躁动，少了几分安宁恬适，更缺失了休闲中追求自由、发展自我所带来的充实感、满足感。

伴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消费主义日渐盛行，“有形利益”和“物质报酬”挑战着传统的休闲观念，也考验着人们对于闲暇时间的分配与利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经济学家预测，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自由时间和闲暇将大幅度增长。但是吊诡的是，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让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消费激发了人们对物质占有的强烈欲望，不断膨胀的物欲驱使着人们不断地赚钱和花钱，而赚钱和花钱都要挤占有限的闲暇时间。因此，“消费不是自由时间的朋友，而是休闲的对立面”[3]。当今，在消费主义的浸染下，人们的休闲活动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经济购买的基础上，从而休闲也越来越远离它原本自由、质朴、简单的特质，而越来越呈现出物质化、金钱化、庸俗化等异化特征。休闲的物质化导致了花钱成为休闲的一种表达方式，更有甚者，社会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有钱阶层”，用近乎畸形的方式进行着奢侈性、炫耀性的消费，其导致的消极后果是，休闲被消费主义“绑架”的表象屏蔽了人们对于休闲本质的认知与探究。对于休闲，林语堂先生曾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感悟道：“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真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真懂得此中的乐趣。”[4]

三、当代中国生态休闲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

（一）当代中国生态休闲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既然传统休闲以及当下休闲实践是对休闲本质的异化，那么怎样的休闲更符合休闲本质？笔者认为，生态休闲是当下中国休闲方式的不二选择，生态休闲文化建设应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正常工作情况下，FPGA仲裁器与2个CPU子系统正常交互，获取CPU子系统的状态信息，取某一个CPU子系统的控制输出作为仲裁后的系统控制输出。

1.生态休闲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休闲文化是将休闲上升到文化的范畴，指人在闲暇时间内，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一种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5]。生态休闲文化是借用了自然生态的一个概念，将休闲文化置于文化生态系统内进行多维观照与整体考察。在自然界中，生物与环境在一定空间内构成一个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不同类种生物之间，生物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演变，并在良性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中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休闲文化作为文化形态的一种，是文化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共同构筑了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正是在休闲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着动态平衡。同时，休闲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外部环境，即休闲文化总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状况密切相连，而且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生态休闲文化在理解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区别。狭义上的理解是指一种倡导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休闲理念、行为方式的总和；广义的生态休闲文化是一种休闲价值观，即对于休闲问题的一切积极、健康、文明的思想和观念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生态休闲文化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讲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的和谐统一，呈现出积极的时代特点：其一，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人们对更高层次休闲的需求。人们的休闲需求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物质消费层面的单纯休息和娱乐。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不仅有助于人们获得身心的放松和休息，还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休闲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其二，追求积极自主的休闲。真正的休闲是人们出于内在的真实需求、自主支配的、绝无外在强迫的休闲。盲目化、攀比式、模式化、跟风式的“被动”休闲只会让人疲于奔波在各种存“形”去“义”的休闲活动中，而并非在休息、反省、沉思中体会自主休闲带给我们心灵的放松、精神的愉悦、心理的满足和内心的充实。这也反映出当代人对于“休闲休闲、越休越累”的困惑，以及对走出这样怪圈的渴望。其三，亲近和尊重自然。自然之美能够带给人们心灵的宁静和纯洁，可以缓解和消除快节奏工作引发的心理紧张和身体疲惫，因此亲近自然的生态休闲方式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的选择。然而，现实中已经被污染的空气和水质也在警示我们要杜绝破坏性、掠夺性的休闲开发，倡导尊重自然的休闲方式，实现休闲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生态休闲文化建设的物质条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平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序稳步提升，到2010年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人均消费支出增幅显著，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明显，消费结构出现质的变化。“城乡居民用于休闲消费等支出项目比重不断提高，2010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重分别为12.1%和8.4%，比1980年分别增加了3.7和3.3个百分点”[6]。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高，极大促进了居民的休闲消费，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迅速，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向前迈进。近年，铁路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网络的进一步完善。目前在我国，水陆空立体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邮电通信业发展快速，覆盖全国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已经建成；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美术馆、科技馆、市民广场、大剧院等一大批公共文体设施相继建成开放，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居民文体娱乐需求。基础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拓展了居民休闲空间，增加了居民休闲选择，也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

3.生态休闲文化建设的消费需求

休闲消费与传统意义上满足人生存与发展的物质产品的消费有所不同，除了获得休息与快乐之外，人们更多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享受和满足。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休闲的物质和时间条件得以保障，人们在休闲目的、休闲层次、休闲方式等方面有了更高要求，也相应生发了新的需求，而生态休闲所倡导的积极、健康、文明、环保的休闲理念正是契合了人们的这种休闲消费需求。

从一定意义上说，休闲目的决定了休闲的层次。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把休闲活动划分为五个层次：放松、消遣、发展、创造、感觉超越。放松、解闷、消磨时间等以恢复身心疲劳和单纯娱乐为目的，属于较低层次的休闲，而以追求精神之自由、探寻生命之本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创造性的、感觉超越的休闲，是最高层次的休闲。据2010年9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开展的全国休闲方式调查显示，十大公众休闲方式依次为：上网、看电视、看电影、阅读、观光游览、逛街购物、参加各种社交聚会、度假、打游戏、球类运动。从休闲方式上看，公众休闲方式大多以休息养生、消遣娱乐为主，仍停留在较低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休闲实践的不断深入，对休闲理解的日趋丰富，人们在休闲层次、休闲品位方面有了更高要求，学习提高型和技巧发展型的休闲活动受到了欢迎。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学习进修、钻研制作；在吹拉弹唱、诗歌绘画、体育锻炼中培养业余爱好；芭蕾、歌剧等高雅艺术也有了固定市场。休闲目的在发展中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在闲暇时间，通过做环保、捐助、慈善、扶贫、爱动物、爱植物等各类主题的公益活动，使自己获得一种身心愉悦的感受。也正是在类似慈善、环保等公益休闲活动的参与中，人们把自我发展和社会责任紧紧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愈加触发了人们对于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思考，更加珍惜和享受着自然带给人的宁静与平和，从而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人的自身发展和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生态休闲倡导的是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同时存在着赌博、酗酒、看色情表演等低俗、不健康的休闲方式。在纳什(Jay.B.Nash，1953)的休闲等级分层理论中，伤害自我、反社会行动等不良休闲行为处在休闲行为的最低等级。低层次的休闲活动有一定的需求市场，但是这并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低俗休闲活动的存在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例如休闲活动设施缺乏、休闲技能不足的现实限制了人们的休闲发展，而相应保障制度不完善、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也导致了城乡、地区间休闲发展的不平衡。对于高层次的休闲，人们并非没有强烈的需求，但正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所表达的含义一样，“当一个人的社会性休闲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只能诉诸本能和感官的刺激和享受”[7]。因此，相关政府公共部门在完善休闲基础设施、保障相应制度政策、加强休闲文化引导方面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二）当代中国生态休闲文化建设的制度支撑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支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8]休闲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越来越多地得到社会的关注，而国家也正在着力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

1.法定节假日和带薪休假制度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时间制度保障

拥有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休闲的前提条件，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制度和带薪休假制度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时间保证。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九十二条就明确规定了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以保证劳动者的休闲权利。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1994年2月，国务院公布实行日8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44小时。1995年3月国务院174号令发布，进一步缩短周工作日，1995年5月1日起实施“双休日”工作制。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调整了法定节假日的休息办法，法定节假日加上前后双休日的串休，形成了一年中春节、五一、十一三个连续7天的长假。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取消了五一长假，相应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中国传统节日假期，国家法定节假日也由原来的10天增加到11天，即中国居民每年制度性休假时间达到了115天。同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带薪休假平均10天。至此，休假时间已占全年总时间的三分之一。

2.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制度保障

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休闲就与文化密不可分。古希腊文化中，休闲被看作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将休闲置于如此高的地位，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闪耀着休闲智慧的光芒，体现了休闲与文化的完美结合。在当代，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愈发凸显了劳动与工作的重要，尽管文明的创造离不开辛勤的劳动与努力的工作，但劳作只是人存在的手段，并非存在的目的，拥有休闲、享受休闲才是人生的更高追求。而恰恰是在休闲中，人类才得以创造出更丰富、更完美的文化成果，也正因如此，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Joseph Pieper)在其经典著作《休闲：文化的基础》一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休闲是文化的基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休闲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休闲、建设生态休闲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义。

从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制定了完整的文化强国战略，到十八大报告强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决定，我们党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发展战略的认识逐步深化，相应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迅速发展，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确立。与此同时，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等多领域优秀文艺作品的不断涌现，文化消费市场的不断拓展，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等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逐步完善及向社会的免费开放，以及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普及，都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条件支持。

3.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基本国策的突出地位，让我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新认识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国家层面上的制度化建设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当前，生态休闲文化建设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消费主义背景下不计成本的、盲目过度的休闲消费，日常生活中乱丢乱弃、污染破坏的休闲行为，利益驱动下乱砍滥伐、毫无节制的休闲资源开发，都在肆意破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尽管从一定角度来说，休闲是较个人化的选择和行为，但积极健康休闲理念的形成，文明休闲方式的培养，合理可持续休闲资源的开发，都离不开相应社会制度政策的扶持和指引。生态文明制度化建设有助于普遍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生态意识的普遍提高则有助于减少许多过度消耗性的休闲形式。人们的休闲方式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平和、简单、非过度金钱化的、亲近自然的休闲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志愿者身份利用假期去户外场所做义工的新型休闲体验行为，如清扫户外垃圾、维修步道、户外义务向导等。这些在社会大的制度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于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强烈需求，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愿望，也极大推动了生态休闲文化建设。

4.中央的反腐制度助推了生态休闲文化建设

反腐倡廉是党中央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持续推进，反腐“重拳”频出。在反腐系列举措中，尤其是中央的八项规定，对于生态休闲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无论是“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轻车简从”“简化接待”“厉行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严格细致的规定，还是“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以身作则的诚恳，都体现了党抵制不良之风、转变社会风气的坚定决心，是从严治党、端正党风政风的庄严承诺。“八项规定”出台后，高端餐饮企业营业额和高端白酒销售出现大幅度下降，享乐主义、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得到明显抵制。在党风政风的带动下，社会民风明显好转，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反映到休闲领域，盲目攀比的休闲心态，奢侈浪费的休闲活动，重金钱、轻感受的休闲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生态休闲是当代中国人的普遍追求，加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是满足人们休闲需求、提高休闲质量、体现休闲本质的重要载体，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与坚实的社会基础，政府休闲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行政体制改革等制度建设为生态休闲文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基础与制度保障是生态休闲文化建设的两个重要条件，只有促进条件的不断成熟，休闲文化建设才会有成效。

[1][英]J.M.凯恩斯.预言与劝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美]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4]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马 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11—2012[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2.

[7]范松仁.欠发达地区农民休闲问题研究——以江西为例[J].求实，2010，（7）：91—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