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对中国丝绸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此篇记载的丝绸种类有丝、织文 (有花纹的丝织品，应即绮)、玄纤缟 (纤细的黑缯和白缯)、玄纁 组 (黑色和浅红的丝织品)等。至于此篇提到的“织贝”，郑玄注以为“锦名”，即所谓“贝锦”，实误，应当是细 和贝壳两种物品，即把贝壳磨成小粒扁圆珠并缝缀于麻质 ()衣物上，这是海洋文化的产物，在殷墟考古中曾有出土。不管怎样，《禹贡》的记载表明，早在中国文明兴起的初期，中国丝织品已经形成了多种类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显然，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还远在《禹贡》的成书年代之前。

那么，《禹贡》成书于什么时代呢?这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近世以来对此问题主要有五种意见:(1)西周前期说，以辛树帜为代表;(2)战国说，以顾颉刚为代表;(3)春秋说，以王成组为代表;(4)汉代说，以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和德国赫尔曼教授等为代表;(5)不同时代说，其中的“九州”篇所记生态环境反映的是公元前第2000年间的情况，其蓝本当出自商朝史官对夏代的追记，此说最近由考古学界所提出。从《禹贡》所记贡丝织品的地域同古史的参验比较来分析，“九州”篇本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即夏商之际的看法，是最为接近历史实际的。基于这种认识反观先秦文献，可以看出，夏商时代中国丝绸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

《礼记·礼运》记载: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上帝鬼神，皆从其朔 (按:朔，初也)。

此篇所说“后圣有作”，“治其丝麻”，所指即是丝绸起源时代的情形。

《易·系辞下》记载: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孔颖达《疏》云:“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这表明，中国丝绸的起源是在黄帝时代。

关于《礼记》和《易·系辞》的成书年代，论者或有争议，以为是汉代人的作品。但是关于《礼记》源出先秦，早在汉代就有清楚明确的记录，《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籍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汉书·艺文志》和《说文·叙》亦并谓孔壁中有《礼记》，可见大小戴《礼记》本出古文，原为先秦旧籍，并非西汉作品。至于《易·系辞》，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晚而喜《易》、 《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虽不一定完全可信，但《系辞》为先秦旧籍是可以肯定的。王充《论衡·正说》:“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 《礼》、 《尚书》各益一篇”。所得逸《易》，应指《说卦》。《随书·经籍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这里所说三篇，即《说卦)、 《序卦》、 《杂卜》三篇，并不包括《系辞》，可见《系辞》并非汉代人伪作，而是传自先秦的文本。据此， 《礼记·礼运》和《易·系辞》所记丝绸源自黄帝时代，这一说法应当就是先秦时代累世相传的旧说。

传出《淮南子》所引的《蚕经》，对蚕桑丝织起源于黄帝时代也有明确的记载，其文曰: 《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对于这条《蚕经》的年代，论者有所争议，或以为出自宋元时期的伪作。但是，至少有两个证据可以表明，此条《蚕经》原为先秦旧史所传，决非宋元人伪作。

其一，《世本》 (见《大戴礼记·帝系》引)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氵氐水(按:《史记·五帝本纪》引作“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这条材料本是先秦时代中原旧籍所传，并见于成书于西周中叶以前南方古史所传的《山海经·海内经》，表明有着真实的历史内容。而黄帝、嫘祖之子昌意娶于蜀山氏，恰恰显示了古代从利用桑蚕之丝到驯养家蚕并抽丝织帛这一重大历史性变革 (详后)，意味着中国丝绸起源于黄帝时代。这与上引《礼记·礼运》和《易·系辞》是恰相一致的。因此，不论从材料本身还是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条《蚕经》都出自先秦，当可肯定。

其二，根据《荀子·赋篇·蚕》的记载，战国时已发展了关于蚕的义理，称为“蚕理”，而蚕理的形成年代足可追溯到“五帝”时代。《荀子》既称蚕理，则当时已有总结和阐述关于蚕理的书籍传世，当可肯定。《荀子》此篇还提到一种流布广远的传说，即蚕与马的关系，说: “五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并说这是蚕理之一，可知此说是一种来源久远的传说。《周礼·夏官·马质》“禁原蚕者”句下郑玄注云:“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郑注引证的这部《蚕书》，虽然并未注明为何时之书，不过从它的内容与《荀子》所述蚕、马关系有所关联来看，应当就是战国时代关于蚕理一类的书，出自先秦旧本，当无疑义。秦始皇时，尽烧天下《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有关蚕理一类先秦文献，即属“所不去者”之流，因而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至汉初为淮南王刘安《淮南子》所取用。由于汉初并称先秦义理之书为经，所以淮南王刘安在引用此书时称其为《蚕经》，这是符合汉初风气的。至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只有经学称经，其他诸书则不再称经，所以东汉郑玄引用此书时称其为《蚕经》。由此可见，《淮南子》引用的《蚕经》，原为先秦旧本所传，并非后人伪作。这种情况，与汉初许多古籍抄自先秦旧本一样，不足为异。当然，除这部《蚕经》而外，刘安本人是否写过一部《淮南王养蚕经》，因文献阙如，难以考察，只能存而不论。

至于今本《淮南子》不见这条《蚕经》，也并不足怪，这是由于此书在传抄过程中有所脱漏而出现的现象，正如许多书籍在传抄中有所脱漏一样。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佚文辑自哪个时代的哪一部书，而在于佚文是否合乎它自身所反映的史实和背景，是否有可靠依据。以此来看这条《蚕经》，不难知道它出自先秦旧本，决非宋元间人士的伪作。

总而言之，通过对上引各条先秦文献的考证和分析，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蚕桑、缫丝和丝绸的起源是在黄帝时代，“西陵氏始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等古史传说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并非后人向壁虚构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