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华明

(长江大学 图书馆， 湖北 荆州 434023)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揭开了南朝宗室间持续不断血腥斗争历史的序幕。刘宋文帝元嘉初年，门阀士族利用徐、傅事件将次等士族的中枢辅政权夺取，重新恢复了在朝中的主导地位。徐、傅事件后，琅琊王氏兄弟显赫一时，“羡之等诛，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上西征谢晦，弘与骠骑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1]1314。除了王弘，宋文帝任荆州刺史时的僚佐王华、王昙首兄弟也因为与文帝的特殊关系而在徐、傅被杀后被委以重要的职位。“上即位，以华为侍中，领骁骑将军，未拜，转右卫将军，侍中如故。……三年，诛羡之等，华迁护军，侍中如故。”[1]1676-1677王昙首是王弘的弟弟，做过文帝的镇西长史，文帝即位后，“以昙首为侍中，寻领右卫将军，领骁骑将军”，元嘉四年，“迁太子詹事，侍中如故”。史称“昙首为上所亲委，任兼两宫”[1]1679。从琅琊王氏兄弟的情况来看，门阀士族似乎已经牢牢掌握了中枢的辅政权力。可是好景不长，次等士族很快就利用宗室的力量对门阀士族发起了反攻。

一、刘湛、范晔及其追随者身份的考察

本文首先对历史上两次刘义康谋反事件中刘义康一方两个核心人物的身份做一番考察。刘湛和范晔是这两次事件中主要人物。

1.刘湛及其家族

“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人也。祖耽，父柳，并晋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从出身来看，刘湛属于南阳士族，有较好的家族背景，祖父和父亲在东晋担任一定官职。刘湛在施政风格明显不同于门阀士族。“少有局力，不尚浮华。博涉史传，谙前世旧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诸葛亮，不为文章，不喜谈议。”[1]1815“为人刚严用法，奸吏犯脏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1]1816从刘湛不尚浮华，不喜欢玄学清谈，为人刚严用法，常自比管仲、诸葛亮来看，刘湛与法家寒族的风格颇为相近。陈寅恪先生在论魏晋政治时，从施政风格来区分，认为袁绍、司马懿是儒家大族，曹操、诸葛亮是法家寒族[2]2-8。刘湛的施政风格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家族是次等士族而不是门阀士族。

从籍贯地域来看，刘湛家族也很可能是次等士族。陈寅恪先生在论及长江上游北来移民迁徙路线时说：“然西晋末年中州扰乱，北人莫不欲南来，以求保全，当时具有逃避能力者自然逐渐向南移动，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此不仅以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自较安全；且因其为当日长江上游之政治中心，要为占有政治上地位之人群所乐居者也。又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3]72。陈寅恪先生所论西晋末士族迁徙路线对研究这一时期士族历史有很好的参考作用。不过把高等士族和次等士族完全对应为文化士族和武力士族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次等士族中也有文化士族，并不都是武力士族；门阀士族也有很多杰出的军事人才，如司马懿、王敦、桓温、谢玄等人。不过从大体和主流来看，门阀士族起源于东汉传授儒家经典而著名的世家大族，以文化修养立家，大部分担任文职官员，而次等士族则大多以武力显示其才能并谋取官职地位。

《宋书》本传中只说刘湛是南阳涅阳人，并没有说明他的家族是迁徙到江陵还是襄阳。据《宋书》卷37《州郡传三》，“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雍州下属的南阳郡下有涅阳县，并说是“汉旧县”。在刘湛时，雍州还没有设立，南阳还属于荆州。由于不知道刘湛到底是旧籍贯是南阳，已经迁徙到江陵或襄阳，还是一直就居住在南阳涅阳县，想通过居住地来判断刘湛是门阀士族还是次等士族有些困难。不过即使是迁徙到江陵的长江上游的高级士族，也是无法和下游的门阀士族相提并论的。在东晋南朝占统治地位的是居于长江下游、来自于洛阳西晋中朝的门阀士族。从刘湛的传中来看，他的家族有很好的文化，他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其家族很可能是从南阳迁徙到江陵或襄阳的次等文化士族。

2.范晔及其家族

范晔谋反事件实际上是刘义康事件的继续。这次企图发动政变的核心人物是范晔。“范晔字蔚宗，顺阳人，车骑将军泰少子也。……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1]1819范晔的父亲范泰，《宋书》有传。“范泰，顺阳山阴人也。祖汪，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父蜜，豫章太守”[1]1615。范汪的传见于《晋书》，“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咎之孙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贫，六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丧母，居丧尽礼，亲邻哀之。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燃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4]1982“顷之，召入，频迁中领军、本州大中正。时简文帝作相，甚相亲呢，除都督徐兖青冀四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假节。既而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国，以失期，免为庶人”[4]1983-1984。范晔家族的祖籍在顺阳，与南阳、新野相邻，范汪的外家是新野庾氏。

至于新野庾氏，田余庆先生在讨论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时认为新野庾氏兴起是东汉末年大乱之后的事，新野庾氏在魏晋时期并没有兴盛起来；永嘉南渡时新野庾氏未得至建康而止于江陵，到南朝齐、梁间，新野庾氏居江陵者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兴起；至于在西晋暂露头角而在东晋一度执国柄的门阀士族庾氏，却非出于新野而是出于颖川[5]287。

新野庾氏和顺阳范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两个家族在东晋初的门户状况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从另一角度来说，范汪年幼遭遇父丧，且家庭贫穷，不得不投靠于外家新野庾氏，其状况还不如新野庾氏。王澄说“兴范族者，必是子也”，也证明在范汪以前顺阳范氏家族已经衰落。范汪后来依靠勤奋好学，善于玄学清谈，获得门阀士族名士们的赏识，获得简文帝亲睐，提拔为徐兖二州刺史，做了北府主将。不过很快就被桓温赶下台了。这说明顺阳范氏家族在当时还没有深厚的家族根基，无法列入门阀士族行列。范汪虽在东晋简文帝时期受到重用，时间却很短暂。魏收也认为范晔家族地位不高，“太子詹事范晔以家门淫污，为世所薄，与熙先及外甥谢综谋杀义隆，立其弟前大将军义康。”[6]2137

顺阳范氏除了家族地位不高外，在学术上也不同于门阀士族，而有儒家的特点。范晔的父亲范蜜就是这样一个人，“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蜜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蜜崇儒抑俗，率皆如此”[4]1984-1985。范蜜还对《春秋谷梁传》做过集解。范蜜的学术风格与门阀士族崇尚玄学不同，甚至把玄学名士王弼、何晏看成罪比桀纣，是传统的儒家。

从上面的分析看，无论是南阳刘湛还是顺阳范晔，他们家族都是来自于长江上游的次等士族，他们在地域来源和家族地位上都是如此地接近。他们不同于东晋以来掌握政权的门阀士族。这使谋反事件除了阶层因素外，还有了地域的因素，即长江上游士族与下游士族争夺权力的色彩。相同的地域来源和阶层地位使刘湛、范晔具有共同的立场，都成为了这场政治风波中刘义康一派主要代表人物。

3.其他人物

其他参与两次刘义康谋反事件的人物分见于刘义康和范晔两人的传中。第一次参与刘义康事件的除了主谋刘湛，还有一大批追随者。“南阳刘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为义康所知，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从事中郎琅琊王履、主簿沛郡刘敬文、祭酒鲁郡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及诛刘湛，“又诛斌及大将军录事参军刘敬文、贼曹参军孔邵秀、中兵参军刑怀明、主簿孔胤秀、丹阳丞孔文秀、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乌程令盛昙泰等。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余姚令韩景之、永兴令颜遥之、湛弟黄门侍郎素、斌弟给事中温于广州，王履废于家。胤秀以书记见任，渐预机密，文秀、邵秀，皆其兄也。司马亮，孔氏中表，并由胤秀而进。怀明、昙泰为义康所遇。默子、景之、遥之，刘湛党也。”[1]1791-1792传中共记有刘湛党羽14人，其中除了王履是琅琊王氏，事后被废于家，其他人的家族地位都并不高。鲁郡孔氏兄弟和刘湛兄弟是主要的参与者和谋划者。从阶层地位上来说，他们这13个人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次等士族。

参与范晔之乱的主要人物见于《宋书·范晔传》。传中有孔熙先、谢综、仲承祖、徐湛之、法略道人、法静尼、许耀等人，这些人中又以孔熙先为主谋。《宋书》卷69《范晔传》称：“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久不得调。初熙先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脏货得罪下廷尉，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保持之，故得免。及义康被黜，熙先密怀报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谁可动者，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孔熙先参与谋反有报答刘义康救父大恩和自己政治上不得志两个原因，他之所以选择联络范晔也是因为范晔自以为不得志而对朝廷不满。正是在政治上都不得志，使得孔熙先和范晔一拍即合。其他的人则分为两种，一类是为报答义康知遇之恩的，如仲承祖、法略道人、法静尼，仲承祖是义康府史，“义康旧所信念”，“有法略道人，先为义康所供养，粗被知侍，又有王国寺法静尼亦出入义康家内，皆感激旧恩，规相拯拔”，许耀则是法静尼的妹夫；第二类则是和义康有亲戚关系的，如谢综、徐湛之。“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谢综是义康大将军府记室参军，随镇彭城，“综父述亦为义康所遇，综弟约又是义康女夫”[1]1820-1823。在这些人中，虽也有地位较高的门阀士族人物，但大部分都是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是门阀士族谢综更多地是因为对刘义康感恩和亲戚关系才参与进来。徐湛之是刘义康外甥，因为和刘义康恩过子弟而参与谋反。谢综、徐湛之的态度又是不坚定的，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范晔他们。徐湛之的家族在徐羡之时是次等士族，到湛之时一度借助与刘宋皇室联姻勉强跻身门阀士族行列。

二、宋文帝一方主要人物身份的考察及事件性质的分析

刘义康事件中宋文帝方面的人物，主要的就是殷景仁。“殷景仁，陈郡长平人也。曾祖融，晋太常。祖茂，散骑常侍、特进、左光禄大夫。父道裕，早亡。”[1]1680陈郡殷氏来自中原，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殷景仁在宋文帝即位后颇受重用。“太祖即位，委遇弥厚，俄迁侍中，左卫如故。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1]1681殷景仁最初与刘湛关系甚好，后来却反目成仇，成为政治上的对手。“太子詹事刘湛代为领军，与景仁素善，皆被遇于高祖，俱以宰相相许之。湛尚居外任，会王华、昙首相系亡，景仁引湛还朝，共参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夺，乃深结司徒彭城王义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倾之。……景仁对亲旧叹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收捕刘湛之日，“其夜，上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景仁，犹称脚疾，小床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皆委之。”[1]1682-1683从传中来看，是刘湛性格过于激进，对自己的朋友殷景仁地位超过自己嫉妒不满才导致双方关系发展为仇恨，以至于最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互相依附彭城王刘义康和宋文帝，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宋文帝即位之初即诛杀徐羡之、傅亮、谢晦等少帝时期的辅政大臣，门阀士族借此夺回了中枢的辅政权力，改变了刘裕创立的以次等士族掌握政权的政治格局。不过次等士族是不会心甘情愿地让出中枢权力的。新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刘湛和范晔主导和参与的刘义康谋反事件就是门阀士族和次等士族争夺中枢辅政权力斗争的延续。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聚集在彭城王刘义康身边的人，从主谋到一般参与者大多是次等士族。这一点又和刘裕建立的以次等士族为主的政治格局是一致的。刘湛、范晔和徐羡之、傅亮的阶层地位是一致的，都是次等士族。次等士族企图通过依靠身居宗室诸王之首，同时身兼宰相、权倾天下的彭城王刘义康，帮助刘义康夺取皇位，来达到他们夺回政治中枢辅政权的政治目的。两次事件都是对宋文帝以门阀士族为政治主导力量政策的反抗。

宋文帝以门阀士族作为刘宋王朝政治主要力量的政策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样安排的根本原因是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无论在刘宋初期乃至南朝都还是很高的，他们是南朝社会的主导力量。门阀士族在社会上和文化上享有崇高地位，又曾经是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在政治上把门阀士族长期排除在中枢权力之外是不现实和不可行的。刘裕之所以建立次等士族为主导的政治格局不是因为刘裕不清楚门阀士族的影响力，不想联合门阀士族，而是因为门阀士族还没有从东晋门阀政治的美梦中清醒过来，还不能接受历史向皇权政治回归的现实。刘裕也曾想过拉拢门阀士族，为此他甚至不惜附庸风雅，学习玄学，练习书法，企图获得门阀士族的好感。不过门阀士族并不领刘裕的情，他们当时还不愿意接受刘裕重新建立皇权政治的事实，还在留恋东晋门阀政治体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裕才不得不主要依靠次等士族的力量来完成他代晋建宋的事业，并在刘宋初年建立了以次等士族为主的政治格局。不过一旦门阀士族愿意接受刘宋建立皇权政治的既成事实，愿意承认和支持刘宋的皇权政治，刘宋为了维护统治就必然会把门阀士族重新请回来，让他们继续居于政治上的较高地位，以使自己的政权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以维持其统治的长期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在社会和文化上享有崇高地位的门阀士族认可、合作的政权是难以长时间维持其统治的。刘裕在即位时恨不能让谢混捧玺绶的遗憾准确反映了刘裕对门阀士族的政治需要。“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益寿，混小字也”[4]2079。

宋文帝元嘉初年，通过朝廷内部的激烈斗争，诛杀徐、傅，刘宋政治完成了中枢辅政权力由次等士族向门阀士族的回归。历史就这样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经历了一个大大的曲折。先是刘裕为了完成代晋建宋、改朝换代的大业，为了完成由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转变，不得不暂时抛开门阀士族，团结依靠次等士族，并形成了刘宋初期次等士族当权的政治局面；一旦政局稳定下来，门阀士族承认并愿意与新政权合作，刘宋又不得不把中枢辅政权力重新交给门阀士族。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复，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完全以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刘裕还是宋文帝都明白，门阀士族是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政权的稳固离不开门阀士族的合作和支持。一些次等士族不愿意承认门阀士族在辅政权上的主导地位，进行了两次激烈的反抗斗争，这是刘义康谋反事件的本质。两次事件都以次等士族的失败而告终。南朝政治格局中以门阀士族担任宰辅的局面稳定下来。

三、结语

清朝著名学者王鸣盛对于范晔被以谋反罪诛杀一事打抱不平，认为：“然则蔚宗特知情不举，乃竟以为首乱之人，何哉？蔚宗擅弹琵琶，文帝欲闻，终不肯，其耿介如此。序《香方》，一时朝贵咸加刺讥，想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倾陷，《宋书》全据当时锻炼之词书之，而犹详载其自辩语，《南史》并此删之，则蔚宗冤竟不白矣。”沈演之、何尚之、庾炳之也为“争权妒宠，倾害蔚宗”[7]485-487。

王鸣盛以范晔有良史之才，又以范晔所著《后汉书》来观察范晔为人，认为范晔不会谋反，将范晔被杀完全归结为范晔恃才傲物，引来其他官员嫉妒陷害，是不全面的，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其实以范晔所处的阶层地位以及当时门阀士族与次等士族激烈的斗争的形势来说，范晔参与刘义康谋反事件也在情理之中。当时还没有阶级分析的方法，王鸣盛对范晔谋反一事自然无法理解。范晔事件必须要站在范晔所处的阶层立场、地域因素和当时门阀士族与次等士族为争夺辅政权力而激烈斗争形势下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彭城王刘义康与宋文帝兄弟反目，刘湛、范晔被杀，令无数读史者为之唏嘘不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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