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一、传统观点与新观点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思想上的一致性，在传统学者眼中是一个基本共识。他们认为《大人赋》借鉴了《远游》的语言、词汇及艺术手法，但艺术性远远不及《远游》。试举数例：

相如作远游之体，以大人赋之也。(《史记索隐》引张华)[1]297

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多袭其语，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窥其万一也。(朱熹)[2]111

原之作此，实以往者弗及，来者不闻为恨，悲宗国将亡，而君不悟，思欲求仙不死，以观国事终久将何如耳。……后来赋家，为闳衍巨丽之辞者，莫不祖此。司马相如《大人赋》其辞尤多袭之。然原之情，非相如所能窥也。(吴讷)[3]277

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宏放高妙，读者有凌云之意，然其语多出于此(指《远游》，引者注)，至其妙处，相如莫能识也。(洪兴祖)[3]300

但《大人赋》非独不能窥屈子之所到，而文章之妙亦未能闯其门也，况升堂入室乎？其所述远游杂乱靡统，而又剽袭太多，此相如所作之陋者也。读者有凌云之意，盖未尝读《楚辞》故也。使武帝曾读《楚辞》，则读相如之赋如嚼蜡耳。吾见其昏昏然，惟恐其卧之不暇也，安得有飘飘凌云之意乎？(汪瑗)[3]300

司马《大人赋》即《远游》篇摘本，读之乃有凌云之志，则不在本世界明已……(廖平)[4]235

胡适虽认为《史记》对《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不可靠，但于《远游》却也只是说：“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做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5]69-70

陆侃如对《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认为前者在结构上与后者雷同，词句上整段抄袭，有模仿嫌疑：

我认为《远游》有模仿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嫌疑。不但在结构方面完全相同，词句上也有整段抄的。如《远游》的“悲时俗之迫隘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抄自《大人赋》的“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旗而上浮”，又如《远游》的“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亡闻”，抄自《大人赋》的“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惝恍而亡闻”，此外零碎的抄袭也很多。我们知道司马相如是个天才的辞赋家，自以为《大人赋》胜于《子虚》、《上林》，且要献给爱读辞赋且长于辞赋的武帝，决不会抄前人之作。故我们认为《远游》在《大人赋》之后，而以《大人赋》为范本的。[6]110

陆侃如举出的例子有《远游》中的“悲时俗之迫隘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与《大人赋》的“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旗而上浮”；《远游》中的“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亡闻”与《大人赋》的“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泯而亡见兮，听惝恍而亡闻”，并且说零碎的抄袭也很多。

从这些例子确实可以看出《远游》与《大人赋》有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在别的辞赋中有没有呢？如果我们翻开《全汉赋》，找找汉赋与楚辞的相似关系，类似的句子可以罗列出成百上千条。汉赋本就脱胎于楚辞，在结构、风格或者是具体词汇上有相似之处，何足为奇？

陆侃如说司马相如是天才的辞赋家，不会抄前人之作，这并不准确。辞赋家的天才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抄前人，而是看是否抄得妙。唐诗往往化用《古诗十九首》、古乐府的诗句，人不道其抄袭，只言化用。即便在陆侃如所举例的这两句诗中，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如《远游》中的“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旗而上浮”，《大人赋》作“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中主人公分明已经骑着素蜺、随着云旗上浮到了天界，而《大人赋》中的主人公却因“菲薄”之质，无所依托而无法到达天庭。这是多么的不同！若前者为初稿，为何主人公可以顺利上天，后者却因何不能上天？

陆侃如的观点还有一个大漏洞，那就是相似关系是否能判断出模仿的先后关系，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赋今译》后记中写了一些关于屈赋的感想，其中提到《远游》的精粹语句与《大人赋》完全相同，是神仙家言，与屈原思想不合，由此推测，前者可能即是后者的初稿。

此中《远游》一篇，结构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极相似。其中精粹语句甚至完全相同，基本上是一种神仙家言，与屈原思想不合。这一篇，近时学者多认为不是屈原作品。据我的推测，可能即是《大人赋》的初稿。司马相如献《大人赋》的时候，曾对汉武帝说，他“属草稿未定”。未定稿被保存了下来，以其风格类似屈原，故被人误会了。

这一误会，不消说是出于汉人，而且可能就是出于王逸，因为屈原的《九章》本是汉人所采辑的九篇风格相类似的屈原作品。如果《远游》早被认为屈原作品，那末会被收为“十章”而非单独成篇了。即此，即可证明《远游》被认为屈原所作是在《九章》辑成之后[7]182。

郭沫若的理据是结构相似、精粹语句相同、与屈原思想不合。大概郭沫若认为自己的论据并不充分，而且后记的体例本身也不便于展开较为详细的论证，因此他只是说，“据我的推测，可能即是《大人赋》的初稿”。他还指出《远游》被视为屈赋的一篇，这一误会来自于王逸，因为《九章》中没有《远游》，由此得出《远游》的撰作时间是在《九章》辑成之后。

郭沫若对《远游》的观点虽然只是在《后记》中蜻蜓点水般略微提及，论证也没有展开，但由于郭沫若身居高位，在特殊历史时期，他的这段简短言论对楚辞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陈子展在《楚辞直解》中论及《远游》作者溯源时提到郭沫若的影响，他这样说：

郭沫若先生似有取于其乡先辈廖老先生之说，据其推测，《远游》可能为《大人赋》之初稿遗存，王逸误以之入《楚辞》者。一时研究《楚辞》诸家，大都以为《远游》非屈原所作，或直以为《远游》是模拟《大人赋》之伪作[8]271-284。

陈子展指出，受到郭沫若的言论的影响，“一时研究《楚辞》诸家”纷纷附合其说，“大都以为《远游》非屈原所作，或直以为《远游》是模拟《大人赋》之伪作”。那么，郭沫若的说法是否正确呢？

二、相似关系与模仿关系

无论传统学者还是陆、郭二人，均认为《远游》与《大人赋》无论在整体结构还是词汇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相似度。其实只要稍微做一点文献爬梳的工夫，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困难。然而相似关系是否等同于模仿关系呢？

相似关系是一种具有对称性的二元关系，《远游》与《大人赋》相似，同时也意味着《大人赋》与《远游》相似。陆侃如凭《远游》相似于《大人赋》，认为《远游》有模仿《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依《远游》与《大人赋》相似，认为《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同样的理据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充分说明相似关系按照不同的目的，可以“证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因此，它并不能作为谁模仿了谁的充分依据。

让我们用逻辑学方法严格地证明这一点：

(1)规定集合{a，b}，a代表《远游》，b代表《大人赋》，相似关系是V，模仿关系是W。其中相似关系V具有对称性①，模仿关系W则具有非对称性②。换言之，对相似关系V，aVb与bVa两者不能一真一假；而对模仿关系W，aWb与bWa两者不能同真。

(2)假设：对于任意属于集合{a，b}的元素，xVy®xWy。这个命题是像陆侃如先生一样相信从相似关系可推出模仿关系的怀疑论者必须承认的，因为它是进行此类推理所必要的逻辑前提。因此，命题aVb®aWb是真的，命题bVa®bWa也是真的。所以，从陆侃如先生的肯定aVb，就可以推出aWb。同样，由于相似关系V具有对称性质，所以从肯定aVb可推出bVa；这就意味着从肯定aVb亦可推出bWa。于是从肯定aVb既可推出aWb亦可推出bWa。

(3)同理，从肯定bVa既可推出bWa亦可推出aWb。所以模仿关系W对集合{a，b}使得aWb与bWa两者可以同真。

(4)但是，这与(1)中假定：对于模仿关系W，aWb与bWa两者不能同真，是相矛盾的。于是，这就证明了(2)中的假设：对于任意属于集合{a，b}的元素，xVy®xWy，是不成立的。模仿关系是蕴含着时间性关系的关系类型，而相似关系则属于超时间的关系类型。也就是说，当我们说A模仿B时，隐含着这样的意思：A不早于B。同样，当我们说A与B相似时，我们并没有表明A与B之间的时间关系。相似关系是不含有时间关系信息的，而模仿关系则一定含有时间关系信息。因此从相似关系是无法推出模仿关系的。

由于相似关系不能推导出模仿关系，无法证实哪个作品的创作时间更早，因此，我们不能从《远游》与《大人赋》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出两者之间的模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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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看到《远游》相似于《大人赋》，就推测两者的作者同为司马相如，然而他对于什么是相似关系、该关系具备何种性质却没有深究。同理，陆侃如虽然可以举出大量证据表明《远游》与《大人赋》相似，但无法证明《远游》在时间上晚于《大人赋》。他试图将结论混进论证的条件之中，于是其论证就构成了一个循环论证：他原本试图证明《远游》在时间上不早于《大人赋》，然而在他奋力证明的过程中，已经把要证明的结论当做已知条件加以挪用了。

实际上，应该把陆侃如先生的假设性前提倒过来，只承认：对集合{a，b}的任何元素，xWy®xVy，即如果x模仿y，则x相似于y。这是原假设性前提的逆命题，这才是正确的前提。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前提对于陆侃如毫无用处。

三、思想成分的循环论证

郭沫若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他认定屈原的思想并不含有道家和神仙家的思想成分，而《远游》含有这些成分，因此否定该文为屈原所作。殊不知，这样的论证思路本身就构成循环论证。因为在逻辑上，作品的归属问题应优先于作者思想成分问题，前者应该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不能凭空地想象屈原有这个思想没有那个思想。只有先确定哪些作品为屈原所作，哪些作品不是，才能进一步辨析屈原的思想。否则研究者无从得知屈原的思想。

我们可用以下方式重构“思想成分”的论证。假定确知的屈原作品集是Q，而屈原的真实作品集是Y，QÏY。《远游》用a表示，确知aÏQ，而a是否是Y的元素尚未可知。我们从Q出发，得知屈原具有思想IQ，IQ只包含儒家入世思想元素而不包含神仙家或者道家的出世思想元素。这就是说，从确知的屈原作品集Q来看，他的思想是一致的。再假定Y具有思想IY，IQ是否等于IY，也是尚未可知的。于是有以下论证G：

(1)确知Q；

(2)确知aÏQ；

(3)Q具有思想IQ；

(4)假定Q=Y；

(6)如果IQ=IY，则屈原思想不具有神仙家或者道家思想；

(7)如果屈原思想不具有神仙家或者道家思想，则对任意作品x，如果x具有神仙家或者道家思想，则xÏY；

(8)a具有神仙家或者道家思想；

(9)aÏY。

论证G揭示了“思想成分”的逻辑所具有的循环论证的结构：当我们假定(4)时，实际上已经假定了(9)(因为(2))，而后者恰恰就是假定(4)所欲证明的。因此，在论证G下，不仅从(5)至(8)变成了多余的部分，而且(3)也是多余的。该论证退化为：

a)确知Q；

b)确知aÏQ；

c)假定Q=Y；

d)aÏY。

这就意味着，采取“思想成分”路径的怀疑论最终并不需要任何有关思想成分的论据。

四、《远游》并非《大人赋》初稿

郭沫若认为《远游》可能即是《大人赋》的初稿。他的观点是否可靠呢？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

臣(指司马相如，引者注)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9]2472

这是郭沫若观点的文献依据。《史记》明确记载司马相如曾经作《大人赋》，但没有写完。因此，《大人赋》有初稿这一点是无疑的。但这个初稿是不是《远游》呢？郭沫若先生看出《远游》的结构与《大人赋》的相似，其中有些精粹语句甚至完全相同，于是，他大胆地推测《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郭沫若的推测是否能够成立有商榷余地。理由如下：

(一)《大人赋》述封禅之意，《远游》则否。

封禅，就是祭祀山川神祗，祈求神祗的庇佑。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封禅的观念，只不过当时各地的天、地神祗是互相排斥的。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只祭拜本地的神祗，对其他地域的神祗则不闻不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东方六国与秦国的神祗互不相通，无法共享同一祭祀系统。于是秦始皇巡游四方，封禅东方的山川神祗，除了求长生，宣扬帝力之外，还有弱化神祗的地域性，树立全国性的固定统一的神祗系统的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封禅意味着天子巡游天下，这往往是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无疑为劳民伤财之举。

回到秦皇汉武封禅的话题，既然是天子对神权系统的体认，那么神灵应当是站在天子这一边。《大人赋》和《远游》中的神祗对天子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以风神、雨神为例。

《远游》云：“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闢而清凉……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

《大人赋》则云：“奄息总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时若薆薆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10]92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别。一方面，《远游》中风伯和雨师，一为天子的先驱，一为天子的侍从，地位虽然不高，但与君主的关系无疑是密切而友善的，但是《大人赋》中风伯被诛而雨师就刑。风伯和雨师的地位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呢？

另一方面，在天子左右载歌载舞的神灵也发生了变化。《远游》中是“湘灵”为帝王鼓瑟，《大人赋》中却是“灵娲”为帝王鼓瑟。鼓瑟的女侍神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

要想了解这一点还要从秦始皇封禅开始说起。

《史记·封禅书》记载：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太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9]983-998

秦始皇封禅泰山时遭遇了暴风雨袭击。由于其焚书坑儒等暴政招致百姓怨声载道，人们借机拿暴风雨阻碍秦始皇封禅说事，意图以风雨作为上天发怒的征兆，说明秦始皇的政统并非天意，来源不正。风雨由此成为了树立君权的阻碍。司马相如在《大人赋》中把风伯和雨师统统除掉，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献媚于汉武帝，祝愿封禅泰山之旅一帆风顺，完成神权与政权的统一。

《史记》记载了秦皇与汉武封禅的具体情形，我们不妨对比来看。

秦始皇封禅的情形是：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史记·秦始皇本纪》)[9]127

汉武帝封禅的情形是：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史记·封禅书》)[9]1000

对照上引两段文字即可看出，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祭祀之时，忽逢大风，几乎不得渡。秦始皇一怒之下遣三千囚犯烧毁湘山树，将整座山烧成了红色。由于祭祀湘灵的湘山祠在秦始皇时已经被毁，所以，汉武帝南巡祭拜名山川时只去了南岳，没有去湘山祭拜湘灵。湘灵对秦始皇封禅形成了阻碍，与风伯、雨师一样，成了封禅不成、南巡不顺的象征，所以它也不能够引起汉武帝的好感。司马相如机巧地规避了这一点，以人类的始祖“灵娲”取代湘灵，成为假想中汉武帝遨游天庭之时在身边鼓瑟的女侍。

按照郭沫若先生的理解，《远游》作为《大人赋》的初稿，其中何以有“湘灵”为武帝鼓瑟？要知道，湘山祠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以前即被毁，而“初稿”中提到被目为封禅、南巡之“恶”灵的湘灵，实在是难以理解。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说，《远游》为《大人赋》的初稿这一点也无法自圆其说。《远游》中作为先驱的风伯飞廉是凤的一种，而楚俗是崇凤的。《大人赋》中却将风伯诛杀，何以前恭后倨？

楚史、楚文化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曾说：“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不可胜数，远非周代其他各国的文物可比。这些凤的雕像和图像，虽有多种多样的体型和姿态，但都显得雍容华贵，伟岸英武。楚人认为只有在凤的引导下，人的灵魂才得以飞登九天，周流八极。……上古的风神飞廉是凤的别种，称述‘飞廉’最早的文献是《楚辞》。”[11]16-17他在《风斗龙虎图像考释》中也说道：“楚人以凤凰为图腾(风伯即凤凰之一种[12]，引者注)，其实凤凰就是祝融的化身，又是日中之踆乌的变种。童书业先生曾指出：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驩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踆乌’，‘驩兜’与‘丹朱’以鸟名，则楚人似本亦以鸟为图腾之族。按，《白虎通·五行篇》记：‘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鸾也是凤凰。”[13]260

假如《远游》为《大人赋》初稿，那么作为具有祖先神灵意味的的风伯飞廉，居然最终落了个服诛的下场，岂不是令人匪夷所思？反过来，若将风伯地位和命运的变化，归结为风雨之于秦皇、汉武封禅的政治上的否定性意义，则也许不失为一种较合情理的解释。

(二)《大人赋》是献媚之作，《远游》则否。

《史记·封禅书》云：

上(指汉武帝，引者注)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天子既已封泰山……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9]997-999

由此可知，《大人赋》中的“大人”与方士公孙卿所说的东莱山神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人赋》曰：“世有大人兮……使五帝先导……”[10]91在汉武帝时，能够命令五帝做“先导”的神灵即为太一。关于这一观点，顾颉刚先生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太一自前一二四年(时值汉武帝元朔五年，引者注)露脸，历十余年而取得正统的地位，凌驾五帝，统一诸天，更易上帝之名，真是宗教史上一件绝大的事情……泰一(即太一，引者注)之祀是极盛于汉武帝时的，他是天神，是上帝，是统属五帝和北斗、日、月的。他的地位之高，等于现在的玉皇大帝。”[14]195

汉武帝时“太一”之祀非常流行，其地位等同于玉皇大帝，实际上是某种至尊权力的象征。

再者，《史记·封禅书》指出：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指汉武帝，引者注)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9]990

综上所述，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大人”，是东莱山神人与太一的杂糅、混合，究其实质，是神祗的最高权威。陈子展先生据《史记索隐》载张辑云：“‘大人’喻天子”。[8]255“大人”实际上是对汉武帝的一种隐喻。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9]2475汉武帝非常喜欢《大人之颂》，司马相如投汉武帝所好，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苏轼《东坡志林》云：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贾生《鵩鸟赋》，真大人者也。庚辰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东坡书。[15]45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之遗札乃“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之时所作。而《大人赋》的意图是“侈言广武帝意”，投合汉武帝的心意。这两者的意图完全相似，都是谄媚之作。苏轼看到了这一点，并深深地对之加以鄙弃。相比之下，《远游》则断然没有这番用心。

由此可知，《大人赋》的初稿不可能是《远游》，而苏轼的这段议论恰好为我们理解司马相如的遗札与《大人赋》的关系提供了理据。

五、《大人赋》的初稿或为司马相如的遗札

司马相如生前著述无数，死后却仅仅留下一卷遗札，似有备而留。《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9]2475

在这段记载中，司马相如与汉武帝似乎有某种默契。他因病免官之际，汉武帝立即派人去司马相如家中取书，说等他死了，这些书就会散佚，似是料想司马相如会有意将其他著述散去。而司马相如也给妻子留下遗言，说假若他死后有使者来取书，就告诉他，家里没有其他书，只有这最后一卷书。这最后的一卷书即司马相如遗札，所写的都是封禅之事。

司马相如非常肯定汉武帝会派人来搜书，否则他不会事先连应答之词都替妻子想好。这实在是蹊跷。笔者认为可能与《大人赋》有关。因为他曾经写《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等写好了再上奏，这就意味着《大人赋》确有一个草稿。《大人赋》写好了，符合汉武帝的胃口，他读到之后有凌云之意，非常满意。但读到司马相如的遗札之后，汉武帝“异之”。既然这两者均以封禅作为主题，为何前后差异如此之大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相如与封禅相关记载。司马相如在通西南夷时言及封禅之事，认为封禅劳民伤财。辞曰：

使者曰：“……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9]2468-2469

这时候的司马相如采取劝百讽一的方法，委婉地劝谏天子为百姓着想，不要封禅。司马相如第二次讲到封禅，是在遗札之中。汉武帝初看遗札，“异之”，仔细看过之后，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说“太开心了，那我来试试吧！”于是召开公卿开会，讨论封禅之事，还作了一首很肉麻的诗来赞颂自己的功德。

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乃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穑曷蓄？”

“非唯雨之，又润泽之……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袛；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9]2478-2480

汉武帝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从“异之”到“沛然改容”，表明司马相如的这卷遗札给汉武帝的心理冲击不小。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司马相如在这两次讲到封禅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在通西南夷辞中，司马相如告诫武帝应当振兴家国，杜绝铺张浪费，应以“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为“急务”；而遗札却以极其华丽的语言说周朝不应当封禅而封禅，汉朝应当封禅而不封禅，“进让之道，何其爽与？”[9]2476这等于是变相劝说武帝封禅，若能封禅，昭告上天，必能使汉祚绵长。

通西南夷辞的撰作时间先于遗札，表达了强烈的政治忧虑，遗札却一派歌舞升平，溜须拍马。笔者认为，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能与司马相如奏通西南夷辞之后被罢官赋闲有关。

《大人赋》中以大人比喻汉武帝，对他毫不保留地歌功颂德，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忧虑的表达。由此可知，直言得祸对司马相如的心态有多么明显的影响。他之所以在《大人赋》中塞进那么多黄老之言，就是从“失败”中学了乖，知道作臣子的不必死守“文死谏、武死战”的老规矩，而应当把天子当成神，尽量吹捧，尽情取悦。不过，他先前写《大人赋》未就，有一个草稿，留下了一个悬念，或者说是一个“祸根”，惹得汉武帝惦念不已。以司马相如的个性，他的“未就”之作极有可能是沿袭了通西南夷辞中儒家奉行节俭，劝谏君主不要铺张，为百姓着想那一套。那份“未就”之作可能才是真正的初稿。因此，就算他把《大人赋》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料到他还有草稿未献，很想在他死之前把这或许透露了心迹的草稿弄回来，看看司马相如到底是怎么想的。司马相如何尝没想到这一点！为了明哲保身，他早就令人将那份初稿销毁，假装被人“取去”，刻意留下一卷遗札呈给汉武帝，而且告诉妻子应当如何对答，从容应付。试想，假如遗札说的是先前奉劝君主节俭的那一套，天子肯定会龙颜大怒。逆龙鳞者，就算不死，恐怕也难逃大难。就算司马相如已死，其亲人也难脱干系，受到牵连。司马相如何等聪明，他故意留下的遗札绝不会透露自己的心迹，而是顺应天子的心意，奉劝天子封禅。也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将遗札视为《大人赋》的“初稿”。也可以这样说，这卷遗札是司马相如和汉武帝的智力博弈。

《史记》记载，初看遗札之后，“天子异之”。一“异”字说明汉武帝知道自己的心思被猜透，被司马相如扳回一局，感到诧异。不过，司马相如的料想仍然是对的，尽管汉武帝感到诧异，但他仍然愉快地接受了司马相如的劝谏，“沛然改容”，立刻跟群臣商议封禅之事，并作颂以圣帝商汤、周武、舜自居，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司马相如死后八年，汉武帝封禅于泰山。这场纷纷扬扬的封禅闹剧终于剧终。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受害的是百姓，对司马相如和汉武帝却是双赢的结局。反观这场闹剧可知，作为臣子，司马相如的心态是矛盾复杂的。他当然希望恪守人臣劝谏之道，但事实告诉他，君主，哪怕是汉武帝，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期望远远高过实际情形的人，他需要被迎合，被奉承。司马相如只好改弦更张，一改初衷。正因为如此，司马相如才被苏轼所鄙视，落得一个“谄媚”的骂名。不过总的来看，司马相如之赋虽然多虚辞滥说，但他的赋大多以劝诫君主节俭为主，即便有迎合的意图，鉴于他在将死之前为家人从汉武帝那里谋求最后的“人寿保险”的微末希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六、结论

《远游》与司马相如《大人赋》存在着结构与语言上的相似关系，但相似关系无法推导出模仿关系，无法证明《远游》与《大人赋》到底谁模仿了谁。由于论证前提不充分，在同样的前提下，陆侃如与郭沫若得出了时间顺序完全相反的推测。本文认为，《大人赋》是司马相如为复官而对汉武帝妥协、献媚的作品，与《远游》存在着思想的本质差异。从风伯、雨师的命运来看，司马相如受到秦始皇因暴风雨阻挠封禅的影响，在《大人赋》采取了“邢风伯而诛雨师”的极端手段，而《远游》中风伯为先导，雨师为侍从，保留了楚地崇尚凤鸟(风伯飞廉为凤鸟之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充分说明《远游》的创作在《大人赋》之前。从种种迹象来看，《大人赋》的“初稿”不是《远游》，而有可能是司马相如特意为汉武帝留下的遗札。

注释：

① 所谓对称性，可以用常见的双胞胎姐妹关系来说明：“姐姐长得像妹妹”与“妹妹长得像姐姐”这两个命题，不能其中一个是真的，而另一个是假的。

② 所谓非对称性，可以用常见的父子关系来说明：“甲是乙的父亲”与“乙是甲的父亲”这两个命题，可以都是假的，但不能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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