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君，高 睿

(1．三峡大学 政治学与基层政治文明研究中心，湖北 宜昌 443002;2．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农民借助合法途径参加农村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并作用和影响农村政治民主和政治发展的行为。农民的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当今中国农村社会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立、乡村民主恳谈机制的实施等，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在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有效度急需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一、衡量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三个维度

1.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

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是衡量农民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和政治运作的规模与范围的重要指标。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参与事务的广泛性和参与渠道的多样性等几个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是指实际参与某一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农民在所有农民中所占的比率，即在受某一政治过程影响的民众中，绝大多数民众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且参与民众来自于农村社会的各个阶层。

农民政治参与事务的广泛性是指农民在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中参与决策事务所涉及范围的广度。即农民参与决策的事物是局限在一个领域当中还是涉及多个不同的领域。参与事务的广泛性意味着“凡是有政治权利运作之处，均有(农民)政治参与其中”［1］。

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多样性是指农民参加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的途径和通道的多元化。农民参加农村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的途径和通道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现有政治体系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和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印证出农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成效。

2.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

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是衡量农民在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运作中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造成多少影响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参与所及的政治权利范围，也表现为政治参与所能涉及的权力层次。农民政治参与所能达到的权力系统的层级直接关系到政治参与目的的实现程度。

二是政治参与过程中参与主体的理性化程度。即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对该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是否有理性化的认知与判断，农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能不能得到准确而完整的宣泄与表达。

三是政治参与过程中参与主体的主动性程度。即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是否出于个人意愿参与政治活动之中，并自发使用参与过程中自己所应享有的合法权力。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可以客观反映出政治参与主体对当前政治参与体制的满意程度。当参与主体对现行政治参与体制满意度较高时，参与主体的政治参与热情度较高，主动性强;相反当参与主体对现行政治参与体制感到不满时，参与主体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政治冷淡情绪，其最终结果往往是参与主体“被参与”整个政治过程。

3.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有效度

农民政治参与有效度是衡量农民政治参与的个体效应和整体效应的重要指标，是对参与最终结果的考察，是对整个农民政治参与体系的水平和质量最直观的反映。

一是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主要体现在农民对当前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一般来说，农民对政府的认同程度较高，则其对政治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也会相应提升，这会使政治体系的政策输出更能贴近民意，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也更容易被农民认同和接受。

二是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响应度。主要体现为政府对公众主张和利益诉求的响应效率以及政府对相关政策和措施的执行程度。响应效率高代表政府的民众信息回馈管道通畅，政府可以快速根据相关信息出台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执行程度则是相关政策措施得以落实的前提保障，也是影响民众对政府满意度的一个巨大因素。

三是全社会对参与有效性的评价尺度。社会对政治参与效度评价高表征着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高、参政能力强，政治体系的政策输出更能代表民意，政治体系的合法性程度高，政治体系在不断优化中能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二、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效分析

近年来，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农民不仅越来越关心政治，并且力图通过参与政治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1.政治参与在广度上进一步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参与政治意愿持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农民的政治参与主体不断扩大，参与广度不断拓展，表现在:

一是参与主体的多元性逐步提升。根据民政部门统计的选举资料，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全国平均投票率，2001 ～2003年为91．36%，2004年～2006年为90．16%，2007 ～2008年为90．72%，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到站投票率2001 ～2003年为64．20%，2004 ～2006年为72．43%［2］。到站投票率显示2001年以来有三分之二或近四分之三的村民实际参与了村民委员会选举。

二是参与渠道的多样性进一步扩宽。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逐步多样化。农民既可以通过参加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来管理村务，还可以间接通过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来影响基层政府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甚至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信访等方式直接表达自己的参与意愿。

三是参与事务范围的显著扩展。中国人民大学“综合社会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受访人群选择农村养老保障和农村教育问题的分别占43%和42．5%，而农民最希望获得的公共物品是政府提供农业补贴、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和提供养老保险。可见随着农民参政热情不断升温，农民参政议事的事务范围也越来越广［3］。

2.政治参与在深度上逐步递进

一是参与的权利层级从低级转向高级。随着村民自治的普及，农民开始切实享有村务的自主管理权力。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和部分地区的乡镇长直选，使农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得以扩大。

二是参与的动机从被动转向主动。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动机趋向多元化。除了传统的经济利益，农民对公共秩序、公共设施建设的关注程度也在增强，农民政治参与不再是“走过场、随大流”的“被参与”，而是转为自主性强的有意识主动参与，其参与议事的理性化程度也有了一定提升。

三是参与的层次从表层转向深层。当前农民对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认知程度普遍加深，在参与过程中多数人不再是盲目的跟从，而是经过思考过程做出最终决定，农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

3.政治参与的有效度不断提升

农民政治参与有效度作为参与广度和深度在结果层面上的最终体现，对整个政治参与体制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体现出农民对整个政治参与体系的认可度。

一是农民满意度逐年提高。近年来，农民对村民自治以及各级政府和组织出台与贯彻中央支农惠农政策，对于自身参与政治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的满意度逐年提高。

二是政府响应度不断提升。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响应渠道也在不断扩宽，一些政府部门纷纷在网络上创建网站，通过网络搜集民众意见。这些新兴渠道有效地保证了民众表达个人意愿的权利，也极大地提升了政府对民众的响应效度。

三是农村民主化水平显著提高。近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行，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逐年升温，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广大农民从只是关注生活到开始关心政治，这都说明农村民主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三、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也有其各自的原因。

1.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是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和途径相对单一。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开始由过去的集中和简单转变为如今的形式多样。但相对而言，科技含量较高的政治参与方式仍然不够普及，而农民群体政治素质低下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参政渠道。

二是农民政治参与边缘化现象未能消除。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主动或者被动地向政治参与发展主流的反方向移动、变化，甚至逐渐被主流所忽视，这样一种状态被学界称之为边缘化现象。目前，就整个农村政治生态来看，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部分农民工群体和农村妇女群体身上。

三是农民政治参与的整体影响程度较浅。一般而言，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有许多制度化渠道和方式，农民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需要具体的载体，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不能有效地表达农民的政治意愿，在当下我国农民参与政治的程度依然比较有限。

四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理性化提升程度不够明显。从2001年以来我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村民参与投票率均在90%以上，而对于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农民却表现出相对冷漠的态度。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8年的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显示，受访人在过去五年中参加县、乡人大代表选举的情况是75．0%选择“最近五年没有举行过选举或者不记得参加过选举”，14．6%选择“投过票”，10．4%选择“没投过票”［4］。可见农民在政治参与上具有明显的功利性。

2.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是经济落后与生活贫困抑制了农民参政意愿。目前我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多数经济依旧比较贫困。许多农民为了赚取较多的经济报酬不得不离乡进城务工，客观上增加了参政的成本和难度。农村经济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相对贫困导致许多农民既无闲暇时间又无经济条件进行正常的政治参与。

二是封建政治文化束缚了农民的政治思想。封建的政治文化影响着农民的政治选择，束缚了农民的政治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部分农民对政治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枷锁当中，缺乏基本的民主意识。

三是教育文化水平落后制约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当今我国大部分农村整体教育设施与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许多农民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思维和技能，多数政治参与活动仍然停留在低水平阶段。

四是信访机制不健全妨碍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当前，许多农民借助信访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然而由于我国现有的信访制度缺少对信访人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定，缺少对信访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行为的规定，缺乏处理信访问题的工作程序、细节的实施细则，各相关职能部门关于信访事项受理及办理程序又存在不小差异，致使许多从事信访活动的农民的政治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四、提升农民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路径和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正值关键时期，如何运用有效的对策与路径，切实保障农民政治参与体系的高效运作和稳定发展，成为当下应慎重考虑的问题。

1.搭建农民政治参与相关平台

构建农民政治参与平台可以为农民提供相对稳定的政治参与场所，还能为农民提供相关的政治信息，为其进行必要的政治沟通提供便利。首先应通过建立农村群众活动中心，为农民群众提供交流与沟通的活动场所，为农民政治参与知识与技能的提升打造活动空间。其次应构建覆盖全体农村的政治参与网络平台，为农民获取更多的政治文化信息与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参与效率提供便利。最后要深入推进和完善农村议事恳谈会制度，在法律法规上明确其与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两委”的权力关系，将议事恳谈会在村民民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真正落实。

2.扩宽农民政治参与管道

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是农民意愿能及时准确传达到政治参与体系的路径保障。农民政治参与管道的扩宽，有助于高效地传达民情，疏导民意。

一是创新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方法。要在现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框架内，在坚持合法与便民的原则基础上，不断创造出更多、更新的政治参与管道。当前，应通过开通热线电话、手机短信、微信等交流平台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便捷的政治参与方式，同时注重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二是完善和加强制度化参与。农民政治参与途径的扩宽可以适度吸纳合理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进入正式的制度体系范围内，充实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当前，要对农村的各种集会、专业合作组织的活动、农民群体的上访等等进行引导、规范和完善，有效地拓展农民政治参与的管道。

三是培育与规范农村民间团体。“要积极培育以行业为先导的农村团体、协会等农民组织，创造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途径。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同时转变政治、农业、经济、技术部门的职能，建立国家、集体、农民及其合作组织相结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5］基层政府应积极支持农民的组织化建设，培育与规范农民组织。

3.完善农民政治参与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在众多影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之中，制度设计的不足和缺陷仍然是制约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

一是完善信访制度。当前的信访制度法律位阶比较低，缺乏统一的立法，信访法律可操作性弱，信访机制与其他法律机制又无法衔接，这使得信访制度在法律层面无法得到硬性支持。实际上当前的信访部门只是充当了民意向相关部门传达信息的中介作用，其自身的地位决定了信访部门的权力十分有限。

二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村民的自治程度，不仅要在经济“放活”，更要在政治上“放活”，让乡村治理的事项进一步细化，议事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要完善自治的方式内容，坚持以村民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民主自治制度，即便是紧急和特殊情况下，村班子确不适应时，也要由村民决定是否提前换届，而不能外部替代。

4.促进农民政治参与由表及深和纵向发展

农民政治参与的纵向发展，就是要让农民参政议事的内容更广，让农民参与政治所涉及的权利层级更高，让农民参与政治的自主性更强。在现阶段应加快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进程，着力进行农村民主法制教育，逐步培养农民独立的政治人格，促使其理性地参与农村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一是要破除农民对封建政治的迷恋和对金钱拜物教的诱惑;二是要提高农民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认知，使其政治参与逐步向理性化方向递进;三是要加强对农民政治参与的规范与引导，杜绝非理性和粗鄙化的政治行为，确保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符合农村政治发展目标。

［1］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房 宁，史为民．中国政治参与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9．

［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298．

［4］史卫民，郭巍青，汤晋苏，等．中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历史发展与比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7．

［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