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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者及篇章结构略考

2014-04-03陈华波

关键词:孔门门人曾子

陈华波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06)

《论语》作者及篇章结构略考

陈华波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006)

《论语》不是纯粹的由一人或者一个团体编定完成,不管是孔门弟子,如仲弓子夏子游,还是孔门再传弟子,如曾子或有子的门人,抑或是子思,实际上《论语》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并不是说,《论语》完全由散乱的语录在不同时代结集起来,而是由主体文本与附属文本组成的。这个主体文本就是仲弓子夏子游子张子贡有子等人在孔子逝后,召集众弟子完成的;而附属文本则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语录以及其他孔门弟子语录。

《论语》;作者;主体文体;篇章结构

一、引 言

有的学者认为只需了解《论语》是经过历代逐渐形成的即可,而无需去过度考证《论语》的作者及编撰过程。实际上,不同作者的思想是不同的,就是同一个作者在不同时期的思想也不尽相同。孔门弟子思想更是各有差异,正如韩非子所谓“儒分八派”。如果不对《论语》作者加以考证,一概接受,就会导致对孔子思想的误读,以至于将孔门弟子或其他人的思想作为孔子思想来对待。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子论道”:

《论语·里仁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篇“曾子论道”颇具传奇色彩,有类似佛祖拈花一笑之意,后世所谓的传法故事亦如是,而这里的曾子似乎也俨然以继道者自居。但是我们细加思索,仍觉得里面有些问题。

首先,曾子在当时孔门弟子中既不算德性高尚,也不算聪慧过人,孔门十哲中并无曾子,并且《论语》也记载了“参也鲁”的评价。何以孔子此时会跟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竟回应“唯”,似乎早已了然于胸?此外,在《论语》中不仅记载了樊迟多次问仁,而颜渊、子贡等人对何谓仁似乎也没有非常确信的答案,何以曾子对夫子之道如此笃定?

其次,据《史记》记载,通过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的考证,曾子在孔子死时才27岁,此时其年纪更小,何况在孔门弟子中曾子已属晚进,在当时的群弟子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威望和势力。何以孔子出去后,门人(这里的门人显指孔子门人,而非曾子门人)竟会追问曾子,似乎是孔子传法曾子后,门人弟子等候聆听曾子的教导,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样的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后来曾子的门人为了凸显曾子地位,伪造了这一段故事,而其中的“忠恕之道”,大概是曾子后来的成熟思想,曾子的门人弟子对此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这只能是曾子的思想,而非孔子的“一贯之道”。

这种错误谬种流传,直到唐代仍是如此,《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帝问:孔子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帝称善。”《后汉书》卷二〇《祭遵传》:“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唐代李贤等注引《论语》:“孔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要既死而后已。”唐人李贤等注引《论语》:“孔子曰:‘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显然他们都把曾子说成了“孔子”,这表明孔子思想遭到混乱的表述。

二、前人观点及其矛盾

关于《论语》的作者问题,主流观点有两种,一种是认为《论语》是孔门弟子编撰的,另一种认为是孔门再传弟子编撰的。还有的认为是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的。这一部分很多学者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下面逐一辨析。

(一)孔子弟子编撰说之得失

这种观点具体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出于众弟子之手;一是认为出于个别弟子之手。第一种观点如《论语集解序》中所说:“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第二种观点如郑玄《论语序》所说,《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清翟灏认为子游、子夏之外,子张也是记录《论语》的人。他说:“圣门文学之选,游、夏特称……子游、子夏之预撰《论语》,征《谶》言宜亦谓然……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张与游、夏同也。《论语》第十九篇,附记群贤之言,子张、子夏、子游为多,而张居首……且‘子张书绅’,明见《语》中,则游、夏外应更数子张为记录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张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别本?”

另外,宋胡寅《论语详解》认为《宪问篇》乃原宪所记,因为弟子一般称字,而此篇一开始就说“宪问耻”,称名,故为原宪自记。

当然可能还有“牢”,《子罕篇》曰:“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这里也是只称名,不称字。

但是上述说法都明显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论语》中有描写曾子死时的状况,而此时孔门弟子大都已经去世,所以不可以是孔门弟子记录的。退一步说,至少关于曾子这一部分的言行是不可能由孔门弟子记录下来的。

(二)孔门再传弟子编撰说之得失

还有一种较具影响力的说法是认为《论语》由曾子弟子编撰而成,柳宗元在《论语辨》中说: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至于为什么有子也称“子”,柳宗元认为这是因为“孔子之没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

由此,程颐等则进一步主张为曾子、有子的门人所共撰。据《二程语录》记载,伊川曰:“《论语》,曾子、有子弟子论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

另外,《论语》中除曾子、有子外,闵子骞、冉有在个别地方也称子,所以有人认为也应将二人的门人算在《论语》一书的编撰者中。

应该说,上述观点逐步从根据传闻转向根据文本来判断《论语》的作者,这是一个进步,但这些说法仍有矛盾之处。为方便起见,下面依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的篇次来做一分析:

(三)有子与有若并存

在《论语》中,有若并非全部尊称为“子”,在《颜渊篇》中,有若就并未称“子”,这表明《论语》并非是有若门人编撰的,否则会显得非常不合理。

1.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1.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12.9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四)曾子与有子并存

如前所述,程颐认为《论语》的编撰者是有子和曾子的门人。

但是,《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虽然不必确如其事,但曾子和有子或者说拱有子上台的子夏子张子游一派确实存在矛盾。而《史记》记载有若不能对弟子问,因而撤座之说,显然两派的斗争已趋于激烈。因此,有若和曾子的门人是不可能一起参与编撰的。显然也不是曾子的门人所一力编撰的,有曾子则无有子,有有子则无曾子。

(五)编撰重复出现

(1)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17.17)

(2)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11)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4.20)

(3)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9.18)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5.13)

(4)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6.27)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2.15)

(5)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4.26)

(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1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14.30)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15.19)

(7)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3.15)入太庙,每事问。(10.21)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8)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9.25)

《论语》中出现这么多几近一模一样的话语,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论语》确如上文所述,是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定的,那么他们也太不用心了,以至于重现这么多的矛盾和重复而不自知。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论语》并非由一人或一个团体编定的。

至于很多学者认为《论语》是由子思最后编定的,那么也很难解释《论语》中出现的诸多矛盾。

在论证《论语》是由子思最后编定时,很多学者会引用《孔丛子·公仪篇》中的记载:“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对此,笔者认为我们也可以认为穆公所谓的“记夫子之言”乃是指《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相传为子思所作诸篇中的“子曰”,而非《论语》中的“子曰”。

还有人引用《坊记》中的《论语》一名来断定《论语》是子思所编定。《坊记》曰:“子云:‘君子驰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其惟不言,言乃欢。’”但是,假若《论语》真是子思所编定的,那么直接引用“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即可,何必要标上自己编定的书的名称呢。事实上,《论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被称为《论语》,而是称为《传》、《记》、《语》等等。

至于说传为子思所做的《中庸》与《论语》中的思想非常接近,那么也只是子思比较了解乃祖的学问,而不能由此直接断定《论语》是子思所编定。不然则《论语》尽为子思之义矣。

另外,如果因为曾子称“子”就认为《论语》是曾子弟子所编撰,那么《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又作何而论呢?显然我们不能说《礼记》是曾子门人所编定的。实际上,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应该说《论语》并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团体编定的,而是多种文本汇集起来的。

至于黄怀信等人编撰的《论语汇校集释》认为参与执笔定稿的是原宪、曾参等人,且增订者是曾子门人,排除了子夏、子贡、宰予、冉有、公西华、樊迟等人,因为《论语》中有批评他们的言论。这一理由看似合理,实际却自相矛盾,因为《论语》中也有批评曾子的话,而且批评子夏、子贡的话并不一定就是由最初编撰者所编入的,极有可能是后来窜入,因此并不能就此排除子夏、子贡等人。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中存在着诸多矛盾,而这些矛盾并不能通过《论语》的编定得以解决,不管它的编定者是孔门弟子,如仲弓、子夏、子游,还是孔门再传弟子,如曾子或有子的门人,抑或是子思。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论语》并不由一人或者一个团体编定完成的,而是层累地造成的。所谓“层累地造成”并不是说,完全由散乱的语录在不同时代结集起来,而是说由主体文本与附属文本组成的。笔者认为这个主体文本就是仲弓子夏子游子张子贡有子等人在孔子逝后,召集众弟子完成的。而附属文本则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语录。由于孔门弟子逐渐去世,曾子晚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经过子思、孟子的大力推崇,使得后人将曾子和孔子的学说混在一起,这一点就体现在《论语》文本的形成过程中。荀子曾对这一现象进行抨击,他说:“(思、孟)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那么如何进一步确定哪些是主体文本,哪些是附属文本呢?这涉及到《论语》的篇章结构问题。

三、《论语》文本的篇章结构

为了确定《论语》中的主体文本与附属文本,我们首先采用文本还原的方法。所谓文本还原法,就是将可能篡改或增删的文字悬置起来,先研究没有疑义的部分。具体到《论语》中,就是将曾子等人的语录先行悬置,着重考察孔子本人的言行事件。用这样的方法,我们试着去看论语的篇章结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论语的编撰是否有一定的思路,也就是每一章是否有一个主旨。对此,黄克剑教授在《<论语>的义理旨归、篇章结构及与“六经”的关系》一文中写到:“《论语》近五百章分二十篇辑录,各篇章数不等,但每篇都有一约略可寻之大旨或牵系诸章的主导线索。”[4]这跟很多学者认为《论语》的章节没有固定主旨是恰好相反的。笔者认为黄克剑教授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论语》的主体文本中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章节思路。为方便起见,下面依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的篇次来做一分析。

学而篇第一:共16条语录,悬置1.2、1.4、1.7、1.9、1.10、1.12、1.13 七条语录,其中 1.2、1.12、1.13为有子语,1.4、1.9为曾子语,1.7为子夏语,1.10为子贡语。可以看出,本篇大致的主旨是“论学”。

为政篇第二:共24条语录,本篇大致的主旨是孔子“论政”。

八佾篇第三:共26条语录,其中3.24为仪封人语,不置可否。本篇大致的主旨是孔子论“礼乐”。

里仁篇第四:共26条语录,悬置4.15、4.26两条语录,其中4.15为曾子语,4.26为子游语。本篇大致的主旨是“论仁”。

公冶长篇第五:共28条语录,悬置5.13、5.14,其中5.13为子贡语,5.14为子路事,5.26可以看出,本篇大致的主旨是孔子评价诸弟子及时人。

雍也篇第六:共30条语录,悬置6.2、6.9,其中6.9为闵子骞语,可以看出,本篇乃继续《公冶长篇》,大致的主旨仍然是孔子评价诸弟子及时人,不过相比起来更侧重于叙述诸人自身的德行。

述而篇第七:共38条语录,其中7.15为冉有与子贡的对话,不置可否。本篇大致的主旨是孔子自评以及弟子对孔子的评价。

泰伯篇第八:共 21条语录,悬置 8.3、8.4、8.5、8.6、8.7,全部为曾子语。本篇大致的主旨是孔子述古圣贤之德,而诸条曾子语录与本篇主旨绝不相类,窜入的痕迹最为明显,由此可以看出《论语》的原初编撰在传世过程中受到不断篡改。

子罕篇第九:共31条语录,悬置9.7、9.11,其中9.7为牢的语录,9.11为颜渊语,本篇大致主旨为“弟子对孔子的评价及孔子自评”。

乡党篇第十:本篇主旨最为明白,全部是孔子日常执礼的记录。

先进篇第十一:共26条语录,本篇主旨是“孔子评价弟子”。

颜渊篇第十二:共24条语录,悬置12.9、12.24两条,其中12.9为有若语,12.24为曾子语。本篇主旨是“弟子问”,唯12.24是曾子单独的语录,与本篇其他语录不相类。从12.23来看,12.24的曾子语似乎是对12.23的旁注。

子路篇第十三:共30条语录,悬置13.14一条,为冉子语。本篇主旨是政事,包括弟子和时人向孔子问政,以及孔子对政事的看法。

宪问篇第十四:共44条语录,其中14.26窜入曾子语,这种情况与颜渊篇12.24相类似,是曾子对孔子语录的旁注,后窜入原初编撰的文本。本篇主旨是“孔子评价时人”。

卫灵公篇第十五:共42条语录,本篇材料比较庞杂,论仁,论礼,论政,孔子自评以及评价时人皆有涉及。

季氏篇第十六:共14条语录,本篇与其他诸篇最大的差别在于,不用“子曰”,而是用“孔子曰”,其用语亦不类其他诸篇,如所谓“三友”、“三乐”、“三愆”“三戒”、“三畏”、“九思”等,似乎不像是孔门弟子所编撰,疑为后人追述辑录所致。

阳货篇第十七:共26条语录,此篇部分同于上篇,亦有“孔子曰”,亦有所谓“六言六蔽”、“三疾”等,此二篇应该是后世据传闻所写辑入《论语》中。

微子篇第十八:共11条语录,本篇主旨是论古圣贤和时人的德行。

子张篇第十九:共25条语录,本篇全部为孔门弟子语录,记录了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和子贡的语录。如果除去曾子,子张、子夏、子游、子贡等人似乎就是编撰《论语》主体文本的召集人。

尧曰篇第二十:共3条语录,叙述“为君之法”以及孔子对“命”、“礼”、“言”的总结。

黄克剑教授认为:“大体说来,前十篇(从《学而》到《乡党》)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可视为《论语》的‘上编’,后十篇(从《先进》到《尧曰》)完成于‘上编’之后的另一编撰时期,可视为《论语》的‘下编’”。[4]应该说,上编整体上每一章节都比较整齐,主旨鲜明,而下编则显得有些杂乱,特别是从《卫灵公篇第十五》到《尧曰篇第二十》的最后六篇,有一些与其他篇章明显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 论

通过上文对《论语》作者和篇章结构的辨析,可以看出这里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清楚地显示出《论语》原初文本并不像今本这样杂乱无序,《论语》的每一篇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主旨,这些才是当时孔门弟子集结所编撰的原初的主体文本。尽管还是有部分篇章并不那么统一,这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是最小程度的悬置,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在原初的文本中,是有其自身的篇章结构的。由于传世过程中,不断地有附属文本的窜入,导致今本《论语》出现诸多矛盾之处以及重出、称谓等问题。

二是通过《论语》各篇的主旨来解读篇中章节的意义,比如《先进篇第十一》11.1“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一章节中的“先进”、“后进”历来众说纷纭,有解释为“进仕”,即做官,杨伯峻《论语译注》主此说。有解释为“进学”,即进入孔子门下,李零《我读<论语>》持此说。有解释为“文明教化”,即殷商旧贵族与周人君子的区别,李泽厚《<论语>今读》持这种观点。但是,如果这一章节确实属于《先进篇》的话,而《先进篇》的大致主旨是“孔子评价诸弟子”,这样李零的观点似乎更接近原初文本的意思。再如《乡党篇第十》最后一个章节10.27“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段文字很费解,历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有人怀疑它是脱误,但是如果这章确实属于《乡党篇》,而此篇主旨是孔子“执礼”,这样《论语集解》的注解“子路以其时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比较符合本篇主旨,而其他注家引申为“时机”、“时命”等等,恐有过度解读之嫌。当然如果此章不属于《乡党篇》,则另当别说。诸如此类,都为进一步诠释《论语》文本提供一些新的视野。

总起来说,《论语》是层累地造成的,先有一个早期版本,后来逐渐混入曾子等人的语录,最后形成今本的《论语》,而由于《论语》地位的逐渐提升,其中的一些矛盾之处,并没有做修改,全部保留了下来。这反而给我们考察《论语》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得以窥见儒家早期发展的过程。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陈开先.《论语》心读精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黄克剑《.论语》的义理旨归、篇章结构及与“六经”的关系——我之《论语》观[J].哲学动态,2011(6):20-26.

[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64-86.

[6]黄怀信.论语汇校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A Study on the Auther and the Text Structure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HEN Hua-bo

(Institute of Philosophy,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as not completed by one person or group,neither Confucius'disciples or his disciples'disciples.It is actually a work created through a stratum accumulation.This is not to say it is a compilation of scattered quotations from different ages,but it is composed of a body text and some attached texts.The body text is completed by Zhong Gong,Zi Xia,Zi You,Zi Zhang and Zi Gong and other disciples after the death of Confucius.The attached texts consists of quotations from Ceng Zi and other disciples of Confucius as recorded by Ceng Zi's disciple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 author; the body text; text structure

B 222.3

A

1001-4225(2014)03-0089-05

2013-01-17

陈华波(1987-),男,浙江温岭人,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汪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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