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洁伟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15633）

论沈从文的“死亡体验”与“人”的自觉

林洁伟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15633）

沈从文笔下存在大量死亡和杀戮现象，他靠着敏感多思的性格，以富有感性的笔触写出了人生的偶然性、有限性，也写出了人性的残酷面。这些素材来源于他的边城乡村生活和军旅生涯的丰富经历，来源于沈氏独特的“死亡体验”，并由此走向自我生命价值的思考，进而反思杀戮，反思历史，实现个人的觉醒和完善，从中见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原点，以及他逐渐走向艺术成熟的内在根源。

沈从文；死亡体验；“人”；贫病生活；杀戮；历史反思

一、由死亡引发的生命感悟

1917-1922年之间，沈从文在军队中见识了各种杀戮流血事件，也阅读了大量线装书籍，这给他的写作生涯带来了深刻影响，这些作为写作素材进入他的文学世界，构成他文学建构的重要成分。但是，是什么促使沈从文毅然只身离开熟悉而安逸的军旅环境，而投身到叫人茫然无助的陌生北京呢？金介甫在《沈从文论》中说“他受不了屠杀”。[1]但是，在笔者看来，沈从文受不了屠杀的原因在于他对原有生活产生了厌倦感，而并非因杀戮行为本身所造成的精神冲击。试看他在《从文自传》中所描述的辛亥革命时期看到的场景：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竹子作成（就是把这些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的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稀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叔父问我：“小东西，你怕不怕？”我回答得极好，我说：“不怕。”……我并不怕，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2]269

自小被“一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的东西”培养出来的“不怕”心理，后来军旅中的杀戮哪里还能让他产生恐惧，会让“他受不了”呢？作为“看客”的他，实际上对“杀戮”没有切身的“痛感”。那么是什么让沈从文决定放弃军队中的权力和前途，放弃祖传的“将军后人”梦想的呢？沈从文自述为，“五四余波”的影响让他开始了探索人生之路，这无疑是可信的。1934年写就的《从文自传》中回忆他接触了“五四文化运动”的产物《创造》《新潮》等刊物之后，产生的心理变化：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2]362

理性自我的觉醒让沈从文产生了寻找生命意义的念头。但引文中那种“为社会”、“为大多数人”的冠冕堂皇的说辞，却淡化了这一极具“个人”意味的抉择。在小说《一个大王》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或许更具合理性：“每天依然是吃喝，依然是看杀人，这分生活对我似乎不大能够满足。”“五四余波”诱发了沈从文对原有生活的厌倦感。对于“看杀人”如同“吃喝”一样已使他在习惯中麻木了，当他发现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时，便有了向外扩张生命的强烈愿望，对军旅生活之外的陌生世界充满了憧憬和遐想。这才是沈从文真实的生命形态：一种自我苏醒后的对外扩张欲，对陌生世界充满好奇，渴望去理解与尝试的“不安分”心态。“人既必死，即应在生存时知所以生。”[3]这时候知识储备已经形成，而因“死亡”的出现，让沈从文顿悟到了某种生命的无常和偶然，让那份渴望扩张的不安分感顿时强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生命的有限性直接促使他走向探索生命意义之路。

正如凌宇所说：“促使他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命运进行严肃的思考”[4]418的是自己的大病，以及好友陆弢的突然溺亡。一个濒于死亡而复活，一个却在勇猛中意外死去，二者结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死亡的威胁。生命的短暂性和有限性，促使沈从文开始了“认识自己”的思考，开始了生命意义的追寻。“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在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到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2]364沈从文对富有前途的军旅生涯产生了生命意义层面的根本质疑。

眼见大量杀戮，并不能给沈从文带来心灵震颤，而陆弢的死却实实在在地给沈从文以打击。①1926年，沈从文发表《记陆弢》一文回忆与陆弢的友谊；1981年，沈从文再次阅读该文，加了后记：“一九二一年夏天，这位好友在保靖地方酉水中淹毙。时雨后新晴，因和一朋友争气，拟泅过宽约半里的新涨河水中，为岸边漩涡卷沉。第三天后为人发现，由我为埋葬于河边。”可见，沈从文对此事印象之深（见《沈从文全集·第一卷》第319页）。这可看成其探索生命意义的一个原点。生命的偶然性、无常感开始滋生，并贯穿了他20多年的文学生涯。沈从文早期的文学创作，“除了自然景物、民情、习俗的外在风采，实在看不出什么深一点的蕴含”。[4]186但是，这种生命的偶然性却始终相随，一种难以说清的神秘力量总使美好的年轻生命在有所企盼的欢悦中戛然而止，以意外造成一种悲剧性，留下一阵悲凉。难以确切地说这源于陆弢之死；但无疑的是，这个青年的意外死亡直接引发了沈从文对人生道路的思考，而一个个年轻生命意外凋亡的现象也在沈从文早期作品中明显存在。

《初八那日》写作于1927年。小说开头便点明初八是个热闹的接亲多的周日，而在锯木厂里拉锯的七老也因时断时续的喇叭鼓乐声而“得意的微微笑”，因为今天也是他“定了老婆”的日子。年轻的七老想把心中的喜悦和欢欣与四老分享，却因年轻人的羞涩而欲吐还休，于是绕着弯儿从“初八是好日子”谈起，以引起四老的好奇与追问。他有一种发自肺腑的愉快和满足，对美好生活充满企盼和展望。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娶妻生子，是平凡人生轨道上必走的步骤，七老便是按着这个步骤走着，并享受着生命的乐趣。四老即使没能娶妻，其内里也渴望着这好事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以至于对七老的定亲表示祝贺之余，尚有一丝嫉妒的“愤”。至此，转折出现了——死神不期而至。不管是时至中年的能干的四老，还是“脸皮”也嫩、“心”也嫩的七老，都死在了突然下坍的木头之下。“没有功夫走，没有功夫喊，两个人，就全为突如其来的呆气力打闷了”，于是两个活泼泼的生命顷刻间结束。“七老手中还捏一个锤，四老的烟则已跌在一旁熄灭了。”刚刚还充满希望地谈论婚嫁和未来，刹那间一切都破灭了。他们刚进行的富于生活情趣的对话，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惧怕也都付诸东流。生与死地强烈对照，不得不叫人深深感喟：这人生何等无常！

小说在充满喜悦的氛围中开始，却在死者的腐臭中结束，生命的悲哀尽在这篇小说中显现。死亡的突然降临，生命的渺小和脆弱暴露无遗。小说透露出沈从文对人生世态的敏锐把握，文字背后透出一种希望，以及希望破灭之后的绝望和孤独。类似的，如小说《石子船》《山道中》《旅店》《三三》《边城》都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死亡的体悟，有着对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怀。而1921年陆弢溺亡，1931年好友徐志摩飞机失事和胡也频被捕被杀，1933年丁玲之死（传闻），1934年母亲去世……这些突降的死讯都给他带来悲伤与痛苦。亲友的死时刻提醒他生命是短暂而无奈的，年华易逝的威胁引发他的惆怅和抑郁，逐渐让他陷入了追求“生命永生”的玄思。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对妻子张兆和说“我直到如今，总还是为过去一切灾难感到一点忧郁。便是你在我身边，那些死去了的事，死去了的人，也仍然常常不速而至的临近我的心头，使我十分惆怅的。”[5]因灾难、死亡而感到惆怅忧郁，失去的人和事总纠缠着敏感多思的沈从文，冲击着他的神经，让他难以平静。沈从文作品中有一种沉重的忧患感，它来自对失去的过往的怀念，也来自命运无常而产生的无奈和忧愁。因死亡不可避免，时刻威胁着生命，让沈从文检视自身存在的意义，思考自己的生命。

二、贫病中的“死亡体验”

“死亡既让个体遭受到人身无意义感的恐惧，也会威胁到社会赖以组织起来的根本预设。对于日常生活中通常采取的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向来如此’的立场，死亡也构成了彻底的置疑。”[6]从“理所当然”的生活惯性中苏醒过来，带着对军旅生活的彻底质疑，沈从文坐上了奔赴北京的列车，踏上了寻找生命意义的长期旅途。

然而，初到北京的沈从文陷入了穷困潦倒的窘境中，饥饿与疾病纠缠着他，“死神”再次向他招手，让他时刻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到北京两年后的冬天，郁达夫去看望他时，其悲惨可怜的物质环境还是让郁达夫落泪。沈从文怀着大学梦而来，得到的却是遭拒后的失望，“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7]唯一可做的是不停息地写作，通过写作来获得生存的可能和希望。直到1930年，除了那些颇带温爱的忆往文字，“死”与“自杀”这样的字眼还时常出现在他那些略带自叙传色彩的作品和朋友往来书信中。

1928年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期写的作品也难脱这股郁达夫式的情绪。《不死日记》《中年》两篇作品都以日记体写出了一位青年作家陷入了没有金钱、名誉和女人的窘境中，因求而不得造成的焦虑感和失落情绪。《不死日记》中作者写到因缺钱使得重病的母亲得不到医治、年少的九妹得不到好的照顾，让主人公深受内心的煎熬。于是想到了自杀，想到了以死来摆脱困境，这是物质生活条件严重匮乏所造成的死的威胁。作为对现实的回避和摆脱的方式，“我”在作品中宣泄自杀、死亡的渴望，但当他理智地念及自己死后，“妈是活不了，妹是读不了书，无依无傍的呆在这地方，这一家完了”时，“趋死”的念头也就稀释了。

《中年》是一个未曾单独发表的作品，从日记的日期上看可视为《不死日记》的续篇。“我”这样想着“疲倦的进击，使我放下了一切，淡漠的悲愁着自己的死亡。假使能死，或不自意的真会忽然的死去，我的事，给人的趣味大致比给别人的悲哀为多”。叙述者给自己找到了种种寻死的理由，“无端想起的是我仿佛只有自己死了一个办法为好。且比较，称量，死是于我纵属无益也可以说无害的。至少我从此得到了一种轻松。我像是扛着了什么东西太久，而这责任因了年龄的向前也仿佛益发沉重的。只有死可以救我的。”“我”意识到了死的益处——从死中得到解脱。可是接下来，“我”还是不得不说“假若妈这时不要我，妹也不要我，就可以大大方方死了吧。”“我”始终没办法决绝地采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求得安逸。无论是《不死日记》还是《中年》都可以看成是对自己生活困境的写实作品，九妹、罗念生、胡也频、丁玲等人的名字都曾出现在作品中。这些作品明显带有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味道，其中更有郁达夫的“生非容易死非甘”的无奈心情所在。

1930年发表的小说《楼居》中，写到了“我”生病的母亲在没有钱治病的情况下，念念不忘回乡待死，看着亲人深受病痛折磨，“我”也时刻受着心灵的谴责和煎熬，“不拘什么时候对这生活我都厌倦了。我有时，捏起笔想了半天：一个故事没有想出，就只写上自杀了自杀了字样，仿佛觉得我一自杀一家就超生解脱了”。“我”因生活的窘境而想到了自杀；然而，终于还是没有走向极端，而是制造一个个谎言应付家人的“回乡梦”。沈从文在1928年12月4日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到自己“目下情形，实在窘中，北平方面亦非钱不行，且因上月欠人钱太多，实有非还不可之势力，……因穷于对付生活，身体转坏，脾气亦坏，文章一字不能写。”为了钱，沈从文打算将自己的作品低价卖给书铺，并为此“不名誉”事情而感到“把我天真及其余美德毁灭完了”。[8]12此时，沈从文正只身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母、妹留北京，仍需他寄钱照顾。这和小说中的主人公处境和心境完全相同。

在此期间，沈从文与王际真书信往来频繁。一种对现世的厌倦感跃然纸上，“趋死”的情绪始终存在：

上海近来冷起来了。我发烧到不知多少度，三天内瘦了三分之一，但又极怕冷，窗子也不敢开。无事作，坐在床边，就想到假若我是死了又怎么样？我是没有病也常常这样想的，大约彻底说来，就是人太不中用的原故了。（1929年9月15日）[8]19

我流鼻血太多，身体不成样子，对于生活，总觉到勉强在支持。我时时总想就是那样死了也好，实在说我并不发现我活的意义。（1929年10月19日）[8]21

文章写也永远不会好的，画也不再画了，玩也无味，做事也无味，我是常常想我活到世界上是很可怜的，因为不高兴活了，也仍然不能死。（1929年11月7日）[8]20

不做事，我就想，死了倒好，且总想摔家伙或逃到无人处去，究竟又不能逃，又不能摔一样东西，所以心里把气一闷，行为日益像呆子了。（1930年1月18日）[8]42

心里像根萧条，想到死，寻不出结论。一个人不可堪的寂寞，结果胡乱走，坏身体只益变坏，什么事也想不通，什么事也不能作。（1930年4月3日）[8]60

书信中沈从文正宣泄着被生存压力逼迫着的无奈和焦虑，一种在贫病威胁下处于死亡边缘的“歇斯底里”状态。但是，沈从文依旧在死亡的边缘坚韧地活了下来，他没有自杀；也没有走向郁达夫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设想的路子：回湘西；当兵；做贼。那么，到底是什么精神力量给予沈从文如此坚强的毅力，让他走出死亡威胁的困境？

沈从文通过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对亲人的牵挂。但是，回湘西当兵不是更能为亲人谋得物质资料？为何在大城市忍饥挨饿地写作？沈从文在1946年发表的《从现实学习》中，引入了一个亲戚与他的对话，说明了来京的意图：“我来寻找理想，读点书”。乡下的愚蠢残忍、腐烂堕落让沈从文看不到希望，“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我厌恶了我接触的好的日益消失坏的支配一切那个丑恶现实。若承认它，并好好适应它，我即可慢慢升科长，改县长，作厅长。但我已因为厌恶而离开了。”[2]374这是沈从文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生活状态的原因。而亲戚的话让沈从文印象深刻：“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2]325沈氏战胜死亡的秘诀正在于对个人信仰的追求，表现的正是理想支配下的勇气和奋斗精神。

做贼、当兵、回湘西……只能让沈从文回到原来的非满足状态，回到他所厌倦的环境里。而沈从文在写作中找到了生存的意义，在他看来，想象的世界比现实更能让他满足。对存在意义的追寻，一种从内在自我生发的对外扩张欲，支撑了沈从文创作早期的整个生活。沈从文通过虚构的文字世界来应对生命有限性，然而，1920年代贫病的威胁没能给他留下足够的“余裕”去反思。沈从文也尚不具备反思青少年经历的精神储备，他还是一个真正的乡下人，在融入北京都市生活的过程中还未拥有以“乡下人”自我标榜的能力。沈从文明显没能把握住个人存在的根本因由，他的那些“趋死”的直露表达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并未通达生命的深处；当他以亲人的生存作为苟活的根据时，更显露他思考的欠缺。

三、杀戮：从回顾到反思

沈从文亲历的各种杀戮行为必然成为其写作初期的首选素材，他对杀戮的书写经历了从简单回顾到深刻反思的过程，也正体现了沈氏个人自觉的生命历程。他只要将杀戮砍头的“神奇”经历展示一番，便能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获得让人震惊的效果。发表于1927年的小说《入伍后》中“我”是一个刚入伍小兵，带着少年的贪玩野趣，仍保有一颗单纯易感的心，明显带有作者的身影。“我”在军中享受清闲、玩乐的生活，看守那些“不该杀又不能放”的“肥猪”，“他们的罪过只是因为家中有了钱而且太多”，于是军中借这批人的赎款来筹军饷。年轻的“我”与一个叫二哥的犯人成为好友，当二哥被释放出去，“我们”还指望他回来投军时，却传来了二哥被杀的消息。小说写到“头和手脚却已被有用刀解了下来束成了一处，挂在一株桐子树上，显然是仇杀……”沈从文从不回避死的惨状，他描写了二哥被屠戮后的情状，也写出了“我们”对二哥之死的伤心以及怀念。然而，“我”伤心的是死者本人，而并不因令其致死的残酷手段而生发感触。从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友情，却没法感受到沈从文对死的方式——杀戮——的进一步思考。

与《入伍后》笔调相似的是《我的教育》，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砍头”的巡回展示。作者写到“兵士中许多人都觉得明天要杀人，是有趣味的一件事，他们生活太平凡单调了。要刺激，除了杀头，没有算是可以使这些很强的一群人兴奋的事了。”杀人行为成了欣赏取乐的游戏，不得不让人毛骨悚然。“人头挂得很高，还有人攀上塔去用手拨那死人的眼睛，因此到后有一个人头就跌到地上了。见了人头大众争到用手来提，且争把人头抛到别人身边引为乐事。我因为好奇就踢了这人头一脚，自己的脚尖也踢疼了。”沈从文“乐滋滋”地细致刻画了一场场杀人的刑罚，人们也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这一切血腥与暴力。“这人被杀大概也不什么很痛苦，因为他们全似乎很相信命运。”兵士们却因为杀人而有了生活的谈资，有了享受狗肉的理由。“杀了一个以后，我们大家全都像是过节，醉酒饱肉，其乐无涯。”甚至在谈笑间还夸起了被砍头者的勇敢，“这又转到民族性一件事上来了，因为如果是别地方的人，对于死，总缺少勇敢的接近，一个软巴巴的缩颈龟，是纵有快刀好角色，也不容易奏功的。”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残忍与不公，成了关于“民族性”中的“勇敢”表现。“屠夫”们是否有兴趣谈论“民族性”本身值得怀疑，但无疑这是对“勇敢”有特殊嗜好的作者所感兴趣的。“勇敢”地在屠刀下伸长脖子，成了值得赞赏的“民族性”表现，或许，也只有1920年代的沈从文写得出来。作者写到“我一个人怀着莫名其妙的心情，很早的又走到杀人的桥上去看。”“莫名其妙”写出的正是对杀戮的漠然。在这种日常见惯的刑罚中，“我”也逐渐感到了一种不满足，感到了生活的无趣，感受到了一种“凄凉”和寂寞。沈从文以一种对杀戮行为的“欣赏”姿态写出了一群“屠夫”的狂欢情景，笔调平和冷静，却难见同情与悲悯。虽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9]可我们却没能从这篇作品中读出多少“悲哀”来。只看到一个年轻人从对杀戮感兴趣到对杀戮表示漠然而产生了失去生活趣味后的寂寞感，如是而已。沈从文执笔之初便对杀戮进行了回顾，但这种回顾并没导向对杀戮本身的反思。如果对恶的展示不具备丰富批判性文化内涵，那就只能说是一场虚假的游戏了。

发表于1932年的《黄昏》是沈从文描写杀戮最为细致可怖也最富内涵的一篇，王德威甚至称“最能体现沈从文对砍头的独特视点的是《黄昏》。”[10]当小说写到刽子手执行砍头刑罚时，作者这样叙述：

一切布置妥当后，刽子手从人群中走出，把刀藏在身背后，走近犯人身边去，很友谊似的拍拍那乡下人的颈项，故意装成从容不迫的神气，同那业已半死的人嘱咐了几句话，口中一面说‘不忙，不忙’，随即嚓的一下，那个无辜的头颅，就远远的飞去，发出沉闷而钝重的声音坠到地下了，颈部的血就同小喷泉一样射了出来，身腔随即软软的倒下去，呐喊声起于四隅，犯人同刽子手同样的被人当作英雄看待了。……在一切人散尽以后，小孩子们就挑选了那个污浊的头颅作戏，先是用来作为一种游戏，到后常常互相扭打起来，终于便让那个气力较弱的人滚跌到血污中去，大家才一哄而散。[11]

沈从文对这造成死亡惨状，以及把杀戮当游戏的现象并不做强烈的谴责，甚至看不出任何主观情感的倾向，更多时候以一种原原本本的欣赏的姿态进行叙述，杀人者的生动语言和神态、杀人动作发出的声音、血的喷涌如泉，小孩子竟将血污的头颅当玩具……如此种种，无不是一种漠然的平静的精细刻画。然而这些被砍头者不是有筹饷价值的“肥猪”，而是无辜的百十个平民，多数是营长连长胡乱捆抓来的。人的性命被当成儿戏，随便就可以“牵出城外空地上砍了”。更让我们回味的是，杨天保在受刑之前还不忘叫砦上人帮他还村中漆匠五百钱的账务。这个纯真朴素的人竟被无辜地拉去砍头，在真与美被毁灭的同时，我们深感到一份同情与悲悯，不得不说这是沈从文精心安排的一场富于曲折性的悲剧。对杀戮的反思在这里显露。如杨天保一样朴实单纯的平民，便是以上引文中被砍头的对象。他们是善良朴素的人，而正是杀戮摧毁了人间的真善美。对砍头的描绘越是冷静细微越能冲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到了深刻的精神震颤。在《夜》（《沈从文全集第五卷·沈从文甲集》）中，也不乏此类描写，“割心肝的事我是一共看到过十一次的，还看到一个人把胆取出用细碎的银子从小管子里灌进去……”“朋友就走到妇人处去，如何把妇人的舌头勾出，割下携回来下酒……”等等无不叫人胆颤心寒。沈从文在小说中对此做了解释：

吃人并不算是稀奇事，虽然这些事到现在一同到城市中人说及时，总好像很容易生出一种野蛮民族的联想，城市中人就那样容易感动，而且那样可怜的浅陋，以及对中国情形的疏忽。其实那不过是吃的方法不同罢了。我是到了现在，还是不缺少机会看到某一种人被吃的，所以我能够毫无兴奋的神情气，来同到一些人说及关于我所见到的一切野蛮荒唐故事。[5]327

杀戮、吃人在沈从文看来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正如其在《湘行散记》中所说“这正像我另外一时，看过人类许多花样的杀戮，对于其余书上叙述到这件事，同样不能再给我如何感动”。[5]327他不为此感怀激烈，更无痛切谴责，而是将这残酷的行为以冷静的赤裸裸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好的文学并不止于显明的揭露和批判，更在于呈现人性中的“罪”“恶”与“丑”，并以理解、包容的心态给予同情（甚或悲悯）的谅解，而沈从文以冷静的叙述笔调将人性之丑恶、罪孽揭示出来，给读者以精神冲击。这是沈从文艺术成熟的表现。

沈从文从杀戮的残酷性批判引向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实行了对生存于这片土地的“人”的批判。军中的杀戮是非人的，而今城市中人的吃人行为，“其实那不过是吃的方法不同罢了”。在沈从文看来，历史并非直线向前，杀戮、吃人在这片土地上无处不在。即使地点从边城改为都城，野蛮之乡冠上了“文明”的标志，却也难脱其骨子里残忍、野蛮的品格。

至此，不得不提到沈从文两篇作品《刽子手》和《新与旧》，是同一素材的不同演绎。《刽子手》是一个别致的独幕剧。刽子手王金标在第一次执行杀头任务（或职责）之前不断练习着如何对被砍头者说话、如何砍下去、如何“逃”到城隍庙中等待县官的到来……从其紧张心理可以看出王金标对砍头任务的重视、认真，以及对死者的敬畏、对神鬼的恐惧。杀人是一个任务，是为了糊口的差事，也是一种仪式，它不只是古老制度下惩罚罪人的手段，还含有古老文化传统中对死者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一面，通过砍头之后到城隍庙的戏剧性对答和演绎，以严肃的仪式，来消解杀人行为的罪恶感。这是清廷时代的思维观念。

《新与旧》中刽子手杨金标的观念也是旧的清廷时代的观念，仍保有对砍头行为的庄严性理解，以及对死者的敬畏与恐惧。进入民国，军部玩起了“非常手段”，将杨金标叫去将两个年轻“共产党”斩首示众。在仓促慌忙如坠梦境的情境下，杨金标砍下了两个人的头后，依照老例低头跑到城隍庙案桌底下躲起来，等待县太爷过来“问罪”；然而，手持血刀闯进庙中的他却被当成杀人犯或疯子而险些被枪毙，后虽可免性命之虞，却还是被“胡胡涂涂痛打了一顿”。没有得到赏钱，更没能得到仪式上的精神谅解，小说最后写到他是“痰迷心窍白日见鬼吓死的”。

砍头从庄严的仪式变成了游戏。清廷时代，县官杀人依据的是律法，他也被伦理道德约束着，有他的道德底线，对杀人仪式持谨慎而严肃的姿态。当进入军阀混战时代，这种严肃性消失后，代之而来的是赤裸裸的屠戮。清廷时代，被杀者是“该死的”犯人，然而，杀人始终是罪恶的一种，有道德和神明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于是要在城隍庙中通过挨板子的“惩罚”来求得神明的谅解，以获得某种心理的平衡；进入民国，人们的观念改变了，原有的道德观念失去了约束力，军部砍杀共党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杀戮砍头成了常事，将斩首示众当成了一种游戏，对生命的践踏和蹂躏也完全失去道德底线。从旧入新的杨金标，未能适应这新的文化氛围，他仍倚靠旧的思维观念来获得生存的安全感。但军阀间的杀戮使人们见惯了生命的快速消逝，杀人者完全丧失了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正是因此，杨金标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不适之症。因砍头事件遭遇“心灵挫折”后，杨金标产生了难以释怀的心理杯葛和精神负担，这种心理的“落差”最后让他在诡异中死去。这并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向野蛮的退化。清廷时代以砍头作为刑罚，是残酷的，非人道的，但它是有理可依，符合伦理道德的；而进入民国，这种残酷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杀人不依据法律，也不符合道德，只是“玩笑”。沈从文通过“新与旧”的对比，提出了一个值得反思的命题：中华民族从清王朝走向民国是在进步吗？用子弹代替钢刀，我们得到了什么，而失落的又是什么？

顺着这个思路，沈从文通过《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作品写出了“现代”文明对古老风俗的蛮横破坏，讨论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复杂关系。“眼见到好风俗为大都会文明侵入毁灭”，沈从文以惋惜的心情对古老民风进行缅怀，对所谓的进步文明的入侵进行反思与批判。小说中师徒七人为躲避文明生活，逃进山中，追求山洞生活的自由自在，他们打猎、学习技艺、进行物物交换，他们唱歌、喝酒，过着无拘束的自由生活，他们拒绝官僚统治，拒绝现代文明的那一套体制。沈从文极力营造七个野人快乐、健康的生活氛围，以及他们给周边的人们带来的欢乐，最后以他们的被屠杀，官府对这一“乌托邦”的毁灭，实现了对一种残酷、专制的“假文明”的批判。

随着美好的“野蛮”生活的毁灭，人类的健康快乐生活方式也随着消失。然而，毁灭这一切的正是那自认为可以为人类带来安定幸福的“现代”文明，当权者使用暴力手段进行血腥镇压，他们正以“文明”为名激活真正具有野蛮性的文化因子。沈从文通过对赤裸裸的杀戮的刻画，对带着强势霸权和血腥气的“进步”文明提出了质疑。文明是人类所追求的，但专制的、扼杀生命的“文明”并不代表真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从对杀戮的回顾到反思，从对嗜血的麻木到清醒的批判，本质上是其自身走向个人自觉的过程。

［1］金介甫.沈从文论[M]//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409.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1985.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69.

［7］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N].晨报副刊，1924-11-27.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0］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M]//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885.

［1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On Shen Congwen’s Experience of Death and Human Self-awareness

LIN Jie-wei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 515633）

There are many descriptions of death and killing in Shen Conwen's works,who,with his sensitivity,writes about the contingency and finiteness of human life and the cruelty in human nature.These descriptions come from both his rich life experience in the country and in the army,and his unique experience of death,and they give rise to meditations on the value of life and reflections on killings and on history for the purpose of awakening and perfection.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Shen's works,the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f his literary writing,and the intrinsic cause of his artistic maturation.

experience of death； human,poverty； killings； reflection on history

I 206.6

A

1001-4225（2014）03-0040-07

2012-04-12

林洁伟（1986-），男，广东揭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韩山师范学院助教。

（责任编辑：李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