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素梅，丁忠明，刘银国，杨善林

(1.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2.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3.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4.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41))

1 引言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股权制衡与股权控制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能够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就影响范式、影响效果等问题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股权制衡能否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解决两类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以提高公司价值，学界对此一直不断研究和探讨，Pagano[1], Bennedsen[2]等关于股权制衡理论的研究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然而在大多数国家，股权并非高度分散而是呈现出相对集中的普遍态势。Shleifer和Vishny[3]研究认为适度的股权控制是必要的，因为大股东具有限制经理层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来谋取自身收益的动机和能力,这既能有效监督经理层的行为，又能避免股权高度分散下的‘免费搭便车’问题；而针对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部分学者认为在公司中建立股权制衡机制能够有效抑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1,2,4]。

关于股权控制与公司价值创造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丰厚，一种观点认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创造线性相关，既包含正向线性相关关系，也包含反向线性相关关系。如：安烨[4]运用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得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线性相关；而曹裕[5]、李亚静[6]等的研究结论则相反，他们认为公司价值创造与股权控制度显著负相关, 并且大股东控制产生的“损耗效应”是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根本原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