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德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钟林，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430074

目前的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降到了自中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一急转直下的形势，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日关系向何处去?钓鱼岛之争的前景与出路如何?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中日关系能否实现共生共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迫切地摆在了中日两国的面前。

2013年9月8日至9日，“跨文化对话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所)与“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共同主办，并由美国费泽基金会资助。来自日本东京大学、平成国际大学、横滨市立大学、姬路独协大学，中国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大学、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以及美国费泽基金会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出席了会议并致开幕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创新基地主任欧阳康教授担任大会主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中兼和津次，美国费泽基金会研究员米谢尔·谢特，新华社前驻日首席记者、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张焕利先后代表日美中学者致词。日本的矢吹晋、中兼和津次、德冈仁与中国的冯天瑜、胡德坤、徐水生、欧阳康、韩东屏、陈刚、张焕利等知名学者在此次研讨会的五个分会议上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日美中三方学者聚焦于会议主题——“跨文化对话与中日关系”的以下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一、现在及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

如何从总体上看待现在及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这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根本性问题，也是讨论中日关系进而制定改善中日关系政策的前提性问题。

(一)从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趋势看中日关系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胡德坤以《“和”为上，“合”为贵——现在及未来中日关系的最佳选择》为题作了精彩的报告，认为中日两国都需要一种大智慧，要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来思考中日关系的现在和未来，提出了几个总体思考中日关系的战略性问题:中日关系向何处去?从当前看，中日关系是战是和?从长远看，中日关系是分是合?基于中国的立场，提出了思考对日政策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第二，21 世纪世界发展趋势是走向合作与发展;第三，中日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此，得出现在与未来的对日政策建议是:第一，近期政策:“和”为上，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不影响两国的战略性发展。第二，长期政策:“合”为贵，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和”为上，“合”为贵，是现在及未来中日关系的最佳选择。

(二)从历史纵深维度看中日关系

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在《从历史纵深看中日关系》报告中，提出要从历史的纵深维度看中日关系，解决中日面临的问题时，要有更广阔、更深厚的历史维度，不能一叶障目。总体而言，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上，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应化干戈为玉帛。第一，两千年玉帛。中日关系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友好互动、互利的关系。第二，一百载干戈。日本特殊的自然条件让其有一种空间的生存危机感，所以当其国力强盛之时，就有一种向外扩张的诉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强大起来，成为非欧美国家的第一个现代化的优等生，就产生了强烈的对外侵略扩张欲望。第三，化干戈为玉帛。就日本方面而言，要深刻反省并解决历史和战争认识等问题，可以参考德国在二战后做了深刻的反省而得到法国原谅的做法，这成功经验应该作为解决中日之间百年干戈问题的一个范例。就中国方面而言，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谈中日关系百年干戈时渲染过度，而两千年玉帛讲得不够，这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突破点。总之，既要铭记“一百载干戈”，也不能忘却“两千年玉帛”，要善于和勇于“化干戈为玉帛”。

(三)从全球化视野看中日关系

欧阳康教授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中日关系及其未来走向》报告中提出，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每个国家都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思考中日关系问题就不能不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视野。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看待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大概不外是这样三种可能走向:第一种，走向僵持。目前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两国元首不愿正面会谈，难以达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这种僵持状态对中日双方都是不利的。第二种，走向恶化。钓鱼岛争端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导火线，如果钓鱼岛问题不能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解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甚至擦枪走火。第三种，走向好转，甚至最后走向一种共生共荣的状态。当然中日双方都意识到实现共生共荣面临很大困难，其将经历漫长的过程，需要各方的努力和配合。对于此次研讨会的中日双方学者而言，都希望能够促使中日关系逐渐走向和缓，甚至将来能够实现共生共荣，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和期盼。

二、中日文化的异同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研究中日关系，一般都是从中日两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来研究其发展进程的，但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分析上，深层次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深入探讨中日文化的异同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一)中日文化的异同

大部分学者都赞成讨论中日文化异同的必要性，以及承认中日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异同之处。欧阳康教授认为，讨论中日文化的异同十分必要，中日文化的异与同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哲学和历史角度考察中日文化，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同”:第一，共同的人性基础;第二，共同的东亚文化圈;第三，共同的中华汉字文化圈。中日文化的“异”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种的差异;第二，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方式的差异;第三，在东西方中文化定位的差异。

还有些学者从法律的观念、家的观念、文化心态等方面来讨论中日文化的差异。比如，中兼和津次教授指出，法和法律的观念，在日本和中国是不同的。日本的法律是明治维新以来从欧洲引进的，欧洲法律对日本影响非常大。但中国的法律观念，受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比较强，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观念比较晚。正是由于这个差异的存在，可能要影响到钓鱼岛问题，比如就“国有化”的概念来说，两国对其认识是存在差异的。

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日文化存在着相同和差异之处，但这种异同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判断，而非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中日双方都应该“求同存异”，多交流沟通，增强互相理解和信任，提升民族文化自觉，正如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文化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张焕利研究员在《跨越文化差异看今天中日关系》报告中，着重分析了文化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认为改善当前已降至冰点的中日关系，不能一味地强调两国文化的不同，而必须跨越文化差异看中日关系。提出了以下三个论断:第一，中日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集中于“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思想。日本的海洋性地理环境加之狭小的地理版图，使日本民族形成了“尚勇、开放、外向、好战”的民族性格。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于集团主义，吸收和创新并行是其典型特征。第二，文化特征下中日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和合文化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和而不同”。而日本“和”文化的灵魂在于强调整体利益和整齐划一，对内表现为强烈的等级观念和集团主义;对外表现为“强者支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的外交逻辑。第三，跨越文化差异才能改善中日关系。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是其重要原因，但其中也有本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背景。当前，应注意到由中日文化差异引起的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为此，中日两国要改变一些自己的价值判断偏差，求同存异，共同努力改善中日关系。

针对如何看待文化在中日关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韩东屏教授在《文化工具论纲》报告中认为，钓鱼岛争端是利益问题，需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文化只起辅助作用，不宜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文化工具论把文化看作人的工具，与那种较为普遍的把文化视为人之根本或民族之根本的文化本位论不同。这种看待文化的不同视角为考察中日关系开启了一种不同的思路。

三、全球化视野下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

如何改善因钓鱼岛争端而恶化的中日关系，无论从中日两国还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会学者就全球化视野下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一)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是历史留给中日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个难题。如何化解这个难题，进而改善中日关系?如何看待钓鱼岛争端的前景与出路?这是此次研讨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会学者们通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1．日本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站不住脚。与会学者们通过历史的、法理的等视角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展开了讨论，认为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确实存在争议，而日本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站不住脚。如日本当代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在《钓鱼岛冲突的起源在冲绳归还条约里》报告中，通过长期搜集大量翔实的史料，在颇有争议的钓鱼岛问题上认为日本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陈刚教授在《评井上清的〈钓鱼岛的历史与主权〉》报告中，通过梳理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书籍和历史文献，也得出钓鱼岛主权确实归属于中国。

2．钓鱼岛问题并非中日关系的全部。如欧阳康教授所言，钓鱼岛对于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也不一定是中日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中日之间也许还有比钓鱼岛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日各自和共同发展的问题。除了钓鱼岛，中日双方还应该更多地关注中日之间更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国家都需在世界格局中寻找自己新的定位。

3．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同解决钓鱼岛争端。双方学者都主张用和平方式来解决钓鱼岛问题，都不愿看到战争的发生。胡德坤教授认为，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可取的做法是:第一，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第二，求同存异，保留争议。矢吹晋教授也主张和平友好发展中日关系，认为要解决钓鱼岛问题，除了通过真诚沟通交流来达成东亚和平和探索资源共同开发之路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4．钓鱼岛争端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会者普遍认为，钓鱼岛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在短期内双方应该达成一个暂时搁置争议的协议。如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雷瑞鹏副教授认为，中日双方要保持一个互惠互利的共识，建立一个处理摩擦的机制，等待一个解决争端的时机，最终在一个和平共处的框架内解决钓鱼岛争端。

(二)历史认识问题

“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中日关系及其历史如此重要，应该对此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1．历史反省问题。欧阳康教授提出，从历史角度看，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产生出某些不太正常的思想和行动，这需要做深刻的历史反省。由于社会价值不中立，不同的民族、国家、群体、阶层对同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会有差异，这就需要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尤其是战争史进行深刻的反省。历史意识的成熟是一个民族成熟的重要标志，一个成熟的民族应当学会更好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要勇于承认历史错误，反思历史，善于从历史纠葛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要着眼未来，善于把历史上留下的问题转变为促进友谊、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2．历史观问题。历史观是全部历史认识问题的关键。日本平成国际大学德冈仁教授在《围绕历史学与历史观的日本高等教育政策》报告中，介绍了日本的历史观传统，在日本截至目前最有影响力的历史观是二战之前的“皇国史观”和战后的“自虐史观”，并通过大量数据和事例指出中日之间对历史观的态度存在着很大差异，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并对国民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欧阳康教授则主张用唯物史观来看待和解释历史，发展变革中的唯物史观迄今为止仍有很强的解释力，要强化社会意识、社会认识和社会形态之间健康良性的互动。

3．历史教育问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正确的历史教育是消除中日隔阂、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方面。欧阳康教授认为，历史教育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历史的真实;第二，历史的价值;第三，历史的反思。正确的历史教育，首先要还原历史的真实，然后对其作出价值判断，最后对各种行为决策进行反思。这对中日双方的历史教育很有启示意义。

除了以上谈及的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以外，学者们还对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研讨，比如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地位问题，新时代环境下领土领海问题，如何看待今天中日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等，这些讨论都为正确看待和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四、中日关系共生共荣的可能性及其必要条件

中日两国都需要大智慧来改善和发展当前的中日关系，从理论上探讨共生共荣的中日关系是否可能及其实现的必要条件，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理论上的向导和指引。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都对未来共生共荣的中日关系持乐观的态度，并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基础作为支撑。

(一)共同的时代环境

胡德坤教授认为，从当今时代主题和21 世纪世界发展趋势来看，中日关系面临共同的时代环境。一方面，从当今时代主题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从世界发展模式而言，改变了战前以侵略与掠夺求发展的侵略发展模式，走上了战后以和平方式求自我发展的和平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从21 世纪世界发展趋势看，合作与发展成为主要趋势。从世界发展模式而言，是从以和平方式求自我发展的和平发展，开始向以共同体方式求发展的合作发展模式转变。这种共同体合作发展模式使得中日之间的合作既是现实利益的需要，又是长远的战略利益需要。

(二)共同的历史文化

学者们都认为，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上，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中日友谊可谓源远流长，就两国文化的交流而言，相互影响非常之深。冯天瑜教授在《汉字文化圈与中日文化互动》论文中指出，中华汉字文化圈是中日文化最相似的一个基础。对于同处汉字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来说，这种共同的文化基础为中日关系提供了文化交流和互动的根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徐水生教授在《从中日近代哲学思想的交流看两国文化的互补性》报告中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对日本近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作用，日本近代传入并消化了的西学对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产生积极的互补性并促进对方文化的良性发展。中日之间的交流成为推动中日合作、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共同的人性根基

学者们讨论认为，从全世界而言，只要有人这样一种生命存在，都具有超越地域限制的共同人性。因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具有人性的共同基础。中日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各自优良的品质，尽管对这些品质的优劣存在一些争议，但还是存在一些共同认可的东西，比如，勤劳、智慧、热爱和平，等等。中日共同的人性基础为处理中日关系向着和谐友好的方向发展，奠定了极为深厚的人性根基。

(四)共同的利益依存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这不可改变的地理位置为两国面临共同的利益奠定了客观前提。从经济上看，中日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相互依存性，正如中兼和津次教授指出的，日本和中国在经济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既有补充的关系，也有替代的关系，但主要是补充的关系。另外，从中日贸易的分工互利看，中日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相互需要和依存、互利互惠的结构。因此，对于中日而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处于同一条利益链之上，为共同的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利益基础。

五、发展共生共荣中日关系的思路和对策

此次研讨会既深入探讨了与中日关系相关的历史的、理论的、战略的问题，又对中日友好发展提供了一些比较具体和可操作的建议。学者们认为，需要在政府、企业、媒体、民间等各个层面做出实际努力来建设共生共荣的中日关系。

(一)政府层面:构建双方政府的互信机制

学者们认为，中日关系由于钓鱼岛等问题不断出现摩擦，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在于中日双方政府互不信任，彼此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明显抱有难以决断的巨大不确定性。两国之间相互怀疑，“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影响广泛，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在中国也有一定市场。中日两国战则两伤，和则两利，要建立双方政府的互信机制，努力缓解乃至走出安全困境、实现友好共处，做到相互克制和宽容，努力使中日成为“新亚洲建设的双引擎”。

(二)企业层面:建立分工合理的合作机制

中日关系即使是在“政冷”时期，经济上仍保持“经热”势头，这是因为中日两国的经济具有互补性，是一种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关系。因此，即便是在恶化了的中日关系时期，中日双方仍然可以持续“政冷经热”的状态，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起分工合理的合作机制，对于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力的推动。双方都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双边贸易的大好局面，加强两国企业之间的合作，通过企业进而影响政府的外交政策。

(三)媒体层面:相互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宣传

与会者普遍认为，媒体对于更好地促进中日双方良性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目前中日双方的媒体来说，都存在过多渲染了和对方的仇恨而缺乏客观公正、积极正面的报道和宣传等问题。比如，就中方媒体来说，中日干戈渲染过多，而中日两千年玉帛则谈的太少，使民众产生一些错觉和误解。日方媒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此，中日两国媒体都有责任和义务更多地报道对方真实、全面的情况，从而减少隔阂、增进了解。应该客观、公正的对待彼此的历史，除了两国战争之外，增加两国长期友好交流、互相学习的历史，以及两国经济相互融合的内容等。

(四)民间层面: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交流

与会者认为，中日关系问题不仅存在于政府之间，也存在于民间层面，民间层面的沟通和交流对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便是作为中日民间交流的一个活例，加强两国学者之间的民间交流，不仅有助于探讨解决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时代赋予两国学者的责任和使命。应该建立起重视诚意和互信的民间对话机构和交流机制，要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开展各方面的交流活动，以期推动中日关系逐渐走向和缓。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日美三方学者代表共同参加，是一次高规格高品位的学术交流会议。学者们既置身于其中，又置身于其外，本着严谨的治学精神，既认真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又坚守各自的学术信念，求同存异，对中日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坦率、热烈、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了丰硕的成果。既有理论的思考，又有现实的决策建议，对于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另外，此次会议为中日两国学者在学术层面的互相深度了解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是中日双方学者平等对话的一次良好示范，也为我国学者立足学术研究，投身现实思考提供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