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430074

如何看待当前中日关系的困局?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出路在何方?对比我们近几年组织了对于日本的实际调研和考察，与日本学者开展了坦率而又积极的对话，召开了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岛海争端与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的对策性探讨。文章将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

一、中日关系的实地调研与学术研讨

为了深度研究和把握中日关系实际，笔者从2012年即开始谋划中日关系研讨系列活动，一是实地调查研究和直接对话，把握日本民众和学者的真实想法;二是参加高端学术研讨会，集中探讨焦点问题，提升认识水平。

1．对日本的实地调查研究和直接对话

2010年1月29日至30日，笔者应日方邀请和资助，参加在日本东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中日大学校长论坛，会上“深化跨文化理解，强化中日大学战略合作”的发言指出，跨文化理解是跨国大学合作的深层基础，大学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建设，校际交往的核心是文化交往，应当强化对于大学功能的文化学解读，探讨大学跨国战略合作所需的深层文化基础。为了深化中日大学合作，应当努力超越历史遗留尘埃、政治体制差异、经济模式区别、社会文化隔障和教育功能定位可能带来的误解，着力于探寻共同学术兴趣，提升研究品位，寻求必要经费支持，促进管理体制更新，加强个体与团队互动等②笔者参加中日大学校长论坛报道:http://news．cnxianzai．com/2010/02/241245．html．。

2011年4月13日至14日，值日本大地震和核泄漏后仅一月之际，笔者应日方邀请和资助访问日本大阪神户并做“合作共赢的中日关系”大型学术报告。其中指出，中日之间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也有近百年来的矛盾和冲突。2011年日本发生海啸灾难时两国在救援上的积极合作，展现了中日之间的友谊、宽容和大爱。目前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困局，对两国发展均有重大影响，应积极探索超越之路。

2013年7月上旬，笔者和陈刚教授访问日本，与日本姬路独协大学石晓军教授一道访问了东京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佛教大学、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学术研究机构，以坦诚的态度与日方学者讨论了涉及中日关系的有关问题。东京大学的阿古智子教授认为日本社会目前左、中、右分化明显。日中关系的主要问题是，过去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府层次，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展，民间交流不够，因此中日关系缺乏长期牢固的民众基础。目前是“政冷经热”，但是这种情况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日中需要加强民间的科技文化交流。同志社大学的浅野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挤压日本的国际空间，他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持悲观的态度。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几位年青学者认为，目前中日关系的恶化，除了钓鱼岛因素，中日两国的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都存在过度报道对方负面新闻的问题。

关于钓鱼岛问题，日方学者大部分说“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回避谈论该问题;少量学者则承认“钓鱼岛就是中国的领土”;也有学者认为，“搁置争议”不能解决问题，钓鱼岛的归宿最终由中日两国的实力来决定。

2．跨文化对话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经国家教育部国际交流司批准，华中科技大学于2013年9月8日至9日在武汉举办了“跨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十余位知名学者相聚于华中科技大学，为目前跌入低谷的中日关系“找症结”、“开药方”。这是高校开展重大问题高端对话和决策咨询的一次积极尝试。笔者作为主席在谈到本次会议主旨时指出，日本现已迈出了购岛的步伐，很难退回原来立场;中国也绝不可能放弃钓鱼岛主权，为此由钓鱼岛主权归属引发的中日争端可能还将持续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关系会走向何方?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积极谋划，做好各种准备，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总体上看，钓鱼岛问题一时难以化解，但它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之间还有比钓鱼岛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日各自发展和亚洲共同发展的问题。如果中日双方都能够以承认并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为前提，以和平、发展、友好作为共同的主题，就应当尽量避免为一些局部性问题妨碍发展大局。为此应当从世界和中日战略发展高度积极探讨应对以至化解钓鱼岛之争的多种可能途径。这正是召开本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李培根院士回顾了中日关系发展历程，分析当前的困难局面，强调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加强两国学者之间的民间交流，不仅有助于探讨解决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时代赋予两国学者的责任和使命。

武汉大学原副校长、资深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胡德坤教授的“‘合’为贵，‘和’为上:对现在和将来中日关系的若干思考”报告，指出了对日政策两个建议，即“和”为上，搁置争议，维持“政冷经热”的近期政策和“合”为贵，求同存异，保留争议，共谋双赢的长期政策。日本当代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教授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对“尖阁列岛/钓鱼岛冲突的起源在于冲绳归还条约里”一题进行详细阐述，说明美国当时归还的是行政管理权，而非领土主权，并认为中日要解决钓鱼岛问题，除了通过真诚沟通交流来达成东亚和平和探索资源共同开发之路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中兼和津次教授以“日中学术交流发展的一些思路”为题，探讨了开展社会科学国际交流的现状与方法问题。日本平成国际大学教授德冈仁以“围绕历史学与历史观的日本高等教育政策”为中心，介绍了日本的历史观传统及2012年“大学改革实行计划”的由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聚焦“汉字文化圈与中日文化互动”，提出要着眼于历史的纵深度来看待中日关系，解决中日问题，既要铭记“百年干戈”，也不能忘却“两千年玉帛”。张焕利先生主张“跨越文化差异看今天中日关系”，认为中国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的传统与日本尚勇、开放、外向、好战传统影响了两国的外交政策，跨越文化差异才能改善中日关系。

笔者的主题发言“合作共赢的中日关系”，集中探讨了全球视野中的中日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以“中日近邻，一衣带水，千年友好，平和邦交，相互学习，良性互动，和则两利，合作共赢”为关键词，梳理了中日关系的三种可能前景，尤其分析了历史战争与反思、钓鱼岛争端和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探讨中日两国在承认和搁置钓鱼岛争议的前提下友好合作、谋求共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陈刚教授介绍了井上清的《钓鱼岛的历史和主权》的主要观点及其分析论证，并与鞠德源的《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和郑海麟的《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等著作做了比较，高度评价了井上清的研究水平和写作风格，并发表了关于钓鱼岛历史以及如何治学等方面的见解。

二、调研对话和会议研讨中凸显出来的重大分歧和焦点问题

在实地调研对话和学术研讨过程中，中日专家对于以下几个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

1．关于钓鱼岛“国有化”问题

2012年9月10日上午，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决定用20．5 亿日元，从所谓“土地权所有者”手中将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购入，将其“国有化”;9月11日与钓鱼岛所谓的“地权者”签订“买卖合约”。

中国专家认为日本对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是对我国神圣领土的悍然侵犯，严重损坏了两国关系。日本政府罔顾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实施所谓“国有化”，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日方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公然打破了中日两国搁置争议的历史状态，其目的是为了达成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企图。

但日本专家普遍认同野田佳彦关于“为了维持对钓鱼岛的‘稳定管理’，将把其‘收归国有’”的立场。中兼和津次提出，从日本的法律和文化而言，“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意义并没有本质区别，前提都是钓鱼岛是日本的;中国对钓鱼岛国有化提出异议，是两国关于这一概念理解的区别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误解。他认为，日本政府之所以将钓鱼岛“收归国有”，目的也是为了实施稳定管理，避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以东京都政府的身份购买钓鱼岛而引发难以控制的轩然大波。

2．中日关系中的历史教育问题

中国专家普遍认为日本战败投降已近70年，而日本至今未能彻底清算过去，日本政治家甚至最高领导人不时发出否认历史错误的言论，引起世界各国尤其中韩民众的不安与愤慨。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交锋，短时期内不会停止，并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日本的宣传当然有其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的背景，但更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日本政府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并切实恪守承认历史错误的表态与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否则，日本同亚洲邻国的关系就没有未来。

日本专家则强调了中日历史观的差异。德冈仁援引言论NPO 调查数据表示，多数日本人是在观察当今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对其的认识，而中国人却有很强的倾向从从前的特别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上来看日本。在一项“一提到日本，(中国人)会想到什么?”的调查中，特别是对“您所知道的日本历史上的事件是什么?”的回答中，中国受访者中有超过90%的人列出了“满洲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有所了解的只有不到20%的人。德冈仁对此提出质疑，难道在中国，这35年的时间不算历史?他认为这个事例证明了中日两国之间对历史观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专家还指出，近年，日本兴起一批提倡“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学家，他们否定实证主义历史学，认为“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两国在历史教育问题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和中日看待历史态度的差异有关。

值得关注的是，言论NPO《第9 次中日共同社会调查》数据表示，中国民众将“日本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列为第二位，日本民众也将“中国的反日教育”列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原因第二位(第一位均为“钓鱼岛问题”)。日本民间的反中嫌中情绪正逐年上涨，人数比例已从20 世纪90年代前的20%左右，上升到了80%以上。历史教育问题正日益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问题，我国政府需对这一现象予以高度警惕。

3．关于中日经济力量对比变化与中国和平发展可能性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从2011年以来中国GDP 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对日本民众的对华心理有较大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与中日钓鱼岛之争交织，与中国军力快速增长相伴，与中日关系恶化相随，带来不少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复杂态度，引出了对华的很大担忧，产生了对于中日关系的一些负面评价，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我们对日本学者的对话与访谈中，他们普遍不认同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普遍相信“中国威胁论”的宣传，有些日本学者还列举中国元朝西征欧洲案例为证。

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和日本都不应为两国GDP 的表面的数字所迷惑。因为在GDP 总数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和日本包括美国的非常不同的人口和国情。应当看到的是，美国的GDP将近中国的三倍，但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人均GDP 是中国的十倍。日本的总GDP 比中国略少一些，但其人口仅中国的十分之一，其人均GDP 是中国的8 倍，比中国台湾和香港都高出很多。中国在最近三十多年来GDP 总量确实在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的速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由于基础太差，人口太多，发展之路还非常漫长。尤其是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仅不构成对于任何国家的威胁，只会造福于各国的发展。

三、关于当前中日关系的若干对策建议

通过对于中日关系的深度调研和与日本学者的直接对话，我们形成对于处理中日关系的如下对策建议。其总体思想是，从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根本利益和战略大局出发，将其与世界和平正义的根本价值内在统一起来，以复杂性思维多方位透析钓鱼岛问题生成原因和当前困局，具体分析美日两国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责任，根据对于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多种可能前景的估计，提出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对策建议。

1．以复杂性思维谋划钓鱼岛问题对策，在坚决捍卫国家领土领海主权同时，尽量防止其阻碍中日关系之大局

第一，在国家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领海完整，以各种形式迫使日本方面承认钓鱼岛争议，为进一步谈判提供前提，为最终解决打下基础。

第二，尽量不让钓鱼岛之争妨碍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世界的合作发展大局，防止为“中国威胁论”造成更多的口实。当前中国最为根本的利益仍然是又好又快地发展自我，为此需要努力争取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也需要更多关注中日之间更大范围内的共同利益。钓鱼岛问题一时难以化解，但它并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之间还有比钓鱼岛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日各自和共同发展的问题。如果中日双方都能够以和平、发展、友好作为共同的主题，能够承认争议并搁置钓鱼岛争议，就应当尽量避免为一些局部性的问题影响大局的发展。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处理得有理有节，也有助于消除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的担忧，防止为“中国威胁论”提供更多的口实。

2．廓清美国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利害，增强对美国和日本工作的针对性

矢吹晋教授在《尖阁列岛/钓鱼岛冲突的起源在于冲绳归还条约里》［1］［2］等文章和书稿中的观点凸显了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特殊责任，应当引起足够重视。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特殊地位。同时也应看到钓鱼岛问题与日本由于其地理和资源困局而力图侵吞海外资源、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的军国主义本性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以后，日本不仅拒不交还其殖民扩张侵占的邻国领土，反而乘美国实施东亚冷战政策之机与美国结盟，进而利用美国索要已被盟国剥夺的岛屿，造成美国返还琉球和日本与中、俄、韩的领土之争。这是战败国索取战胜国领土的罕见案例，应当向世界充分说明。中日钓鱼岛问题凸显以来，日方千方百计地将中日钓鱼岛之争的主要原因引向美方，既为自己占有钓鱼岛制造根据，又想转移视线，诱导中国以美国为主要对手，激化中美矛盾，坐收渔人之利。为此我们应当有针对性地分别做好对美国和日本的工作。

对美国要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和消除殖民主义后果的道义高度上加强宣传与论战，深刻揭露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殖民倾向，澄清钓鱼岛问题是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实质，促使美国认识其过去处置钓鱼岛问题的道义缺失，强化美国在钓鱼岛所有权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在当前要促使美国转变或者软化其与日本的协防阈限和具体内容，更加警惕和遏制日本的右倾化倾向和军国主义冲动，在影响和规制日本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长远来看要促使美国早日卸下留给中日的政治包袱，支持钓鱼岛主权回归，为世界正义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对日本要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舆论上坚决斗争，尤其要在反法西斯主义的道义高度上揭露其侵略和军国主义本质，唤起民众的道义感和和平意识，防止或延缓日本政府领导人修改和平宪法、推动军事正常化，减缓其右倾化倾向的力度、速度和程度。

3．充分估计从根本上解决钓鱼岛所有权争端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开放式探讨在搁置钓鱼岛争议前提下的东海划界方案和东海资源开发

矢晋吹教授提出，如果将钓鱼岛列屿定性为无划界效力的岛屿，可使东海划界问题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相剥离，可同时实现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与东海划界。他介绍马英九在其哈佛博士论文中，曾从海洋法的四大法源——条约、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和相关学说入手，讨论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岛屿的划界效力一般是通过衡量它对界限的影响程度及其自身重要性之间是否成比例来决定的，根据岛屿位置、大小、法律地位、面积、人口、经济及总体地理因素分别定为全效力、部分效力或无效力。而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应该也可以与东海划界问题分离，因为钓鱼岛只是八个无人小岛，本身资源极少，中日双方真正感兴趣的是大陆架上的石油。一旦主权争执可以从划界问题中分离，则未来无论钓鱼岛主权归属何方，该方都不可据主权来独享。因此，他认为“钓鱼台列屿不应享有专属经济区”。

矢吹晋教授还提出，马英九所设想的“钓鱼岛列屿与东海划界方案”是最可能获得中日韩三国共识的方案。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上签订具体协议，如签订海底资源协议、渔业协议等，可以搁置钓鱼岛引起的严重争端，缓解两国在钓鱼岛周边愈演愈烈的资源争夺，希望中国政府给予考虑。他的建议是:以北纬30 度为界，东海北部中、日、韩三国之间，可以考虑遵循中间线原则等分海床;东海南部中、日之间，中方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琉球海沟原则和日方主张的中间线原则均难以实现，可以考虑以这两条线为基础进行谈判，划出一条折中的界限，大致是200 米等深线一致，中、日比例约为64∶36。

总体上看，专家们希望中日通过真诚沟通交流来达成东亚和平和探索资源的共同开发之路，以和平、发展、友好作为中日共同的主题，不为一些局部性的问题影响大局发展。

4．反省并改进我国的自我形象设计与历史教育，占领战略和道义高地

崛起中的中国需要认真设计自我的总体形象，强化作为一个和平大国、友善大国、礼仪大国、文化大国的形象，彰显中国的和平发展决心及其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意义，并将其以多种生动形象的手段推向世界，消除世界各国人民对于中国发展的误会和担忧，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同时也要帮助当代中国人更好地认识世界，提高精神境界和文化内涵，学会与世界各国人民文明和谐友好相处。

要站在维护世界正义与和平的道德高地，把中国和平崛起与捍卫世界正义和平的立场协调起来，利用各种国际平台和世界舆论宣传手段，组织和动员全球性反法西斯主义正义力量，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成果，批判和阻止日本的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促进世界和平。

要反思和改进我们的历史教育，帮助中国人民更好地认识历史和时代，处理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对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我们有权利和必要在对历史事实的充分揭露和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中对中国人民进行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但就当前我国的涉日宣传教育而言，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全面看待中日关系。中日两国之间既有两千年的友好，也有百年的战争。从近来的社会舆情来看，两千多年的友好相处常常被忽视，而近百年来的战争和敌对却被过分渲染。民众在认识上冷淡“两千年玉帛”，热衷“百年干戈”的现状是阻止中日关系回暖的症结之一。二是注意避免对日本的单一丑化宣传，防止对于两国舆论和公众的误导。近来一些抗日主题影视剧充斥荧屏，对日本人的随意丑化和过度片面化渲染随处可见，这些作品和言论如果脱离了历史真实，不仅不利于我国民众全面认识中日关系，可能造成中国民众的过度仇日反日情绪，产生狭隘民族主义，干扰中央对日大战略的实施，也有可能加深日本民间对华的反感情绪，为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的反华宣传提供口实，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5．在目前两国政府层面缺少合作互信基础的情况下，继续大力加强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

由于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一意孤行，并借此推动日本右倾化和军事正常化等，中日政府间合作缺少必要的互信基础。这种情况由于得到日本民众比较广泛的支持，估计还会延续甚至扩展。但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强大基础在民间，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也在民间，从长远发展大局谋划中日关系，应当着眼于争取民众，发挥民间组织和知名友好人士的积极作用，通过加强合作从日本国内激发更多的促进中日友好合作的声音和行动。为此应当继续在科学技术、企业、教育、文化方面加强合作，尤其是加强中日高校之间的校际交流，增派教授学者、留学生等，在民间建立更加密切的、友好的合作关系。

［1］矢吹晋:《日中尖阁/钓鱼岛冲突的起源在于冲绳归还条约里——日美中三角关系中的尖阁/钓鱼台问题》，日本花伝社2013年版。

［2］矢吹晋:《尖阁/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日本:日本花伝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