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娅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涉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自1990年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已故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率先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以来[1]，翻译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对于反驳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比较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使翻译学走出困境，而且也为翻译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使其增加了历史与文化新的维度。可以说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目前翻译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当然也是一次翻译研究的深化过程。[1]那么，怎样从多维的视角进行翻译研究呢？影响译者选取翻译策略的因素有哪些呢？译文在目标语言传统中的接受情况怎样呢？超越“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呢？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简要回顾了“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红楼梦》杨氏和霍氏英译本中关于部分金陵判词不同译法为例，围绕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两者彼此互动的“转向”予以探讨。

一 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与文化和语言关系密切。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翻译观在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翻译被视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类研究者试图用语言学理论来构筑翻译学学科理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的翻译研究就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观点，其主张和理论形态反映在面向译入语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中。即从重视语言的转换到更加重视文化的转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以色列学者佐哈尔威为代表提出的多元系统论，该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单个文本的孤立研究被置于文化和文学的多元系统中”。[2]尽管该观点仍未完全摆脱语言的束缚，但对传统语言学翻译观却是一个突破，因而可视为文化转向的发端。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建议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中来。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翻译界学术会议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并于1990年在其与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论。

中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先进翻译理论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性地理解和创新。他们首先肯定了文化研究对翻译学的积极意义。王凯凤、冯文坤等试图定义文化转向在研究中的文化内涵，认为：文化的含义并非限于文化本身，而是在一种对话过程中的不断生长与延伸。这一过程是一个持续作用和不断发生的过程。对译者来说，解决文化含义的问题不在词典里，而在于语言如何理解地域的、民族的、文学形式的以及身份变化的方式之中。并指出当文化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到另一种语言时，与其说是文化和意义的转向，不如说是原文化概念在新的地域环境中的文化再创造。孙宁宁则侧重于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因素及时代背景对文化发展与翻译研究的影响。她认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同步的。因为殖民主义对政治、种族、宗教和帝国强势文化及其发展曾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翻译文化转型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对翻译研究产生反作用。她总结了西方翻译学研究走过的历程，对西方翻译研究从哲学到文化解释的转变给予肯定，并指出了文化转向的具体形式。然而曾文雄、赵彦春等却对这一“转向”持批判态度。曾氏认为：文化学派的哲学基础使其无法得出能够合理解释翻译现象的规律。文化学派把翻译研究引入到漫无边际的文化、历史、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等的研究之中，则必然导致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分野模糊的结果。

二 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和互动

当代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关于文化翻译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并探讨翻译和文化是如何互动的。而归化和异化作为处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两种主要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焦点，中国的学者就两者孰优孰劣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众所周知，归化和异化策略是由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斯莱艾尔马赫和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两种翻译途径：一种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另一种则是尽可能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化的层面对翻译学进行整体的思考和剖析。他们更注重翻译与译文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关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行为对译文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与作用。语言本身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译者也离不开相应的社会环境。例如，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Simon）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维度，使我们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于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也曾指出：“翻译是指一种文化建构”，“翻译研究实现了文化转向”[1]。

令人欣喜的是，时下在国内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用当代文化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考察并加以新的阐释，不断借用个案研究来验证他们的理论[3]，即把文化作为翻译的目的，跳出了传统翻译方法中以语义为翻译目标的模式。他们把翻译研究纳入更宏观的研究范畴，使我们能从新的视角去看待翻译的性质、功能、以及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译语文化等的关系，拓展了“文化与翻译互动的新空间”[4]。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与文化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而翻译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则应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进行研究，即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阐释，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和文化关系的互动与比较[4]，因此，翻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英语中心主义的束缚和局限，为呼唤一种真正的多元文化格局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多元化形成格局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多维的文化视角关注翻译研究：一是从宏观层面对中西翻译理论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关系加强研究；宏观层面主要指社会，包括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二是从中观层面对翻译文化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互动效应关系加强研究；即译者本身，包括译者的翻译观、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三是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中西文化的主体精神差异与各自不同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文化实践的互动效应。涉及到文本语篇中的语言诸要素。这三个层面之间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互为前提，形成一个互动互补的动态多元系统。[5]

《红楼梦》中金陵判词是这部著作的中轴线，具有极高的叙事学、文艺学和语言学价值。判词中可以看到诗画两种媒介共存，隐、显两种创作手法并置，善、恶两种矛盾意象尖锐对立，叙事和抒情两种功能并驾齐驱。而正是在不同维度下翻译和文化因素的互依共存才使得判词在宏观上错落有致，跌宕起伏，震撼人心，微观上又耐人寻味，值得推敲。现以杨宪益夫妇所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由霍克斯翁婿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s）英译本中关于部分金陵判词不同译法为例，选择社会文化意象的反衬、译者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创作手法上的隐显这三个维度分别加以说明和探讨。

例1：

二十年来辩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元春判词）

杨译：

For twenty years she arbitrates，

Where pomegranates blaze by palace gates.

How can the late spring equal the spring’s start?

When Hare and Tiger meet，

From this Great Dream of life she must depart.[5]

霍译：

You shall，when twenty years in life’s hard school are done，

In pomegranate—time to palace halls ascend.

Though three springs never could with your first spring compare，

When hare meets tiger your great dream shall end.[6]

例1中，根据语境的信息，可以得知这是一首描写元春的判词。寓意于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艺术手法。《红楼梦》判词秉承了这种传统的艺术手法，而且充分利用了矛盾意象的反衬与冲突效果，让读者产生触目惊心之感，给予读者无限的联想空间。矛盾的意象传达递进似的感觉，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心理感受的冲击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撼力。《红楼梦》判词，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鲜明、强烈的节奏感。这种节奏正是来自于画中意象的强烈对比，随着空间的广延表现出来，可称为空间性节奏，如以上这首判词中的“初春”与“大梦”。“初春”指的是元春，词中暗含贾府的另外三个女儿都没有元春风光荣耀，而“虎兔相逢大梦归”一句，喻人生如梦，委婉地暗示了元春的死期。这种由矛盾意象形成的节奏一张一弛，有起有伏，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由热而冷，由欢而悲，由合而离，揭示出盛衰荣辱、荣枯消长的内在生活规律，致使小说的节奏、气氛呈现出异常复杂、微妙的形态，导致巨型情节结构体中悲喜变换的节奏、气氛纵横交错，交迭参差，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在意象的选择上，“虎”和“兔”这两种正面意象与负面意象并存互置，形成相应的张力。体现美与丑、善与恶、正与邪，代表美丽、善良、正义的意象被丑恶、邪恶的意象所毁灭，自然激起读者的同情与愤慨。意象的矛盾性使整个作品富有跳跃性，给人以反差极大的想象空间，给情感的抒发以铺垫，避免了突兀。[4]译者必须充分关注这些处于矛盾对立中的意象所形成的张力，设定译文的基本情感基调。首先在翻译“三春”时，霍氏以汉语普通话发音来进行拼写，杨则以韦式音标拼写的，“春”的发音与英语spring的发音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而曹雪芹的判词妙就妙在“春”的双关语的运用上，因此，霍氏与杨氏的英译也只能停留在字的表层意义上，无法表现出“春”的双重含义上。其次，对比译文时可以看出：霍的译文用了两种翻译方法突出矛盾意象的对比。一种是通过增译相应词语修饰中心意象，如把“二十年来”译成when twenty years in life’s hard school，而杨先生直接译成For twenty years；另一种是选用程度较高的形容词修饰相应的中心意象，如把“大梦归”翻译成your great dream shall end，这比杨译文Great Dream of life she must depart程度要强，更加突出了意象的对比和矛盾。因此，从总体上来说，霍的译文在凸显矛盾意象方面要优于杨译文。其次，当我们从译者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这一维度进行分析得知：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在给定的语境中，译文读者很能容易判断出隐含的意思。因此，杨氏侧重采用异化—归化连续体的两端译法，而霍氏则偏向运用中段译法，较多采取意译，尽量保留原文的韵味。

例2：

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香菱判词）

杨译：

After the growth of a lonely tree in two soils，

Her sweet soul will be dispatched to its final rest.

霍译：

The day two earths shall bear a single tree，

Your soul must fly home to its own country.

例2中，首先，当我们从译者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这一维度进行分析得知：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在给定的语境中，因译文读者很能容易判断出隐含的意思，因此，杨氏侧重采用异化—归化连续体的两端译法，保持了原文含蓄的美感。而霍氏则偏向运用中段译法，较多采取意译，使其翻译均符合贴近语境的翻译，让英文读者自己去解读其中的隐含寓意，尽量保留原文的韵味。其次，因中国历代文艺评论家和文艺创作者都非常重视“隐”的创作手法，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论和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传统。翻译与文学创作不同，对于“隐”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应该不同。文学创作中只要源语语言与文化许可，作者就可以使用这种创作手法。但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必须灵活运用“隐”这种艺术手法，在隐显之间作出适当调整。判词中曹雪芹选择的“隐”的手法主要有委婉语、典故、析字和双关。两位译者对于“隐”的处理惊人地相似，即两位译者要么把原文所“隐”进行意译，使意义“大白于天下”，要么干脆把“隐”彻底隐去，按照字面直译，使“隐”消失得无处可寻。在例2中，两地生孤木，寓一个“桂”字。两地，即两个“土”字，孤木，即一个“木”字，两个“土”字加一个“木”字，合起来一个“桂”字，点出了“夏金桂”的名字。此处曹雪芹用了析字和双关的修辞手法。夏金桂是一个“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的女子，自为薛蟠之妻以后变着法折磨香菱，最后使得香菱“魂返故乡”。霍杨的翻译中的two earths，two soils，a single tree，a lonely tree，从词语的表层都无法完成这种拆字的外形“桂”的重构，从词语的深层也没法传达“桂”字能指“夏金桂”的含义。不过，霍在附录里补充了:“In the poem the mysterious ‘two earths’ and ‘single tree’ combine to make the Chinese character‘gui（桂），cassia’.”这个注释算是在意义上作了一点补充。返故乡，老家，指灵魂归属地。返故乡，回到原来的地方，即死亡。霍和杨的翻译都采取了英语委婉的手法，尽管方式各有不同，却都能恰当地表达原文的含蓄，两位译者都成功地在译文中保留了“隐”的手法，这对于保留原文的情感意义非常重要。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在翻译《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时都不再局限于表层字义的转换，而是实现了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向。杨宪益作为一个“龙的传人”，把翻译活动置于本土文化的大语境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是不言而喻的。他侧重采用异化—归化的两端译法，向世界译介《红楼梦》，并按原著的“本来面目”处理其中的判词，使西方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此相反，作为出生在英国且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霍克斯，他自觉地坚持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在其“母语为中心”的翻译观的指导下，更多地关注英美读者的接受心理及其需要，偏向运用中段译法来翻译《红楼梦》，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两人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之下，各自都以自己本国的文化背景为参照，来翻译《红楼梦》，实现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

三 “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首先，文化转向给传统的翻译研究带来新的挑战。Bassnett认为，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重要学科，进一步思考中国译学的建设问题。为此，要在学习、借鉴、吸收文化转向在翻译学理论建构中的经验的基础上，树立与时俱进的新译学观念，以新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功能及其作用等问题重新进行系统的、规律性的阐释和概括，使其日趋完善，从而逐步建构起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翻译学理论。

其次，在翻译学的研究方面，从语言学翻译研究到文化学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都是由西方学者率先提出来的。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翻译介绍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吸取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应立足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加大输出力度，大力向世界译介本国优秀的文学作品。

再次，在翻译实践上，要以包容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我们要善于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翻译过程中语言使用的规律，勇敢地面对文化传译过程中的冲突，平衡双语文化的两级。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心中不仅要装有两种语言及其文本，而且还应更多地考虑跨文化语境的宏观领域，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来传译原文的文化信息，要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去思考译文在目的语中的可接受性。

[1]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0.

[2]曾文雄.文化转向的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

(2):90-96.

[3]蒙兴灿.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从双峰对峙走向融合共生[J].外语教学,2009,(5):26-28.

[4]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0.

[5]旷爱梅.视觉思维下文学翻译标准的反思[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91-95.

[6]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8.

[7]David Hawkes & John Minford.The Story of the Stones[M].New York:Penguin Group,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