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辉 曾志文 潘 越

（广东医学院 社科部，广东 东莞 523808）

和改革开放之春风，东莞经济发展迅速，市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创造物质财富之时，东莞厚重坚韧、包容开放的文化特征亦得以彰显。[1][2]考察东莞文化的渊源，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东莞的历史文化，为进一步发展东莞文化提供依据，亦可为区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借鉴。

一 珍稀厚重的文物遗产

东莞作为岭南古邑，文物古迹甚多，如万福庵贝丘遗址、蚝岗遗址、南社古村落、可园等等。万福庵遗址位于企石镇江边村东北的低矮台地，是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贝丘遗址。1961年从该遗址的东侧清理一处断面，发现其地层堆积是：第一层为表土层，厚60-70厘米；第二层为石器时代文化层，厚20-50厘米；第二层之下是生土。[3]1149遗址中心区面积约12000平方米，年代距今约5000-6000年。[1]168经考古部门的调查与清理，出土了一批石器、骨器和陶器，其中绳纹夹砂陶及施赭红色彩圈足盘尤具特色。此遗址为东莞目前发现最早有先民生活之地，象征着东莞5000年文明史，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蚝岗遗址位于南城区胜和社区蚝岗村大园坊，现保存面积约650平方米。经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东莞市博物馆联合发掘，发现该遗址有大量重要遗迹，如墓葬、灰坑、排水沟、柱洞，“还见到兽骨，红烧土地，烧焦了的蚝壳”[3]1149。墓葬中出土了两具珠江三角洲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人类遗骸，其中一具经测定为年代距今已5000多年的中年男性。该遗址绝对年代在距今5000多年至4500年前，与珠江三角洲同类遗址相比，有其独特性：一是具有清晰的文化层年代关系，为判定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省内其它地区同类遗存的年代关系提供了可信的参考值；二是保存完整的遗骸，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古人类体质及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因而蚝岗遗址被专家誉为“珠江三角洲第一村”。

南社古村落位于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始建于南宋，至明朝中期初具规模，崇祯末年，形成了以围墙为界的大村落。现存明清祠堂30座，古民居250余座，庙宇3座，古墓30多座，古井及古水塘 40多口。[4]79另外，保留大量砖雕、石雕、木雕、灰塑、陶塑等建筑构件。古民居以广府建筑风格为主，兼受潮汕、吴越及西方建筑文化影响，是珠江三角洲明清古村落的典范之作。谢氏大宗祠、百岁坊、百岁翁祠、资政第及谢遇奇家庙等更是其中的精品。2005年9月南社古村落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审定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东莞可园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历时15年基本建成，园名取“可人适意”之意。[3]1167其占地面积2204平方米，建筑面积1234平方米，园内共有19厅，15间房，大小门户多达140个。亭台楼阁、轩院厅堂，通合有致，回环曲折。窗雕、栏杆、美人靠、地板风格各具。可园的魅力不仅在于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更在于它浓厚的人文气息。可园创建人张敬修，官至江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精于琴棋书画，广邀文人会聚。居巢、居廉在此创造没骨法、撞粉法，开创岭南画派先河，诗人张维屏、郑献甫等于此吟诵诗联，可园一时成为广东文化的策源地。

另外，村头贝丘遗址、金鰲洲塔、康王庙、虎门炮台旧址等，亦是东莞珍贵的文物遗迹。所有这些，增强了东莞文化的厚重感。东莞市委、市政府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兴建多处博物馆。如投入1300多万元建造蚝岗遗址博物馆，该馆占地面积约464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658平方米。陈列内容包括蚝岗贝丘出土文物、蚝岗人的衣食住行、珠三角彩陶文化、长江流域彩陶文化以及黄河流域彩陶文化等，通过实物、图片展列，配以现代高科技手段，生动展现了东莞绚丽的史前人文景观。可园博物馆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19700平方米，共5个展厅，集收藏保护、陈列展览、学术交流、文化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现代化、高品位、具有东莞文化特色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设立，为陶冶东莞人的文化与艺术情操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二 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东莞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极具特色。在时尚生活的背景下，东莞传统民俗文化仍旧在新的文化空间里顽强生存，这些民俗文化，有积极奔放的一面，也有保守迷信的一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东莞文化的形成。

划龙舟形象地展现了东莞人生命中的豪迈气概。每年农历五月为东莞的龙舟月，是时，莞邑各流，处处飞舟，村村竞渡，百姓狂欢。民间俗语云：“初一龙船起，初二龙船忍，初三初四游各地，初五龙船比，初七初八黄竹岐，初九初十龙船打崩鼻。”《广东新语》提及广东划龙舟，“惟东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乡乡有之。如彭峡者可纪也”。《东莞县志》载：“端阳后二日，会于峡。画舫楼船，箫鼓沸耳。好事者采素馨为，倾酒如泉。丹荔、角黍、金钱、绎绡犒夺标者。其龙头角精彩，耳目俱活……海内蒲节竞渡，未有逾粤莞之盛者。”可见东莞龙舟竞渡的盛况。划龙舟是力量、意志、团结、奋进的象征，划龙舟不仅带来欢愉，亦培养了东莞人敢打敢拼的精神。

再如“乞巧节”，又展现了莞人的细腻之风。“乞巧节”在农历七月初七，又称七夕节，在中国多地流行，但莞人过此节，显得格外隆重。每年节前几个月，小女孩、大姑娘、新媳妇和老太太们就开始精心备作“七夕贡案”。七月初六至初八晚，她们借着柔和的月光，向七仙女“乞巧”，即乞求心灵手巧，祈求家庭幸福、国泰民安。[1]197此时各家门口摆上八仙桌，展示样式各异、精巧玲珑的手工艺品。此举不但愉悦了大家的身心，而且促进了手工艺水平的提高。2007年8月18日，广东省文联、省民间艺术家协会等部门在东莞市望牛墩镇联合举办“广东省首届民间乞巧赛艺会”，望牛墩镇获得“广东省乞巧之乡”荣誉称号，使这一传统民间艺术得到进一步弘扬。

但在东莞丰富的民俗文化中，亦夹杂着一些迷信风俗，如“喊惊”、“禳鬼”以及“手”的迷信等。一般莞邑妇女，认为魂魄对于孩子非常重要，若小孩梦呓、经常啼哭或生病等，母亲或婆婆即认为是孩子的魂魄受了惊吓而没有依附于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施行“喊惊”法术，即为“招魂”，否则孩子就有可能病亡。莞邑喊惊分为数种，如普通喊惊、“喊午时惊”、“喊寅时惊”、“打席”等，各种方法，虽时间、地点有所不同，但所喊词句大同小异。以普通喊惊为例，其法是点三柱香插于地上，同时燃烧蔗枯和纸钱，用菜刀和剪刀不停在地上打拍。然后一边拿着小孩衣服在火光旁摇曳，一边拿少许米粒向四方播撒，高声喊：“东方米粮，西方米粮，南方米粮，北方米粮，四大方，五大路米粮，米粮落地人神起，刀响一声魂魄齐，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同年年归呵！……认得衣衫穿着过，魂魄就随衫上归，孩儿小细唔知路，请个追魂童子带魂归。”[5]130-131喊完之后，将小孩衣服在火光上烘过一遍，对小孩念上几句，再替小孩把衣服穿上。他们认为如此，魂魄可以归来，小孩安然无恙了。

“禳鬼”法与“喊惊”法略有不同，即某人家的孩子或大人生病，他的家人一定认为鬼在作祟，于是在病者房门边插上三支点燃的线香，口中喃喃碎语，向鬼请罪，声明愿意给其酒食及冥钱，好让鬼快些离去，使病者早日康复。再如“手”的迷信，东莞人认为手指尖长，人就灵敏，粗大而短，人就愚拙；掌中若有一纹横贯其间，俗称“断掌”，此人必聪明颖悟，可做大官；掌纹若异常紊乱，人必一生劳碌，多管闲事；掌心颜色有如朱砂，异日必定富贵，俗称“朱砂掌”等等。[5]137-138

此类迷信风俗，在民国时期尤为盛行。民俗学者袁洪铭曾言莞邑普通妇女，对于“神”、“鬼”的崇拜，可算达到极致，她们无论做什么事，都不离乎“神”与“鬼”，尤其是家人生病的时候，更非祷鬼与祈神不可。[5]127（袁洪铭（1909-1991），字仲鼎，东莞桑园人。1927年与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钟敬文等发起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并成为该会的校外会员，致力研究东莞风俗。[6]402）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此类迷信习俗已近绝迹，但东莞仍保留有许多传统的民俗礼仪与节庆仪式，“让东莞在工厂林立的同时还存有岭南乡土特色韵味，让世人在感受着现代城市文明的同时感受着传统文化气息”。[7]

三 独领风骚的历史人文精神

东莞虽为小邑，但历史上英才辈出，从未间断，如宋末抗元将领熊飞、明代杰出边帅袁崇焕、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李文甫、抗日名将蒋光鼎等等，他们用坚韧的民族血性与崇高的爱国情怀，照亮了历史天空。

宋末义军首领熊飞，东莞附城榴花村人。1276年春，宋都临安被元军攻陷，南宋王朝已临崩溃。熊飞愤于国破家亡，联络东莞各地义士，不断抗击元军。该年九月，熊收复莞城，并挥军攻克广州。十月，与元将吕师夔部在大庾岭激战，熊军不敌，退守韶州，后因内部将领变节，元军得以蜂拥入城。熊军率部与元军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殉难。东莞人民敬仰他的民族气节，将其衣冠与亡妻李氏合葬于榴花新围后面山岗下。[3]1401

明代守边将帅中，最值得推崇的当属袁崇焕。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生于东莞石碣水南村。他用憾人的忠勇，先后击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进攻，获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崇祯二年（1629），后金军绕道从古北口入长城，围攻北京，袁崇焕星夜驰援，解除了后金军对北京的威胁。由于魏忠贤余党诬其通敌谋反，加之皇太极施反间计，最后袁被捕入狱。次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被磔于市。[3]1410南明弘光元年（1645），福王追复其原官，并赐祭赐葬。袁崇焕的尊严与伟烈，经过历史的钩沉，仍在人们心中激荡。清史学家阎崇年评曰：“中国从秦始皇以下，重要历史人物我想应当以百万计。但是，真正能够震撼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全体中国人民之心的，不是特别多，袁崇焕是其中一位……他大仁、大智、大勇、大廉……他的这种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值得今人学习。”

李文甫（1890-1911），东莞博罗人。清末，李文甫目睹列强环伺，清廷腐败，遂与林直勉、莫纪彭等秘密组织革命活动小组，宣传革命。他在莞城创办《东莞旬刊》，组织“醒天梦剧社”，在莞城、石龙、广州等地演出《熊飞起义》、《张家玉会师》等历史剧，受到民众欢迎，不久加入同盟会。1908年春，李离家赴港，行前挥笔写下：“砥节砺行，直道正辞”八大字，表达了为革命事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豪迈气概。抵港后，与胡汉民、冯自由等共同组织同盟会南方支部。1911年4月27日黄花岗之役，李率敢死队跟随黄兴攻打总督衙门，在战斗中不幸受伤被俘。翌日，被押赴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2岁。[3]1420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即有李文甫的英名；石龙中山公园亦建有李文甫纪念亭，英名得以代代相传。

抗日名将蒋光鼎（1888-1967），字憬然，东莞虎门人。1932年1月28日，率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毙伤日军1万余人，迫使日军四易其帅，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莞籍官兵参与对日作战，表现英勇。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少将主任林绍棠，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第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徐景唐、张达，指导了粤北会战，重挫侵粤日军。东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亦做出了重大牺牲，仅广东省民政部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即达400多名。[4]75《东莞市志》特设“革命烈士英名录”，共收录革命烈士884名。[3]1520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屈的民族之魂。

东莞亦是英雄豪杰常聚之地，一些非莞籍人士也在此抒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福州人，1839年6月3日至23日，在虎门海滩领导开展了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运动。关天培（1781-1841），江苏淮安人。1834年授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亲历重洋，遍视厄塞”，加紧训练水军，整顿海防，有力支持和配合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1841年2月，于虎门靖远炮台指挥抵抗英军侵略，亲燃大炮，虽身中数弹，仍持刀杀敌，最后中炮壮烈殉国。1923年，孙中山讨伐军阀陈炯明，在东莞石龙设立大本营达5月之久。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蒋介石、周恩来曾同住石龙、莞城。周恩来还分别在两地发表演说，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叶剑英也曾率国民革命军教导师驻东莞城。1924年，东莞即建立中共支部，成为广东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1938年10月15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三天，中共东莞县委即组织“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抗击日军侵略。所以，东莞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这块土地上所涌现的英雄事迹，永垂后世。

东莞自古文人墨客甚多，现略举几例。翟杰，莞城南街人，南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因双亲年迈，辞官家居，潜心研究理学。[3]1400-1401他建桂华书院，集四方英杰，研经讲学，闻者颇众。其博学而不自满，倍受人们尊崇。宋靖康年间，战乱不断，学校荒芜，但翟杰坚持治学，振兴学业，对东莞教育贡献甚大。去世后，东莞县令陈琦建思贤堂以资纪念。陈建（1497-1597），东莞人，嘉靖七年（1528）中举人，后两次会试，皆中副榜，选授福建侯官县教谕。1544年返乡养母，隐居不出，潜心著述。传世之作有《学蔀通辨》、《治安要议》、《西涯乐府通考》、《皇明通纪》等。[3]1408陈建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对朱子学问思想先后次序的阐明，指出朱、陆之学的异同，辨明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中立论的错误。时粤东有陈献章，世称“新会之学”；有湛若水，称“增城之学”；陈建书作，有称“东莞之学”，可见陈建在学术上的巨大影响力。伦明（1875-1944），东莞望牛墩人。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得举人衔。先后在北京三十余年，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民国学院等院校教授。在执教读书之余，又以访书为乐。每到一地，搜集珍本、孤本，故藏书充栋，达数百万卷，分贮箱橱400余只。他自己曾言：“余藏书可作续修四库资料之八九矣。”[3]14421930年应邀至日本东京鉴定“斯文会”所藏古籍。伦明学识渊博，著述颇丰，生平著有《续四库全书提要》、《续修四库全书刍议》、《王渔洋著述考》、《版本源流》、《建文逊国考疑》等，均受到学界推重。

东莞历有“文川武乡”之称，既有为国为民的忠勇之士，又有潜心学术的文人才子。他们所点燃的文化薪火，代代相传；他们的道德文章，彪炳史册；他们的文魂武魄，夯实了东莞的文化根基。

另外，东莞包容开放的文化特征亦深受外来文化之影响。研究东莞居民来源、移民历史，可知东莞人的祖先大多由各地迁徙而来。有学者甚至认为东莞土地上生活的都是外地人，只是时间是几年、十几年、几百年的差别而已。[8]17东莞虽在东晋就已立县，[3]70但大规模开发，却源于一批批内地移民的流入。约从唐宋开始，陆续有移民从北由珠玑巷、从东由粤东进入东莞这片土地，至明清时期达到高潮，这些移民给东莞带来了新的文化，促使东莞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也是东莞历史上重要的对内开放。“东莞在元代已有土产品外销，亦有外国货流入”，[3]632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设立，洋商到东莞贸易增多，同时许多东莞人到海外谋生，成为华侨和港澳同胞，口岸文化逐渐形成，这是东莞历史上的对外开放。这两种方式的交流，已初步培养了东莞包容开放的文化基因。当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东莞的这种文化基因得到全面激活，东莞人充分利用和把握了此次机遇，实现了经济与社会大发展。

历史是无法割裂的，文化的形成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传统文化的承续，外来文化的交融，铸就了当代东莞文化。现在东莞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关键期，保护和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继续吸纳整合外来文化，仍是东莞发展区域特色文化的方向。一方面，市各级政府应自上而下强力推动，具体而言，其一，应加大一些特色鲜明的博物馆建设力度，如蚝岗遗址、南社古村落等，以彰显东莞的文化特色；其二，增设各镇图书馆，合理布局，营造全市民学习氛围；其三，加强文化宣传与学术交流，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宣传东莞优秀历史文化，有计划地搭建各层级交流平台，为学者加深对东莞区域研究提供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应自下而上弘扬优秀的民俗文化，扩大影响力。只有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双向互动，才能使一种区域文化不断创新，永葆活力。

[1]林举英.东莞历史文化刍论:精神,人物,遗产[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2]张承良.论东莞“文化新城”的软实力建构[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9,(4).

[3]东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东莞市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4]周薇,田根胜,夏辉.铸就城市之魂——东莞文化软实力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5]钟剑辉,钟百凌,李炳球[A].东莞文史:第31期[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东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

[6]望溪.袁洪铭小传[A].东莞文史:第31期[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东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

[7]于鹏杰,蒋建华.东莞宗族文化传承与古村落保护研究:回归传统社会结构的思考[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2,(4).

[8]田根胜,阎江.历史的风采:东莞历史文化的弘扬[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