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红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

张 红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朴学；诗学；考据法；点悟式批评

朴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深刻地影响着清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朴学”之名，初见于《汉书·儒林传》。汉儒治经，注重名物、训诂、考据，清代乾嘉学派继承汉儒学风，致力于治经考据，以区别宋儒性命之学，世称“汉学”，亦称“朴学”。清初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为其不祧之宗，他们力矫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倡导征实、博学的新风，以朴实、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相尚。

朴学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治学精神和方法。其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治学方法是“无征不信”。梁启超称之为“科学的研究法”[1](P12)，胡适也为这样一种“严格的、精确的”方法心折，称18、19世纪为“考据的时代”[2](P570),“一种新精神、新方法带来的学术复兴的新时代”[2](P571)。风气所及，几乎所有学者都用此方法来做研究，诗论家们在谈诗论文时，也一定程度地借鉴了它，使清代诗论较从前有了一大转关，即更具实证性、专门性、系统性，因而也更具学术性。当批评家们把文学批评不再视作“闲谈”之资，而是作为专门名家之学时，朴学的精神和方法就深深浸透其中了。

一 清代诗学之考据法

清代考据法的开山鼻祖顾炎武，不仅创辟了考据的步骤程式，而且给它注入了新锐之精神。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法盛行于全学界，达到顶峰状态。考据法具体而言指：“凡立一意，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1]( P47)可见考据法是一种颇为严格、精密的研究方法，包含有举证、分析、推理诸过程。清代朴学家守此方法甚严，且功夫用得极深。他们立论时，大规模搜集材料证据，以求结论的正确可靠，如顾炎武为考证“服”字的古韵，在《诗本音》中举证三十二条，在《唐韵正》里搜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朴学之求实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清以前也有一些诗论诗话偶涉考证，如吴聿的《观林诗话》、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等，严羽之《沧浪诗话》中也专列“考证”一节。但至清代，因受朴学影响，考据法才形成规制，并被广泛运用于诗歌批评之中。

清代诗学考据法之衍变，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清初诗学之考证法

清初诗论之考证法，尚处于发轫阶段。引证材料有限，或者不确，但考证辨伪的风气已开。毛先舒《诗辨坻》中考证《素》、《文木》等赋非汉西京之调。其步骤如下：首先质疑，从风格上讲，诸赋多艳语，似六朝人之伪拟。然后举证，指明班固《汉书·艺文志》不载诸赋而诸赋仅见于晋人葛洪的《西京杂记》之中。最后是结论，诸赋当为六朝人伪作。这一段考证，有实证，有分析推理，已初具考据法之精神。但此为孤证，且推理中主观臆断成分较多，所以与同时的顾炎武等人相较，谨严不足；与中叶的赵翼，甚至沈德潜等比较，又深入不够。

明末清初人徐世溥《榆溪诗话》对历代诗作多有辨证，如考证《胡笳十八拍》的真伪、使事之始等问题。吴景旭《历代诗话》共八十卷，分十集，内容极丰富驳杂。全书重在考订名物，诠释字句，约计千余条，每条皆杂采各书考证，或辨旧说之非，或参其异同，或补其所遗。清初施闰章《蠖斋诗话》，考证《惶恐滩》、《石壕吏》之误字诸条，见解新颖独到。此书有不少内容是考证诗歌用事用字的正误得失，但不够严谨和准确，有一些失考之处。清初诗论大家王士祯的著作被后人分类整理成《带经堂诗话》共三十卷，其中有八卷为考证类，典制、名物、音训、字义、句意、用事皆在其列。

(二)清中叶诗学之考证法

诗学著作中的考证法极盛于清中叶。其原因，一为考据学此时正如日中天，统领全学界，诗论家们亦趋此时尚。一为大批学者开始直接参与诗歌批评、诗学探讨，带来了精纯和规范的考据法。因而，无论是学者还是纯文人，无论是极重考据的肌理派，还是于考据颇有微词的性灵派，都能不同程度地运用此一方法。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偏于征实的诗学力作，其考证较之清初已显得更为细致、审慎，但仍可明显地分为两类：一为学者兼诗论家的考证，一为纯文人的考证。我们看下面两则诗学著作中的考证，其一选自沈德潜的《说诗晬语》，其二选自洪亮吉的《北江诗话》。

沈德潜考证“仓皇”一词始于何时*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之九十二条。

例证一：少陵之诗：“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黄。”

例证二：少陵之诗：“苍黄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

例证三：柳州之诗：“苍黄已驱逐，谁识死与生？”

例证四：柳州之诗：“数州之犬，苍黄吠噬。”

分析推理：唐人将“仓卒皇遽”省作“仓皇”。

归纳综合之一：唐诗无“仓皇”。

例证五：宋欧阳修《伶官传》云：“仓皇东出”，始见“仓皇”。

归纳综合结论之二：“仓皇”一词始于宋。

洪亮吉考证唐韩翃诗“日暮汉宫传蜡烛”中“烛之用蜡”起于何时*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之二十九条：

材料一：《楚辞》云：“兰膏明烛，华容备些。”

材料二：《文子》云：“膏烛以明自销。”

材料三：《史记》曰：“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

材料四：桓谭《新论》：“灯中脂炷，燋秃将灭。”

材料五：徐广曰：“人鱼似鲇，四足。”《正义》引《异物志》云：“人鱼似人形，长尺余，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烛，即此。”

归纳之一：古人之烛，用麻，用木蓼，用胡麻，或用脂膏，无所谓蜡烛。

材料六：《潜夫论·遏利篇》始有：“脂蜡明灯。”

说明语：三国以后，方屡见于书，证据如下：

材料七：《晋书》及《世说》：石崇及石季龙皆以蜡烛炊。

材料八：《晋书·周顗传》：岂页弟暠以蜡烛投岂页。

材料九：《后魏书》：世祖南伐，刘义恭献蜡烛至。

材料十：齐梁间并有咏蜡烛诗。

综合归纳结论：蜡烛起于东汉以后。

补证一：《说文》无“蜡”字。

补证二：《玉篇》《广韵》：“蜡，蜜滓也。”

……

比较两则考证：从材料上看，前者过于单纯，仅从诗句中取证，且皆为唐诗。后者取材极为广博，有文集(《楚辞》)，史书(《史记》、《晋书》、《后魏书》)，特别是字书(《说文》、《玉篇》、《广韵》)，另有小说杂记(《世说新语》、《南粤王赵佗传》、《异物志》)。从时间上看，前者仅限于唐宋，未对唐以前有所涉猎，而后者从先秦考证起，且对时间层次交代极清楚：何时没有，始于何时，何时屡见，十分严谨而深入。尤其是从《说文》等字书着手，从辞源学的角度举证，显得正确有力。两则考证，学者型和文人型考证间的差别甚为明显，洪亮吉代表学者型诗论家的考据风格，他完全遵循的是“必取博证”与“以古为尚”的取材原则。又如，《北江诗话》考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之新林、板桥*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之五十三条，《宣城图经》及方志、艺文志皆以为指宣城东十里的新林浦板桥，洪亮吉一方面通过景定《建康志》、《金陵故事》、《扬州记》等书详考其真实所在，另一方面通过李白诗进一步补证。

这一时期颇具影响的学者诗话还有赵翼《瓯北诗话》，史学家赵翼以考史之功力论诗，书小引云“取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挫笼参会，自成一家”*赵翼：《瓯北诗话》序，可见用心所在。全书十二卷，前十以人分卷，列出唐宋至清的大家十人，后二卷，一专论历代“明妃诗”，一专论七言律，体例严格，论述详实。卷一专论李白，分体论其诗风，也有多条考其交游、生平事迹、诗本事者，如以诗史互证法考李白避安禄山之乱，为永王璘招入幕而获罪事之始末*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之十一条，其考如下：

《扶风豪士歌》：“洛阳三月飞胡沙，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禄山反，十二月陷洛阳，其曰“三月”，则十五载之春，自洛南奔也。

《猛虎行》“窜身南国避胡尘”之下，即云“昨日方为宣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

《乱后将避地剡中赠崔宣城》诗，则至宣城后本欲入剡。

《赠王判官》则入剡未果，即往庐山也。

《赠江夏太守》诗，自叙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军来，追胁上楼船”，是璘至寻阳始招致之，而《旧唐书》谓白谒见璘于宣城者，非也。青莲本学纵横术，以功名自许，其从璘，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东巡歌》第二首，即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已隐然以谢安自许。是时璘未有异志，及见所至富饶，始有窥江左意，然犹未敢显言；青莲固未知之。

引李白诗十余首，详细考证了这一时期李白先后游历的地方，其间发生的事情，其心境与态度之变化等等，并指出《旧唐书》之谬。赵翼作为清代著名考史学家，其诗话考证的严谨、普遍与他的史学著作如出一辙，故崔旭《念堂诗话》中称“(《瓯北诗话》)犹其著《廿二史札记》手段”。

清中叶，虽诗话考证的质量参差不齐，但诗论家大多接受了这种重实证的方法。袁枚似乎是其中的例外，他对“考据之潮流施以锐利之攻击”[1] (P473 )。他说“著作”优于“考据”，因为“一主创，一主因，一凭虚而灵，一核实而滞”*袁枚：《散书后记》，《随园文集》卷二十九。 他曾断言“考据之学，离诗最远”*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袁枚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袁枚自己恰又是“得考据深处”[3](P475)、“尤为深入考据三昧”[3] (P476)者。在他驳斥对方、阐明自己观点时，也是极讲究收罗实证的。其诗话作品中，考据之例已屡见不鲜，如《随园诗话》中考集句、联句之始，考《诗经》的音韵，考名物、典制、用事，卷十五几乎整卷皆为考证。他的挚友朴学家孙渊如给《随园随笔》作序称袁枚“未尝不时时考据”。所以，虽然袁枚在言论上反对考据，其著作中的考证却屡见不鲜。其实他要攻击的是这种欲以考据淹没一切、取代一切的潮流，若是把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袁枚是乐于接受的。

清中叶，考证法几乎渗透到一切诗学著作之中，成为最普遍和有效的论诗方法。尤其是那些学者型诗论家的著作，考证几乎成了他们诗论的创作目的和基本风格。这一时期的学者论诗著作为数极多，其中较著名的除了洪亮吉《北江诗话》、赵翼《瓯北诗话》、还有翁方纲《石洲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纪昀《河间诗话》、杭世骏《榕城诗话》、梁章钜《东南峤外诗话》、舒位《瓶水斋诗话》等，皆考订博赡、论证有据。他们引证材料更繁富，选择材料更精审，论证时的主观臆断更少，因此，学术价值较以前有了较大的飞跃。

(三)晚清诗学之考证法

晚清，“乾坤之变”使诗坛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论家们也有了新旧两派。新派如林昌彝，其《射鹰楼诗话》颇具影响，“射鹰”为“射英”之意，是记录鸦片战争反帝反英的爱国主义诗话。史料极详实，书中亦多涉考证。另一新派诗话代表人物为梁启超，其《饮冰室诗话》宣扬“诗界革命”，主张诗歌应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氏对考据之法也极为推崇，主张应尽可能举以实证，使其雄辩更具可靠性。

晚清还有大量旧派诗话，如方东树《昭昧詹言》、陈衍《石遗室诗话》、邓绎《藻川堂谭艺》、易顺鼎《琴志楼摘句诗话》、李慈铭《越缦堂诗话》、陆蓥《问花楼诗话》等，仍沿着传统的路子，或探讨诗歌源头，或剖析风格流派，议论得失，考订辨误，虽然考据学的全盛期已过，但他们仍遵循持守乾嘉之风，以征实为尚，但其成就于清中叶已有所不及。

考据法运用于诗论，即以实证批评论诗，较之传统的“点悟式批评”——即仅“点”出诗之某一特色，只如火光一闪，让人去“悟”得诗心诗味的一种灵性批评[3](P9)，有极大不同。前者重实证，后者重直觉；前者征实，后者空灵；前者是博引旁征，使人信服，后者是点到为止，使人领悟。传统诗论较多地采用点悟式批评，长于保有诗心、诗味，使读者有所悟得，然而失于虚无飘渺，语焉不详，体例散漫。清代诗论融入考据法之实证性，其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加强，那些无根之游谈，不实之浮论，大多是被排斥的，其理性精神、客观的态度、实证的方法，使得中国诗学已逐渐脱离旧有之模式，具有了一定的新质。

二 清代诗学之综合法

清代朴学，还有一个特点，即长于综合。此点以扬州学派、浙东学派最为突出。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引张舜徽先生言，曰：“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4]( P287)洵为知论。扬学之长，正在于能综合百家，融会贯通。戴震的私淑弟子、扬州学派最杰出的代表焦循，大力倡导此法，所谓“汇而通之，析而辨之”，“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焦循：《与刘端临教谕书》，《雕菰楼集》卷十三。因而，他最反对拘守一隅，执其一端，泥于一师，不知通方。他提出了“通核”方法，“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采，揆其道理”*焦循：《辨学》，《雕菰楼集》卷八。用诸经、百氏，互相印证，互为参照，而兼采其长，兼擅其美。浙东史学亦长于综合。章学诚欲贯通百家，建立一种“通史”，一种历史哲学。其代表作《文史通义》的意义正在于此。因而，清代的学术，尤其是乾、嘉以后，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象，那就是不仅各人或各派分擅各自所长，更在于能综合融化各代、各派、各人而会通之。

清诗论中这种综合、融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纵向同类综合

这是指从自己的论诗宗旨出发，把前代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归纳综合起来。无论是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都不始于清人，但都至清而集其大成。这便是纵向同类综合。如王士祯之“神韵”说，可上溯到钟嵘的“滋味”说。中唐以下，此说逐步走向深入，皎然的“文外之旨”，戴叔伦的“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皆甚著名。有宋一代，盛行以禅喻诗，此说更得发挥，如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包恢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着，曾不可得”等。南宋末年，严羽融冶诸家，自铸伟辞，提出“兴趣说”及“妙悟说”，把这一学说推向高峰。至明，胡应麟提出“神韵”一词。王士祯对上述诸家作了综合与融汇，赋予“神韵”二字以完整的诗学意义，并辅以大量实例进行充分细致地阐发，虽未有重大创见，却为这一学说作了丰富、周全、系统的理论整合*上述诸论参见：钟嵘《诗品》，皎然《诗式》，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严羽《沧浪诗话》，胡应麟《诗薮》，王士祯《渔洋诗话》、《带经堂集》等著。。余者如格调说、性灵说，也都能见出其源流有自，至清代而得以充分发展、融通，从而走向完备和终结的历史轨迹。

(二)横向异类综合

横向异类综合即以自己的论诗宗旨为中心，把其他与自己相异的观点，尽可能地融汇而综合起来。如倡格调者不废神韵、性灵，倡性灵者不废神韵、学问，倡肌理者欲融通神韵、格调。这是横向异类综合。所以，清诗话中，多是折衷的主张，多是面向全体的综合，多是尽可能地求同存异。翁方纲肌理派虽以治经术的方法来论诗，离神韵最远，他却作《神韵论》来为自己辩解。他自言：“其实格调即神韵，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翁方纲：《神韵论》上，《复初斋文集》卷八在他看来，格调、神韵、肌理，三者本应一脉。我们且不管他是否能自圆其说，但他这样求融通、欲综合的态度和方法，在清人是颇为常见的。

清诗论家们这样纵向、横向，同类、异类的综合方法，使他们的理论都具有较复杂和完整的体系。而且，这使清代诗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从前有过的各种观点、流派这里几乎都有，而且都很成熟。各种观点、流派之间既有出入，又有联系；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不存在水火难容的对立。这就完成了中国诗论的大综合、大总结，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完备、空前宏大的诗学理论体系。

(三)专类综合

清代诗学除了在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上采用综合的方法以外，在具体的论诗之中也广泛运用综合之法。如在评论一个诗人时，收罗前人所有的评论，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得失，进行个案综合，或者专门搜集某地、某一时代，某一类型的诗话，可称专类综合。

陶元藻《全浙诗话》，综合古今论浙人诗之资料而成。收春秋迄清的浙江诗人一千九百余位，引书七百余部。体例以人名立目，下作小传，然后采列名家的有关资料。所采之书有史传、志乘、诗话、文集、笔记等，搜集颇丰。如卷八辑罗隐的资料，辑书五十五种，卷十五辑陆游的资料，采书三十五种。可谓辑浙诗人资料之大全。

又，缪焕章《云樵外史诗话》卷一专论查慎行诗*缪焕章：《云樵外史诗话》卷一，综合了有关查慎行的大量资料，取其《行状》、《墓志》、《年谱》和他人之论评，汇集成卷。这类个案综合在清代诗论中较为通行，因而专论一个或几个诗人的专家体诗话大量出现。如著名学者、文学家纪昀著《李义山诗话》二卷，专论李商隐诗之主旨、用事、诗法等。著《史记·三国志辩证》的尚镕有《三家诗话》，论乾隆时代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之诗，自创系统化评论诗人的新体例。全书分为“三家总论”、“三家分论”、“三家余论”三个部分，基本上摆脱了历代诗话由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成篇的旧例。又，潘德舆撰《李杜诗话》三卷，附于《养一斋诗话》后，该书广泛收集了前人诗话、笔记及各类史书中关于李、杜评论的资料，且一一加以辨证。卷一专论李白，卷二专论杜甫、卷三杂论李、杜而重在杜，全书资料丰富，结构清晰，体例严谨，学术价值较高。其他如胡凤丹《六朝四家全集》(四家为陶潜、谢眺、鲍照、庾信)后附《采辑历朝诗话》一卷，系辑历朝对上述四位诗人的评语。

此外，还有搜集、综合前代声韵学的诗学著作，如雪北山樵撰《花薰阁诗述》十卷，实古近体诗韵律学之全书，收诗律诗韵书十二种，收录如下：卷一《律诗定体》、《渔洋答问三种》，卷二《声调谱》，卷三《谈龙录》(附《吴修龄与万季野书》)，卷四《唐音审体论》，卷五《钝吟杂录》、《乐府论》，卷六、卷七《乐府诗集》，卷八《古音表》，卷九《韵补正》，卷十《等音》。除卷六、七外，余则皆为清代有影响的诗律诗韵学专著，以此指示初学，齐备、精良，十分有益。

三 朴学精神影响下的清代诗学

朴学不仅仅以一种方法影响着诗学的发展，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诗学的内在气质。概言之，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征实。这是朴学最本质的精神。“清朝的学者所以胜过前人，全在征实这一点。”[4](P341)“无征不信，崇实黜虚”，乃有清一代学者的真精神所在。表现在清诗话中，一是诗论家在评价诗人、评述某一诗派时，能广泛地结合史料、联系作家生平事迹、生活的历史环境，全面详细地考察，做到言之有据。这方面，赵翼是极突出的代表，作为史学家兼诗论家，在其《瓯北诗话》中，他常能根据诗人的经历，且深入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以论诗。其论陆游，联系“戎巴、蜀”的经历；论东坡，联系王安石新法、“乌台诗案”等历史事件。其诗话若干条目，如同考史札记。这样综合而全面的考察，依据的是详尽的史料，不同于以往或出于空言，出于臆断，或仅凭诗人一两首诗来下结论。又如杭世骏《榕城诗话》记录闽地山川虫鱼、风土人物，记录闽地诗人诗歌都很详尽，借助这些材料来考察闽地诗歌发展的过程，无异于一部地方诗史。二是诗论家在表述自己的诗学主张时，能佐之以大量实证。如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有“总论”、有“条辨”。“总论”中提出一系列诗学观点，“条辨”中再逐条剖析，剖析时既有分析性文字，更大量采用“诗例证诗法”，补充证据。这种“诗例证诗法”始于唐人，但唐人多是摘句方式，而王寿昌更多采用以整首诗、多首诗为例证。这样，每一诗学观点下，皆附有大量诗歌作品来佐证，非“语焉不详”的诗话所可比拟。[5]

其二，公正平和。以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学问，即章太炎在分析考据学的科学精神时最称道的“断情感”*章太炎:《说林》，《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章太炎全集》(四)。。这是考据法所蕴含的科学的理性精神之一。一方面，不拘于师说，不避与师立异，亦如梁启超所说：“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1](P47 )所以，段玉裁对其师戴震虽推崇备至，而在其《说文解字注》中屡屡言：“先生(戴震)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也。”另一方面，对于异己异见，不以霸气凌之，辩诘之词旨笃实温厚。当时扬州两学者王懋竤和朱泽沄虽学术见解颇有分歧，他们展开讨论辩难，彼此尊重，从不相互诋毁，甚至还易子而教，结了儿女亲家。[5](P292)清诗论家明显少了明人的偏狭之习，少了那种盛气凌人的霸道，少了那种攻谪交加、各标门户的夹缠、纠纷局面。清诗话界有四大派别，主张亦各不相同，却仍能相安共存。他们对神韵派都有一致的好感。即使是所谓的“沈袁之争”，也不过是袁枚两度致书沈德潜，不同意沈的诗学观点，措辞较平和而善意。这与明人的互相影射讥笑、盛气凌轹，态度两样。清诗论家的公正平和还表现在评论诗人时，能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不为尊者讳。如当时诗坛的一代宗主王士祯，在清诗论家笔下就有褒有贬。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我奉渔洋如貌执，不相菲薄不相师。”*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之三十八还说：“世人尊之者，诗文必弱；诋之者，诗文必粗。”*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之三十九意在倡导以平等心、平常心对待之。尚镕《三家诗话》专论“乾嘉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尚镕虽极推崇他们，认为他们“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今古，自成一家”*尚镕：《三家诗话》之《三家总论》，然亦多次论及三人之弊，如“苕生有生吞活剥之弊，云松有夸多斗靡之弊”*尚镕：《三家诗话》之《三家分论》，“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格调”*尚镕：《三家诗话》之《三家分论》。清诗论家们所作之诗集序跋，也多能出以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态度，他们决不肯泛述交情以资点缀，或滥用谀辞作为敷衍，总是举以例证，言必有据。他们的观点虽未必都正确，他们的态度却是力求中正平和的。[6]

其三，质疑。不盲从，不轻信，以怀疑为前提，先立假说，再找实证来论证并解决之，这是考据的基本过程。所以，胡适认为考据的精神是“以怀疑和解决怀疑做基础的新精神”，是“对于牵涉到经典的问题也有道德的勇气去怀疑”的精神[2](P570)。清初胡渭作《易图明辨》攻“河洛”，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攻《古文尚书》，都是直接怀疑、攻击权威经典，对当时思想界是一大冲击，从此唤起了求真的观念、怀疑的精神。大胆的怀疑和小心的求证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近代学术界崭新的科学精神。这一精神在清初和晚清最为炽烈。表现在清诗话中，最典型的是清初的冯班。他作《严氏纠谬》，对严羽《沧浪诗话》大加驳斥，大胆批评和责难严氏之说，指出：“沧浪论诗，止是浮光略影，如有所见，其实脚跟未曾点地。”*冯班：《严氏纠谬》，《钝吟杂录》卷五又通过对诗体的具体考证和分析，批驳严羽“诗体篇”及传统旧说之谬，并提出“齐梁诗格”之说，这是冯班在诗体上的一大发现。在《正俗》篇，又怀疑当时流行的“绝句起源于律诗半截”之说，通过考证《玉台新咏》、元、白集、杜牧集、昌黎集，提出了新的绝句起源说。关于乐府，他作《古今乐府论》，亦具真知灼见。怀疑精神在他身上是极强烈的。

其四，审慎。清儒的治学态度多严谨、慎重。顾亭林开此学风，他有感于明人著述过于轻率，疾呼：“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顾炎武：《与潘次耕书》，《顾亭林诗文集》卷四“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功名也。”*顾炎武：《著书之难》，《日知录》卷十九《日知录》为其生平最得意之作，自言一年之中，“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顾炎武：《与人书十》，《顾亭林诗文集》卷四。可见著述之慎重、谨严。此种学风对有清一代皆有相当影响，清人诗论，多广泛收罗经史、艺文志、年谱、方志、音韵、笔记、野史等各种材料，参证细究，精心而为，著述态度之审慎非历代能比。如《辽诗话》作者周春，又著《辽金元姓谱》等书，于有辽一代深入精研，用功甚深。沈德潜在《辽诗话序》中说他“博采群编，凡涉辽诗，无不摭入。以正史为宗，以志乘、说类为佐，上自宫廷，下及谣谚，事曲而核，语赡而雅。”*沈德潜：《辽诗话序》其学风之严谨于此可见一斑。又赵翼《瓯北诗话》称道靳荣藩注吴梅村诗：“以十年之功，为之笺释，几于字栉句梳，无一字无来历。其于梅村同时在朝、在野往还赠答之人，亦无不考之史传；史传所不载，考之府、县志；府、县志所不载，采之丛编脞说及故老传闻，一一详其履历。”“因诗以考史，援史以证诗，一一疏通证明，使作者本指，显然呈露。”*赵翼：《瓯北诗话》卷九之十条这种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正是当时论诗家、注诗者所普遍秉持的。朴学大家王鸣盛为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作序时，曾称道冯氏“贯穿新、旧唐书，博观唐、宋人纪载，参伍其党局之本末，反覆于当时将相大臣除拜之先后，节镇叛服不常之情形，年经月纬，了然于胸”*王鸣盛《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序》，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之附录二，“钩稽所到，能使义山一生踪迹历历呈露，显显在目。其眷属离合，朋俦聚散，吊丧问疾，舟嬉巷饮，琐屑情事，皆有可指，若亲与之游从，而籍记其笔札者。深心好古如是，细心考古如是，平心论古如是。”*王鸣盛《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序》，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之附录二清人笺注诗文之成就较前代为高，大抵如是。[7]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分析清代朴学的方法，特标出两项：一为“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此即“类比归纳法”；一为“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P47)，此言学术研究的专门化趋势。这实际已体现了一定的现代学术精神。他进一步阐发：“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并论列其程式如下：

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

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

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

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1] (P62)

这一段话，大抵涵融了清代朴学治学方法的精华。即以实证为核心，运用分析、类比、归纳、推理等逻辑手段，去获取接近事物本质的结论。从这一角度而言，吸纳了朴学方法的清代诗学，其科学精神、学术意味无疑日趋浓厚了，开始走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言说传统，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诗学批评之法门。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胡适.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A]. 胡适.中国哲学史[C]. 北京：中华书局，1991.548-574.

[3]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曹聚仁.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M]. 北京：三联书店，1986.

[5] 叶维廉.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略论[A]. 中国诗学[C]. 北京：三联书店，1992.3-13.

[6] 石朝辉.论船山诗学中的情与理[J].中国文学研究,2013,(3):81-84.

[7] 顾颉刚. 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A]. 汪学群.清代学术的门径[C]. 北京：中华书局，2009.334-347.

PuSchoolandtheMethodologyoftheAncientPoeticsofChina

ZHANG Ho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ies criticism puts stress on instinct and impression and it mainly consists of spiritual reflections. Up the Qing dynasty when Pu school which disliked the subjective mediation and upheld the objective substantial evidence became so prevalent that it made the method of criticism change, thus strengthen the experimental, systematic and academic study. Chinese poetics has gradually mixed together with modern rationalism and experimentalism in a certain degree and go ahead to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poetics.

Pu school； poetics； method of substantial evidence； spiritual criticism

2013-05-08

张 红(1969—)，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学.

I206.2

A

1008—1763(2014)01—01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