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丹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自功能语法提出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元功能以来，研究者的目光投向了句子以外的空间，其中一个重要范畴就是语篇衔接机制。对语篇衔接机制的系统研究肇始于韩礼德(Halliday)和哈桑(Hasan)，他们在1976年出版的CohesioninEnglish中，提出了衔接的基本理论框架，之后于1985年出版的Language,ContextandText一书中，发展了衔接理论，扩大了衔接概念的涵盖范围。衔接，是一个语义概念，即存在于语篇中并使之成为语篇的各种语义关系。[1]语篇衔接性，作为重要的组篇机制，同样存在于汉语语篇(包括上古语篇)实施着语篇功能，基于这样一种共性，西方语篇分析所提出的衔接框架也适用于汉语语篇，但是，汉英毕竟分属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上古汉语更具特点，因此，本研究在利用西方衔接理论的同时，结合上古汉语语篇实际，分析其衔接机制，以进一步了解上古语篇质态。

《尚书》是上古语篇的杰出代表，是进行上古语篇研究的经典语料。《尚书》是我国最重要的古典文献之一，被儒家奉为五经之首，自汉代立为官学以来，备受尊崇，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教科书，所谓援《书》为史鉴，授《书》为教化，解《书》以赞治，引《书》以立说，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文本突破商周金、甲文等共时的语言材料字数、篇幅、行文格式等诸多限制，准确反映商周语言实际，且具备记言、叙述、描写等多种表达方式，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从语篇类型看，《尚书》属于口语化的官方文书，其中典、谟、训、诰、誓、命六种体式不仅是文告、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滥觞，也开辟了古代散文创作的先河,[2]是上古语篇典型文献之一。从语言特点看，《尚书》语篇，特别是今文中那些经过考定的真实文献，反映了殷周时代的语言特点：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一词多义现象普遍；少结构助词，省略现象普遍，且多不常见的省略方式，省略成分复杂；多隐形逻辑关系等等。作为语篇研究重要范畴的衔接也存在于上古语篇《尚书》的组篇机制中，而上述体裁和语言质态使得《尚书》的衔接颇具特点。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无疑为衔接研究提供了经典的理论框架，借鉴已确立的衔接机制研究范式，结合上古汉语实际，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分析《尚书》语篇的衔接。

一 语音层面

中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语音美，它主要体现在用韵上，即有规则地交替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利用相同或相近的声音的有规则地回环往复，[3]将形式上较为涣散的意义单位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群落。朱光潜在《诗论》中说：“韵的最大功用在于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贯串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曲调。”这种语音衔接手段广泛存在于《诗经》《论语》等上古韵文、散文中，但也同样在《尚书》语篇中彰显其衔接力。

《尚书》语篇在语音层面实现衔接连贯的地方很多，是其语篇衔接机制的重要特色之一，如：鱼阳、歌元、脂真、侯东、微文、支耕、之蒸等七组韵目通过阴阳对转实现通韵，歌月、鱼铎、之职、幽觉、脂质、宵药、微物等七组韵目通过阴入对转实现通韵，[4]这些通韵韵目在语篇中发挥语音对应的功能，增加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美，使作品和谐统一。《诗经》中“阴入对转”中“鱼铎通韵”甚多，《尚书》中也不乏语例，分见于《虞夏书》(7见)、《商书》(2见)、《周书》(10见)，由于涉及句例较多，这里仅举一例：

(1)三危既宅(铎),三苗丕叙(鱼)。(《虞夏书·禹贡》)

二 词汇层面

词汇维度的衔接机制主要靠相关词语之间的语义关联构建语篇网络，词汇意义关系丰富，主要包括重复、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等范畴。《尚书》中词汇衔接手段运用得相当普遍。

词汇衔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词项的重复。[5]这类衔接是复现关系中的重复性衔接。《尚书》中语例较多，有时为了强调某种事情，或者为了抒发某种强烈的感情，或者为了明显地标记某种节奏、段落、层次，在语言运用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使用某些词语或句子。如：

(2)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虞夏书·尧典》

(3)臣哉邻哉！邻哉臣哉！ 《虞夏书·皋陶谟》

复现关系的另一形式是同义性衔接，其中包括同义关系、近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等等，通过意义相同、相近、相关和相反来构建语义连贯。如：

(4)昏弃厥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周书·牧誓》

(5)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虞夏书·尧典》

(6)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周书·牧誓》

句(4)中“弗”“不”为同义关系；(5)中四个句子组成排比句，“流”“放”“窜”“殛”意思相近，均有“流放”之意，同一意思用了四个不同的词语来表达，避免字面的单调重复，又使语言确切，富有变化。(6)中“左”“右”为反义关系，“杖”“秉”为同义关系。这些同义、反义关系的运用使语篇文字生动又富于变化，连贯性和文学性也由此加强。

三 语法层面

功能语言学突破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封闭状态，其中语篇衔接机制研究超越句子界限，聚焦于通达的句际关系，关注语篇内不同级阶之间的语义互动和关联。韩礼德和哈桑提出的指称、替代、省略、连接、信息结构、主述位结构等衔接手段已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并大量存在于《尚书》语篇。

1.指称。

《尚书》代词系统已经相当完备, 人称代词中有自称代词(“我”“予”“朕”“卬”“台”“吾”)、对称代词(“女/汝”“尔”“乃”“而”)和他称代词(“厥”“其”“之”)及指示代词(“兹”“时”“是”“若”“此”“厥”“其”)。[6]

根据韩礼德和哈桑的理论，语篇中第一、第二人称在话语角色中外指“说话者”和“听话者”，被预设项在语篇外部，无甚衔接作用。[1]第三人称代词是除说者、听者之外的“其他角色”，它内指向语篇(或前指或后指)，具有衔接力。《尚书》中他称代词只有“厥”“其”“之”三个，不仅数量少，词频也低，这说明了汉语代词用法的一个突出特点：他称多用名词，或省略不用，他称代词很少作主语，这就是汉语重意合的特点。如：

(7)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周书·金滕》)

(8)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虞夏书·益稷》)

(9)今商王惟妇言是用，昏弃厥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周书·牧誓》)

例(7)中“其”、(8)中的“之”和(9)中的“厥”分别回指上文中的“管叔”“庶顽谗说”(指“那些愚蠢而又喜欢恶意中伤别人的人”)和“商王”，构建了指称衔接链。

今文《尚书》中指示代词比较丰富，衔接功能比较发达，以“兹”为例：

(10)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商书·盘庚上》)

(11)既爰宅于兹。(同上)

(12)兹犹不常宁。(同上)

句(10)中“兹”作介词“于”的宾语中心语“新邑”的修饰语，(11)中“兹”作介词“于”的宾语，是中心词，(12)中“兹”的被预设项则是前文的一个句子“先王有服，恪谨天命”。

2.省略。

《尚书》中省略现象俯拾皆是，只有当省略的项目预设其他的语项时，才建立起照应和衔接关系，因此《尚书》中的主语省略、宾语省略属本文讨论的范畴。古代文献中的省略方式一般分为承前省和蒙后省。承前省即省略前文出现过的语法成分，是功能语言学所称的回指或前指关系，这种省略方式在《尚书》中已相当普遍。蒙后省的被预设项在下文，体现下指或后指关系，它在《尚书》中的用例不少，但不如承前省普遍。如：

(13)高后丕乃崇降罪疾，Ø曰：“曷虐朕民？”(《商书·盘庚中》)

(14)王命众，Ø悉至于廷。(《商书·盘庚上》)

(15)大战于甘，Ø乃召六卿。王曰：……(《虞夏书·甘誓》)

句(13)中记言动词“曰”承前句主语“高后”而省略主语，留下空位，(14)中承前宾语“众”省略主语，(15)中“召”这个动作是夏王启发出的，主语蒙后句“王曰”的“王”而省。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省略的被预设项在文外，要到历史语境中去寻找，如《周书·大诰》中有一句：

(16)艰大, 民不静, 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 翼不可征, 王害不违卜? 《周书·大诰》

例(16)中“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与上句“艰大, 民不静”接不上,一定省略了主语，但仅凭上下文语境难以识解，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视域中：当时因为发生了叛乱，所以“艰大, 民不静”，而叛乱的元凶是管叔、蔡叔和武庚，其中，管叔、蔡叔是周成王的叔叔，是王室的人。至此，我们得出结论，“亦惟在王宫邦君室”的主语是叛乱的元凶：管叔和蔡叔，由于当时这是对话双方共享的信息，故而省略。

3.连接。

连接是通过连接成分表达的含义预设语篇中其他成分的存在，在前言与后语之间建立系统联系，从而产生衔接力。韩礼德和哈桑区分了四种连接关系来表达上下文的逻辑意义：附加、转折、因果、时间关系。这样的逻辑关系也存在于汉语，今文《尚书》中9类42个连词不仅数量相当，还具备各种语法功能，能体现不同的逻辑关系，构成了传世典籍最早的连词系统，为上古语篇提供了强大的衔接手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像印欧语形成形态主轴的“焦点透视”，汉语句段缺乏形式约束，以“板块结构”，流散铺排，以话题为意念主轴，语法范畴的可辨识性非常脆弱。[7]洪堡特认为，由于汉语将所有语法形式的功能赋予了“意念运作”，也就是思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虚词或小品词和语序来联结意义，这就使汉语不同于其他一切语言。[8]《尚书》连词系统虽具规模，但众多小句间的逻辑关系仍靠意会。如：

(17)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虞夏书·甘誓》)

句(17)是一个小句复合体，由两个表条件关系的小句并列组成，而并列、条件关系均没有用显性的连词来连接，全句只有一个“则”表与前面小句的顺承关系，后者是显性衔接，前者是隐性衔接，其逻辑关系要靠意会去识解。

4.平行结构。

平行结构的衔接作用建立在人类认知模式基础上，通过语法结构相同或相似的词组或句成串排列实现语义衔接，是结构性衔接，类似于汉语排比句，这种结构衔接几乎遍及《尚书》每一篇。

(18)宽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 乱而敬, 扰而毅, 直而温, 简而廉, 刚而塞, 强而义。(《虞夏书·皋陶谟》)

(19)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同上)

句(18)中的虚词重复，使小句具有同构关系，9个“而”连接9对单音节形容词，句中标记——连词“而”的重复使用在另一维面发挥作用，更增加了平行结构的衔接力。(19)中虽没有标记，但结构一致，平行排列，音律铿锵、节奏感强。

5.语序。

语言是线性排列的字符串，语言单位的排列顺序，即语序，由语法规则制约。然而，在合语法性的基础上，言语的语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汉语尤甚。从功能上讲，小句的语序是一种合目的的、经过选择的结果，这一过程称作主位化。主位化进程生成“言有序”的言语序列，在语篇中可称之为主位推进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语序不仅反映小句内部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反映小句间的主位化照应关系，体现语篇的衔接意义。

(20)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虞夏书·尧典》)

句(20)中延续性主位推进模式使主、述位头尾蝉联、上递下接、连锁相扣，旧、新信息推延展开，条理清楚，逻辑性强，形成衔接紧密的语义群落，表现出较强的节奏感和连环复沓的旋律美。

综上，生成于远古的《尚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典籍，进入今人的视域时虽“诘屈聱牙”，但它已显现出古代典籍丰富的衔接手段。利用西方功能语法的衔接理论提供的方法论，对上古语篇的“文脉”“意脉”进行更系统地分析，让我们更认识到《尚书》语篇的文学价值、修辞价值。

[1]Halliday, M.A.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1976: 21, 48-51.

[2]江灏, 钱宗武. 今古文尚书全译[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2.

[3]王希杰.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81.

[4]朱岩. 上古语篇衔接机制的分析策略[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12(2): 73-77.

[5]Halliday，MA.K.AnIntroductiontoFunetionalGrammar[M]. London:EdwardAmold，1994: 330.

[6]钱宗武.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11, 145.

[7]陆振慧. 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理雅各《尚书》 译本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52.

[8]Wilhen von Humbolt. On Language [M]. Trans. Peter Heath,CUP,1989: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