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珍珠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一 当代文学史中存在的女性写作

下列所选的五部当代文学史著作，如果以单独的章节来命名作为统计的话，其中各书中被书写的女性作家则分别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分三编共四十二章，茹志娟、杨沫、宗璞、残雪、张洁、谌荣、王安忆、铁凝、张辛欣、刘索拉、林白、陈染、方方、池莉、舒婷、伊蕾、翟永明，台湾的聂华苓、於梨花、林海音、陈若曦等女性作家；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总共二十二章，提及的女作家有茹志娟、宗璞、方方、池莉、残雪、张洁、铁凝、舒婷、翟永明、严歌苓；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3]中有茹志娟、杨沫、冰心、张洁、王英琦、唐敏、叶敏等女作家；王嘉良、颜敏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4]上下共十二章，其中涉及到的女作家只有张爱玲是占一章里面的一小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5]总共二十五章，里面只有一小节是讲杨沫及单独一章的女作家的创作。从中可以看出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分量确实少之又少，应该说女性作家写作在五四时期跟八九十年代都处于高潮阶段，这两个时期都分别出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五四时期的有冰心、林淑华、庐隐、丁玲等，八九十年代的王安忆、舒婷、张洁、陈染、林白、残雪等。这些女性作家在现有的文学史中也确实不断地被书写到，但是不难从中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对于女性作家的书写、评价基本都是重复提及同一些女性作家，而且从所占篇幅来看，不能不说是处于一种边缘位置。

在这些文学史中这些女作家在被写入文学史时还有一显著特征，就是在文章中一般都会被特别注出其性别，侧面说明女性因其弱势，所以需要特别强调突出。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女作家，她们对“女性主义”及“女性”这一称谓是竭力回避的，如张抗抗愤怒地要求在提及她时要去掉“女作家”前面的那个“女”字。王安忆也明确表示“我不是女权主义作家”，也“不喜欢被称作女性作家”。[6]但是这样的称谓书写方式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仍然比比皆是。

二 男性视野下的女性作家写作

当代的文学史大都是由男性学者来编著的，比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王嘉良、颜敏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五部当前高校较为常见的文学史教材中，其中的作者只有一名为女性，其余皆为男性学者。在这些男性学者的话语体系下，他们接受的理论基础也是基本来自更早之前的男性学者，而相比于更早的那个时代，不管是社会还是学者对于女性的态度不可否认都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当代学者对于这些理论观点的习得，必然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因此这些学者在文学史的编写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女性作家做较不公正的评价。导致这些女性作家在男性学者编撰的文学史中被不自觉地边缘化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究。

首先，文学史中不乏出现的一个个女性形象，大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鲁迅、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所占文学史著作的篇目不少。这也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女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却无法引起过多的关注，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反而更受文学史编著的欢迎。尽管鲁迅笔下的妇女、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托尔斯泰的安娜、曹雪芹的林黛玉等，这些已经成为历史与社会的经典的妇女形象，但是男性作家对女性题材的书写并不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据此介入女性文学。

这一现象要追溯到五四时期，五四时期社会关注的妇女问题，在五四时期的男性作家看来女性是需要被启蒙的，妇女问题是一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男性作家通过妇女问题的思考来抨击黑暗现实。五四的作家大多是站在男性本位的立场对女性进行俯视，同一时期出现的女性作家虽然具有进步的女性意识，但这背后潜藏着男性中心和俯视视角的制约，就会构成对女性真相的另外一种不同程度的遮蔽。[7]比如我们从文学史中了解到的鲁迅《伤逝》中的子君，作为女性独特的性情、内心感受及审美趣味，这些也只是透过男性眼光领略到的，是“男性视点下塑造的，未能表现女性独特的经验与感受，未能发掘女性的丰富、神奇而细腻的内心世界”。[8]这种世袭思想的传承下，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占了主流思潮，而女性作家的写作却一如既往地被忽视、边缘化。当代学者对五四文学思想的继承，自然也包括了女性是被启蒙的对象这一思想，女性作家也就没有话语主体的权力因而没有资格较多的进入文学史。荒林说过，从历史的具体性角度看中国的现代性，可以说是男性行使自己的权力建构的乌托邦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女性问题的探讨几乎是一个空白，最现代化的岁月是最不谈女性的岁月，女性全部被男性化或无性化了。[9]社会上对女性问题的探讨都几乎是一个空白，更别说在文学史中对于女性作家写作赋予的关注度了。当代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都是男性书写的，这其中必然也会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如南帆曾说过，作为一个很有现代性的有现代知识的知识分子，他对于性别方面的理论书都会比较关注，而其中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对于二十世纪以来探讨性别问题的重要理论成果，更是牢记在心，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女性的歧视是非常明显的。[9]因此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种性别歧视也存在着传承。王光明和荒林认为从男性的角度看当代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庐隐、茹志娟、王安忆等的作品由于与男性的期待和理解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因此能够认同的东西更多，而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群体数量上虽然庞大，但是由于文本不再按照传统的男性批评来看待，就让人觉得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因为男性读者觉得看不懂，不喜欢看或者拒绝看，从而对女性作家写作的作品进入文学史就有所保留。

在以往的各种当代文学史上，为何很难寻觅到女性写作的传统，正如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说“女性作家似乎更容易从文学史上销声匿迹，使她们的姐妹们茫然无措，只得艰难地重建那失去了的传统”。[10]过去文学史著作的编写，一般是以当时占主流地位和思想的文学作品作为其编选的首选，这就导致那些非主流、被忽视和被否定，但却有价值的作品很难有机会进入文学史教材，[11]更不用说一些女性作家没有公开发表的较为私人性话语的作品了。南帆认为，文学史上的女性躯体多半被男性的眼光封锁在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里。像汉代杰出的女文学家班昭和蔡琰，前者写出来中国第一部完备的女性礼教规范《女诫》，而立足于当下文学史中，因其内容完全符合父权社会的期待；而蔡琰将她一生惨痛的遭遇真诚地抒写成五言长诗《悲愤诗》后，遭致的却是未能守贞的嘲讽。女性不可能像男性一样出将入相，叱咤风云，她们只能栖息在历史的背阴之处，成为家庭舞台上面的演员，充当男性的情欲对象。[12]女性不能走出家庭的藩篱，进入历史舞台建立自身的宏图伟业，其视野和阅历也就不可避免的比男性狭小和不足，也就限制了她们作品所写主题的方向及内容的思想。传统的价值观深深影响了文学及其文学史的发展，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女声”势必要受到压抑。在商品市场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改革开放的政策、西方女性主义潮流的引进，从而使女性在思想上接受更为先进的洗礼。这个时代的女性有着进入社会职场的真实经验体会，在西方理论的指引下，书写出的作品往往更能抒发内心的真切呼唤，女性意识也从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缝隙中流溢出来。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催生了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从而催生了激进的女性主义写作，近三十多年来文学史上出现的女作家艾，如张洁、王安忆、残雪、陈染和林白等，她们作品中对父权制度的反抗、对女性私话语的运用以及对男性话语的逃避，是女性写作从主流文学中脱离出来，形成一个边缘化的文学分野的一种表现，从而开辟出女性话语的新空间。[13]

三 总结

在现当代文学中，女性作家的作品不论在质或量上均有斐然的成绩，然而，这样的成果却未能真正地彰显出来。纵观中国古典文学史，不管是哪个朝代，几乎清一色是男人的天下，虽然期间也曾出现过如蔡琰、李清照这样的文学家、女词人，但从比例上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样男女失衡的现象维持了数千年。在男性的凝视下，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本应占世界舞台一半的女性，却沦为了社会的边缘人，黯然成为历史长河失声的群体。

男性视野下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内容，在用词语句上也会存在男性偏见，比如把对于林白、陈染、徐坤等作家的小说评价为“私小说”，对于此评价，林白辩称道：“我很不喜欢‘私小说’这个提法，或者说不喜欢这个词。从字面效果看，这个词给人一种小气的感觉，小气、猥琐、阴暗、龌龊。我更倾向于个人化写作的说法，我认为个人化写作是一种更为纯粹的艺术创作”。[14]然而许多男性学者却连个“个人化叙述”都不能接受。在男性看来，文学只有包容了人类的、社会的悲欢才是有价值的，他们用男性的偏见“正统”自居至今，认为他们才是社会的主角、主流，从而使女性作家的写作被迫边缘化。

身为一种被启蒙的对象，女性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赋有挑战的文学，因为女性作家的写作是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的对世界的介入，挖掘被男权中心文化长期遮蔽的女性经验，构造出具有自身完整性的女性经验世界，以实现对男权话语及男性意识形态的反叛。

一个世纪以来，女性作家写作无法以清晰的面貌凸现于文学史之中，而被处于长久的边缘化，是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她们的写作不仅要遭到男权专制文化的忽略、贬低和抹杀，还难以挣脱自身从小接受到的关于男性中心社会所界定的价值观和美学成规的教育。当代文学史对于女性作家的编撰，已经在不断地完善了，上列所举的五本文学史中，也出现不少女性作家的身影。但是这些被编入文学史的女作家，通过文学史的介绍，留给后世的文学面貌却是残缺不全的，读者读到的往往只是她们文学创作的一个片断。如文坛奇女张爱玲，作为一直处于时代主流文化边缘位置的女性作家的典型代表，在王嘉良版的文学史中作为重点作家被提及，但是书中较多的介绍了她早期的作品，至于她的另外一写带有意识形态的作品，如《色戒》《秧歌》却只字未提。

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在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选择、评价是根据既定的价值尺度进行的，一种是合乎主流文化、男性传统期许的女性作家作品可以获准进入文学史，另一种是能按主流文化、男权成规与想象解读的女性作家作品。[15]这两种价值尺度标准，无疑加深了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书写中边缘化的位置。冰心、杨沫作为第一种价值被选入文学史，冰心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受青睐的女作家，是因其作品抒发的“母爱、童心与自然”的主题，表现出的是对男性传统靠扰与认同，是一种符合主流文化期待的中性话语。而杨沫因其作品《青春之歌》而被载入当代文学史，这部作品塑造出的女性形象——林道静，她对不同男性的皈依，对革命态度的升华转变，变相的说不过是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林道静在此并不是具有女性性别的独立意义，而只是那个革命时代背景下的代名词。丁玲、萧红则体现为第二种价值尺度标准，各文学史对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书写，大都是肯定“莎菲是一位个人主义者，旧礼教的叛逆者……”但是这些评价，都是按照既定的主流文化、权力话语来解读莎菲的。而《莎菲》中所表现出的女性性欲、女性性爱体验等迥异于传统女性的视角却消失于文学史之外。

[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9.

[3]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4]王嘉良,颜敏,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8.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6]王安忆,斯特凡亚,等.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 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A].王安忆：《重建象牙塔》[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66.

[7]孙丽玲.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8]王兆胜.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J].社会科学战线,1998,1.

[9]王光明,等. 市场时代的文学[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11:9,10.

[10][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引言[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11]陈思和,杨杨,编.九十年代批评文选[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1:504.

[12]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65.

[13]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440.

[14]王雪瑛,主持.众说纷纭女作家[J],海上文坛,1996(12).

[15]赵树勤.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20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