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兵,朱汉民

(1.怀化学院 教育科学系，湖南 怀化 418008； 2.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刘克兵1,朱汉民2

(1.怀化学院 教育科学系，湖南 怀化 418008； 2.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朱熹；知识；信仰

一 引 言

儒学发展至两宋，业已体系化为一种精深而全面的理学理论，其体现不仅在于知识系统的建构和完备，更在于其实现并完成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在朱熹的理念中，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物，当然有其存在的道理，人先天就被“天理”这一他所信奉的儒家人文信仰赋予其存在的根据。同时，朱熹很是倡导格物，而在格物获取知识的同时，对人来说也是寻求自身存在的根据——“天理”。在朱熹理一分殊的理念中，外在的万事万物之理与内在于人心的天理是统一的，人可以通过格物遍求万事万物之理而上升到对“天理”的把握。从这种意义上说，格物穷理所获得的知识中也包含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通过事物之理的认识而把握终极本体、实现终极追求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朱熹的知识论中，自然也会论及知识和信仰的关系。

二 先秦至宋代儒学信仰与知识的分裂

儒学作为一种人文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那么也必然建立在重要的理性之一——知识理性的基础之上。儒家所确认的永恒存在、终极意义的“天道(理)”信仰，必须依靠系统化的知识、理性的思辨与逻辑的论证，即必须基于知识，从知识中确定个体情感经验依托的对象。然而，在先秦至宋代儒学人文信仰的不断建构中，却陷入了信仰与知识分裂的困境。

在中国上古文化中，人们信仰的对象是“帝”和“天”。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根深蒂固的天命信仰动摇起来。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家承担起了重建天命信仰的历史使命，建立起了“仁——(天)命”一体的儒家信仰体系。在这一儒学体系中，孔子提出“下学上达”的理念，其实建立起了知识与信仰之间的联系。“下学”即对知识的强调，“上达”则指达于“天道”的人文信仰。但是，孔子对知识上达信仰的具体方法语焉不详，致使他建立的这一知识与信仰的联系，被在他以后的汉唐儒家学者所忽略。汉唐儒者或重于知识而忽略信仰，或重于信仰而忽略知识，从而造成了知识与信仰的分裂。

至汉初，虽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吸收阴阳家、黄老之学的思想学说，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阴阳、 五行为主干的天人感应的宇宙论，补充、发展了儒家的“天道”信仰。但是，他们已将最高主宰的“天”外在变相地神化了，弱化了其人文意义和理性意义。之后在汉魏社会大动荡时期，儒者的知识一直依托于章句训诂之学，信仰则仍依附于人格神之上，从而延续了知识与信仰的割裂。有唐一代，儒者继续重视经学知识，但随着经学中的知识由“信条”坠为“教条”之际，经学内在的精神生命于此失落。汉唐时期儒家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分裂，致使隋唐时期佛道两教趁机并兴，“外儒内佛”和“外儒内道”成为一时之兴，给儒学信仰以很大的冲击。故而汉唐儒者都有违儒学主要是一种人文信仰的根本特质，他们在造成了对儒家“天道”信仰的严重危机之同时，儒家的知识与终极存在的信仰分裂局面亦一直未曾得到改观。对于汉唐儒者所面临的这种文化境况，朱熹曾表示出他内心深处的焦虑。在朱熹看来，自秦汉以来，儒家的信仰不明，儒士也不知所学。而这一文化现象存在的后果，导致了儒者重视知识者却不知上达于“天道”的信仰，有信仰者却不重知识，即“专下学者不知上达而滞于形器，必上达者不务下学而溺于空虚”，割裂了知识与信仰之间的联系。从先秦至宋代文化的发展状况来看，朱熹的分析无疑是很准确的。

逮至宋代，儒家学者这种单边或注重知识、或重信仰的状况得到改观，宋儒在重新诠释先秦儒家经典思想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了儒家人文信仰的重建。他们也大都讲知识论，重视知识，从而触及了知识与信仰之间的联系，尽管在北宋五子那里并没有得到彻底的统一。

在儒家精神危机的严重时刻，北宋儒者，尤其是北宋的理学家，勇敢地挑起了重建儒家人文信仰的重担。周敦颐“寻本探源”，在更高层次上重新确立了对儒家之道的人文信仰。对于周敦颐对儒家信仰的重新发起之功，朱熹予以了高度评价：“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1]( P3748)周敦颐虽然通过“学颜子之所学”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联系了知识与信仰，但却没有从知识论上详细展开知识与“中正仁义”的圣人之“道”的论述。张载则在宋儒中首倡“知”论，重提理性，同时融人的理性于儒家“天道”的信仰之中。他说:“天道即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人矣。”[2]( P234)此外，张载对德性之知甚是重视，但张载“闻见之知”、“德性之知”的划分及其“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的判定，使得他对闻见知识和内心信仰之间的联系又出现矛盾。邵雍强调“先天之学”的崇高地位，为确立儒家人文信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邵雍在知识论上大力提倡“以物观物”，从而也把知识与信仰联系了起来。但邵雍坚持先天性命之学，使得他对知识与信仰的联系之论述尚欠周密。到了二程这里，他们论证了“天”与“理”的绝对同一，“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3]( P132)“天”的内涵完全等同于“理”，使“理”在取得与“天”一样的最高与永恒主宰地位的同时，实现了“天”与“理”的贯通，从而建构了儒学的人文信仰。在此基础上，程颐提出格物穷理，主张通过知识的积累而上升到对信仰的体认与把握，从而极大地联系了知识与信仰。但是，在对天理体验的途径上，程颢主张从内心的体验出发，力倡反身而诚，不须穷索；程颐主张“德性之知，不假见闻”之说，表示他们对知识与信仰的联系之论述也欠周全。

可见，北宋理学家在沿着先秦儒家将“天”作为儒家道德观念——“仁”的终极根源的做法下，一直致力于建构以“天理”为最高意义之源的信仰体系，并最终使之得到实现。这一点，正如王夫之所评价的:“微有宋诸先生洗心藏密，即人事以推本于天，反求于性，以正大经，立大本。”[4]( P696)同时，北宋五子又重知识之论，从而把知识与信仰紧密联系了起来。李泽厚先生指出,以周敦颐、张载为代表的理学家在实现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转向时，是以“格物”、“致知”、“穷理”所强调的知识为中介的[5]( P239)。但稍显遗憾的是，他们对知识与信仰的联系并不彻底，从而没有很好地统一知识和信仰。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继承北宋五子联系信仰与知识的同时，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并在行动上也积极进行着统一知识与信仰的努力。

三 朱熹的人文信仰及其与知识的关系

儒学作为一种信仰，它除具有“信仰”所具备的一般特征，即有较强的宗教功能外，还有着自己的本质特征——人文理性。儒家信仰的 “(天)道”并非宇宙中人格化的实体存在和神秘的主宰者，而更体现为一种理性认知的对象，它是可以通过道德义理的日用实践即可与之相通的理性化力量。因此，从孔子至北宋理学家对儒学信仰构建的过程来说，很明显地伴随着儒学信仰特征的不断人文化和理性化。对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他更是以知识理性的态度和哲学范畴的构架建构了以天理、太极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论及了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

1．朱熹对人文信仰与知识的双重强调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其核心的范畴是“理”。“理”不仅是形而上的本体，是一种超越的终极存在，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他对宇宙论、人生论的看法，最后统一于天理。 “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3]( P290)于天而言，“理”就是“天道”，它就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与根源。

在朱熹眼里，“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同时存在于儒家日用伦常之中。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1]( P1299)天理于人于物，“各得之以为性”；于社会，则“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是为儒家以礼义为核心的人文法则。这样，“理”也就成为一种天地万物所必须贯彻的自然法则、以及人们在社会日用伦常中时时刻刻必须遵循的人文法则。此时，作为自然法则与人文法则的“理”，也取得了“天理”的宇宙主宰者的意义。当然，理虽然是一种超越的终极存在，但又内在于人心之中，心具众理。同时，天理与人心完全同一，“吾以心与理为一”，使得天理会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完整显现。

朱熹在把自然的万事万物与社会人文法则上升到终极存在——“天理”之后，使得“天理”成为朱熹最为重要的关切对象，朱熹由此对之进行了全身心地投入与体验。朱熹在讲对“天理”这一终极关切的投入性表达时，总是提倡“涵养”、“居敬”、“尊德性”等直觉体悟的方式。朱熹主张，对天理的态度要“敬”，做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1]( P3996)。这种通过直觉体验把握天理的方式，贯穿于朱熹的思想体系和日常经验之中。此外，朱熹还主张通过身心实践的方式把握天理。如朱熹强调读书应“就切记上体察”[1]( P181)的方式以达到“心与理一”，也可见他对“天理”信仰的全身心投入。

可见，朱熹所有的宇宙精神、人文关怀和道德信念，都是出于对这个终极实体——“天理”的依托。“天理”成为了朱熹信仰的对象，是其“终极关切”。“天理”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又时时刻刻显现于万事万物、人伦日用之中，故而是一种无限而永恒的终极存在。同时，又正是因为“天理”是朱熹在精神上最为重要和最为紧迫的生命意义对象，所以他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很显然，这是朱熹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这一点，也正如有我们曾指出：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也弘扬了原始儒学中的人文精神，不仅使仁义理智的道德规范得到了更加系统的论证，获得了更加崇高的地位，得到了更加严格的遵循，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原本是人文法则的道德规范直接成为主宰天地世界的天理、化生天地万物的太极，当人文法则几乎代替了自然法则而上升为天理时，就真正完成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构，成为一种成熟形态的人文信仰。[6]( P304)

当然，朱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完成了儒家人文信仰建构的同时，他还强调格物致知，体现出对知识的极大兴趣。前面提到，朱熹认为通过格物穷理的途径可以获取知识。他主张穷格万事万物之理，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积累，实现知识的扩充与推广，也就是“致知”的阶段。由于“致知便只是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的结果，使得朱熹体现出了对知识的极大热忱。对知识的兴趣与重视，表现出朱熹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这是其他理学家所欠缺或所不具备的。

与汉唐学者忽视信仰，以及与宋代其他儒家学者实现信仰重建却忽略知识与信仰之间的联系不同，朱熹一方面完成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构，另一方面他又极为重视格物致知而对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他就做到了对人文信仰与知识的双重强调，进而联系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也才使得逻辑地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可能。

2．信仰以知识为基础

儒家之“道”的信仰的本质特征涵盖人文化与理性化，因而使得信仰与知识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具备一定的关联。当儒家信仰发生弱化时，知识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儒家的知识系统与相应观念也会陷入低谷，使得儒学知识中的价值关怀被淡化，从而违背儒学人文信仰的基本精神。同时，如果没有知识，儒家的信仰也会走向虚无。因此，在宋代佛道两教信仰盛行天下、儒家信仰与知识分裂的时代困境面前，重新审视信仰与知识的关系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朱熹在完成儒家人文信仰建构以及对知识强调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儒家的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关系。

在朱熹的知识论中，很是强调信仰需要有不断的知识支援，而这一知识支援是来自学习儒家经典文本所获得的。毕竟，儒学信仰的普及化，离不开儒家经典的传播。在朱熹看来，承载着圣人之意的经典，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其内含有信仰，即是“天理”信仰的表达。朱熹以为：“《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边自若也。”[1]( P347)经典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凝聚了天理的信仰。同时，儒家经典恰恰又是儒家知识的主要载体。儒家信仰建立在经典之上，而经典是知识的载体。从这个角度而言，朱熹认为儒家的信仰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他说：

今不穷理，如何便理会大体？[1]( P3642-3643)

借经以通乎理耳。[1]( P350)

更宜于日用事物、经书指意、史传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里，融会贯通，而无一理之不尽矣。[1]( P303)

朱熹认为，不通过穷理或读诵儒家经典去获取一定的知识，是不能理会儒家“大体”即信仰的。要达到对儒家信仰的体验和把握，就需要依靠知识，尤其是儒家知识系统的载体——儒家经典。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儒家“天道”的信仰是深深地植根于对儒家经典知识的学习之中的，没有知识的充实，儒家的信仰只能流于无尽的空虚。正是在此认识上，朱熹很是重视知识，他还重新训释儒家经典，深入讨论义理之学中的许多知识问题，就是力图使儒家的人文信仰建立在有经典依据的理性化的知识基础之上。在他的心目中，“道在六经，何必它求”[1]( P1299)，即“天理”信仰的权威最后还要还原到经学知识的基础上来。所以，“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1]( P303)“知精而本益固”[1]( P3624)。在朱熹看来，通向天理的信仰的路，毫无疑问地必须需要知识为基础。他还说：“人常读书，庶几可以管摄此心，使之常存。横渠有言：‘书所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其何可废?’”[1]( P331)又说：“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义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1]( P333)在这里，朱熹提倡人们多读书去获取知识，在此基础上，就可加强对天理的信仰，即靠圣人之言来“管摄此心”、“维持此心”，进而明“天理”。换言之，通向天理的信仰的道路，基本应涉及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过程。至此，以知识为基础，进而通向天理的信仰之路，是一条可以被肯定的路，朱熹可以说是看到了这条路的可能性与重要性。

此外，在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中，他同样流露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这一观点。在这一著名的理论中，朱熹认为，宇宙间存在的种种事物中均有理，即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人可以通过“格物穷理”的方法，消解“物”与“理”之间的障碍或闭塞，体悟“理一”。而信仰是对理一的把握，以理一为对象。朱熹的格物穷理论，正是注重由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在获得这些具体事物的知识后，循序渐进，经过对分殊事物知识的长期积累，进而豁然贯通，达至“心之体用无不明”的境界，自然会达到对理一的把握。朱熹的《论语或问》记载：

曰：下学而上达者，言始也下学，而卒之上达云尔。今程子以为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何耶？(朱子答)曰：学者学乎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则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达天理而何哉？[1]( P839)

朱熹认为只能通过“下学人事”的致知工夫，才能真正实现“上达天理”信仰的本体体悟。而且，这种“下学人事”的工夫必须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穷理致知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要达到儒家信仰层面的企及，就必须以理一分殊为基础，在万物一体的终极境界与分殊的具体万理间确立起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走自明而诚的理性主义道路。朱熹说：

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方知理本一贯。[1]( P975)

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过，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1]( P3692)

对于各种知识的追求，都指向“理一”、“一贯”。终极的信仰的实现，以知识的过程完成。可以看到，朱熹在此也坚信知识是达于信仰的基础。

反之，朱熹认为，没有知识作为基础，则儒家的信仰无从实现。在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大学》中，也提出了一个从认知理性到实现儒家信仰的完整逻辑过程，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就是强调以知识为基础进而实现儒家的信仰。对此，朱熹说：“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知有不尽，则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以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诚，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国家不可得而治也。”[1]( P527)平治天下是儒家信仰的现实具体体现。在此，朱熹清楚地表明，没有知识作为基础，儒家这一现实的信仰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3．知识以信仰为依据

将知识推之终极本原处，追问知识的信仰依据，这是朱熹和宋代理学家的一种思考倾向。理学家张载就很典型，他的见闻之知、德性之知就建立在他所信奉的“太虚即气”信仰之上；对于二程的德性之知，也建立在“天理”信仰的依据之上； 而对于朱熹，更是在重新构建理学的知识论中有大量关于“天理”信仰的论述。他同样认为，“本立而知益明”[1]( P3624)，知识是以儒家的人文信仰为依据的。

首先，在朱熹的思想中，“理”为根据，万事万物之理皆出于此“理”。很显然，这体现出朱熹主张知识以信仰为依据的观点。形上之“理”是朱熹信仰的对象，知识则是对形下万事万物之理认识的结果。总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便是“理一”；万事万物各有一个理，但其理都是“理一”的呈现。朱熹说：“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1]( P606)朱熹认为，万事万物之理是天理在万事万物上的具体呈现，没有“理一”，众理的呈现，包括对众理的认识成果——知识在内，也将不会得到呈现。因此，知识是以信仰为依据的。

其次，朱熹认为，在获取知识之前，应该先注意对天理信仰的涵养。也就是说，在涵养“天理”的信仰纯熟后，在此基础上再去格物致知，获取知识。对于这一点，体现在朱熹对《大学》格物工夫之前的小学工夫强调上，朱熹说：

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以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1]( P1894-1895)

又说：

古人直自小学中涵养成就，所以《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今人从前无此工夫，但见《大学》以格物为先，便欲只以思虑知识求之，更不于操存处用力，纵使窥测得十分，亦无实地可据。[1]( P1978-1979)

在这里，朱熹强调《大学》格物致知活动之前，应有整个一个小学阶段的涵养本原工夫。这一工夫中，就有对天理信仰的把握和体认。只有经过这一步骤，才能使知识有“实地可据”。同时，“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也就是知识的获取离不开小学阶段对天理信仰的涵养。如此来看，朱熹主张知识以信仰为依据的观点一览无余了。

再次，朱熹强调，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也应注意对天理信仰的涵养，这一点同样体现出朱熹知识以信仰为依据的观点。朱熹说：“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才见得两处，便不得。”[1]( P300)可见，在这里，朱熹除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外，还指出知识以信仰为依据，原因在于他所强调的“穷理中自有涵养功夫”。朱熹又说：“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1]( P306)“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1]( P306)“存心”者是存此心知之明，不使其昏昧，如此，始能发其穷理之用。若“发见”不了“天理”，那也是不能真正获取知识的。

朱熹很是反感所获取的知识中，没有信仰作为依据。朱熹在《答许顺之》的一封书信中就表达出这样的一种观点，他说：

今岁却得择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后多是悠悠度日，自兹策励，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终不退转否耳。大学之说，近日多所更定。旧说极陋处不少，大抵本领不是，只管妄作，自误误人，深为可惧耳。向所论“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见此字紧切处，从前亦只是且如此说。[1]( P1746)

此处的“本领不是”，即是指《大学》格物说所强调的知识，缺乏以对天理信仰的涵养与敬为依据。对此，朱熹是“深为可惧”的，并且警醒自己当“自兹策励，不敢不虔”。

综上所述，在知识与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正因为二者之间的联系，才为朱熹统一知识和信仰准备了条件。

[1] 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 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5]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6] 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0.

TheRelationshipbetweenKnowledgeandHumanBeliefinZhuXi’sIdeology

LIU Ke-bing1, ZHU Han-min2

(1.Dep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Haihua College , Huaihua 418008,China;2.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China)

Inherited in five neo-confucians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nked and deconstructed knowledge and belief，at the same time, Zhu xi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human belief more logically and closel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human belief, Zhu xi thought that belief is on the basis of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is in accordance with belief.

Zhu xi;knowledge; belief

2013-11-19

刘克兵(1976—)，男，湖南溆浦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学博士，怀化学院教育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B244.7

A

1008—1763(2014)01—00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