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凌云

（湖南科技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湖南 永州 425199）

一

东汉末年，中国诗歌树立起了两座丰碑，一是乐府民歌中的《孔雀东南飞》，二是《古诗十九首》，它们分别标志中国诗歌叙事诗和抒情诗的成熟。《古诗十九首》发展了《诗经》、楚辞“风雅兴寄”的抒情言志传统，开辟了诗歌抒写文 人士子个人情怀的抒情化道路，为魏晋六朝文人抒情诗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抒情诗在魏晋时期的发展，由寓情于景的抒情化特征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即以哲理入诗，这就为抒情诗由情感化向情境化的转化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抒情诗在由情感化向情境化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在情与景的表现中渗入哲理，在情、景、理的关系中，情和景上升为达理。这以嵇康的诗最为典型，郭璞的《游仙诗》也属于这种情况；二是诗歌以阐述哲理为主旨。这个阶段的诗以东晋的玄言诗为代表。除了“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的直言玄理之外，极少出现的景与情的描写也成为了阐述玄理的手段；三是陶渊明的田园诗终结了玄言诗言理达性的特质，他把玄学理论中的自然意识由哲学境界发展到了审美境界，他的田园诗以及谢灵运开创的南朝山水诗，将抒情诗从情感化引向了情境化。这三个发展阶段正展示出了魏晋文人诗歌发展情、景、理三者关系中理的渗入、异化和复归的轨迹。从阮籍、嵇康的以玄理入诗到陶渊明田园诗静穆自然的意境，绝非情、景、理的简单复归，而是从感性向更深刻地抒写理性以及理性到情境的跨越，是诗歌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艺术审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