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峰

(太原大学 外语师范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收稿日期：2013-10-15

“英雄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社会历史观普遍认可的一种漠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观。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人民群众相对应的一种历史范畴，一般指杰出人物，亦指对历史发展有着重大作用的帝王将相和在思想领域起到明显作用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这种片面夸大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观点才受到强烈冲击，人们开始正确认识和理解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在《三国演义》中，英雄人物众多，他们扶大厦于将倾，救黎民于水火，肩负重任，临危受命，勇敢地迎接着生与死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悲情英雄更是激起了最壮丽、最绚烂的浪花，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衍，非无中生有者比也”[1]，即“演义”是根据史实，敷陈大义的意思。《三国演义》就是一本历史演义小说，其间，英雄人物更是群星璀璨，不可胜数，他们驰骋沙场，金戈铁马，或者救世济民，力挽狂澜，或者发奋图强，建功立业，是时势造英雄亦是英雄造时势。

一、“英雄史观”的文学再现

时过境迁，未曾想到的是，《三国演义》却由于为英雄人物大唱赞歌而遭受白眼与非难，其“罪过”是抹杀了人民群众的功绩，忽视平凡小人物的存在，从而把历史的进步完全归功于个别英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缺陷在于“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它对三国历史现实的反映建立在英雄至上的思想基础之上，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作品对封建阶级的各类英雄人物也持有明显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拥刘反曹”，一褒一贬，泾渭分明，但又认为这仅仅是对英雄人物道德评价上的差异，所以无论是对正面英雄的歌颂，还是对反面英雄的诋毁，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何磊《三国演义·前言》)。

这样的评述或许是事出有因。在当今社会，英雄似乎早已远离了我们的视线，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英雄时代”不可挽回地悄然离去，连同那“英雄”的自信也一同化为尘土。我们早已无法体会那种惊心动魄、如霆如电的“尚武”精神，无法真正明了“英雄”头上巨大光环的价值与意义。在没有“英雄”的时代，群众的力量、团队的精神开始粉墨登场，在过着“小资”情调的日子，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儿童时代的英雄梦。而在失去英雄情结和英雄崇拜心理以后，难免与《三国演义》中的英雄有了“代沟”，觉得他们血腥味十足，成天就知道打打杀杀，也没见着给老百姓带来一点好处；即使不否认大家对刘备、诸葛亮等仁人志士还有那些好感，但再也不会傻呵呵地为他们的失败哭天抹泪了。

时至今日，对“英雄史观”在作品中的表现，也应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英雄史观”本身是否构成作品的“罪名”也可议论一番，因此，很有必要作新的评说。虽然活在当下的我们，与那个遥远的“英雄时代”没有半点关系，但是绝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看事，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框定那些乱世英雄，应该还他们一世的清白，因为正是这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才成就了《三国演义》不朽的神话！如此说来，“英雄史观”恐怕只能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而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小说描绘了自东汉末年到三分归晋的百年动荡史，潜心读来，可以隐约听见“铁马冰河”的铮铮声响，感受到英雄们“醉卧沙场君莫笑”的壮志豪情。

二、“英雄史观”与“英雄人物”

三国纷争，群雄割据，中原逐鹿，祸及黎民；但说到底，这不过是一场各个政治集团为争夺政权而展开的生死大角逐。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抗衡，其斗争的直接方式是军事力量的对抗。而这殊死一搏，又表现为众多杰出人士及英雄霸主们才识胆略的“大比拼”，其最后的胜负成败取决于各路豪杰的自身命运。杜甫歌颂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苏轼赞扬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文天祥赞叹曹操、司马懿“世以成败论，操懿真英雄”，这些又何尝不适用于三国的其他英雄？“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明摆着“人才”——也就是英雄——决定着三国争霸的成败；而英雄人物毋庸置疑地成了作品的中心，荣登至高无上的历史宝座。

显然，与这种英雄至上的英雄中心论相一致，《三国演义》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人民群众疏远和轻视。曹操的狂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道出他极端自私的“奸雄”本色的同时，也显露了所谓英雄视天下黎民草芥不如的隐情。无独有偶，董卓的过激行径更叫人惊叹不已。作品第6回写董卓与袁绍、曹操等十八镇诸侯交兵不利，为避其锋芒，决定迁都长安；群臣誓死苦谏草率迁都，百姓将骚动不宁，董卓厉声大怒到：“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无论曹操，还是董卓，无不视百姓任人摆布、宰割的羔羊；他们怎么会良心发现，把“天下”、“小民”的利益放在眼里？

在疏远、拒绝人民群众的同时，一言九鼎的英雄，理所当然的充当了“天下人”的救世主、人间的“诺亚方舟”。如果说在曹操、董卓那样的“奸雄”那里，民众的性命“轻于鸿毛”；那么在刘备这样的仁慈明君那里，百姓的价值是否就“重如泰山”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小说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烧新野弃樊城，入襄阳，败走江陵，裹挟民众十万迤逦前行，终于被曹兵追上。虽然一身是胆的赵子龙，在百万曹兵中纵横驰聘，力斩敌将50余员；张翼德声若奔雷，在当阳长板桥头作“狮子吼”，喝退曹兵；但刘备还是惨遭损兵折将、妻离子散的败绩。这里，刘备惨败的原因昭然若揭，正是因为背着十万民众的大包袱。如果没有这一巨大的牵累，刘备完全可以顺利突围；如果百姓具有一定实力，各自为战，共抗强敌，那么刘备完全可以转败为胜,有浓厚文人气质的罗贯中在历史学家“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2]的影响下，笔下描绘的文学人物与历史人物必有很大相似性。后来赤壁大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东吴谋士就以此为笑柄，讥讽诸葛亮；诸葛亮便以“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刘备“不忍弃之”，“甘与同败”云云，振振有词，舌战群儒。虽然作品的良苦用心是在以刘备的败绩来凸显其“宽仁厚德”的品质和诸葛亮敏锐犀利、善于反败为胜的辩才，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人民群众成了不折不扣的“惰性物质”，与曹操、董卓把人民群众视为“小民”、“群氓”，实在是没有本质上的分别。

三、“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

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赐予与接收的关系，独具慧眼的马克思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在一般意义上，广大人民群众“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这一维度上，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价值变得微乎其微，不值的一提。

著名学者冯文楼概括“诸葛亮是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为王者师’的优秀楷模，是集知识、道德、政治三位一体的完人形象”[3]。这是对英雄人物的集中概括和大力歌颂。《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不仅表现在对英雄的歌颂，对百姓的漠视，更主要的还体现在对黄巾起义的漠然态度上。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手笔”，为历史发展提供了绝佳契机，也是《三国演义》得以展开的历史大背景。因为整个三国的历史，是建立在势不可挡的黄巾起义攻击、瓦解东汉王朝的废墟之上。然而作品无视黄巾起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推进历史进程的巨大功绩，把起义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太平道人的一己私欲，所谓汉室暗弱，“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更无视黄巾起义的浩荡烽火，只凭一纸朝廷文书，各路王师举兵征讨，便纷纷告捷。黄巾虽说“贼兵势大”、“军官望风而靡”，但毕竟是乌合之众、无帅之兵，一触即溃，很快就被斩尽杀绝了。

凡此种种，都证明《三国演义》中存在着“英雄史观”这一铁定事实，而在评价作品价值与意义时，如何对待这一恼人的“尴尬”？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曾言：“文学作品能够体现出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4]既然一切木已成舟，不可回避，那就勇敢地面对，通过理性的分析来揭开这以事关宏旨而又亟须解决的“斯芬克司之谜”！

参考文献：

[1]刘廷玑.在园杂志(自序)[M].上海：中华书局, 2005: 11～12.

[2]刘知畿.史通·惑经[M].上海：中华书局, 1997: 151～152.

[3]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1～32.

[4]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