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健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上世纪80年代，高喊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①“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①的北岛表达了自己“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①的决心，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在阴郁的中国大地敲响了惊天动地的春雷，一时间同道者、追随者蜂拥而起，北岛成为了语言的英雄。1989年，随着“六四运动”的结束，北岛被迫离开祖国，正式开始了近二十年的海外漂泊生涯。期间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在多个国家进行创作，寻找机会朗读自己的诗歌，并且在四处奔波度日之余开始写散文。北岛后期的诗文内敛冷静之下透着对乡音、祖国的眷恋。1994年曾经返回中国，在北京入境时被扣留，遣送回美国，后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美国高校和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和2003年因父亲病重被允许返回北京各一个月。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正式搬到香港，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2011年8月8日，北岛获准入境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至此，北岛形式上踏上了返乡之路。

从去国漂泊到归国返乡，北岛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作为一个坚持写作的诗人，漂泊是心灵的必需品，作为一个异乡人，返乡是情感的需求。这一“远离还是回归”的矛盾心路历程一一通过笔尖流露出来，向读者展现出一个矛盾中抗争的孤独者北岛。

一 内在的漂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1989年之前北岛的诗中满是怀疑和否定，习惯冷峻昂扬的宣告和预测。也许是文革那样特殊的年代对诗人北岛怀疑一切、否定一切造成了影响，但是诗人天性中的不安定因子，那放逐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渴望和来自心灵的充满野性的呼唤，才是推动北岛走上思想与精神的流浪之旅的主要因素。诗人是敏感的存在，对分外敏感的北岛来说写作本身就是精神的流浪之旅，他用写作来反抗现状，反抗安定，与命运做决不妥协的抗争。

北岛生于1949年，青年时期正好经历了那些特殊的年代。在他回忆北京的散文集《城门开》中北岛提到，由于父亲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从小就在不断搬家中度过。后来从北京四中毕业做了工人，父母弟妹也被分到不同的地方改造，一家五口分居四个地方。老北京时期的北岛即使待在北京也是一直在行走的，他和伙伴用脚丈量了整个北京城。这些经历为他早期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也拉开了漂泊之路的序幕——70年代末开始地下写作，创办第一份民间诗刊《今天》，对“文革”黑暗的猛烈抨击，对破败的现状的否定，对正义的呼唤和对自由的追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①(《红帆船》)“她被铸在青铜的盾牌上/靠着博物馆发黑的板墙”。①(《太阳城札记·祖国》)这时的“祖国”“故乡”统统都被诗人视作破败不堪的暴力遗迹和黯然失色的历史陈设；“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①(《回答》)“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①(《红帆船》)强硬的态度，鲜明的怀疑和否定，毫不妥协的拒绝，超前的批判意识。“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①(《宣告》)“如果大地早已冰封/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走向海/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就让我们面对着海/走向落日/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①(《红帆船》)向前、向上、跋涉，绝不妥协，用前行反抗绝望。北岛早期诗中的这种坚定的怀疑和否定的精神必然酝生出思想与精神的流浪——带有在精神上寻找出路的迷惘感、漂泊感、迫切感以及理想主义式的悲剧英雄色彩的流浪，这是一种内在的流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人们喊出“打倒北岛”的响亮口号，然而他们并没能打倒北岛，只不过北岛采取了放逐自己的形式而已——漂泊海外，而彼时的流浪就带有了双重性：内在的与外在的。

二 内外双重漂泊：“仅仅一瞬间/一把北京的钥匙/打开了北欧之夜的门”

在国内时期，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式的诗人，北岛是语言上的英雄，拥有自己的读者王国。尽管追随者众多，但是高处不胜寒，在北岛富饶强大的精神王国里却只有他一人孤独地跋涉不止。在内在的流浪中，北岛是孤独的抗争者。在海外时期，北岛经受了内在和外在或者说身心的双重漂泊流浪。身陷陌生的环境，被陌生的语言包围，远离亲人朋友，每天为生计奔波，北岛无疑是孤独和艰辛的。“自 1989年到1995年六年的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次家。”②四处尝试，与生存压力的对抗成为生活的全部。此时的语言英雄脱离了母语的怀抱，几乎沦为只会发声的哑巴。但是北岛的坚韧和固执之处在于，他从没放弃写作，尽管他要重新寻找读者。在西方读者眼中，北岛是来自东方的政治诗人。北岛在国内的种种抗争被先入为主地贴上政治标签，他的诗歌被过度地进行政治阐释，来迎合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和极权政治的想象。被西方世界的误读和刻意歪曲的消费，使诗人北岛失去了独立性和主体性，其早期诗歌原本的深刻内涵被掩盖在政治话语之下。“全世界自由的代理人/把我输入巨型电脑：/一个潜入词典的外来语/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或一种与世界的距离”。③(《走廊》) “我”成为一个符号或是一件商品，“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我被辞退,一封信/带着权威的数字/让我承认他们的天空/是的,我微不足道、我的故事始于一个轮子”。①(《代课》)本来向往民主、自由、独立的北岛被“辞退”，始终作为一个外来者无法融入，尽管这“融入”也存在北岛一方的抗拒——文化碰撞、语言差异及民族认同感等因素，使矛盾的北岛始终游离在西方主流文化的边缘。漂泊的艰辛、精神文化的贫瘠、理想的陷落和信仰的坍塌加剧了北岛内心的孤寂。“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②他的诗中很少见到复数，几乎所有的意象都是单的，他的鸟是孤独的，云是孤独的，影子也是孤独的，“我坐在我的命运中/点亮孤独的国家”。①(《进程》)从内到外身心的孤独，这是后来他渴望归乡的重要原因。

生活的压力使固执的北岛做了一些让步和变通——写散文维持生计。在异国他乡的流浪中写就的散文集《蓝房子》《失败之书》《青灯》《城门开》《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相继出版，北岛再次走进国内读者的视线，同时也收获了庞大的海外读者群。北岛的散文写的是人、生活和岁月。怀念师友，回忆往事，流露出真切的乡愁。在孤独地漂泊中回忆曾经熟悉的一切(《城门开》最为典型)无疑会催生孤独苍凉之感，引发去国怀乡之情。而岁月本身也是诗人漂泊流浪生涯的见证。在《青灯》中写亲见柏林墙的倒塌，而自己还在异国他乡流浪，在《蓝房子》中写“搬家记”，将多年漂泊生涯中的一次次被迫的搬家用轻松诙谐笔调一一道出，轻松之下是苦涩和无奈，生活的艰辛和情感的缺乏带来深至心灵的、无以排寄的孤独，这孤独更加引发漂泊异乡人的乡愁。而这乡愁也在北岛后期的诗歌中不断浮现。

“仅仅一瞬间/金色的琉璃瓦房檐/在黑暗中翘起/像船头闯进我的窗户/古老的文明/常使我的胃疼痛”,“仅仅一瞬间/一把北京的钥匙/打开了北欧之夜的门/两根香蕉一只橙子/恢复了颜色”。①(《仅仅一瞬间》)代表北京的“金色的琉璃瓦房檐”、代表东方古老的中国的金色，在“一瞬间”，在梦境中侵入诗人的“窗户”和大门，扑面而来的是北岛心灵深处梦寐以求的故乡的气息。北京,这座沉淀着中华千年文明的古都留存着北岛三十几年的生存记忆,是开启诗人情感之门的钥匙。唯此才能使诗人的心灵复原本色、求得暂时的安憩。“我伪装成不幸/遮挡母语的太阳”，①(《毒药》)“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①(《无题》)在诗人眼中，母语是印在自身深刻的烙印，是欲罢不能的牵念，这种挣扎是苦痛的。“我对着镜子说中文”“苍蝇不懂什么是祖国”“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①(《乡音》)对于北岛来说,在异国他乡,文字、语言都不通,汉语作为母语的意义被特别凸显,“汉语”也是“祖国”的近义词。在北岛90年代的诗歌中,“母语”是常常出现的词语。在一次访谈中,北岛这样说:“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唯一的现实。”④这意味着,只有在母语的语境中,诗歌才能成为可能，北岛才能找回自己。诗人与母语相依为命，母语是他在漂泊中通往心灵深处的故土的唯一途径，也是他流浪中一解乡愁的良药和毒药——用母语或其他什么与祖国相关的东西来解一时的乡愁，但是北岛深知一切都在变，祖国在变，他在变，老北京已不存在，他的乡愁只是记忆中的乡愁，回去的路已不复存在。再者，作为诗人，他深知漂泊是心灵的召唤，他只能往前走，即使是朝着返乡的方向，也是走在无尽的路上，漂泊中的“乡愁”的毒永远无解药。正如许多学者总结的一样，北岛后期的诗歌是关于“变异”的思想，历史的变异、个人生活的变异、时间的变异、生命的变异等等。“与它的影子竞赛/鸟表成了回声”，①(《工作》)“邮箱醒来/信已改变了含义”，①(《下一棵树》)“日复一日，苦难/正如伟大的事业般衰败”，①(《进程》)北岛的理智不允许情感的泛滥，冷静地告诉自己一切都在变，时时刻刻的变化已经消解了他的乡愁，回去的路根本就不存在。“一切皆处在变异之中，抓不住往事，留不住历史，甚至事物的意义也总在实现的时刻改变”。⑤

三 返乡之路：“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

既被孤独诱发的乡愁缠绕，又在孤独中理智地前行。从有家不愿回到有家归不得，北岛的内心在漂泊与返乡的矛盾之间挣扎，而北岛的生存实体——身体的返乡却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实现。

2001年北岛因父病重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北京，2003年又回去一次，两次各停留一个月。这是一种身体的(外在的)返乡，也是另一种精神的(内在的)漂泊。北岛在《城门开》序《我的北京》里写道：“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没想到，北京已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变成了异乡人。”⑥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又说到：“现在真的不觉得北京就是家了。我在世界上有好几个家。我的乡愁被第一次回北京给治了，写完《城门开》基本就痊愈了。”⑦老北京消失又无处寻找替代，北岛的乡愁就悬在了自己的脑海里，带着自己独有的乡愁走天涯，也就“处处无家处处家”了。按照北岛所言，乡愁被治愈，应该是可以更加毫无牵挂地顺应诗人内心的呼唤去流浪，但是他在2007年选择回到香港定居，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最初，对于陌生的港粤文化北岛也是需要适应，定居四年之后，对香港，北岛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归宿感。2011年北岛到内陆参加会议期间回了一趟北京，返回香港时忽然感觉回家了，“我自己也会感到很羞愧，为什么离开北京反倒觉得回家了？”⑦北岛的困惑也是我们的疑惑。“扎根”香港以后，北岛开始为诗歌忙碌，筹备举办两年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至今已非常成功。北岛表面上已经安定下来，享受香港的生活，那么现在说来，漂泊之于他呢？“返乡”完成了吗？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如北岛所言，是漂泊让北岛成为今天的北岛，使他“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⑧漂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来自于内心的需要。人到中年，青年时期的理想和力量还在，是漂泊还是靠岸返乡，实体的形式不重要，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法，就像写诗的北岛和写散文的北岛一样，内心的流浪和漂泊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这意味着北岛这艘巨轮不可能永久停港靠岸，响应大海的召唤，他的漂泊之路永无尽头，“返乡”也永远在路上。“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①比迷途还长的归程，一生也走不完。

“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最初的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⑥北岛从远离祖国漂泊海外到回国回北京最后定居香港，经历了一段复杂曲折的旅程——怀疑反抗，远走天涯追寻理想；坚守初心，异国他乡独尝漂泊艰辛；乡愁缠绕，情感理智矛盾挣扎的别样“返乡”。这过程中的矛盾挣扎、孤独煎熬是无尽的，这条漂泊和返乡之路也是无尽的。而北岛的诗歌和散文正是这无尽路上的同行人和陪伴者，他用写作顶住生活的压力，用写作抵抗内心的孤独，用写作在陌生国度造成的精神荒原里浇灌出美丽的花朵。

注释

① 北岛：《结局或开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 27, 23, 7,24,240,175,116,148,155,122,208,222,175,259页。

②北岛：《蓝房子》，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35页。

③北岛：《北岛的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④唐晓渡、北岛：《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载《诗探索》,2003年第2期。

⑤陈晓明：《文学超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⑥北岛：《城门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2页。

⑦南丁：《北岛：野兽还是家畜》，2011年12月19日《中国新联周刊》。

⑧北岛：《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陈晓明．文学超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2]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现代中西诗学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