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攀,何文泽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郧阳抚治与明代十堰的水利建设

左 攀,何文泽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明朝成化年间郧阳抚治的设立，为抚治驻地十堰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一代代郧阳巡抚的督导和支持下，十堰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作为公共设施的水井建设成效显著，汉江航道的运输条件也明显改善。水利事业的进步不仅为十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区域地位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对十堰的区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堰；郧阳抚治；水利；地方文化

明朝前期，朱元璋对以十堰为中心的荆襄山区实行封禁，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山区拥有大量无主闲置土地，反而吸引大量破产农民。从永乐年间开始，流民陆续突破封禁进入山区，景泰、成化时期达到高潮。在多次军事行动均告失败的情况下，明宪宗命原杰赴山区抚定流民。成化十二年(1476年)，朝廷“开设湖广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1]《卷160》,并“专设郧阳抚臣，兼制三省”[2]，知府和抚臣的驻地均在郧县。十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

一、明代十堰的农田水利建设

十堰位于秦巴山区东部，气候温和，降水丰沛，属亚热带气候区，但崇山峻岭的地形条件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清朝以前，农耕土地多集中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地带，粮食作物以稻、麦、粟为主，三者中以水稻为大宗。在秦巴山区，稻米生长旺盛期恰值伏旱季节，如果没有堰渠灌溉设施，水稻丰收几乎无望，因此，农业发展与灌溉水利密切相关。古代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利用水资源改变和调节农业生产面貌，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随着移民潮的兴起和郧阳抚治的建立，十堰的农田水利事业在明朝中叶迎来了中兴。因遗留资料限制，今天已经无法复原当时的全貌，只能将规模较大、资料保存较完整的三个代表性工程列举如下。

盛水堰、武阳堰，传说为春秋时伍子胥所修。在郧县北五里。“成化间知县戴琰穿，计四百余丈。弘治中，都御史王鉴之檄府重修，有碑，立迎恩观。”[3](P514)“武阳堰，(郧)县西北二十里。弘治中，都御史王鉴之穿。正德中，都御史刘琬檄府重修。”[3](P514)为保证农田灌溉，郧县军民年年重修二堰，但这种修筑“不过代(伐)木畚土苟简目前而已。时而骤作，山溪饮满，水势奔突，昔所伐以畚者举随之去矣”[3](P771)。弘治十三年(1500年)，知府胡伦主持修复。“仍旧址剔沮洳，去枿翳，甃以巨石，翼以良干，栉比而鳞次，虽高深广袤，丈尺不加于旧，而规模宏远、制度精密，视昔盖十倍有加。”[3](P772)这次大规模修复得到当地百姓的高度赞扬。当地举人韩谟在《武阳盛水二堰赋》中写道：“博采石于山麓, 坚亘堤于溪中，其来也，任盈缩而为之蓄泄；其去也，随广狭而为之通融。”实乃“万世之所永赖而御灾捍患”[4](P903)的千秋大业。

潵澥堰，在郧阳府房县南十五里。世传为西周尹吉甫所凿，灌田万余亩。水源出自滴水岩，属泉水灌溉系统。其灌溉区域为长条形梯级谷地，按高下分三畈依次取水。如果上畈堵住水口则中下畈无法得水，下畈为生存往往决口偷水，一旦成功，上畈必定干涸绝收。这种水利环境导致争讼不断，官府疲于应付。针对严重的争水矛盾，县令朱衣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加固堰堤：“环畈而圩之，毋使旁泄。”二是加设石斗门为分水工具：“凿石为斗门，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为官七十余，上溢则版以障之，下涸则启以泄之。”三是明确用水秩序：“与守畈者约：其下畈当受水而不与水者，罚在上畈；不当与水而辄启水者，罚在下畈。”[3](P836)时任郧阳巡抚的王世贞作《潵澥堰斗门碑》叙述此事。王氏抚郧在万历二年(1574年)至万历三年，此次改造大概也在这两年中的某段时间。

千工堰，洪武年间朱社长所创。引天河黑龙潭水灌田千余亩。“后因人物稀少，堰工浩大，倾塌未修。成化十有二年(1476年)，郧西设立县治，军民杂处，食力者众。迨癸丑(1493年)邑侯刘君理，广东人，以民食为急，国税为重，择委里老王恭等督率工役，聚石采木，重为修造，匝一岁厥工告成，虽曰劳民，实有利于民也。今令尹西蜀王君才下车，尤重其事，不时省视，损即随修，以是水利疏通，岁获丰稔。”[3](P890-891)此堰名曰“千工”，想必是堰工浩大，每次维修动费千工的缘故。自郧阳设抚、郧西设县以后，千工堰受到高度重视，维修成为官府和百姓的日常工作，终明一代，此堰始终保持着“水流之滔滔，田禾之薿薿”的壮美景象。

十堰的水利建设总体上以多首制引水灌溉渠系为主。“有修凿土塘以蓄灌溉者；有见彼山山洞有水，从下截流就上，顺山形而越翻冈岭为渠者；有因石泉而梳流者。”[5](P182)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列举的都是历史悠久、记载详细的大型堰渠，与垦殖扩长相一致，在溪流山涧地带修筑的小型水利设施不计其数，“凡山间平地有水之处，概成良田”[6](P5)。如果将所有小堰渠灌溉面积加在一起，这个数字将远远大于大型堰渠。只因小型水利工程数量多、规模小且分布分散，有的甚至时修时废，很少见诸记载而已。

二、明代郧阳府城的水井建设

经历了元末的战乱和两次流民起义，当时属襄阳府管辖的十堰地区一片萧条,郧县连城池都没有。成化十二年，“因流贼刘千斤等作乱，都御史原杰奏请开设府、卫于郧，以旧基恢拓之，甃以砖石，周八百余丈，高一丈五尺”[3](P136)。与郧阳抚治一同设立的还有湖广行都司、郧阳府、郧阳卫。郧阳府城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治所一跃成为总镇湖北、河南、陕西三省，驻扎巡抚、知府、知县三级官衙的一方都会。

在郧阳抚治设立之前，郧阳百姓的生活尚处在原始状态，“郧在万山，自古无井，民惟饮江水”。直到1476年，“知府吴远始于府廨中凿一井，既而都司各就近凿凡三井，城人乃得井饮，至今赖之”[7](P447)。郧阳设抚以后，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官僚之往来，商贾之辏集, 视昔加倍。汲者日多，四井不足以供饮用。又井在司、府官廨，江在城外，门禁启闭有时，军民出入不便，缺水或用钱三四文始得一二斛，甚至争汲殴斗、破面者有之”[7](P447)。为解决日益尖锐的人水矛盾，郧阳巡抚沈晖“因檄有司，浚治旧井，使源泉清洌，不至汙泥。仍于各坊里衢，相地之宜，凿井六以便汲。”此后“居民皆得井饮，罔无不足，且免江汲之劳、瘿疾之忧”[7](P447)。这项深得民心的水井建设为府城居民解决了饮水难题。

吴远是郧阳府首任知府。府城最早的四口水井当建于他任职的1476年至1482年之间。第二次水井建设的倡导者沈晖在1494年到1496年间担任巡抚。两次建设之间的十余年府城人口增加数倍，却没有新增一口水井，原因何在？万历二年(1574年)，时任郧阳提督抚治都御史的王世贞在都察院衙署内开凿水井，并作《使寏新井记》以记之：

使院故无井，晨取给于一里外。运甓者踰十人，而犹不给。予莅事之三日，进群吏而诘之：“即无问劳力役者之肩与踵，一夕东门钥而牙城钤，阁之间缓急何所恃哉?”行相地于帅厨之后隙艮隅而凿之，凡四十尺而得石，又五尺而甘泉见。初沫起若瑟瑟，俄觱沸腾溢，其洌冰齿。可以佐茗色，益茗味。因为之铭，以示后人。[7](P468)

我们可以从王世贞的描述中管窥府城凿井的工程难度。明朝的一尺折合今31厘米，从地表向下挖四十尺见石，凿石五尺方见甘泉。井水源于石下，水质甘甜清冽，觱沸腾溢，显然不是汉江补给的的浅水而是隔水层之下的承压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开凿这样的水井自然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再加上购置石材垒砌井壁的花费，绝非一般小户所能负担。而郧阳府是建立不久的新城，罕有大富之家，更少有擅长选址的技术人员，作为公共生活设施的水井只能由官府负责建设。好在这种取用承压水的深井虽工程浩繁，但供水充足，旱涝无虞，一次努力，代代受益。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些巡抚们不惜浓墨重彩，将凿井的经过作为政绩载诸史册。

相对于数百万流移人口的落居和郧阳山区的开发，建设十几口水井算不上丰功伟绩，但对于郧阳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吴远知府在府城内首开凿井先例，预示着一种新的、更卫生也更为安全的饮用水资源及相应的取水方式在郧阳出现了[8](P204)。这种新的饮水习惯在短短数年内被城内居民普遍接受，以至于宁愿重金买水、争汲殴斗也不再取用江水。

三、明代十堰的航运水利建设

十堰地区山多地少，地形条件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生产，但包括生漆、桐油、木耳、香菇、茶叶、药材在内的经济林特产十分丰富。康熙年间的郧西县令郑晃称郧西一带“水田绝无，间有沟田，多忧旱暵，其民困于赔累者十居八九”。用于缴纳赋税和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货币收入“不过藉所出土产，如山果、木耳、五倍之类，赖有客商相与转移，故正赋不取给于田而取给于山”[9](P266)。这份清初的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当包括明代在内。贫困的山区自然无法提供广阔的特产市场，再优质的特产只有运出山区方有收益。以多山著称的郧西没有发达的陆路交通，但“江路南来通汉水，天桥西去逼商州”[4](P906)。汉江及其支流天河是特产外销的交通命脉。然而天河“断岩怪石，盘错渚道，水势多湍悍……是舟楫罔济，民艰运饷鲜货储，公私交困者几百年”[3](P887)。打通天河黄金水道是郧西经济发展和财源稳定的客观要求。嘉靖二十七年 (1548年)，县令黄翊决心疏浚天河，刚好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冬，适巡抚中丞退斋林公兴利檄至，侯喜曰：“天时协矣，机宜会矣，事其有就乎。”遂以兹役请暨上于抚治中丞素斋于公，郡守秋亭徐公，悉报可。且有乐事劝工之阞。乃毅然以疏治为己责。度其庸役之费，首合僚佐各捐俸若干缗以倡诸始。逮厥士民亦罔不效劳输力，仰承休德，而督率之任则嘱诸邑尉董君楠、幕宾陈君可、疏派有则而不穷乃力，决排有方而不拂乃性，爰始孟冬之吉，越六月功乃就绪。[3](P885-886)

黄翊主持的天河水道治理工程“役不及万人而功可大，费不及百金而利可久”[3](P886)。可谓事半功倍的民心工程。治河如此成功首先归功于“决排有方而不拂乃性”，即在工程规划中尽量不改变河流原貌，努力顺应水流方向，这种治河理念与传统的道家思想和今天的生态文明不谋而合。其次是上级官员的鼎力支持。“退斋林公”是湖广巡抚林云同，“素斋于公”是郧阳巡抚于湛，“秋亭徐公”是郧阳知府徐桂。当时郧阳府受湖广巡抚和郧阳抚治的双重领导，对黄翊治理天河的请示，“二公心许其能，深嘉厥请，且给费支若干，责成劳来者备至”[3](P888)。天河治理是在湖广巡抚倡导、郧阳巡抚审批，郧阳知府督导，郧西县令主持下完成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郧西官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天河水道成功开通的决定性因素，也从侧面印证了山区百姓改变闭塞状态的迫切要求。

四、郧阳抚治对水利发展的大力推动

从洪武开国到成化十二年(1476年)的百余年间，十堰的水利建设近乎停滞。郧阳设抚以后，水利事业迅猛发展，历代抚臣对水利建设的行政督导和资金支持，是十堰水利事业迅猛发展的关键原因。

郧阳抚治设置初期，巡抚并不直接领导水利建设。郧阳府城的捍江堤始建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首任都御史原杰只是“委官督民修筑，以防汉水之患”[10](P213)。弘治以后，情况渐渐发生变化，“武阳堰，(郧)县西北二十里。弘治中，都御史王鉴之穿。正德中，都御史刘琬檄府重修”[3](P514)。这两次修堰都是巡抚督导，知府主持。“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八月，都御史王守……重修武阳、盛水二堰。”[7](P221)到明朝中后期，由郧阳巡抚亲自主持修葺盛水、武阳二堰可能已经成为惯例。

除了督导水利建设，也有郧阳巡抚都御使直接介入用水纠纷，并动用都察院经费维护水利设施。正德十三年( 1518 年) , 陈雍“禁上流之曲防者”[7](P218)。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都御史叶照“委通判叶钦修筑、疏导武阳、盛水二堰，罪壅泉于上流者，永为定规”[7](P223)。万历十三年(1585年)都御史方弘静“禁止武阳、盛水二堰上流专利者”[7](P229)。由正三品巡抚都御使对上游截水问题三令五申，可见郧阳巡抚对水利的重视。

为治水有功的下属树碑立传是郧阳巡抚支持水利建设的另一种形式。弘治十三年(1500年)，武阳、盛水二堰的修浚由郧阳巡抚王鉴之督导，郧阳府知府胡伦主持，王鉴之作《重修郧阳府武阳、盛水二堰记》，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而大赞胡伦“明敏而练达，刚方而惠和，其于民事则搜罗抉剔，靡不兴革”[3](P771)。房县令朱衣成功制定分水细则，王世贞作《潵澥堰斗门碑》叙述此事，除了赞扬下属功绩，还考虑到“(县)令迁徙无常，久或忽忘，不以时饬治，奸民起而修一旦之忿，破毁成业”。必须将分水规则“勒石而树之通衢”[3](P837)，让习惯法文字化，借助官府权威和乡规民约的力量共同保障制度的执行。这些正三品巡抚都御使为知府、县令歌功颂德，这是上司对下属政绩的认可，更是对基层官员致力水利的鼓励。

纵观郧阳抚治两百年，巡抚对水利建设由审批、督促到领导，最后直接主持甚至亲自捐俸，关注程度总体呈步步上升之势。究其原因，对抚治初期的巡抚而言，平定匪患，招抚流民入籍是最紧迫的任务。弘治以后，安定社会，防止抚民再度流移成为巡抚的主要职能，水利建设无疑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使附籍流民安居乐业的最佳途径。巡抚工作重点的转变促进了对水利关注程度的提高。

五、水利事业对地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明代水利事业的勃兴对地方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最明显的当属地名了，巴山汉水之间,以“坝”“堰”“陂”“塘”命名的地名随处可见。就连“十堰”最早也是水利设施的名称：明代先民在百二河上修建的十个梯级水利工程，在“县南六十里，引溪水为之”[3](P514)。随着行政区划的变革由乡到县级市，如今已经取代郧阳成为鄂西北的总称。

明清以来十堰出现了大量以水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明代韩弼《十堰春耕》曰：“布谷声中水满溪，南畴北陇把锄犁，功农不费田官力，腰鼓一声人自齐。”[4](P904)如果是播种耕地自然无需敲锣打鼓，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自然是为了分水灌田。云南巡抚贾洪诏游历家乡，也作了一首《十堰春耕》云：“十堰乘东作，春霖快一犁；鸠呼桑社外，犊叱柳桥西。水足三农慰，晴开万井底；南坪古沃野，丰稔问群黎。”他们写诗的目的本为歌咏先贤、感恩水利，但也为我们留下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珍贵史料。

在十堰地区的方志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型水利工程的开创者往往是与本地有关的历史名人。如武阳堰传说是春秋时伍子胥所修，潵澥堰世传为西周尹吉甫开凿。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都是背离历史事实的文化创造。然而对当地的百姓而言，却是真实不虚的群体记忆。在他们心目中，水利工程是他们丰衣足食、繁衍生息的养命之源，如此重要、伟大的事业自然不是普通人能够完成，非古圣先贤不足以当之。通过无意识地迎合大众心理而构建的地方文化还包括民俗节庆和民间信仰。古人建造重大水利工程，往往要建庙供奉水神。黄翊就曾在天河旁“树神祠三间，秩水祀”[3](P888)，郧阳府城“井旁置有龙王庙，妇女概不上井打水”[11](P12)。这些习俗在我们今天看来显得莫名其妙甚至可笑，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人对水利设施的无比敬畏！水神杨泗将军也受到十堰人民的特别尊重，“每年六月初六，渔民和船工都聚集于龙山嘴下的杨泗庙，举行盛大集会，祭祀杨泗将军。这天人们烧纸焚香祈其保佑行船安全。然后大摆宴席，唱戏三天”[11](P50)。水利事业和民众广泛参与的节庆祭祀活动融为一体，赋予了十堰文化新的信仰内涵和文化特质。

[1] 明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 明会典(卷131)·各镇分例[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周绍稷．万历郧阳府志[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7．

[4] 湖广图经志书[M]．嘉靖元年刻本．

[5] 杨廷烈．同治房县志[M]．同治四年刊本．

[6] 陈圯芬．宁羌州乡土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7] 裴应章，彭遵古．郧台志[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6.

[8] 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9] 程光第．同治郧西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0] 张培玉．郧阳志汇编[Z]．十堰: 鄂十内图字2007年第001号．

[11] 杨郧生．郧阳民俗文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刘明)

YunyangProvinceandWaterConservancyConstructionofShiyaninMingDynasty

ZUO Pan, HE Wen-ze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andTourism,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541001,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Yunyang Province in Chenghua Period of Ming Dynasty provided the province station Shiyan with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The well construction as public facilities flourished with remarkable results. The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of the Han River waterway had improved significantly. On one h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gres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Shiya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status.On the other hand,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gres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regional culture in Shiyan.

Shiyan; Yunyang Province; water conservancy; local culture

2014-03-10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明朝郧阳府历史研究”(2005z156)

左 攀(1985—)，男，湖北十堰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研究生，郧阳师专汉水文化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水流域历史文化。

K928.4

： A

： 1008—4444(2014)05—0010—04